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背景
《义勇军进》创作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族抗争的烽火。
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
不到1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
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联艰苦抗战的时候，一首歌曲从上海的一座监狱里传出：这是作家田汉为当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一首歌词，由聂耳谱曲，它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
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
田汉被捕后，音乐家聂耳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初稿，曲谱定稿后，寄回国内。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
《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
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
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
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
当他读到歌词“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
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
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
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
游击队之歌 作曲者简介和演唱者简介
<<游之歌>>作词曲：贺绿汀，(1903-1999) 湖南邵阳市邵东。
早年参加湖南农民和广州起义。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教员，明星影片公司音乐科科长。
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1队，后在重庆育才学校任教。
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
1943年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
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之歌》、《嘉陵江上》、《牧童短笛》等，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
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逝世。
歌手：杨佳 上海人 天秤座 《what’s rap》(原创)《星光愿望》(原创) 上海金融学院金融系大二 曾在校举办个人演唱会，属舞台型选手表现能力较强，RAP等 由东广音乐动感101 著名主持人孙仲瑜选出 曾在校举办个人演唱会 属舞台型选手表现能力较强 性格特征：可爱机灵，酷爱耍帅，帅气洒脱 《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14-1947)，原名孙默心、孙培元、铁克等，1914年12月5日出生于上海市。
从1920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市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治公学读书。
1926年考入南光中学，后因家中生活困难辍学。
1929年到美亚保险公司任职员，并坚持读夜校。
九一八事变，麦新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35年，他参加上海进步歌咏团体——民众歌咏会业余合唱团。
1936年，参加歌曲研究会和中国歌曲作者协会。
他经常与吕骥、冼星海等音乐家一起学习和探讨音乐创作。
抗日战争时期，麦新参加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战地服务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中，他创作了《向前冲》、《马儿真正好》、《大刀进行曲》等歌曲60 余曲，歌词《九·一八纪念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卫马德里》等20余首，还写了《关于创作儿童歌曲》、《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谈特点》等论文。
1940年，经周恩来、叶剑英介绍，麦新被分配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
他成了群众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个时期，也是他进行歌曲创作的高峰期。
他的主要作品有《春耕小曲》、《保卫边区》、《歌》、《红五月》、《志丹陵》等。
他担任过延安作曲者协会干事会的干事、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执委、聂耳创作奖金评选委员会的评委等职。
1945年8月，麦新随陈毅赴华东、上海等地工作，后又转赴东北。
同年12月，到阜新煤矿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麦新随中共阜新地委到达哲里木盟。
3月，被分配到开鲁县任中共开鲁县委委员、县委秘书，负责举办工农干部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
5月，任开鲁县城关区委书记，发动群众搞清算、打土豪、斗恶霸。
8月，带领县委工农团到北部的三区、六区搞剿匪反霸、减租减息。
10月，实行战略转移，县委机关撤出县城，麦新率领县委工作团和小街基区部分干部参加吕明仁领导的游击队——“长江骑兵团”，任五大队干部中队指导员，在鲁北、高力板、黑大庙和科尔沁左翼中旗等地打游击。
1947年2月，开鲁第二次解放，麦新任中共开鲁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职，曾主办县委机关油印的《开鲁工作快报》，指导全县工作。
同时，他还深入到情况复杂、斗争激烈的五区（双合兴）一带，带领群众搞清算斗争，组织春耕生产，培养发展一批农村党员。
他生活俭朴，与群众同甘共苦，深受群众赞扬。
他见贫农肖大娘的小儿子没有衣服穿，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给孩子穿上。
他经常帮助群众家挑水、扫院子，见啥活都帮助干。
在他牺牲的前几天，还帮助老贫农郭万才家脱坯、垒墙，给军属刘大娘挑了一缸水，并把身上仅有的一点儿零钱给了刘大娘。
在开鲁县工作期间，麦新配合群众工作创作《农会会歌》、《翻身五更》、《咱们的游击队》等十几首歌曲。
他还经常亲自教唱革命歌曲。
1947年6月6日上午，麦新在四区参加完县委会议后，带领通讯员赵明贵、王振江回五区，准备立即传达县委会议精神。
当他们行至刘祥营子以南的芦家段时，突然遭到大股匪徒袭击。
麦新临危不惧，一面应战，一面命令一名通讯员火速带着党的文件突围。
并和一名通讯员掩护，阻击敌人。
通讯员不幸中弹倒下，麦新就一个人继续牵制敌人。
接着，他也中弹失去了知觉。
敌人冲上来，将麦新团团围住，用枪托、皮鞭毒打，鲜血染红了大地。
麦新从昏迷中醒来，两眼含着怒火，大骂匪徒，视死如归。
歌手：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CNSO），前身中央乐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所属的文艺演出单位，是中国最优秀的职业乐团之一，由国内一流演奏家组成。
历经几代音乐家的努力，中国交响乐团演奏水平始终保持着最优秀的传统。
中国交响乐团拥有一个同样历史悠久的合唱团，其成员均是国内高等音乐院校的优秀毕业生。
从五十年代荣获世界青年节合唱比赛金奖至今，始终代表着中国合唱艺术的最高水平。
