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姓李的太监有哪些
出名的
2008年7月5日，当晚霞消褪、暮色四合之时，风尘沾衣的UIC师生二十五人与台湾及各地的教授、老师和学员们会聚于济南，这是一个难忘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十天行程裏，我们一行三十九人走览了济南、章丘、聊城、泰安、曲阜、邹城以及枣庄，先后游历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泰山、三孔（孔府、孔林、孔庙）、周公庙、孟庙、荀子墓、微子墓、张良墓、微山湖、灵岩寺等众多名胜。
《吕不韦传奇》的真实性有多大
他是商人是真 出在乱世是真只是后来他与子楚的事当上国相 被人给神化多了真实性决不小于60% 因为他真的是个出色的人才
吕不韦是谁
吕不韦（约292年——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阳翟（今河南禹州）。
吕不韦是阳翟的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太子去世了。
到了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
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
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
华阳夫人没有儿子。
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
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
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
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
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子楚，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
”子楚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子楚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
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
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啦。
”子楚说：“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
”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
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
”子楚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
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
夫人非常高兴。
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
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
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
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
”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太子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
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
”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知道她怀了孕。
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
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
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到十二个月之后，生下儿子名政。
子楚就立此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
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
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隐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他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
秦王继位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
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
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
庄襄王元年（前249），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嬴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
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
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
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
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
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
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秦始皇越来越大了，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
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嫪毐（làoǎi，烙矮）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命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并想法让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
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
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
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
”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太后。
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
后来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
嫪毐一直跟着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
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成为嫪毐的门客，而自愿成为太监的，也有上千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
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
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
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秦始皇九年（前238），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
于是秦始皇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
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
秦始皇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
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
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
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
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
而号称仲父。
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
”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
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
与庄襄王合葬在芷阳。
注：全文译自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
见百度国学《吕不韦列传》： 流氓一词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手边没有词源辞海之类的工具书，所以不敢乱下结论。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流氓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
这后一个涵义应该是白话文以后出现的。
而七八十年代在，大陆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氓,特指男女之间性关系上有问题的人。
与流氓有关的一还有一个词叫“耍流氓”。
但“耍流氓”并不是戏弄流氓，而是流氓戏弄别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不懂。
虽然流氓特指男女关系问题的这个涵义是新的，但乱搞男女关系的行为在中国却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
我们的古书里也记录了不少这样的故事。
追溯起来，根据本人的考证，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大流氓出现在战国末期。
他的名字叫吕不韦。
