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专业学术会开幕式领导发言稿怎么写
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为什么不是院士
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美国科学家Wil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84岁，中国籍，中共党员，中医研究背景，发现青蒿素，主要学术成果诞生于文革期间……这一系列的关键词都无疑很有新闻性。
但网友谈论的最大焦点在于，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学者屠呦呦，并不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
其实，在屠呦呦落选院士的背后，曾有一场学术争议。
随着诺奖的颁发，这些学术圈里陈年旧事很可能又被翻炒起来，引发人们的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屠呦呦是谁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
此前媒体介绍屠呦呦的简历时，大多说“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小时候就对中药有了深刻印象，这促使她后来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考大学时，屠呦呦选择药物学专业为第一志愿。
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所选专业正是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药学。
2009年《中国药学60年60人》的一篇文章里这样介绍她大学毕业之后的经历：1955年，屠呦呦大学毕业，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
工作伊始，屠呦呦主要从事生药学研究。
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 ，她对有效药物半边莲进行了药学研究；后来，又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药学研究。
屠呦呦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
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
……屠呦呦和同志们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先后发明和研制了新型青蒿素。
疟疾神药青蒿素从历史的角度看，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是屠呦呦和科研组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因为青蒿素此后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
今天，疟疾仍然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亿人罹患此病，100多万人因此死亡。
疟疾对世界的危害实在太大，各地的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解开植物治疟的秘密。
1820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合作，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但当时还不知道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
1907年，德国化学家P·拉比推导出奎宁的化学结构式；1945年，美国化学家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其学生威廉姆·冯·多恩合作，首次人工合成了奎宁。
20世纪初，绝大多数奎宁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种植的金鸡纳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奎宁供应被切断，从而被迫开始研制奎宁的替代物或简化化合物。
1934年，德国拜耳制药公司的汉斯·安德柴克博士研制出一个结构简化但药效依然很好的奎宁替代物——氯喹。
20世纪，4位科学家因与疟疾相关的研究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以及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在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疾病也在演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
科学家们开始寻找对付这种疾病的新药，传统中药青蒿脱颖而出。
1961年5月，美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越南战争爆发。
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
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
越南则求助于中国。
1967年，在和周恩来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在中国启动。
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是其中一位。
她为什么不是院士
十几年前的教科书上，青蒿素就被称为中国最接近诺奖的科学成就。
而在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后，媒体更是把屠称为“中国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
现在，媒体在提到屠呦呦时都说她是“青蒿素第一发明人”。
但在学术圈内，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青蒿素发现的代表人物仍有很大争议。
比如2011年《京华时报》的一篇文章有如下叙述：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争议已有30年，早期甚至“状告”至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奖励办。
其认为，“屠呦呦既不是最先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作用的人，也不是首先分离到抗疟有效单体的人，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在她指导下取得的，将功劳全归给她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事实不符”。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研究员李英1967年就参加“523项目”，并在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中作出关键贡献。
