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实践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科学回答了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党在十七大向人民、向世界、向未来作出的庄严政治宣示。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旗帜是奋斗目标，旗帜是发展道路，旗帜是指导思想，这三者是高度统一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这一重要思想是学习领会十七大精神的关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旗帜 道路 理论体系：统一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新时期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这一最鲜明的特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展开中得以彰显；快速发展这一最显著的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跃升中得以实现；与时俱进这一最突出的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步中得以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在新时期最根本的历史性成果，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表现形态不统一，实质内容却是统一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的同时开拓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展开和深入的，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跨越的成就中愈益自觉和坚定的，是在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的长期坚持不断发展中越走越宽阔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的宝贵经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继续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理论结晶，不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智慧和心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和思想精华，创造的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新思想的宣言书；1992年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变化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探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在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成果，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不同重大问题，既有独特贡献又紧密相联，构成一个随着新的实践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巩固和弘扬的。
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合乎实践和认识规律的发展过程。
1982年在十二大宣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标志着我们党举起了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21世纪的伟大旗帜。
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的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五大明确提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确定高举理论伟大旗帜。
理论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举理论伟大旗帜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举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十七大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整合，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科学范畴，明确作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战略决策。
这一重大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
旗帜 道路 理论体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中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内在的、有机的统一，统一的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实践有其自身的逻辑，也就是实践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使得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统一逐步加强、渐进实现。
我们党从成立之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
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基本课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搞革命、建设和改革，没有现成的答案和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旗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道路中国化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道路中国化的两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旗帜中国化的问题，思想和理论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的时代性旗帜。
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探索，继理论之后，又相继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丰富和完善，迫切要求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点上，实现旗帜和道路、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统一。
也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名称，把道路中国化与旗帜中国化统一起来。
十七大顺利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
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作用和力量尤其重要。
必须依靠旗帜的力量统一意志、凝聚人心，依靠旗帜的力量集聚资源、动员人民。
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才是最具号召力、感召力的旗帜。
旗帜的力量来自道路的力量支撑。
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越走越宽阔的道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就是最有吸引力、说服力的旗帜。
旗帜的力量来自理论的力量支持。
理论把握道路的规律、指导道路的实践，理论论证旗帜的根据、丰富旗帜的内涵。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真理性理论体系，就是最有辐射力、生命力的旗帜。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统一起来，就能够更好地实现旗帜、道路和理论的力量相互支持、相互转化、相互强化，更大地发挥旗帜、道路和理论的力量的整合效应，从而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成为高扬的旗帜、伟大的力量，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一致的奋斗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要求我们党把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实践脉搏同节律，不断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永不停滞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
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成果，都为这个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珍宝，都为后人的与时俱进铺垫了新的起点，不断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
这些创新理论，有着鲜明的时代和实践特征，有着独特的理论和历史价值，它们又都是同一项历史使命的思想求索，都是同一块实践土壤的认识之花，因而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绚丽多彩，却又同根同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创新成果，既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实践，又凝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新的内涵。
正是在这种实践与理论生生不息的运动转化中，促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新的统一。
旗帜 道路 理论体系：统一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历程中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十七大提出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战略任务。
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最重要的就是要提供更加有力的政治保证、路线保证和思想保证。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就是顺利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坚强保证。
