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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这时候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的组织。
早在一九一九年，陈独秀就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
一九二〇年，第三国际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马林前来上海，安排同中国党联系。
不久之后陈独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几乎同一个时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国学生也开了会，打算在那里成立一个共产党组织。
如果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那么它的成就实在不能算少了。
除了俄国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也是除了俄国以外，唯一能够自称有一支自己的强大军队的共产党。
又是一个晚上，毛继续他的叙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竟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
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人。
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
我是委员之一。
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
在上海，党中央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张国焘[现在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为国民党官员]，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害]，李达和李森[后被害]。
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党校校长]，许白昊和施洋。
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
在北京是李大钊[后被害]、邓中夏、张国焘[现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
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
王尽美和邓患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
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
李立三和向警予。
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
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在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翟秋白等人。
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党——我那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
那年冬天，展开了蓬蓬勃勃的劳工运动。
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在农民中间工作做得非常少。
大部分大矿的工人都组织起来了，学生几乎全数组织了起来。
在学生战线和工人战线上，进行了多次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处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和庞人铨，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赵恒惕的宣传运动。
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
可是在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都是支持他们的。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已经组织成为湖南全省劳工会。
但是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妥协，并且通过协商，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
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
第二年春天，湖南发生多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和承认工会。
大部分罢工都是成功的。
五月一日湖南举行了总罢工，这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的力量已经达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
我到上海去，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
其他执行委员，有[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和胡汉民。
我和他们共事，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
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
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
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
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
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云南军阀杨希闵和广西军阀刘震寰。
广州市和国民党内部弥漫着一片乐观气氛。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的主编，这是国民党宣传部出版的一个刊物。
后来它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还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组织人员，为此目的，开办了一个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来自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来的学生。
我到广州不久便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
林祖涵那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
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
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顿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后来它在广州《农民月刊》和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
第二篇论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