她透露，这一发明此前曾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并获香港、泰国等奖项，“但都是颁给集体”。
“泰国的奖，屠呦呦也以个人名义申报了，但在评审时还是给了集体，可能美国特别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给了个人。
”李英认为，屠呦呦用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证明了青蒿的有效，是重要贡献，但屠呦呦对其他发明环节很难出力。
而南方周末2011年的一篇文章则这样写到：由于“523”项目是一项庞大的合作研究工作，前后有全国各地不同单位的数以百计的人员参与其中，因而青蒿素的发现在过去很多年里都被强调是集体成果。
例如，2006年由原全国“523”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剑方主持编写的《迟到的报告》一书，就这样强调：“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
但可以断言，从传统医药中，用现代的科技手段研制成功一种新结构类型的新药，发明证书上的6个单位中，无论是哪一个单位，以当时的人才、设备、资金、理论知识和技术，哪一家都不可能独立完成。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吴毓林2009年亦在一篇回顾文章中表示：“虽然3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从他们的字里行间看不到‘523’项目参加人员的协作奋斗,但是这改变不了青蒿素是团队协作成果的事实……”吴毓林所说的“不和谐的声音”，指的是屠呦呦当年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以及《科学时报》的一篇报道。
后者在文中写道：“青蒿是一株救命草。
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
”反对者主要认为，青蒿素研究主要归功于集体功劳，屠呦呦不能将功劳独揽。
屠呦呦无法当选院士或许也与此有关，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曾在科学网博客中分析称，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关键性贡献有争议，在评选院士过程中，屠呦呦在学术同行中声誉不高屡被举报。
目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都要经过候选人公示，接受投诉，投票等环节。
最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中提到，候选人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超过65周岁的候选人，获得6位院士提名即为有效，本学部院士不少于4位。
年龄超过70周岁的候选人被提名次数仅限1次。
根据新规，现在84岁的屠呦呦很可能难以当选院士了。
平凡人扎实做事的成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4年前曾撰文，力挺屠呦呦当选两院院士，在《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一文中，他这样写到：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到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
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再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
……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这篇文章此后在学术圈内引发了很多讨论和争议，饶毅此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表示：“虽然我们认定屠呦呦的成就为第一，但并不否认其他人的工作。
从我们的接触的情况中觉得其他参与“5-23项目”的人对她有意见可能是有一些理由的，而不能都怪其他人。
她自己课题组内的人、组外的人对她也都有一些意见，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们还有来信。
我们认为，他们应该明确各人的工作，谈事实，而不要意气用事，争取双赢而不是双输。
”和圈内学者相处不睦，就无法当选院士吗
香港大学教授金冬雁在4年前在讨论屠呦呦落选的文章里这样说：“由屠的落选可以看到，中国院士选举的一个弊端就是过于注重学术贡献以外的问题，有时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
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方面，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
……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具体细节，都带着过去时代深深的烙印，要用历史的观点与角度来解读。
就现在公布的文字资料看，屠对发现青蒿素有重大贡献，瑕不掩瑜，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饶毅在几年前的采访中则认为，如果屠呦呦获国内广泛认可、甚至世界肯定，大家不要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这背后，还有一群“无名英雄”。
饶毅在那次采访结尾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屠呦呦及其小组成员，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学工作者都不是天才，也不是杨振宁、李政道式的有非凡才能的人。
但在他们参与“5-23项目”后，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研究，在机遇来临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并把工作做好，没有简单放弃，最后他们的成就挽救了人的生命。
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是“扎实做事”。
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是天才的工作，而是平凡的人通过认真的工作，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作出的杰出的成就。
青蒿素是通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工作才发现的，这是青蒿素科学史里蕴含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也是对今天人们最有价值的告诫，而中国目前的科研风气很缺乏这点。