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中，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统一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实现这种高度统一的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将更加明显和增强。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是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的背景下推进的。
要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困难和风险，就必须坚定信念、增强斗志，明确道路、掌握方向，勇于探索、把握规律。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有效应对机遇和挑战，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在更大程度、更高层次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目标与道路、理想与规律的融合转化，必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制度资源、思想资源更充分地运用起来，把它们的激励功能、导向功能、科学功能更完全地发挥出来，使其全部聚焦于、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发展为了人民，还要依靠人民发展，造成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政治局面。
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等，使得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性加强、难度加大。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引领人民、赢得民心，创造了更加有利的体制。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高扬了众望所归的伟大旗帜，夯实了与民福祉的康庄大道，构建了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理论体系。
这就从根本上顺应了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塑造了稳定的长期的向往的社会愿景，从而最大程度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让全体人民谱写自己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高度统一，为我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确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高举旗帜的重大部署，是拓宽道路的崭新举措，是发展理论体系的实践环节。
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力量，进一步增强高举旗帜、坚持道路的坚定性；将鲜明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宽广前景；将生动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时代价值。
了解历史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严重危害中共“五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继展，并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
当时陈独秀、鲍罗庭等人把同所谓“左派”的关系问题，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
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左派军人”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不与共产党分裂，竟不惜压制工农，牺牲革命利益。
鲍罗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国民党左派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的倾向，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不是共产党；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合作是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陈独秀的观点与鲍罗庭是一致的。
鲍罗庭这里所表明的压制工农运动、屈从国民党汪精卫的思想，实际上成了当时党中央的工作的指导方针。
夏斗寅叛变后，蔡和森、李立三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建议。
这个建议被“左派中心”论所否定。
当时由于形势所迫，武汉政府曾允诺拨发两千条枪和若干经费武装工人，但党中央领导人为了避免造成同国民政府的对立，竟没有争取其实现。
在对待马日事变的问题上，共产党中央和湖南省委表现了严重的右倾动摇。
事变发生后，湖南省委自行解散。
党中央则一面把责任归之于农民运动的“过火”，一面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于汪精卫，唐生智。
当“查办”代表团赴湘失败后，中共中央曾致书国民党，提出：应由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等的“救党委员会”系反革命组织，派军队联合民众共同推翻之；保障工农组织及共产党在湖南的活动自由，武装农民以防御反革命叛乱。
但并未发生任何作用。
五月下旬，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部长的国民政府农政部发出布告，声称要纠正“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对于“轶出正轨”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五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紧急指示，提出如下挽救革命的措施：坚决“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工农运动，吸收工农领袖“革新”国民党中央，依靠工会农会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动员两万共产党员、五万工农群众成立一支新的可靠的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坚持主张党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
不仅如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为了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竟把这个指示拿给汪精卫看。
这个指示便成了汪精卫进行“分共”的一个主要借口。
六月，当反动军官们磨刀霍霍、汪精卫正积极策划“分共，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压制工农，向“左派”让步。
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告：“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
六月二十五日，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已非常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
他提议“中央及军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但蔡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领导人采纳，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
议决案写道：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和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的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
但是，这种种让步，并没有能拉住汪精卫。
在中共中央的容忍下，汪精卫等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分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忽略对革命武装的掌握。
苏联曾给中国大量武器援助，但却只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工农并未能得到武装。
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对苏联这样做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也没有作出努力，去直接掌握军队。
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已发展到三十个军，而共产党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却很少。
后来周恩来曾指出，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干部中建立必要的革命领导权。
我们放弃了许多能够被争取过来的优秀军官。
假如我们那时大力争取这些军官，在一九二六年我们仍然有可能为共产党部队招募和装备十个师。
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革命武装，缺少后盾，陈独秀等人的态度就只得以国民党上层领袖的意图为转移，而国民党的上层领袖又被手握重兵、仇视工农运动的反动军官们所左右。
结果是，面对汪精卫和反动军官们的猖狂进攻，共产党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
革命只有失败。
奇瑞轿车是哪里的品牌
奇瑞汽车是我们中国的品牌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由安徽省及芜湖市五个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国有大型股份制企业，坐落在水陆空交通条件非常便利的国家级开发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占据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枢纽地位，是长江流域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物流中心。
公司于1997年3月18日正式破土动工，至2003年3月，已全部完成一期至二期投资建设，占地面积130多万平方米，现已经形成年产40万台发动机和30万辆整车的生产能力。