他的流氓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统一。
我们作为中国人，封他为“流氓始祖”也不为过。
吕不韦是当时出名的大商人。
他最拿手的本事就是用金钱和美女腐蚀国家干部，再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
在赵国经商时，他偶然在一次招商会上遇到子楚。
子楚是秦太子的儿子，作为人质交换到邯郸的。
当时秦赵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经常发生摩擦。
赵国人对子楚自然没有好脸色。
子楚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过得奇惨无比。
只好时常靠著自己马车上黑色的外交牌照混到公家宴会上打打秋风。
吕不韦眼光独到，认为子楚属於奇货可居的那一类商品，决定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子楚答应和吕不韦签约。
按协议，吕不韦负责将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
而子楚则把秦国一半的市场份额交给吕氏企业管理。
可惜这份协议的原件已经失传，不然的话，可以作为我国于公元前就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有力证据。
协议生效后，吕不韦自投资金一千金，重新对子楚进行全面包装，并且亲自去秦国展开数轮行贿和公关活动，让秦国国都每个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子楚的形像海报。
海报上的子楚，拥有服用类固醇之后挺拔健硕的身躯.这对尚武的秦国王族和百姓有极大的亲和力。
同时他还用重金贿赂后宫嫔妃，让她们为子楚在秦王耳边吹枕头风。
这一切努力终於有了结果：在子楚的爸爸当了秦国国君后,不是长子的子楚被立为秦国太子。
子楚做梦也没想到，当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在王族中属於牺牲品的自己，居然也会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从此，他对吕不韦言听计从，再不做他想。
为了更进一步贯彻自己的计划，老谋深算的吕不韦又把自己的美妾送给秦太子。
当时这个美妾已经怀有身孕，太子并不知道，以为拣个大便宜，高高兴兴的抱得美人归。
据说婚礼那一天，秦太子的脸上从早上就乐开了花，一直乐进洞房，嘴一次都没合上过。
那天全城的人们奔走相告，“你看你看太子的脸
” 和吕不韦相比，秦太子的社会经验少得太多，不明白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
他属於后人所谓“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的那种人。
后来美人生下儿子，太子更乐得找不著北。
给孩子起名叫“赢正”。
由此可见他一直被蒙在鼓里，自以为“赢个正著”，哪知道是“输得精光”。
再后来，赢正慢慢长大。
他身上越来越多的体现出吕不韦商人加流氓的天赋。
巧取豪夺，纵横天下，终于一统江山。
吕不韦也“商而优则仕”，成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的当朝相国。
赢正还尊称他为仲父。
虽然富贵都已到人臣之极，吕不韦仍不改其流氓本色，继续和自己当年爱妾，如今太后发展不正当男女关系。
后人说“吕教不改”就是指的这件事。
为了掩盖其行踪，吕不韦故意广招门客，把自家搞的象个农贸市场，天天人山人海。
他乔装打扮，混在人群中出入。
同时，他还利用文人的见钱眼开，雇佣大量写手撰写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被他编辑后叫做《吕氏春秋》。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下过海，做过官，乱搞过男女关系的流氓的不得不说的故事》。
经过他的“编辑”，所有参与写作的人，名字全被从书里抹掉了。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名人编辑，吕不韦为后世做出了一个很恶劣的榜样，他对现在广泛存在的，名人当挂名编辑，只拿稿费不干实事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多行不义必自毙”。
吕不韦也不例外。
就在吕不韦豢养的门客中，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写手叫李斯。
由于不满自己的劳动报酬被吕不韦手下官员苛扣，他给赢正打了小报告，汇报了吕和太后之间的私情。
秦始皇帝为了以德治国，不得不大义灭亲，下令制裁吕不韦。
吕自知大限已到，不等皇帝圣旨到，先行一步服毒自杀了事。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在国家号召“以德治国”的时候，通常都是当权者里有大流氓的时候。
吕不韦生前，权倾一时。
全中国没有人敢议论他。
直到他自绝于政府的消息传开后，大家才敢开口。
后人把当时人们对他的议论编成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可以说“不” 》（“不” 就是吕不韦的“不”）。
古代历史人物魏忠贤介绍
魏忠贤（1568年－1627年12月11日），字完吾，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汉族，原名李进忠。
由才人王氏复姓，出任秉笔太监后，改名魏忠贤。
明朝末期宦官。
明熹宗时期，出任司礼秉笔太监，极受宠信，被称为“九千九百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朱由检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肃清。
唐代政治史论槁读后感
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研究唐史者所必读之书目，近日笔者初读了陈先生的这部书，略作札记如下： 读陈先生的著作，首先遇到的便是要克服不同时代语言的差异，陈先生于民国期间完成此书（1941年），大多带有些半文半白的语言现象；另外陈先生写文章以考据著称，读他的文章可以看到先生考证之精细。
这也看出陈先生“治史”之严谨，有理有据，“论从史出”。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大多以古典文献作为其引证的对象，所以还要克服古代文言文的语法障碍。
我的古文功底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读陈先生的文章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困难，初读之后，只是对陈先生的这篇文章有个大致的了解。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篇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篇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下篇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由于对唐代历史的基础知识掌握的不好，应该说很费劲的把上篇读完了。
读过后感觉陈先生在上篇说了三个问题：一为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二为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三为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 在陈先生这本书中，他对隋唐史一个主要观点是：更加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隋唐历史的发展。
在这篇中陈先生开篇说：民族与文化问题乃李唐一代史事之关键。
对于唐代皇室的氏族问题，陈先生对史料进行的一番考究和论证，认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
至於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後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
”并认为“隋唐两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
故隋唐皇室亦依旧自称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伪冒相传，迄於今日，治史者竟无一不为其所欺，诚可叹也。
”从中给我们的传达了一个这样的信息，治史者对于史料的甄别至关重要，学会辨别史实的真伪。
对于唐代政治势力之变化，陈先生自有一番自己的看法，也就是提出了“关中本位政策”，他认为“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後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权之後，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
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於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
盖进士之科虽创於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涂径并不必由此。
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於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
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於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
” “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
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
而天宝安史乱後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
”这里所说的“新世局”就应该是中篇所讲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
对于藩镇割据的原因再分析，陈先生认为藩镇割据是与民族有很大的关系的。
为何这么说呢
陈先生给出了答案：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了两大集团①长安集团②河朔集团。
长安集团在玄宗后期以宦官为主，河朔集团乃是安史旧党。
他列举高力士、鱼朝恩、吐突承璀、仇士良、杨复光、田令孜等人的出身，认为“唐代阉寺多出于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微蛮夷区域。
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舆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