怀疑与学问怎么分段
教学目的 一、学习本文围绕中心论点，组织分论点进行分层论述的结构。
二、熟读课文，领会运用举事例和讲道理论证论点的方法。
三、初步了解议论文语言表达准确这一特点。
教学设想 一、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找出中心论点和分论点，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本文的教学重点是如何用举事例和讲道理阐述中心论点的。
课上要求学生掌握用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阐发事理的方法。
三、课前布置预习，要求学生朗读课文，初步了解文章的脉络、查词典解决不甚理解的词语。
四、安排两课时。
第一课时教学重点 一、检查预习作业，落实预习中提出的各项要求。
二、在朗读课文的基础上，梳理清楚其结构，掌握中心论点及分论点。
教学内容与步骤 一、解题 板书；怀疑与学间 提问；课文标题有什么特点
明确；标题用了一个并列短语，它揭示了文章的论题。
所谓“论题”，即真实性需要证明的命题。
“怀疑”对“学问”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正是需要证明的，也是同学们想知道的。
二、导入课文 明确：疑是思之始，学之端。
同学们都知道，“苹果为什么落在地上
”这个“疑”，对于探索“万有引力”的牛顿曾有极大的启示；“水开了，壶盖为什么跳起来
”这个“疑”使瓦特发现了蒸汽的力量；“挂灯摇摆幅度不论大小，为什么时间都一样
”这个“疑”，使伽利略发现了等时性原理。
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地动学说，就是从怀疑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天动学说开始的。
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决不“虚推古人”，敢于怀疑前人的陈腐学说，推翻错误结论，计算出了圆周率。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怀疑与学问》，就能进一步了解做学间为什么必须有怀疑的粕神，有了怀疑的精神才能辨伪去妄，才能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
三、检查预习作业（一）检查词语的解释 虚妄：没有事实根据的D 启迪：开导、启发。
停滞；因受阻碍，不能顺利地运动或发展。
墨守；因循守旧，不求进取。
顺便对文中引用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加以解释。
明确：完全相信《书》，那不如没有《书》。
《书》，指《尚书》、（杨伯峻《孟子译注D （二）检查朗读课文 明确：要求学生逐渐养成边读边思考的好习惯、思考的问题是；全文共六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几部分
每部分的中心内容是什么
至于朗读的方式，可以分组分段齐读和个人范读结合。
第一遍分组分段齐读，第二遍请一个学生范读。
读后略加讲评。
四、讲解课文 初二的学生学好议论文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师首先教给学生学会分析文章的结构脉络。
提问：课文的第一部分应划分到哪里了中心内容是什么， 明确；前两个自然段是第一部分。
作者引出两句古代学者的名言，提出中心论点、如果将“学者先要会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用自己的话概括，就是；治学必须有怀疑精神。
提问；为阐述中心论点，作者用了两个分论点进行论述，第一个分论点（即第二部分），是什么
又如何分层论述的
明确；3、4、5三个自然段是文章的第二部分。
这部分论述了第一个分论点，怀疑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
也就是说，不论对于传说、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应有怀疑精神，不能轻信盲从。
对于这个分论点，作者是分两层进行分析的。
谷先，作者在第3自然段里指出，“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根据、事实和根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人传说的。
”当然，听人传说的材料就不如自己亲眼看见的实际情形来得真实、可靠。
同样，做学问也是如此，“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得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实际L，作者在这里强调了做学问掌握第一手事实证据的重要性，但是人往往不能做到事事亲自视察、实践，只能靠别人的传说。
那么，我们又如何正确对待传说的话呢
作者在第四自然段里指出，“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
”又说，“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
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 从3、4自然段，我们可以概括出第一层的意思；对于传说，不论情不信，都应该经过一番思考．应该有怀疑的精神。
另外，作者用第5自然段完成了对第二层的分析。
作者指出，不论对于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经过‘怀疑’、‘恩素’、‘辨别’三步之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
”段末一再强调了务除盲从或迷信。
提问二请一个同学从结构和内容方面小结以上三个自然段。
明确；以上三段，从三个方面；分两个层次论述了第一个分论点、文章从如何正确对待传说、一本书、一种学问，阐述了遇到问题多分辨，多思考，不盲从，不迷信，提倡怀疑的道理。
请全班同学齐读第6自然段。
提问：第6自然段的首句在全文结构L起什么作用
明确：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首句的前半句归结了上面三段所论述的第一个分论点，后半句提出了本段的论点，也是全文的第二个分论点；怀疑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
提问：第6自然段可以分几层
明确：可以分五层。
第一层（①句），承上启下，总结上文，提出第二个分论点；第二层（②一⑤句），从反面、正面论述没有怀疑精神和具有怀疑精神对治学的不同效果；第三层（③一③句），以大学问家戴震为例，论证第二个分论点；第四层（⑤一0句，正面论述了～切学问家以怀疑精神做学问，会在文化史上起到巨大作用；第五层（＠句），反面补述“墨守前人的旧说”的恶果。
最后，出示投影幻灯片卡，用表格示意本文的结构 五、布置作业。
（一）课文开头两段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H）课文第6自然段第一句话在全文中起什么作用
回答：（一）引用两句古代名言，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这两句名言也起到了充当论据的作用、写法新颖、活泼。
（二）这句话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前半句归结了第一个分论点。