前两期工程都拥有各自的轿车生产四大工艺，即冲压、焊装、涂装、总装，此外还包括两个发动机厂、一个变速箱厂。
2003年4月1日，奇瑞公司三期工程也正式破土动工，四期、五期工程也在紧张地规划之中。
奇瑞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风云、旗云、QQ、东方之子、瑞虎五种车型。
2001年3月，奇瑞（风云）轿车成功推向市场，短短两年时间，一款风云轿车使奇瑞迅速成长为国内主流轿车企业，跻身国内轿车行业八强之列；于2003年6月份推出的奇瑞QQ系列轿车和奇瑞东方之子系列轿车再一次体现了奇瑞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QQ以时尚的外形、宽大的空间、强劲的动力、精致的内饰引领中国微型轿车的新潮流 ；东方之子则成为进军公商务用车市场的利器，与当年风云轿车一样，它的上市，成为2003年汽车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同年8月份，奇瑞又推出了奇瑞旗云系列轿车。
也在当月，奇瑞月产销突破一万辆，成功完成产品线布置，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2004年4月15日奇瑞第二十万辆轿车下线，预示着这个汽车业的新锐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支柱企业，成为中国主流轿车企业之一;2005年3月22日,奇瑞第一辆SUV上市,瑞虎(TIGGO)的下线成功实现奇瑞轿车向奇瑞汽车的精彩转身；2005年3月28日，奇瑞发动机二发启动及首台发动机点火仪式在奇瑞第二发动机举行，从而实现中国在主要零部件自主研发上零的突破。
汽车出口是检验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发达程度的指标，只有大量出口才能跻身于全球汽车工业高水平的竞争。
奇瑞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01年10月，即实现第一批奇瑞轿车出口；2003年与伊朗CKD公司的合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截止2004年12月31日，奇瑞已与全球25个国家建立贸易联系，出口总量逾万台。
奇瑞轿车已得到海外市场的一致认可，国际间合作合资已成为奇瑞公司重要的部分。
从诞生之日起奇瑞就展现出鸿鹄之志，早在2001年2月就通过了中国汽车产品认证委员会质量体系认证中心向我公司颁发了ISO9001：1994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2002年8月又通过了德国莱茵公司的现场审核，从而成为国内首家通过目前国际上最严格最先进的汽车生产质量控制体系--ISO\\\/TS16949标准认证的整车制造企业。
2002年10月，由IBM公司参与实施的SAP\\\/ERP项目正式上线运行，SCM的建成和投入使用、 CRM一期项目的投入使用，使奇瑞公司企业管理与工作流程上实现了与国际同步。
遵循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快速建设，滚动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倡导建校园式工厂，创学习型组织的现代公司氛围，始终坚持实现一个理想、创立一种机制、制造一流产品、锻炼一支队伍的远大追求，一个生机勃勃、发展后劲十足的、迅速向世界一流汽车企业靠拢的现代化大型汽车企业正在形成。
它不会成为家庭的负担，人性化的制造理念，省油的很。
喜欢。
呵...
民国时期的社会是怎样的
具体情况如下，请参考：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
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
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
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
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维新变法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
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
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
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
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
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
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
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共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
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
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
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
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同盟会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
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
北方各省民变迭起。
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
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
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
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
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
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
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
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
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
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
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
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
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
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
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
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
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 上海、 江苏、 贵州、 安徽、 浙江、 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武昌起义崩瓦解之势。
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
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
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
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
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诞生日，源起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辛亥革命。
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
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
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
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1894年11月(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
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
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
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
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
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
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
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
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号召。
《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
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
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精华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
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多达千余次。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
1907年9、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力。
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预政权。
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
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
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1911年5保路运动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为总理的皇族内阁。
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