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 又说：“在长安文化统治下之士人，若举进士不中，而欲致身功名之会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则不易觅其他之途径也”、“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统最善战之民族，在当日军事上本来无与为敌者也。
考安禄山之种族在其同时人之著述及专纪其事之书中，均称为柘羯或羯胡”。
所以认为安史之乱也是与种族问题有关。
对于这个上篇而言，除了对李唐王朝的皇室氏族做了考究之外，重点的就是论述“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通读中篇，我认为陈先生是以有唐一朝皇帝继承问题为线索，论述了“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以中央的四次革命最能说明）”、“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唐代士大夫党派的分野（即是党争之渊源）”、“牛李党争”、“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 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关键实系于守卫宫城北门禁军之手。
”以四次中央革命的成败来论述之：一为玄武门之变，二为中宗之复辟，三为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四为韦庶人之死（唐隆政变）。
为何系于北门禁军呢
“而北门之重要则由于唐代都城建置之形势使然，其详见拙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附论都城建筑一节。
”对此陈先生又略述之：“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其情势舆西汉南北军所处者适相反。
”、“《周官·考工记》匠人云：面朝背市。
”西汉与此相对应，而唐则不然。
“唐代之长安城，其宫近城之北端，而市则在城之南方，其宫市位置适与以前之西汉长安城相反，故唐代之南北军舆西汉之南北军其名虽同，而实际之轻重则相殊异也。
”、“唐代之长安，其宫在城北，故北军为卫宫之武力。
苟明乎此，则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制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
” 玄武门之变：“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故也。
”玄武门之重要性可谓深矣
而建成、元吉岂可不知
陈先生引《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太宗与建成、元吉两方皆诱致对敌之勇将。
至于太宗之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拉拢工作做得比较好。
中宗复辟之成功：“中宗复辟之成功，实在沟通北门禁军之故。
张东之既得羽林军统将李多祚之同意，大局即定，虽以武曌之枭杰，亦无抵御之能力矣。
” 神龙三年李重俊之反叛：在此陈先生则是从李多祚前后两次兴兵干预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来说明。
（上一次是中宗复辟） 韦庶人之死：“玄宗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之举兵，与三年前即神龙三年七月六日节愍太子重俊发动之玄武门事变正复相似，而成败不同者，以玄宗能预结羽林万骑诸营长葛福顺、陈玄礼等，而韦后死党守卫玄武门之羽林禁军统将如韦播、韦璇、高嵩等，皆为其部下所杀故也。
” “中央政治革命凡四次，俱以玄武门之得失及屯卫北门禁军之向背为成败之关键。
” “关中本位政策”施行以来，内重外轻之势所致也。
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乱之后，内外轻重之形势既舆以前不同，中央政变除极少破例及极小限制外，大抵不决之于公开战争（唐末强藩与中央政府权臣及阉寺离合之关系构成战乱，其事应列入统治阶级之升降及党派分野范围论之。
故凡本书所未能详述者，以义类推之可知也），而在宫廷之内以争取皇位继承之形式出之。
于是皇位继承之无固定性及新旧君主接绩之交，辄有政变发生，遂为唐代政治史之一大问题也。
后文又举“玄宗政变夺皇位”一事说明之：“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其后虽已监国，并受内禅，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不安定也如故，必至诛夷太平公主党徒之后，睿宗迫不得已，放弃全部政权，退居百福殿，于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诚可注意者也。
至太平公主欲以羽林军作乱，幸玄宗早知其谋，先发制人，得斩禁军统将常元楷、李慈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系于北门卫兵之手，斯又一例证矣。
” 唐代皇帝继位之不固定 ①太宗夺权 ②立李治为太子 ③高宗的立嗣问题（实则高宗与武后立嗣，武侯其中的作用大） ④中宗复辟：“神龙元年正月癸卯（二十日）玄武门之事变，其事自唐室诸臣言之，则易周为唐为中兴复辟；自武则天方面言之，则不过贪功之徒拥立既已指定而未甚牢固之继承储君而已（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故有待于拥立之功臣也）。
” ⑤李重俊反叛：“明知其皇位继承权至不固定，遂出此冒险之举耳。
” ⑥唐玄宗即位：“玄宗既以有大功故得立为皇太子，而其皇位继承权仍不固定。
” ⑦玄宗太子李瑛的废黜与肃宗李亨的上台：“惟肃宗既立为皇太子之后，其皇位继承权甚不固定，故乘安禄山叛乱玄宗仓卒幸蜀之际，分兵北走，自取帝位，不仅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而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此甚可注意也。
” ⑧代宗的即位：“代宗虽有收复两京之功，而其皇位继承权不固定如此。
最可注意者，则为自宝应元年四月乙丑（十六日）事变张皇后失败后，唐代宫禁中武曌以降女后之政柄，遂告终结。
而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
但阉寺之中又分党派，互有胜败，如程元振等舆朱辉光等之争，即是其例。
至于李氏子孙无论其得或不得继承帝位如代宗舆越王系之流，则皆阉寺之傀儡工具而已。
” ⑨德宗为太子时，其皇位继承权亦不固定 ⑩顺宗废黜之事在《通鉴》贞元三年有详细记载，陈先生在此处强调：“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着事例，且唐代外廷士大夫之牛李党争即起于宪宗元和之世。
” “本篇中专论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之事实，则至德宗顺宗之交为止。
此后以内廷及外朝之党派关系与皇位继承二端合并论证，而在论证此二端之前，先一言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线焉。
” 唐代士大夫党派分野之界限 武后之前：山东氏族与关陇贵族集团 高宗武后之时为一大变迁 主张经学为正宗——山东氏族；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者著称——新兴阶级；“唐代士大夫中其主张经学为正宗、薄进士为浮冶者，大抵出于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之旧家也。
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者，多为高宗、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兴统治阶级也。
” 牛李党争问题 李党——旧派（郑覃、陈夷行等） 牛党——新派（李宗闵、李钰、杨嗣复、令狐楚、白敏中、杜牧等） 下为陈先生之言： 唐代门生对座主关系密切： “李德裕所谓朋党，即指新兴阶级浮薄之士藉进士科举制度座主门生同门等关系缔结之牛党也。
” “座主以门生为庄田，则其施恩望报之意显然可知。
此唐代座主对于门生关系密切之一例证也。
” “牛派巨子以同门之故，遂结为死党。
” “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
” “唐代贡举名目虽多，大要可分为进士及明经二科。
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明经科专经术，两晋、北朝以来之旧学也。
究其所学之殊，实由门族之异。
故观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及民间重进士而轻明经之记载，则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会阶级在此三百年间升沈转变之概状矣。
” “宣宗朝政事事与武宗朝相反，进士科之好恶崇抑乃其一端，而此点亦即牛李二党进退荣辱之表征也。
” “大中一朝为纯粹牛党当政李党在野之时期，宣宗之爱羡进士科至于此极，必非偶然也。
”陈先生引张尔田先生《玉溪生年谱会笺》叁大中二年下引沈曾植先生之言曰：唐时牛李两党以科第而分，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
陈先生又言：可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兼容，至于李唐皇室在开国初期以属于关陇集团之故，虽舆山东旧族颇无好感，及中叶以后山东旧族舆新兴阶级生死竞争之际，远支之宗室其政治社会之地位实已无大别于一般士族。
二曰：凡山东旧族挺身而出，与新兴阶级作殊死鬬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旧有之特长，如前所言门风家学之类，若郑覃者，即其一例也。
亦有虽号为山东旧门，而门风废替，家学衰落，则此破落户之与新兴阶级不独无所分别，且更宜与之同化也。
三曰：凡牛党或新兴阶级所自称之门阀多不可信也。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
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
” “又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礼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风习。
故唐之进士一科与倡伎文学有密切关系。
” 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 陈先生在此先讲了“永贞内禅”，“因永贞内禅为内廷阉寺与外朝士大夫党派钩结之一显著事例，而牛李党派实又起于宪宗元和时之故，此后即取内外朝之党派舆皇位继承二事合并言之。
” 宪宗之即位：“宪宗之得立为帝，实由宦者俱文珍等之力。
” 牛李党争起于宪宗之世：“牛李党派之争起于宪宗之世，宪宗为唐室中兴英主，其为政宗旨在矫正大历、贞元姑息苟安之积习，即用武力削平藩镇，重振中央政府之威望。
当时主张用兵之士大夫大抵属于后来所谓李党，反对用兵之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之政敌，即后来所谓牛党。
而主持用兵之内廷阉寺一派又与外朝之李党互相呼应，自不待言。
是以元和一朝此主用兵派之阉寺始终柄权，用兵之政策因得以维持不改。