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高潮。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在那里发动他的第一次政变的时候。
在国民党左右两派达成和解，国共团结得到重申以后，我于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
同年五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接着被派到湖南去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
同时，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情况下，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合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
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
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
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
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
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时候，党仍然在陈独秀支配之下。
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开始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
他不顾一切反对，执行小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政策。
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
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
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
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
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
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它根本投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然而，大会以后，还是组织了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采取冷淡的态度，而国民党也肯定感到惊慌，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开始要求镇压农运，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
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指使下对有组织的工人的大屠杀已经发生。
在广州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的叛乱，许多农民和工人被反动派杀害。
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协议，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和政府中‘开除’出去，而这个政府本身很快也就不存在了。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
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这时，党内情况处于混乱状态。
几乎人人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不久之后，武汉的国共合作瓦解，陈独秀也就垮台了。
”
“木”是不是一个姓
姓氏源流 木姓源出有七： ①出自子姓 为春秋宋国大夫孔金父之后，以祖字为氏。
春秋时宋国有大夫孔金父，字子木，其支孙有的以祖字“木”为姓，称为木氏。
②出自端木姓 为春秋时卫国人之后，为避仇所改。
据上记载，端木姓是弟子的后代。
字，在众多弟子中，他有口才而能料事，又善于生财，所以，家累千金。
在春秋政坛上，端木赐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历任鲁、卫诸国宰相，曾经游说吴国，出师敌齐以存鲁。
端木赐是当时的卫国人，根据史书考证，他便是端木氏家族的始祖，其后世子孙“以王父字为氏”而姓端木。
其后曾省文为端氏；或避仇改称为木氏，形成了另一支木氏。
③出自唐代百济国中有木氏 时，百济国重归唐，其族人中有木氏。
④出自回族中有木氏 据载，回族中的木姓，主要取自经名之首音。
如“木八刺或木沙刺福丁之后裔，姓木。
”有一部分木姓，也出自沐姓。
如：“明初，因木氏镇守云南有功，被皇帝赐姓‘沐’。
明亡后，沐氏后裔为避灾祸，有些又改沐为木。
”又据载，明清时，木姓回族在陕西咸阳还形成了一个聚居点——木家村。
该村在50年代时，还立有“木际丰（庆生）”的石碑，立碑时间为乾隆十年（1745年）。
木姓回族主要分布在云南、陕西。
⑤出自明朝时云南纳西族贵族阿甲阿得，由朱元璋赐姓木 明代以前，纳西人是没有姓的，名字实行父子联名四个音字制。
明洪武十六年，纳西首领阿甲阿得归顺朱明王后，在朝觐时，朱元璋问他要个什么性，阿甲阿得直率的说要跟皇上一个姓，旁边的官员连忙的使眼色，他急忙改口说请皇上恩赐。
朱元璋没有计较：“你的心意我明白，从朱字中分出一个木，表明你是朱家骨干，木字上加人字就是朱，表明你是朱家人，就赐你木姓吧”。
从此纳西族有了第一个汉姓木。
阿甲阿得之后代子孙相传姓木，称木氏。
木氏认为，木姓为皇帝所赐，只能为木氏贵族专用，对百姓木氏仿朱元璋另赐了个“和”姓。
“和”表示木上添一撇，为戴上木家草帽，旁边加一口，为背上木家筐篮。
“和”即奴仆、劳者。
所以纳西人有“官姓木，民姓和”之说。
木氏归明以后，逐步接受汉文化，并有了汉字之讳。
木姓建筑古城时，如果仿照汉城四周高筑墙，则木字就变成了“困”字，因此木氏自然就不愿筑城墙。
⑥出自南方少数民族中有木氏。
⑦白族、蒙古族、东乡族、僳僳族、景颇族有木氏
廉江有哪些名人
1945年春天，南京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曹冉功与家居采石镇的内弟鲁亚鹤经过一番精心筹划，用日寇遗留下来的木材，在翠螺山南麓杨公祠的地基上盖了十四间麦秸草房，并借用彭公祠、李公祠、杨公祠三公祠的房舍，创立了安徽省当涂县私立采石中学（简称采石中学）。
学校成立董事会，鲁亚鹤任董事长兼校长，下设校务主任和教务主任负责处理行政和教学的日常事务。
教师有十来人，主要聘请南京教育界有一定名望并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师任教，使用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教材。
该年9月4日学校开学，从初一到高三，为完全中学，共7个班，有学生180多人。
设有公民、国文、小代数、范氏大代数、三S平面几何、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物理、化学、植物、动物、生理卫生、英语、历史、地理、美术、体育等课程。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
1945年12月，国民政府派邓吴明以皖南行署专员身份对采石中学进行接管。
设在芜湖县的湖南同乡会认为日寇投降后，复兴工作应以教育为第一要义，并于1946年元月召开理鉴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在采石三公祠创办一所中学，以一千多亩祠田和其他收入为办学基金；会上选聘了校董，成立了校董会，以邓吴明为董事长，李培云任副董事长，鲁亚鹤等为董事；推举李君素女士为校长。
由李校长建议经会议讨论通过，校名定为“安徽省当涂县私立刚直中学”。
意为“培养学生有刚毅正直的品德，热爱祖国有作为的新青年”。