为配合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合唱团精心策划、修改重排了大型情景合唱音乐会《燃烧的岁月》。
急需夜场演出司仪主持词，贯口
1、这里是男人的世界，这里是女人的天堂，这里是梦想的乐园，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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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人最爱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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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陌生的朋友不再陌生，让熟悉的朋友更加熟悉。
让我们捕捉飞扬的心灵，让我们挥洒动人的色彩，让我们散发无限的热情，让我们唱出最美的旋律
把新的一页翻开，把新的一幕拉开，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新世纪的舞台
没有一首诗篇会比你更丰富，没有一段旋律会比你更精彩，在我们欢乐的世界里，永远荡漾着你们的笑声与喝彩
你的歌，我的歌，他的歌，我们都有一首共同的歌
那就是春之歌，恋之歌，爱生命之歌，那时我们心灵的歌
亲爱的朋友，请一起聆听我们真情的歌
2、、穿越时空的隧道，走进艺术的殿堂，浓缩歌舞的精华，遨游欢乐的海洋
、没有最好，只要更好。
没有卓越，只有超越。
（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只有还没有到过的地方。
没有上演不了的节目，只有好的还没有上演的节目）3、 享 受娱乐无极线，感觉流行新时尚，没有界限的领域，完全自我的空间，看天下大事，说岁月人生，听高山流水，唱英雄战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扣人心旋一刹那和 梦寐也求的一瞬间，天灵宝地，招揽四方宾客，福星高照，笑迎四方财神，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在不断的进步，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架起友谊的桥梁，听， 动人旋律，感，美好生活，舞，万种风情，享，音乐魅力，黄金打造，重拳出击，精彩演义，现在开场现场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吧`4、谢谢朋友们给我们优秀的二人转演员热情的掌声.在 这里请允许我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今晚的乐队演员 xx.虽然演员都该是很优秀的.但很不幸,因为动物园的门没关上,搞得我这只恐龙跑出来耍了。
呵 呵!污染大家的视觉神经了.但没有关系,我人虽丑,但只要能把开心和欢乐带给在座的所有朋友那就是我能站在这里的最大理由.为了恐龙的存在，来点掌声.谢 谢!每 天都有朋友问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安逸不安逸.\\\/其实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老总乘坐奔驰牌拖拉机来告诉我们,今晚光临的全是本地的商界精英, 政界名流社会人士七十二行的各路状元将会在这里欢聚一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计成本，为朋友们准备了一堂别开生面,独具匠心的演出,雅俗共赏,雅得让你开 心，俗得让你欣赏.而且在演出时候，朋友想吃啥子,想喝啥子,都可以到我们的吧台索取,但在这里，你们可以吃吃喝喝,搂搂抱抱,但吃过啥喝过啥 以后自己买单.好了，朋友们是来看节目而不是来听评书得.我就废话少说.下面请出一位实力乐手为朋友们登台献艺,来.全场的科长处长局长董事长们掌声响起...........掌声之中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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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你想飞让我给你一双翅膀如果你愿做梦让我给你梦里多一点衣裳如果你还在忧伤来吧靠在我的胸膛我告诉你风来自那个方向满文军那英孙楠杨昆刀郎他们和我一样都来自中国娱乐
只要有舞台的地方就必定有灿烂只要有掌声的地方那里必定会有日出你要做的是带上你的心
敞开你的心
把你的掌声给我听一听拉开中国娱乐现场
演出正在进行东南西北中唯我金翅膀鸟横刀立马放眼中国谁于争风
友情东北五虎唱将 XX闪亮登场
“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歌曲是在怎样的背景中写的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前苏联的一本小说《旅顺口》因为部分内容不真实，让周总理十分生气，他责成田汉等人来旅顺收集资料重新创作，李劫夫等人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之后周总理到辽宁视察，接见了李劫夫等人并就当前形势鼓励他们创作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作品来。
当时的李劫夫正在酝酿创作作品之中，在总理的鼓舞下，他终于写出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这首经典的歌曲。
1968年（我不是很确定）
求音乐大师王云阶的女儿的名字
王云阶，1911年8月29日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大王家村。
中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理论家。
1927年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音乐系学习，后转入人文艺术大学音乐系，1931年在北平清华大学跟库普卡教授学钢琴，1937年至1938年参加冼星海领导的“星海歌咏队”，1947年进上海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师从谭小麟等多名教授学习高级音乐理论，建国以后曾兼上海音乐学院作曲课，多次受聘于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
王云阶出生在美丽的胶东半岛——黄县的一个靠海的村子。
村里的人常来请妈妈给年画开眼。
那些大红与许多说也说不清的美丽的色彩，绚丽的窗花、端午时节孩子手脚上带的彩色花线、春节时做的“团圆饼”、多彩的风筝、小姑娘额头上点的红点……甚至天上的白云、窗上晶莹洁白的冰凌花也是那么纯净、美丽，它们让王云阶认识和懂得了什么是美。
齐鲁大地丰厚的艺术氛围，淳朴的民风、原汁原味的民歌、童谣、村子里婚丧时的吹打乐、传统的京戏、妈妈做针线时哼的小调，夏天的雷雨声、秋风里飘来的货郎鼓和吆喝声、虫鸣蝉唱……都给了王云阶神奇的音乐感受，使他如痴般的着迷。
为了听吹鼓手们的乐曲，幼小的他，跟着乐手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有时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
胶东半岛又是一个接触外国文化较早的地方，这也使王云阶能较早地接触了一些文明戏（话剧）和影戏（电影），幼时的王云阶就这样与美术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8年王云阶随全家迁居青岛，他进入了美国教会办的胶东中学开始学习五线谱，并学会了在风琴上弹奏四部合唱，同时，他的绘画成绩也十分出色，学校的走廊和楼梯墙壁上还挂上了他的油画，学校为了表彰他的音乐和绘画方面的成绩曾奖励给他一枚银质镀金的奖章。
父母一直希望王云阶能学习商务，以后能光宗耀祖，但这并不是他的追求。
在王云阶十岁时父母给他做了一套华贵的长袍马褂，带他去拍了一张照片，在摄影师的摆布下拍出的照片，人显得十分呆板，开始有了反叛意识的王云阶就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段话，以鲜明的态度表示了自己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呆像何如木头人，年方十龄没天真。