及内廷阉寺党派竞争既烈，宪宗为别一反对派之阉寺所弑，穆宗因此辈弑逆徒党之拥立而即帝位，于是“销兵”之议行，而朝局大变矣。
”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 吐突承璀在宪宗一朝受宠一时，而穆宗之即位，由于支持澧王宽后被穆宗（遂王）所诛。
“销兵”成长庆一朝之国策：“销兵”之数每年仅限百分之八，且历时甚短，其所以发生如是之大影响者，盖当时河朔为胡化区域，其兵卒皆善战之人，既被裁遣，“合而为盗”，遂为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而中央政府征募之人自然不能与河朔健儿为敌也。
宪宗、敬宗之死，敬宗、文宗之得帝位都为阉寺所为。
“致敬宗及绛王悟之被弑害，与夫文宗之得继帝位，均是内廷阉寺刘克明党与王守澄党竞争下之附属牺牲品及傀儡子耳，亦可怜哉
斯又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舆阉寺党争关系之一例证也。
” 理清牛李党争发展之历程：“文宗一朝为牛李党人参杂并进竞争纷剧之时期”“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俱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
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
至文宗朝为两党参错并进，竞逐最剧之时。
武宗朝为李党全盛时期，宣宗朝为牛党全盛时期，宣宗以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无复前此两党对立、生死搏鬬之迹象，此读史者所习知也。
” “鄙意外朝士大夫明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
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
阉寺为两派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派进而乙派退，或某一时乙派进而甲派退，则外朝之士大夫亦为两党同时并进，或某一时甲党进而乙党退，或某一时乙党进而甲党退。
迄至后来内廷之阉寺“合为一片”（此唐宣宗语，见下文所引）全体对外之时，则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成为生死不两立之仇敌集团，终于事势既穷，乞援外力，遂同受别一武装社会阶级之宰割矣。
” “李训、郑注所以能异于宋申鍚，几成扫除阉寺之全功者，实在利用阉寺中自分党派，如王守澄与仇士良、韦元素等之例是也。
又当时牛李党人各有其钩结之中官，训、注之进用本皆由于阉寺，故能悉其隐秘，遂欲同时一举将阉寺及士大夫诸党派俱排斥而尽去之也。
当日阉寺之党派既是同时并进，互相争鬬，达于剧烈之高点，故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
斯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
” “由宪宗朝至文宗朝，牛李争鬬虽剧，而互有进退。
武宗朝为始终李党当国时期，宣宗朝宰相则属于牛党，但宣宗以后不复闻剧烈之党争。
究其所以然之故，自来未有言之者，若依寅恪前所论证，外朝士大夫党派乃内廷阉寺党派之应声虫，或附属品，傥阉寺起族类之自觉，其间不发生甚剧之党争，而能团结一致以对外者，则与外朝诸臣无分别连结之必要，而士大夫之党既失其各别之内助，其竞争遂亦不得不终归消歇也。
” 总之，在论述内外朝之党派与皇位继承之关系时，陈先生认为唐代中后期的皇位嬗变阉寺乃是幕后黑手，皇帝只不过是一种傀儡罢了。
而阉寺与外廷，则阉寺为主导，外廷乃是阉寺的附属品。
而外廷斗争（朋党之争）之湮灭乃是由于阉寺“合为一片”。
其中有几位皇帝是值得注意的：肃宗、代宗、宪宗、宣宗、哀帝，为什么呢
肃宗登基，李辅国因是为拥戴之元勋，遂特创后来阉寺拥戴或废黜储君之先例；代宗登基皇位继承之决定，乃归于阉寺之手矣；宪宗之世牛李党争起；宣宗即位后士大夫朋党似已渐次消泯；而哀帝时为何这种统治瓦解了呢
笔者在陈先生的论述中还是没有找到答案。
（也许是我过于愚笨了） 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开篇先生就言：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在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一节当中先生依次论述了突厥、回鹘、吐蕃、高丽、南诏…… 如按陈先生的意见，那么我们所夸耀的大唐盛世岂不是也在民族的夹缝中生存
东北有高丽，西北先后有突厥、回鹘，西南有南诏。
如此中国在唐朝怎么可以算得是一个大国呢
首先从国界来说，唐代不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其次又有这么多的外族势力在不同时期内的犯边； 关于第二节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陈先生首先从府兵制的瓦解入手，论述了吐蕃的侵犯与边疆戍兵的关系，从而说明其府兵制瓦解是与外族的侵犯有关的。
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是唐代兵制的一大特点，但是面对吐蕃的进攻，这种兵农合一已经满足不了边防的需要，“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的‘长征健儿’”。
“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
其次论述了回鹘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
（陈先生在前说回鹘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在此颇有疑问，摩尼教那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怎么觉得先生好像说这倒是中国本土的了
）先生就马价问题展开一番论述：“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唐与回鹘在和平时期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
”后文又说：“唐室之应付此项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 再次陈先生从回纥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加以略论。
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中把唐代的他者分为三类：一曰陆续由近边外族，流入中国的人口；二曰外商因为来华贸易流离中国的胡客蕃商；三曰整体投奔中国的外族；外族商人与中国人民经济的关系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在此篇的最后陈先生引用宋祁的话：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笔者对此还是不能理解
推荐下近现代中国著名代表性的作家及其值得阅读的书籍
梁启超（1873--1929）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 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光绪举人。
曾从康有为学，等与康有为一起主张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1896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
1895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
次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所作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日本。
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
其所介绍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
1916年发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后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为孔孟之道是社会主义“最精要的论据”。
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著作弘富，后人编为《饮冰室合集》。
黄节（1873--1935） 近代诗人。
字晦闻，广东顺德人。
早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 创立国学保存会，并参加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
辛亥革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政治态度趋于保守。
所著有《兼葭楼诗》、《汉魏乐府风笺》、《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等。
陈去病（1874--1933） 近代诗人。
字佩忍，号巢南，原名庆林，江苏吴江人。
早年要求变法维新，后参加同盟会。
为南社创始人之一。
其诗颇多悲愤国事之作。
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后任东南大学教授等职，政治思想日趋消极。
所著有《浩歌堂诗钞》。
又曾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提倡戏剧改革。
陈天华（1875--1905） 近代民主革命家。
字星台，号思黄。
湖南新化人。
1903 年留学日本，与邹容等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并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起义。
起义未成，流亡日本。
1905年参加发起同盟会，任《民报》编辑。
12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所留绝命书，鼓励同志誓死救国。
所作《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
另撰有小说《狮子吼》。
遗著编为《陈天华集》。
秋瑾（1879--1907） 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
山 阴（今浙江绍兴）人。
1904年赴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次年以光复会员加入同盟会。
1906年为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发刊《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1907年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分头准备皖、浙两省起义。
同年七月徐锡麟刺杀恩铭，但起义失败。
清政府发觉皖、浙间联系，即派军队包围大通学堂，逮捕秋瑾。