后半句提出f第二个分论点。
第二课时教学要点 一、深入掌握本文在论证过程中所运用的些论证方法。
二、学习本文思维严谨、善于分析事理的特点。
教学内容及步骤 一、导入语上一课时，我们主要学习了本文的论证结构，明确了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以及分论点为中心论点服务的关系。
这一课时，我们主要学习本文的论证方法。
二、讲解课文 （三）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以“设疑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为题，进行口头小作文，每个发言的同学发言在三分钟之内。
四、布置作业 （一）抄录并熟记课文中引用的名言。
（二）用“怀疑”、“思索”、“辨别”三个词写一段话。
教学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顾颌刚（1893—1980），我国当代史学家。
原名诵坤，字铭坚。
江苏苏州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先后在厦门、中山、燕京、北京、云南、齐鲁、中央、复旦、兰州、震旦等大学任教。
曾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和院士、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和文史研究会历史组主任等职。
解放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
顾颌刚从1920年开始考辨古史，曾编写了《古史辨》，《辨伪丛刊）｝，崔东壁遗书y。
解放后编了《中国历史地图》。
他的著作出版的郁秦汉方士与儒生》、《三皇考｝）、《史林杂识）｝、《盂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X、《吴歌甲集X、《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尚书通检》、《顾颔刚通俗论著集》等。
二、课文中提及的四位古代学者 程项（1033—1107），北宋哲学家、教育家。
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洛阳人。
曾和兄程额学于周敦颐，并同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
二程的学说后来被朱育继承和发展，也称“程朱学派”。
他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政。
他的著作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
字子厚，凤翔郧县（现陕西省眉县）横渠镇人，也称横渠先生。
曾任崇文院校书等职。
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为“关学”，著作部正蒙》、《经学理窟》、《易说》等。
戴震（1723一1777），清代思想家、学者。
字东原，安徽休宁县人。
问学于螫源江永。
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持召为纂修官，在馆五年，病死。
他的著作有《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后人编有《戴氏遗书》。
朱育（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婆源（今属江西）人。
曾任秘阁修撰等职。
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关系，世称程朱学派。
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他的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以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三、“尽情书不如无书”的出处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朱幕注：“程子曰：载事之辞，各有重称而过其实者，学者当识其义而已。
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不如无书之愈也。
”“武成，周书篇名。
武王代纣，旧而记事之书也。
策，竹简也。
取其二三策之言，其余不可尽信也。
程子曰；取其奉天代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 又，杨伯峻教授《孟了译注》的标点和注释：“孟了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吾于赋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作也
”（译文：“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不如没部书》。
我对于《武成》篇，所取的不过两三页罢了。
仁人在天下没有敌手，拿周武王这极为仁义的人来讨代商纣这极为不仁的人，怎么会使血流得那么多，甚至把捣米用的长木相都漂流起来了呢叩）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二战时期最有名的人物有哪些
阿道希特勒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生于巴伐和奥地边界城市布劳瑙（Braunau am Inn，林茨，莱茵河上的Braunau），卒于柏林。
希特勒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总裁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第三帝国元首兼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
早年曾因暴动入狱，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一书，表达出他多方面的观点，如兼并奥地利，反犹和独裁。
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总理；通过帝国大厦纵火案打击异己党派。
1934年8月1日德国总统兴登堡病逝，希特勒兼任德国总统，并将总统与总理两个职务合二为一，拥有无限的权力，并命令所有军队以及法官和政府官员向他宣誓效忠。
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成为国家政权的单独执掌者即独裁者，把军队和教会之外的所有政治社会机构都一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他执政期间的德国被称为纳粹德国或德意志第三帝国。
在第三帝国初期阶段，他的某些经济措施一度使得德国经济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泥潭，也因此以及富有煽动性的群众运动而获得下层民众的支持。
不过在政治体制上，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相对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倾向于极端民族保守主义的。