褪却俗衣褪俗气，还我生机还我身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蒋光慈等人的作品震撼了他的心灵，对外国文学艺术的接触更开阔了他的眼界。
其中，雪莱的诗歌，丰子恺译编的有关世界名音乐家的介绍对王云阶影响最大。
那时，王云阶不仅热爱音乐和绘画，逐渐地对文学、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7年，王云阶只身到上海求学。
他在当时任新华艺术大学教务主任的大提琴家、声乐家潘伯英的热情帮助下，以学习西洋绘画为名曾先后在新华艺术大学，人文艺术大学学习绘画，同时就读音乐系，后又在国立音专兼学钢琴选科，先后师从小提琴家谭抒真、捷克钢琴家沃尔曼（ULMANN）、钢琴家泠兰琴（泠韵清）、车尔尼池卡夫等学习小提琴、钢琴。
在这个时期，潘伯英老师对王云阶的帮助和影响最大，在王云阶的印象里潘老师是一位献身艺术事业，不为名不为利，爱护学生的好老师。
以后，王云阶在艺术道路上，在音乐教育中常以潘老师为榜样，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像潘老师一样爱护着每一个学生。
潘老师也为有王云阶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在潘老师弥留之际还留下了遗言，将自己心爱的指挥棒赠给了王云阶，他知道他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1928年，受英国诗人雪莱的影响，在青岛的《青岛民报》上，王云阶用“雪林”的名字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诗歌《寄雪儿》，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往着的春天。
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王云阶顽强并快乐地学习着，还有幸受应云卫的邀请，和谭抒真老师、潘伯英老师组成的钢琴与管弦乐三重奏，为话剧《威尼斯商人》配乐。
逐渐地，王云阶对音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32年，王云阶回到山东，在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
他在“五四”运动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思想指引下，怀着振兴中华的纯朴愿望，教育学生并且指挥师生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并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指挥全校师生唱《国际歌》，为此王云阶被捕入狱，被监禁了3年。
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成为钢琴家的梦想。
在监狱里，王云阶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青年逐渐转变为一个自觉地要和人民大众结合的有志青年，并计划对曾经收集的民歌进行改编。
被保释出狱后，王云阶开始专攻作曲，陆续发表了由民歌改编的重唱《紫竹调》等音乐作品，翻译并发表了《苏联新兴音乐艺术》一文，向国人介绍苏联的新音乐艺术。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云阶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的决心到了武汉，参加了冼星海主持的“星海歌咏队”。
在冼星海、林路等人的影响下，他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音乐运动。
聂耳、吕冀、贺绿汀、麦新、张曙、孙慎、孟波等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使王云阶看到了自己作品的薄弱之处，认识到只有投身到群众中去，融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在与大家一起高唱战歌时，才能感受到音乐艺术与民众相结合而产生的巨大力量。
这个时期，王云阶在积极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我们在炮火中长大》（安娥词）、《抗战到底》、《东北，我们的家乡》、《好女儿》、《十三勇士》、《战地之春》等二十多首抗日歌曲，用音乐激励着无数有志气的人们。
王云阶还在纪念冼星海召开的全国歌咏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长诗《向阿波罗宣誓》。
1939年，王云阶在四川除了教音乐外，还应邀参加电影音乐的创作。
他为影片《风雪太行》谱写主题歌、录音，可以说这部片子是王云阶为电影音乐作曲的处女作。
同时，他还为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的音乐指挥，为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指挥、录音。
这时的王云阶思想非常敏捷，才思奔放，治学严谨，多能多艺，在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朋友还给他取了一个雅号，称之为 “中国的莫扎特”。
这个时期的王云阶身体很差，经常吐血，朋友们都知道，王云阶不太会照顾自己。
只要一有工作他就什么都忘记了，见他身体这样虚弱，都很关心他，爱护他，劝他早些结婚，能有个人在他身边照顾他会好一些的。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八、一三”纪念日，曾经与他并肩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同台演出《菱姑》的好姑娘——李青蕙，相爱并结婚了。
从那一天起，王云阶和李青蕙俩人开始了一起奋斗，同甘共苦，不论生活中有多少坎坷，王云阶和李青蕙都是共同分享欢欣与快乐，也共同分担磨难与痛苦。
就这样，王云阶和李青蕙相互支持着恩恩爱爱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他们的爱情故事一直是朋友们中广为传诵的一段佳话。
五十年以后，在王云阶和李青蕙的金婚纪念日，王云阶和李青蕙连续被评为上海市及全国的“金婚佳侣”。
1940年王云阶到达重庆，有机会结识了新音乐运动的领导人李凌、赵枫，舞蹈家吴晓邦。
这些人都给过他影响和帮助。
在这期间，他发表了歌曲《战地之春》（安娥词）、《我们是世界的主人》（臧云远词）等，还翻译了几篇介绍苏联音乐的文章。
并担任作曲和钢琴伴奏，与舞蹈家吴晓邦、戴爱莲、盛捷合作举行了一次新舞蹈表演会，周恩来副主席曾亲临观赏。
在此期间，王云阶也曾想去前线，但因咯血而未能成行，后来，从战地慰问回来的安娥又带来了在新四军工作的大妹的邀请。
可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有消息说她在战斗中牺牲了。
王云阶怀着十分悲愤的心情奋笔写下了纪念大妹的长诗《想念妈妈》，并在实验歌剧院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
他在同年出版的《国防音乐》一书的扉页上标明：“仅以此书纪念亲爱的母亲和勇敢的妹妹”。
在“白色恐怖”时期，王云阶因为思想进步而无容身之处。
这个时期，他只翻译了一本《儿童唱歌法》。
1942年，王云阶受聘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音乐教师，因不满该学校的高压政策，很快辞职转去青海主办音乐学校。
当时，他怀着“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梦想，并将它刻成了一方印鉴。
王云阶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到了西宁，他和在女子师范任教的李青蕙用抗日歌曲和艺术歌曲作为教材，结果受到追查，王云阶无奈离开了西宁到了兰州。
这一时期虽然吃尽了苦头，王云阶并没有放松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记录，他在《青海日报》上主办了一个《乐艺》附刊，先后出了十五期和一个《青海民歌专号》。
此后，王云阶又先后受聘于成都金陵大学、四川省立艺专、南虹艺专等学校任教。
1945年，王云阶举办了两次个人音乐作品欣赏会。
作家陈白尘曾写介绍文章，舞蹈家吴晓邦在《云阶和我》一文中指出作曲家是“为抗战歌唱，为祖国而作曲”。