坚贞不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善诗歌，作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爱国精神，笔调雄健，感情奔放。
亦能词。
遗稿编入《秋瑾集》。
夏敬观（1875--1953） 近代诗人。
字剑丞，号盥人、呋庵，江西新建人。
光绪 举人，官提学使。
入民国，任浙江教育厅长。
晚岁寓居上海。
诗学梅尧臣。
亦能作词与绘画。
所著有《忍古楼诗集》、《忍古楼词》、《音学备考》等。
高旭（1877--1925） 近代诗人。
字天梅，号剑公，别号钝剑，江苏金山（今属 上海市）人。
曾任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为南社创始人之一。
曾写作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诗篇，后期意志日趋消沉。
所著有《天梅遗集》等。
王国维（1877--1927） 近代学者，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清秀才。
早年研究哲学、文学，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及文艺思想的影响。
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
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
1913年起从事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考订，尤致力于甲骨文、金文和汉晋简牍之考释，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
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整理考订。
1927年于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
所作中国古代史地、戏曲史等方面之文献整理、考订工作，具有长远参考价值。
生平著作共六十馀种，收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有四十二种。
考证文章曾汇编为《观堂集林》。
马君武（1882--1939） 名和，以字行，一字贵公。
广西桂林人。
初留学日本， 参加同盟会。
后赴德国，习冶金。
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
后经营工业。
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
爱好文学。
其诗格律自由，并用歌行体翻译拜伦、席勒等人作品。
所著有《马君武诗稿》。
又曾翻译达尔文著作。
苏曼殊（1884--1918） 近代文学家。
原名玄瑛，字子谷。
后为僧，号曼殊。
广 东中山人。
早年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
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诸文。
曾任报刊翻译及学校教师。
与章炳麟、柳亚子等交游，参加南社。
其诗多感伤情调。
小说运用浅近文言，描写爱情故事，表现出浓厚的忧郁色彩。
所著有《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作。
还翻译过拜伦、雨果等人作品。
另撰有《梵文典》，今不传。
所著有《苏曼殊全集》。
柳亚子（1887--1958） 爱国民主人士、诗人。
初名慰高，后更名弃疾，字安如 ，改字亚庐、亚子，江苏吴江人。
早年积极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为南社创始人之一。
后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诗词具有爱国精神。
早期作品鼓吹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后期所作，表现了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倾向，解放后作有歌颂新社会的作品。
所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钱谦益（1582--1664） 明末清初常熟人。
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
明万历 进士。
崇祯初官礼部侍郎。
与温休仁争权失败，革职。
弘光时，谄事马士英，任礼部尚书。
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
生平博览群籍，精於史学，诗文在当时负有盛名。
家有绛云楼，藏书丰富，尤以明代史料收集完备著称，清初毁于火。
所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辑有《列朝诗集》。
方维仪（1585--1668） 明末清初女诗人。
字仲贤，桐城（今属安徽）人。
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
少年寡居，与嫂共同教养其侄方以智。
部分诗篇表现出身世之感。
所作有《清芬阁集》。
又辑历代妇女作品为《宫闺诗史》。
丁耀亢（1599--1669） 清初文学家。
字西生，号野鹤、紫阳道人、木鸡道人， 山东诸城人。
明诸生。
入清后，官容城教谕。
所作作小说《续金瓶梅》，内容荒诞秽亵，宣扬因果报应思想。
又有《丁野鹤先生诗词稿》及传奇剧本《表忠记》等。
冯班（1602--1671） 清初诗人。
字定远，号钝吟老人，常熟（今属江苏）人。
明末诸生。
明亡，佯狂避世。
论诗反对江西派，也不满严羽诗说。
所著有《冯氏小集》、《钝吟集》、《钝吟杂录》、《钝吟书要》等。
阎尔梅（1603--1662） 清初诗人。
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蹈东和尚 ，沛县（今属江苏）人。
明崇祯举人。
弘光时清军南下，曾劝史可法进军山东，以图恢复。
其又因参与抗清活动，为清军所执，不屈。
脱走后，流亡各地，晚年始归家乡。
其诗多感怀时事，格调苍凉。
所著有《白耷山人集》。
陈贞慧（1604--1656） 清初散文家。
字定生，宜兴（今属江苏）人。
明末诸生 。
东林党人陈于廷之子，为复社重要成员，曾与吴应箕等同草《留都防乱檄》，声讨阮大铖。
明亡后隐居家乡。
其文多表扬抗清人物，感情深沉悲痛。
遗著后人辑刻为《陈处士遗书》。
毛宗岗 清初小说评点家。
字序始，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曾评刻《三国演义 》，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整顿回目，改订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成为至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其修改和评语，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增强了尊刘黜曹的封建正统观念，艺术分析也多本八股文作法，不脱当时评点派习气。
金圣叹（1608--1661） 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学。
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 ，字圣叹，一说本姓张。
吴县（今属江苏）人。
明诸生。
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
少有才名，喜批书。
曾以《离骚》、《庄子》、《史记》、 杜诗、《水浒传》与《西厢》合称“六才子书”，并对后两种进行批改。
其批改《水浒》，成书于崇祯末期，将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征方腊等内容删去，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杀死情节，以结束全书。
批语中颇有独到之见，也表现了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
又能诗。
所著有《沉吟楼诗选》。
吴伟业（1609--1672） 清初诗人。
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
少 师事张溥，为复社成员，明崇祯进士，官左庶子。
弘光朝任少詹事。
入清后官国子祭酒。
其诗多寓身世之感，也有暴露统治者对人民残酷榨取之篇章。
早期作品风格绮丽，明亡后多苍凉激扬之音。
尤善七律和七言歌行。
《圆圆曲》、《楚两生行》等篇较有名。
又工词曲书画。
所著有《梅村家藏稿》等。
黄宗羲（1610--1695） 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 洲先生。
浙江余姚人。
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
十九岁入都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
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之斗争，几遭残杀。
清兵南下，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
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徵召。
与孙奇逢、李骻并称三大儒。
学问广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
史学成就尤大，撰有中国第一部学术史《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
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非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
以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明儒学案》卷十）。
反对君主以一人私天下，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
又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工商观点，强调工商皆为本。
其政治历史观，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文学方面，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不满明七子摹拟剽窃之风，强调“性情”，认为“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明文案序》上）。
所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杜浚（1611--1687） 清初诗人。
原名诏先，字于皇，号茶村，黄冈（今属湖北 ）人。
明崇祯间太学生。
明亡后，寓居江宁。
家贫，有人欲代为申请免徵“房号银”（官绅可免缴房屋租税），因耻居官绅之列，坚决拒绝。
又致书友人，劝勿出仕清廷作“两截人”。
诗长于五律，风格浑厚，部分作品流露了眷恋明室的感情。