他和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东条英机领导的日本联盟结成轴心国，这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军队在他的领导下干涉西班牙内战，扶持佛朗哥政权，并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法国、苏联等国家。
国内方面，他实行法西斯式的一党恐怖专政，仇视且排斥其它非纳粹政党和思想，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他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即为关押共产党之用，他还鼓吹民族优越，仇视其它民族。
在国内建立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等独立于国防军外的纳粹军事组织。
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的第三帝国期间，德国以及其占领国领土上大量建造死亡集中营，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种的遭到了大屠杀。
根据粗略估计，期间总共有约600万犹太人、数千万其它人种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杀。
在战争方面，希特勒在军事上摒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模式，创立了并且实践了闪电战、空军支援等新型战争模式，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1945年4月28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市区。
当天夜里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举行婚礼。
30日15时30分，希特勒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1945年5月8日夜，纳粹德国正式投降。
德国战败. 朱可夫（Zhukov，Georgy Konstantinovich），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俄文：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公历1896年12月1日（儒略历同年11月19日）——1974年6月18日）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也因此成为仅有的四次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两人之一。
朱可夫生于卡卢加州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一贫苦家庭。
朱可夫曾在莫斯科学徒，并于1915年应召进入沙俄军队骑兵团。
一战之中，朱可夫曾因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士。
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1918－1920年他参加了俄国国内战争。
1923年朱可夫成为团长。
1930年升为旅长。
他是新的装甲战争理论的热心支持者，并且他详细的作战计划和对纪律的严格要求也给他带来了名气。
1937到1939年斯大林对军队进行了清洗，装甲战的倡导者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其他很多军事将领也入狱，朱可夫却幸运的逃过了的清洗，并且继续升职。
关于这一情况，一般认为是朱可夫的骑兵背景帮助他逃过一劫，当时的苏联 元帅中，骑兵出身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都受到重用，而其他三人均被清洗。
1938年日本军队在有苏联驻军的蒙古国和日本扶植建立的满洲国边境制造摩擦，朱可夫被派往边境，组织对日军事部署。
1939年5月诺门罕战役爆发，在朱可夫指挥下，苏联军队大量使用装甲兵，进行闪电战似的立体机动作战，最终合围日军，取得胜利。
这一战役由于远离欧洲主战场，所以不被人注意，但是这一战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本放弃了北进的意图，而将主要用兵方向定在东南亚，使得苏联在二战中避免腹背受敌的局面。
朱可夫因在这次战役中的杰出指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40年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随后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
在总参谋长任上，朱可夫主要任务是提出防御德国攻击的计划。
随着原苏联的秘密档案的解密，某些历史学家认为朱可夫曾在1941年5月提出先发制人的进攻德国的方案，但是被斯大林否决了。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苏军溃败。
朱可夫签署了要求苏联红军立即组织反击的命令，但没有效果。
德军长驱直入后，重点进攻基辅。
朱可夫经过判断，提出应该撤出基辅，避免被德军合围而引起更大损失。
他的这一观点和直率的性格使他与斯大林发生冲突，被任命为预备军司令员，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总参谋长。
朱可夫在预备军司令员任上组织了叶利尼亚反击战稳定了当地的战线。
9月列宁格勒告急。
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大本营代表，前往列宁格勒，从此开始了他各地协调指挥的序幕，也因此被称为“消防队长”。
朱可夫到达列宁格勒之后，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带动下属，合理利用了有效的兵力进行重点防御与反击，稳定住了防线。
10月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朱可夫调回莫斯科代替铁木辛哥组织莫斯科保卫战。
12月保卫战结束，德军退出莫斯科周边地区。
1942年夏季，斯大林、铁木辛哥不顾朱可夫反对，强行发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结果损失惨重，约50官兵被俘，德军前出至顿河河曲和高加索山南麓。
朱可夫因此出任最高副统帅，并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一般认为他和华西列夫斯基共同策划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段时间朱可夫主要策划维亚济马方向的无果的攻击行动，而在他的回忆录中抢夺华西列夫斯基的功劳。
1943年他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库尔斯克战役。
而前线总指挥罗科索夫斯基则回忆说朱可夫并未参与库尔斯克战役的决策，他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