以后，王云阶到了上海，因思念青海和成都的学生他写了一首《牧羊恋歌》，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在上海举行独唱会时都演唱过这首歌。
在这个时期王云阶受聘于上海美专音乐系任副教授。
1947年，王云阶经人介绍进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昆仑公司，担任了白杨的钢琴教师并为白杨主演的影片《新闺怨》作曲。
从此，他长期蕴藏在心底的音乐创作热情，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
在为《新闺怨》作曲后，又连续为《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表》、《母亲》等影片作曲和配乐。
王云阶为影片《关不住的春光》写的插曲《青春的梦》就可以表达他在事业上找到了归宿后的欢乐。
在进入电影音乐创作后，王云阶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教育岗位，但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接受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聘请担任客席教授，参与了对作曲系研究生的带教工作。
王云阶始终把培养年轻人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949年7月，王云阶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自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
王云阶一直牢牢记住当时总理说的话：“今天见面，互道辛苦。
以后再见，要问进步如何。
”会议期间观摩学习了来自解放区的文艺节目。
从此，王云阶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电影音乐的创作。
建国后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专职从事音乐创作。
1951年，王云阶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并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翠岗红旗》、《六号门》等影片作曲。
在创作《六号门》时，王云阶身背铺盖卷，与大连码头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劳动号子，为此在1957年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奖中王云阶获得一枚奖章。
1956年，王云阶为了专心于音乐创作，辞去音乐处的行政职务回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并负责组建了上影乐团，任团长，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
在此期间，王云阶先后为《青春的园地》、《母亲》、《护士日记》、《湖上的斗争》、《不夜城》、《黄浦江的故事》、《林则徐》、《万紫千红总是春》、《飞刀华》、《魔术师的奇遇》、《青山恋》等影片作曲。
其中《护士日记》的插曲《小燕子》，以其优美悦耳的声调，舒缓有致的旋律，曾风靡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
王云阶受过系统的西洋音乐教育，对西洋的音乐理论、技巧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
但他认为中国的音乐艺术是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反映。
因此，在他的电影音乐创作中，从《六号门》、《护士日记》到《林则徐》的音乐创作，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一次成功实践。
《林则徐》的音乐，准确有力地渲染了时代气氛和典型环境，鞭辟入里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乐曲的本身就是一部悲壮的爱国主义交响曲，浑然一体地成为影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他深厚的艺术功力。
王云阶除电影作曲外，还创作了交响乐《第一组曲·江南》、《第一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第三交响乐》及室内乐《前奏曲与赋格》等多部音乐作品。
他还写过不少音乐理论文章。
主要有《电影音乐形象的塑造》、《从影片〈林则徐〉谈电影音乐民族化问题》、《谈交响音乐的音乐形象的矛盾冲突》、《〈傲蕾·一兰〉音乐创作随想》等。
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为我国的电影音乐创作和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云阶虽已年逾古稀，还为影片《傲蕾·一兰》与《海之恋》，《江水滔滔》等作曲。
在为影片《江水滔滔》作曲时，他与年轻人一起坐着大卡车去外景地，因卡车的挡板被颠开从卡车上摔下来而跌断了手臂，他还是带伤坚持按时完成了任务。
在为《傲蕾·一兰》作曲时，他更是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来到哒斡尔族向当地的歌手学习当地的民歌，他骑着麋鹿爬山越岭，进入原始森林访问牧民，到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观看鄂温克族男女健儿的骑马射击比赛。
亲身感受大草原的人文环境，为他用音乐塑造人物形象积累了依据，创作了《一兰永不变》、《马上的哥哥你在何方》、《但等冬天雪花扬》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王云阶曾参加1954年捷克第八届国际电影节，1982年法国第三十五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王云阶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上海音协副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
1996年6月4日王云阶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从1927年到1996年的七十多年里，王云阶的艺术生涯饱经苍桑，道路崎岖，对生活有丰富的经历，深刻的体会。
他的作品题材丰富：有历史的、现代的、工人的、农民的，少数民族的；体裁多样：包括交响乐、室内乐、电影音乐、歌曲。
由于他一贯坚持深入生活，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在西洋作曲技巧与西洋音乐民族化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充满热情，激动人心，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作为一位音乐家，王云阶热爱生活热爱音乐艺术，他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自己热恋的事业。
即使在受到批判被送进干校劳动改造的日子里，他仍坚持钻研作曲技巧，做了十本和声笔记 ；写成了一首管弦乐曲和一首赋格曲。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为自己尊敬的音乐家冼星海的第二交响乐做整理校对。
作为一位音乐教育家，王云阶热爱祖国，热爱孩子，关心后辈，他为孩子们写歌、写诗，翻译儿童唱歌法，向学生传授音乐创作技巧 ；他在自己经济拮据时，还预支自己下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学生的路费 ；他在学生有困难时，将学生当作自己的家人，供给他们上学 ；他在学生困惑时，为他们释疑解惑，他把爱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生们。
论述题：新中国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包括20世纪下半叶、近三十年，如贾湖骨笛等?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