学校以“刚毅正直”为校训；邓吴明作词，江某某作曲写了刚直中学校歌，其词如下：扬子江上，采石矶头，屹立着刚直中学，这里滋生亲爱精诚，且做且学。
学校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管理日常教学、思想、生活工作。
学生成立学生会。
1948年是刚直中学全盛时期，从初一到高三共8个班，有300多学生，学生来源除本县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湖南、芜湖、南京、上海等地。
学校篮球队“鹰队”经常赴南京、芜湖、合肥比赛，甚至和当时的国家队也赛过球，球技名震宁芜，久盛不衰。
刚直中学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冯介然、赵寅明在校活动。
当时南京《大刚报》记者陆平经常来校逗留，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跟踪。
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谌汉初、马维玲、谢锦畴先后任校长、代理校长，主持学校工作。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沿江布防，在采石太白楼、观音阁、广济寺等处驻军，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学。
1948年底，学校迁往南京中山东路逸仙桥附近一栋楼房内继续办学。
采石解放后，学校于1949年4月从南京迁回原址。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彭建文任校长。
解放后，校长柯育甫和周介仁同志认为“刚直”两字是前清官僚彭玉麟的谥号，不宜用于校名，因学校傍依长江，提议改名为“大江中学”，并于 1951年元月学校易名为“皖南当涂县私立大江中学”。
撤销董事会和训育处。
柯育甫为校长，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为推进办学的民主化，增设校务委员会，由学校各方面代表组成，大事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1949年10月，解放后的第一届学生会成立；11月学校成立了团支部，王传舜为支部书记；成立首届工会。
大江中学时期学生骤减，初高中6个班，学生人数最少时仅有80多人，最多时也只有140多人。
1951年9月，高中停办，仅有3个初中班。
这段时期，学校确立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为学生的学习目的，以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教育学生，以拥护工人阶级领导为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并根据人民政府的指示，把时政教育作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各班成立读报小组，每天下午半小时读报，定期进行时事测验。
1951年9月，大江中学的高中各班并入当涂中学，学校易名为皖南区当涂县私立大江初级中学。
由地方主管学校行政部门任命周介仁同志为校长。
1952年有4个初中班，150名学生。
地区团组织派徐瑞麟任学校专职团干。
由于私立学校经费十分拮据，教学质量下降，多次报告要求改为公办。
1953年11月，经安徽省人民政府芜湖专区专员公署发文通知学校改为公办，学校易名为安徽省当涂县第二初级中学。
从此，学校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学校改为公办后，属芜湖专区专员公署教育行政部门管辖。
顾非任校长。
1954年成立团总支，徐瑞麟同志任第一任团总支书记，协助党支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学校有了初步发展，相继盖了六栋平房，增加了教室，改善了办公和住宿条件；建立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和动植物标本室。
1955年有学生480多人，7个班，教职员工38人。
这其间，学校以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作为学校教育方针。
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科学知识，掌握一定生产技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一代。
学校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教育、祖国前途教育和加强自觉纪律教育；教导处、共青团、少先队、班级通过班会、周会、报告会、故事会、座谈会等形式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重理轻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读初中就是为了上高中进大学”等思想展开批判。
1953年下半年，根据全国中学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学生加强爱祖国、爱劳动教育，校长和上级团组织向学生作了“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的报告，组织学生学习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文章，学习了毛主席的儿子上劳动大学，徐建春、吕根泽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等事迹。
利用课余时间，开垦荒地种向日葵，进行公益劳动，给植物园、花圃浇水、除草，修理课桌板凳，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
1954年上半年，学校组织师生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宪法，组织师生参加抗议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台湾的活动。
该年夏，长江发生罕见的洪水，给学校带来严重困难。
下半年，学校开展抗洪救灾教育和遵守《学生守则》教育。
全校师生员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了灾荒，克服了困难，坚持了教学。
1955年，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农业合作化活动，组织教职员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时期，为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组织教师积极改革教学方法，倡导直观教学法，教师人人动手自制教具，共制作教具204件。
自然学科教研组自制的动物标本被选送到合肥参加安徽省教育展览。
组织教师积极开展持久的听课活动，教师一般每周听1节课，教研组长听2节课，分管教学的领导听3节课。
通过听课、看教学笔记、查学生作业和试卷，开学生座谈会等方法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扎实、全面检查。
这一阶段，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成绩都有明显提高。
1955年毕业生116人，各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的有38人，占32.8%，70分到80到的有52人，占44.8%。
1956年初三学生不仅全部毕业而且都考取高中。
1956年6月尤建国任校长。
同年10月，马鞍山建市。
1957年三月学校易名为马鞍山市第二初级中学。
因无第一而“第二”不妥，7月份始定名为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一中学。
1964年5月16日，郭沫若同志游览采石公园，时任校长吴廉生请其为学校题校名，现有“安徽省马鞍山第一中学”校牌字体即郭沫若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