所著有《变雅堂集》。
冒襄（1611--1693） 清初文学家。
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今属江苏）人，冒起宗之子。
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齐名，称“四公子”。
副贡生，授台州推官，不赴。
明亡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地方官吏之荐举。
能诗文。
所著有《巢民诗集》、《文集》等。
周亮工（1612--1672） 明末清初人。
字元亮，号栎园，河南祥符（今开封市） 人。
明崇祯进士，授监察御史。
入清，仕至户部右侍郎，曾被劾下狱。
所著有《赖古堂集》及笔记《因树屋书影》等。
归庄（1613--1673） 清初文学家。
一名祚明，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昆 山（今属江苏）人。
归有光之曾孙。
明末为复社成员。
清初，曾参加昆山抗清斗争，失败后一度改僧装亡命。
善书画。
能诗，其作品对清军南下时暴行有所反映。
《万古愁》曲，相传为其所作。
也能文。
文集已佚。
后人辑有《归玄恭遗著》、《归玄恭文续钞》，又有《归庄手写诗稿》影印本及辑本《归庄集》。
顾炎武（1613--168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
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
江苏昆山人。
学者称亭林先生。
明末，曾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
清兵南下，嗣母王氏殉国，又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抗清起义。
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
所至访问风俗，搜集史料，尤致力边防及西北地理研究。
垦荒种地，纠合同道，不忘兴复。
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
学问博洽，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均有研究。
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吴派、皖派均有影响。
哲学上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之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
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论文主张作品为“经术政理”服务。
诗多伤时感事之作，表现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及对明室的眷怀之情。
治音韵学，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
所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宋琬（1614--1674） 清初诗人。
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
顺治进士，曾 任浙江按察使。
山东于七起义，因族人告琬与七通，下狱。
释放后长期闲居，晚年又任四川按察使。
其诗与施闺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称，所作多描写个人失意和愁苦，情调感伤。
也能词。
所著有《安雅堂全集》。
余怀（1616--
） 清初文学家。
字澹心，别号鬘持老人，莆田（今属福建）人 。
寓居南京。
诗文为王士禛等所推许。
所著有《味外轩文稿》、《研山堂集》、《秋雪词》、《宫闺小名后录》及笔记《板桥杂记》等。
侯方域（1618--1655） 明末清初人。
字朝宗，河南商丘人。
明末与方以智、陈 贞慧、冒襄齐名，称“四公子”。
入清后曾应河南乡试，中副榜，并为清总督出谋献策。
能诗文。
所著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
柳如是（1618--1664） 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又改名是，字如是，号 河东君，又号靡芜君，吴江（今属江苏）人，一说嘉兴人。
明末名妓，后为钱谦益妾。
明亡时劝谦益自杀，不从。
谦益卒，自缢死。
能诗画，所著有《戊寅草》、《柳如是诗》等。
施闺章（1618--1683） 清初诗人。
字尚白，号愚山，又号蠖斋，宣城（今属安 徽）人。
顺治进士。
康熙时举博学鸿词。
官至侍读。
诗与宋琬齐名，号“南施北宋”。
其作品对清初的社会政治状况有所反映。
所著有《学馀堂诗文集》。
吴嘉纪（1618--1684） 清初诗人。
字宾贤，号野人，泰州（今属江苏）人。
蛰 居家乡，生活贫困。
其诗风格劲健，语言朴素，反映盐民、灾民等的疾苦和揭露清军暴行之作，尤具特色。
所著有《陋轩诗集》。
尤侗（1618--1704） 清文学家、戏曲家。
字同人、展成，号悔庵、艮斋、西堂 老人，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顺治拔贡。
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三年，告归。
其诗多写生活琐事，少数作品对当时社会状况有所反映。
能词及骈文，撰著甚富。
作有传奇《钧天乐》，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曲腋》。
另有诗文集《鹤栖堂文集》。
大部分作品收入《西堂全集》。
贺贻孙 清初文学家。
字子翼，江西永新人。
明崇祯时，与陈宏绪、徐士溥等结 社于豫章（今南昌市）。
明亡隐居。
康熙时地方官以博学鸿词荐，削发逃入深山。
能诗文，所著有《诗筏》、《骚筏》、《水田居士文集》等。
陆次云 清文学家。
字云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康熙间举博学鸿词，官江 阴知县。
曾据明末史事，作《圆圆传》。
其笔记小说，颇多荒诞迷信内容。
所著有《湖棸杂记》、《澄江集》、《玉山词》等。
王夫之（1619--1692） 明清之际思想家。
字而农，号姜斋。
衡阳（今属湖南） 人。
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
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
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始终未訏发。
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
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
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
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
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
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
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
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
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
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吴绮（1619--1694） 清初文学家。
字园次，号听翁，时称红豆词人，江都（今 江苏扬州）人。
顺治拔贡，官湖州知府。
骈文学李商隐。
亦能诗词，并有戏曲创作。
所著有《林蕙堂集》等。
万树 清代文学家、戏曲作家。
字红友、花农，号山翁，宜兴（今属江苏）人。
国子监生。
康熙时曾在广东作幕宾。
对于词的格律，颇有研究，编有《词律》二十卷，为填词者所重视。
又作有杂剧、传奇二十余种，今存《空青石》、《念八翻》和《风流棒》，合称《拥双艳三种曲》，情节曲折离奇，美化一夫多妻制。
董说（1620--1686） 清初文学家。
字若雨，号俟庵、月函、漏霜，浙江乌程（ 今吴兴）人。
明末诸生，复社成员。
明亡后为僧，法名南潜，字宝云。
曾从黄道周学《易》，通经学。
工草书，能诗。
所著有《董若雨诗文集》等。
又作有小说《西游补》，讽刺明末世态，颇有名。
毛先舒（1620--1688） 清初文学家。
字稚黄，又名骙，字驰黄，浙江钱塘（今 杭州）人。
明诸生。
明亡，不求仕进。
曾从事音韵学研究，也能诗文。
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
所著有《囗书》、《思古堂集》、《诗辨坻》、《韵学通指》、《南曲正韵》等。
严绳孙（1623--1702） 清初文学家。
字荪友，晚号藕荡渔人，无锡（今属江苏 ）人。
初与朱彝尊、姜宸英并称“江南三布衣”。
康熙间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参与编修《明史》，官中允。
诗多吟咏山水田园，也能画。
所著有《秋水集》。
毛奇龄（1623--1713） 清经学家、文学家。
字大可，号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 ，浙江萧山人。
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
治经史与音韵学，所撰《四书改错》，对朱熹《四书集注》有所批评。
能文善诗词，并从事诗词评论，撰有《西河诗话》、《词话》。
又通音律，撰有《竟山乐录》等书。
著作颇多，后人编为《西河合集》。
刘体仁（1624--
） 清诗人。
字公囗，颍川（今河南许昌）人。
顺治进士，官 吏部郎中。
曾从孙奇逢问学，与王士禛、汪琬友善。
其诗多咏物赠答之作，表现闲情逸致。
喜作画，并精鉴别。
所著有《七颂堂识小录》、《七颂堂集》。
魏禧（1624--1681） 清初散文家。
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勺庭。
江西宁 都人。
明末诸生。
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
长于散文，有《魏叔子集》。
汪琬（1624--1691） 清初散文家。
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顺治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
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
曾结庐太湖尧峰山，人称尧峰先生。
论文要求明于辞义，合乎经旨。
所著有《钝翁类稿》、《尧峰文钞》等。
陈维崧（1625--1682） 清文学家。
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
陈 贞慧之子。
早岁能文，补诸生。
晚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
所填词多至一千六百馀首。
风格以豪放为主，多抒写身世和感旧怀古之情，也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