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
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
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中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中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
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
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中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中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中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中国。
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中国上下流传。
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中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思想的”。
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
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中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
“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
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
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
这些歌曲是中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
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
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
也使人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
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
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
《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
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号召中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中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
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
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
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
歌曲作者将中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
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
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中国人大和中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
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
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
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
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
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
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
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
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
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
这些歌曲对中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配器成为日后中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中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
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
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
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
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中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
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中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
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
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
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
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
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
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中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中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
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
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
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
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中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
2、合唱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并在中国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合唱音乐传统与风格，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合唱音乐由于其结构复杂，具有交响性，善于表现深刻的题材和内容，一直是作曲家们长于运用的一种创作体裁，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一种艺术。
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及其创作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使其创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形式、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
许多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民族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音乐形象，表现出较高艺术水平，一部分作品走上了世界舞台。
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江上的歌》（放平词、郑律成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金帆词，陈田鹤曲）、《祖国颂》（乔羽词、刘炽曲）、《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肖白、王强曲）、《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英雄的诗篇》（词、朱践耳曲）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萧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建国后不久流传最广的一部单乐章大合唱，创作于1951年，这部单乐章合唱描写了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上与大渡河的激流进行搏斗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
在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川江号子的音调为基本素材，以领唱与合唱对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子弟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江上的歌》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也是这一时期优秀合唱作品。
前者虽然也以川江号子作为基本素材，但与《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中的川江号子不同。
在这里，曲作者所采用的是川江上悠扬的劳动呼声，抒发和刻画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开阔胸怀；而后者则完全摒弃了以音乐作任何状物的描绘，自始至终以明朗的笔调深情地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合唱技巧、声部色彩的对比、情绪的转换、模仿复调的运用以及曲式结构的完整严谨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中，广大作曲家还以中国的民歌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音调为基础或素材来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性格。
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们以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概括性的艺术构思，加上对位化和声的合唱编配，使合唱这一外来音乐体裁在中国出现了质朴、清新的音乐风格，富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
如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阿细跳月》、杨嘉仁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牧歌》所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好作品。
小合唱《牧歌》《牧歌》是中国东蒙昭乌达盟地区一首长调民歌。
这首民歌曲调绵长、柔美、舒展、自由，经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后更具艺术魅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合唱音乐文献中得到国内外听众和音乐界一致好评和欢迎的曲目。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根据汉族民歌、方言特点改编的合唱曲，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颇有影响。
如王方亮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兰花花》、《三十里铺》、《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等。
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产生了由10个乐章组成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
原诗作共12首，作曲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是建国后一部成功的大型史诗性作品。
8月1日在北京首演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
作品用严谨的格律，清新的词意，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10个乐章分别是：①《告别》（混声合唱）；②《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③《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④《四渡赤水显奇兵》（男女声独唱与合唱）；⑤《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⑥《过雪山草地》（男高音独唱与合唱）；⑦《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⑧《祝捷》（男声独唱与合唱）；⑨《报喜》（女声独唱与合唱）；⑩《大会师》（混声合唱）。
这10个乐章把红军在长征中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阔图景，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民族性极强的大型声乐套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唱艺术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其它音乐创作一样，处于一种同样境地。
1971年，政治形势开始有些松动，出现了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重新填词和改编）等合唱歌曲。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然其合唱手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部合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亢、清丽的陕北民歌旋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此外，像《三湾来了毛委员》（山樵编词，焕之、颂刚编曲）、《浏阳河》（徐叔华词、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革”中出现的合唱作品中，以田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的大合唱格外引人注目。