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
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
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
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
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
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
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
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
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
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武昌起义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
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
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
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
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
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
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
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
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
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
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
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
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
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
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
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
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
《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提出，临时政府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立共和，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
临时政府通告全国采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
[1]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
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
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
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
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
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
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
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
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
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
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
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
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
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
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整风指示，明确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承诺“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可惜，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随后，《人民日报》又以党员来信的形式，刊登了陶铸夫人曾志的一篇文章《应当怎样理解和运用和风细雨的原则》。
从5月8日至6月3日，中央统战部一连召开了13次座谈会，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是“大鸣大放”的蓝本，其实，也是实践在一开始关于“和风细雨”的承诺。
中央把整风的具体形式，也向全国作出示范。
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动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似乎都没有如此强调“和风细雨”的重要性。
“和风细雨”的提出，除了爱护“党内犯错误同志”的一面，也许，更重要的动机，是缓和党内外的矛盾。
这种矛盾，实际上，在当时已相当尖锐。
中央在3月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
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
”中央亦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 。
也就是说，主要责任在党和政府，不在群众。
受到整风初期党和政府的鼓励，以及由于当时正召开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专院校的青年工作骨干，大部分都去开会了，对学生的监控，相对放松。
5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民主墙，贴满了批评共产党的大字报。
天津、西北、南京、武汉各地的学生都开始动起来了。
这种发生在5月的事件，让人联想起1919年的5月。
许多学生，热血沸腾，也正是以“五.四”的精神自许，希望为国家作出一份贡献。
青年学生在这种社会运动中，往往走在前面，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反叛，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定位，比别的阶层，别的群体模糊，因此，他们更迫切地需要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
1957年5月，整个形势，的确充满了风雨欲来的气氛。
运用有关史实谈谈对人民政协的认识
乔瓦尼·秦梯利，他生于 1875 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乔瓦尼相信有两种“完全相对的”民主。
一种是自由式民主，比如美国的那种，秦梯利将其归类为个人主义式——太注重自由和个人权利——因此是自私的。
另一种是秦梯利推荐的“真正民主”，个人自愿从属于政府。
正如他的哲学导师卡尔·马克思，秦梯利想要创造一个类似于家庭的社区，一个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的社区。
这个观点的吸引力太强了。
确实，这至今是左派共同的修辞主题。
比如，1984 年的民主党大会上，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把美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通过政府，大家彼此关照。
什么都没改变。
30 年后，2012 年的民主党大会的一个口号是“我们都只属于政府”。
他们简直就像在引用秦梯利的话。
记住，秦梯利是一名左派人士。
他是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
对秦梯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确实，是其最可行的形式。
当马克思社会主义基于阶级动员人们时，法西斯主义诉诸于国家认同与阶级来动员人们。
法西斯主义者是带有国家认同的社会主义者。
1930 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被称为纳粹——基本上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缩写。
对于秦梯利，所有个人行为都应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没有区别。
正确理解下，两者是相同的。
那么谁是社会的行政机构呢
正是政府。
因此，遵从社会就是遵从政府——不仅是在经济问题上，而且是在所有事务上。
因为一切都是政治的，政府开始告诉任何人如何思考，做什么事。
是另一个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922 年到 1943 年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将秦梯利的言辞化为行动。
在墨索里尼的著作《法西斯的教条》（译注：《法西斯的教条》实为墨索里尼与秦梯利合著）中，他写道，早期法西斯主义其中一条教义是“一切都是政府的，政府以外没有人或价值”。
他不过是在转述秦梯利的话。
这个意大利哲学家现在默默无闻，但他的哲学意义重大，因为它与当代左派的哲学极其相似。
秦梯利的努力对支持中央集权制的进步主义者非常重要。
在美国，左派已大规模扩大政府对私营领域的控制，从医保到银行业；从教育到能源。
这种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正好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在 1930 年代所实施的。
左派不能承认他们的同伴，秦梯利，因为这将破坏他们把保守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
保守主义想要小政府，这样个人自由就能蓬勃发展。
左派，如秦梯利，要的恰恰相反：想要个人和产业的资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政府服务。
承认秦梯利就是承认法西斯主义与今天左派意识形态有深厚的渊源。
所以，他们会把秦梯利留藏在内心深处：死去，埋葬，已被遗忘。
但我们应该铭记，不然法西斯主义的幽魂将会一直纠缠我们。
作者为迪内什·狄索萨，我传递了他的一部分观点（其实也没剩下多少了），原作百度法西斯是左还是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