又能诗与骈文。
所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等。
叶燮（1627--1703） 清文学家。
字星期，号已畦，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 吴江（今属江苏）人。
康熙进士，官宝应令，以忤长官，被参落职。
以诗论见称。
所作《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及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
有《己畦文集、诗集》等。
毛奇龄（1623--1713） 清经学家、文学家。
字大可，号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 ，浙江萧山人。
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
治经史与音韵学，所撰《四书改错》，对朱熹《四书集注》有所批评。
能文善诗词，并从事诗词评论，撰有《西河诗话》、《词话》。
又通音律，撰有《竟山乐录》等书。
著作颇多，后人编为《西河合集》。
刘体仁（1624--
） 清诗人。
字公囗，颍川（今河南许昌）人。
顺治进士，官 吏部郎中。
曾从孙奇逢问学，与王士禛、汪琬友善。
其诗多咏物赠答之作，表现闲情逸致。
喜作画，并精鉴别。
所著有《七颂堂识小录》、《七颂堂集》。
魏禧（1624--1681） 清初散文家。
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勺庭。
江西宁 都人。
明末诸生。
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
长于散文，有《魏叔子集》。
汪琬（1624--1691） 清初散文家。
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
顺治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
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
曾结庐太湖尧峰山，人称尧峰先生。
论文要求明于辞义，合乎经旨。
所著有《钝翁类稿》、《尧峰文钞》等。
陈维崧（1625--1682） 清文学家。
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今属江苏）人。
陈 贞慧之子。
早岁能文，补诸生。
晚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
所填词多至一千六百馀首。
风格以豪放为主，多抒写身世和感旧怀古之情，也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
又能诗与骈文。
所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等。
叶燮（1627--1703） 清文学家。
字星期，号已畦，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 吴江（今属江苏）人。
康熙进士，官宝应令，以忤长官，被参落职。
以诗论见称。
所作《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及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
有《己畦文集、诗集》等。
姜宸英（1628--1699） 清文学家。
字西溟，号湛园，浙江慈溪人。
年七十始举 进士，授编修。
后因科场案牵连，死于狱中。
曾参预《明史》纂修，所作《刑法志》揭露明代“厂卫”之害。
能诗文，并工书法。
所著有《湛园未定稿》、《苇间诗集》等。
吕留良（1629--1683） 明清之际思想家。
初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崇德（ 在今浙江桐乡）人。
与黄宗羲、高斗魁等结识。
明亡，散家财结客，图谋复兴，备尝艰苦。
事败，家居授徒。
清廷举博学鸿词，誓死拒荐。
后剪发为僧，名耐可。
卒前作《祈死诗》六篇。
雍正时，因曾静案，遭剖棺戮尸，著述焚毁，但民间仍有流传。
学宗程朱，但认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力主反抗民族压迫，故对清廷御用的程朱学派批评激烈。
精通医学，曾注《医贯》。
所著有《吕用晦文集》、《东庄吟稿》。
又与吴之振等合辑《宋诗钞》行世。
梁佩兰（1629--1705） 清初诗人。
字芝五，号药亭，南海（今广州）人。
康熙 进士。
诗多酬赠和吟咏景物之作。
与屈大均、陈恭尹并称“岭南三家“，又与程可则、陈恭尹、王邦畿、方殿元、方远、方朝并称”岭南七子“。
所著有《六莹堂集》。
朱彝尊（1629--1709） 清文学家。
字锡鬯，号竹枔，浙江秀水（今嘉兴）人。
。
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与纂修《明史》。
通经史，能诗词古文。
于词推崇姜夔，为浙西词派创始者。
其词多写琐事，记宴游，多咏物之作， 于民生疾苦也有所反映。
。
诗与王士罭齐名，时称“南朱北王”，又有“王爱好，朱贪多”之诮。
所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并编有《词综》、《明诗综》等。
屈大均（1630--1696） 清初文学家。
初名绍隆，字介子、翁山，广东番禺（今 广州）人。
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队伍。
失败后，削发为僧，名今种。
不久还俗，北游关中、山西，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
能诗，所作揭露清军暴行，感伤时事，诗风健朗。
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
所著有《易外》、《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
其著作乾隆间曾遭禁毁。
吴兆骞（1631--1684） 清初诗人。
字汉槎，吴江（今属江苏）人。
顺治丁酉举 人。
以科场案流放于宁古塔二十馀年。
友人顾贞观恳求于纳兰性德，后经性德父明珠营救，得赎还。
其诗多写关外景色和怀乡之情，若干篇章，指斥沙俄侵略暴行，歌颂黑龙江流域军民抗俄斗争，表现了爱国思想。
所著有《秋笳集》。
彭孙囗（1631--1700） 清初词人。
字骏孙，号羡门，又号金粟山人，浙江海盐 人。
顺治进士，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第一，授编修，累官至吏部右侍郎。
其词颇多纤艳之作。
也能诗，所著有《松桂堂集》、《延露词》等。
安徽有哪些名人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历正月，熊十力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上巴河张家湾。
光绪十八年（1892年），家境贫困，为邻家牧牛，闲时随父在家识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入父亲掌教之乡塾读书，初习五经章句，次及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长兄仲甫送熊十力从学于邻县圻水何昆阁门下。
受其影响，喜读晚明诸先生书，尤爱船山书，并兴救国之志。
熊十力从学何先生仅半年，因家贫及同学忌讽，辍学归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与王汉、何自新共游江汉，同谋革命。
入武昌新军凯字营第31标为兵卒，谋运动军队，联络党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行伍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仍密谋革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与刘子通等联合军学界有志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学社。
由何自新介绍加入日知会。
以后数年曾参与武昌起义、二次护国讨袁运动。
民国七年（1918年），深感“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拨乱反正
”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学术一途。
是年，将民国三年（1914年）至民国七年（1918年）间的读书札记、书信、杂论及为友人所撰传记、序文共25篇合刊为《心书》自印出版。
民国九年（1920年），由梁漱溟推荐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
民国十年（2021年），草撰《唯识学概论》初稿。
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晾干才能外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应蔡元培之邀，熊十力聘为北京大学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
一到北大，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
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民国十二年（1923年），唯识学讲稿始由北京大学出版组正式出版，名《唯识学概论》。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初，随梁漱溟赴曹州的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教。
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应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学执教。
秋，因武大校长易人，又返回北大。
为讲授因明学之需，自秋涉冬删注窥基之《因明入正理论疏》，年底事毕。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三月，开始改写《唯识学概论》。
七月，《因明大疏删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因用思过劳，始患神经衰弱之症。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学休养，常与汤用彤、李石岑等论学。
后移往杭川养病。
民国十七年（1928年），应汤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作短期讲学。
时唐君毅就读中大，始从游于熊十力。
民国十九年（1930年），仍住杭州广化寺疗养。
经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单不庵介结，结识马一浮。
《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
由弟子高赞非、张立民记录校订先生在民国十三年秋至民国十八年秋四年间，与朋友、学生论学之语及书札，编辑成册，名为《尊闻录》自印出版，分赠好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新唯识论》（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