这部把的五首诗词——①《沁园春·雪》、②《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③《忆秦娥·娄山关》、④《清平乐·六盘山》、⑤《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的合唱，气势雄伟， 带有很强烈的史诗性和戏剧性。
作者在合唱中成功地运用了交响乐队的烘托作用和京剧音乐的组织结构及唱腔特点，以其丰富的合唱技巧形象地体现了这五首诗词的意境和诗人博大胸怀。
其中的《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清平乐·六盘山》写得尤为成功和出色。
在“文革”中被奉为“革命样板戏”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后来出现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实际上都是一种大型清唱剧形式。
我想知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歌曲创作背景是什么
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
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
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本名李云龙，1913年11月17日（农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城的劫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与歌曲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
1937年5月，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继而转到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试笔抗日歌曲创作。
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劫夫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副社长。
1945年11月，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转年开春，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在其祖籍之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
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劫夫，转到前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任音工团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发展成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劫夫在全力以赴地从事音乐院校领导工作的同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并在1964年4月就在沈阳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文革”风暴来临，他遭受冲击，幸而得到来自中央上层的“保护”，未被“打倒”。
后来，因种种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扯，长期受到“隔离审查”。
1976年12月17日，刚刚年满63周岁的劫夫，被猝然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留下了一曲异常凄婉的长长悲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
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
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
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
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
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
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
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
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
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
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
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
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
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
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
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
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
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
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
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
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
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小小军营男子汉舞蹈 音乐叫什么
★赞颂祖国的诗歌一★: 习习的秋风啊
吹着，吹着
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请将俺的字吹成一簇鲜花， 金底黄，玉底白，春酿底绿，秋山底紫， ……然后又统统吹散， 吹得落英缤纷，弥漫了高天，铺遍了大地
★赞颂祖国的诗歌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 刚从神话的蛛网络络里／摆脱； 俺／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 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绯红的黎明 正在／喷薄； ——祖国啊
我／是你十亿分之一， 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俺、深思的俺、沸腾的俺； 那就\\\/从俺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赞颂祖国的诗歌三★: 我的祖国 长江、黄河横越的山川 神洲处处呈现出灿烂 辉煌的征程 如金色的灯盏 光线照亮了远航的船帆 我的祖国 您用睿智的灵魂 带领普天大众 开拓了广阔的道路 使祖国鲜花般娇艳 描绘出东方的璀璨 我的祖国 鲜花般漂亮的祖国 从你的精神里 从你的蓝图中 读懂了燃烧的灵魂 开拓辉煌明天的艰辛 我的祖国 从边疆到海岸 有你的娇娆漂亮 我怀揣质朴的情感 将满腔的深情遥寄 愿祖国更加繁荣璀璨 我的祖国 黄河、长江、长城 铸就了亘古的河山 改革、开放、发展 点亮世界的眼光 我自豪于祖国的辉煌 我的祖国 黎明般的太阳 我怀抱着坚定的信念 将澎湃的斗志 化作永恒的执著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伟大的祖国 东方文明的摇篮 如同奔驰的列车 迎着世纪的曙光 擎起燃烧的信念 奔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