马一浮作序并题答。
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
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
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十力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
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十一月，返回北大继续教授唯识学。
时牟宗三就读北大，始从学熊十力。
常与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林宰平、汤用彤、李证刚、郑天挺、陈政、罗庸、罗常培等往来论学。
十二月，内学院年刊《内学》第六辑刊登刘定权（衡如）的《破新唯识论》一文，欧阳竟无师为之作序。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一月，太虚法师于《海潮音》14卷1期发表《略评新唯识论》一文。
二月，撰成《破破新唯识论》，酬正内学院师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
八月十七日，在《大公报》发表《循环与进化》一文。
秋，周叔迦的《新唯识三论判》一书，由北平直隶书局出版，对《新唯识论》《破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提出批评。
民国二十三（1934年）四月八日，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无吃无教》一文。
六月十日，又发表《英雄造时势》一文。
九月二十日，在《大公报》发表《易佛儒》一文。
时与钱穆、蒙文通、张孟劬、张东荪昆仲相过从。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在《史学》（北大出版）一期发表《请诰授奉直归州学正传雨卿先生传》。
六月，于《安雅学刊》一期发表《读经》一文。
十月，于《文化建设》1卷9期发表《文化与哲学》一文。
二十八日，于《大公报》发表《答伍庸伯》一文。
八月三十日，就中国哲学会成立，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哲学年会进一言》文，提出中国亟需一种新哲学。
十月，由弟子云颂天、谢石麟存录整理熊十力在民国二十一年冬至民国二十四年秋，三年间与友人论学书及笔札的《十力论学语联略》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一日，在《中心评论》第2期发表《答朱进之》文；二十一日发表《论不朽书》。
三月二十日，在《文哲月刊》1卷6期发表《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
八月，始撰写《佛学名词释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干本。
十二月，在《哲学评论》7卷2期上发表《佛学名词释要》中的28条词释。
始用《佛家名相通释》一名。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佛家名相通释》由北大出版组出版发行。
是年，于湖南郴县创“十力中学”，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由鄂入川。
夏，为诸生开讲中国历史，弟子记录整理成册，名《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若干册。
冬，指导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文言本为语体。
拟再译成英文做准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于乐山创，应邀担任讲席。
九月十七日，撰《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
未几，与马一浮相处不和，离开复性书院，时武汉大学迁至乐山，应朱光潜之邀，前往作短期讲学。
冬，韩裕文续接钱学熙翻译《新唯识论》，完成转变章，至是，《新唯识论》（语文体）上卷脱稿。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卷，由吕汉财资印二百部。
是年，梁漱溟创勉仁书院于北培，约先生前往主讲。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周封歧资助印行《十力语要》卷二四百部。
秋，由先生自己翻译的《新唯识论》（语体文）中卷脱稿。
十月，赴北培勉仁书院担任主讲。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一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两卷由勉仁书院哲学组出版。
六月，《论周官成书年代》一文发表在《图书季刊》第2期。
《思想与时代》刊物第12期起，连续发表《论体相》《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谈生灭》等文。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新唯识论》（语体文）下卷完成，将上、中卷合为一书，并做一些改动。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在《哲学评论》8卷5期刊载《新唯识论问答》一长文。
二月，始撰写《读经示要》。
三月，《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上、中、下三卷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十一月《读经示要》完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中国文化》第一期发表《论汉学》一文。
十二月，《三民主义》半月刊7卷8期上发表《说食》一文。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回北京大学执教。
夏，孙颖川主持黄海化学社，特邀请熊十力回蜀负责哲学部工作。
发表《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讲词。
刊于《黄海化学社附设学研究部特辑》嘱王星贤整理抗战期间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语要》卷三。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由重庆返回北大。
六月，《学原》1卷2期发表《答牟宗三问格物致知书》。
《哲学评论》十卷五期发表《与柏特教授论哲学之综合书》；《龙门》1卷4期发表《论关老之学书》；七月，读《大智度论》，并作《读智论钞》。
《东方与西方》1卷4期发表《读智论偶抄》。
八月，就《学原》1卷4期发表《略说中西文化》。
《哲学评论》10卷6期发表《论本体书与说理书》。
《龙门》1卷6期发表《读汪大绅绳荀》。
《世间解》第3期至第7期连续发表《读智论抄》。
十月，“十力丛书”之《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十力语要》（四卷本）先后印行。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应聘至浙江大学讲学。
五月，《学原》1卷12期发表《论事物之理与天理：答徐复观》。
2卷1期发表《略谈新论旨要》（答牟宗三）。
冬，南下广州，命黄艮庸作《新论平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一长文，答辩印顺法师《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
1949年1月，辑成《十力语要初续》，12月由香港东升印务局印行。
2月，《读经示要》由正中书局重版发行。
1950年1月，《韩非子评论》在《学原》3卷1期直发表。
仲秋，撰成《与友人论张江陵》一书。
11月，《摧惑显宗记》由大众书局印行。
是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请，由广州途经武汉返回北京。
1951年5月，《论六经》一书完稿。
1952年中秋，作《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
1953年，熊十力再次来到北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十力心情甚为舒畅。
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10月移居上海。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
同年，起草《原儒》上卷，至中秋脱稿。
1955年夏，作《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一长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卷。
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
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
1957年冬，《体用论》脱稿。
1958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石印出版。
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冬完稿。
1959年4月，《体用论》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出版。
夏，开始撰写《乾坤衍》。
《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
1960年，继续撰写《乾坤衍》，体弱多病，写作艰难。
1961年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学出版社印行。
1963年1月，开始起草《存斋随笔》，12月完稿。
书稿由封用拙誊正，拟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5年，董必武推介熊十力读《实践论》《矛盾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文革文化大革命爆发，寓舍查封，身心俱受摧残。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拒绝饮食，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
但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
春夏之交，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
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
病体衰弱，大便用力过猛，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