1944年朱可夫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组织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
1945年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率军攻克柏林，于5月8日深夜主持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并代表苏联签字。
战后，由于战功显赫和自身性格的缺点，朱可夫遭到斯大林的猜忌。
1946年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他任驻德苏军司令，朱可夫就任苏联陆军总司令。
1947年遭到斯大林指责，被派到远离莫斯科的敖德萨军区任司令员，后来又贬到战略位置更加次要的乌拉尔二级军区任司令员。
1953年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但斯大林随即去世，所以无从证实朱可夫被召回的原因。
1953年朱可夫参与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因此成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部长。
1956年朱可夫负责制定了入侵匈牙利的计划。
1957年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发生矛盾，后者在主席团会议上要求赫鲁晓夫辞职，赫鲁晓夫要求召开党中央全体会议。
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派军用飞机将所有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并做了有力的发言指责莫洛托夫等人参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从而巩固了赫鲁晓夫的位置。
赫鲁晓夫随之感觉朱可夫的威胁，趁朱可夫出访之机将他架空，在他回国后以“波拿巴主义者”的莫须有罪名——即图哈切夫斯基冤案同一名称的罪名——解除了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赫鲁晓夫下台后，朱可夫才又重新被提起。
闲居的朱可夫著有《回忆与思考》、《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库尔斯克突出部》、《在柏林方向上》等军事著作，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的许多著名战役，并阐述他的军事思想。
1974年朱可夫去世，葬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朱可夫在从士兵到元帅的漫长军旅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获得过四次苏联英雄称号(1939.8.29，1944.7.29，1945.6.1，1956.12.1)，这在苏联历史上仅有两人（另一人是对勋章有执着狂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同时也是获得两次胜利勋章的三个人之一（其他两人是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
除此之外，还获得列宁勋章6枚，十月革命勋章1枚，红旗勋章3枚，一级苏沃洛夫勋章2枚，图瓦共和国“共和国”勋章1枚，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1969)，荣誉武器1件，奖章及外国勋章多枚。
隆美尔 曼施坦因、隆美尔和古德里安被后人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三大名将。
当然，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绝对是助纣为虐的法西斯帮凶，对别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是希特勒祸害天下的杀手。
而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过人的军事素质,出色的军事指挥艺术，对世界军事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确实值得后人研究。
与那些制造屠杀的纳粹德国政客们和党卫军首脑相比，身为正规的德国国防军优秀将领的他们还算清白，他们虽在希特勒的战争中策划指挥，却反对纳粹的屠杀和灭绝政策，更没有参与屠杀暴行。
也许正因为这点，加上他们令人惊叹的军事造诣，使他们赢得了敌国的尊敬和历史学家，军事学家的客观评价。
隆美尔是二战中德国最著名的将领，稍对世界军事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那个著名的绰号——“沙漠之狐”。
由于他在北非沙漠战场的一系列惊人战绩和德国媒体和盟国媒体的疯狂宣传，他在世时就已成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军人和德国人崇拜的偶像。
埃尔温·隆美尔(1891-1944)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德国十一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任警卫连连长。
从1919年起，他历任连长、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战术教员、戈斯拉尔市猎骑兵营营长、波茨坦军事学校教员、维也纳新城军事学校校长、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等职。
1940年2月任坦克第七师师长，参加了对法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对作战经过作了详细的日记，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后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依据。
隆美尔出生在德国南部海登姆市一个中学校长家庭。
1910年中学毕业后从军，入但泽皇家军官候补学校学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连长，先后获得3枚十字勋章。
一战后，历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战术教员、戈斯拉尔市猎骑兵营营长、波茨坦军事学校教员、维也纳新城军事学校校长等职，因著有《步兵进攻》一书面引起希特勒的重视。
1938年调任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曾陪同希待勒巡视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隆美尔作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指挥官之一，受到希特勒的器重。
1940年2月，希特勒任命他为第7装甲师师长，并赠给《我的奋斗》一书。
5～6月间，在德军闪击西欧的侵略战争中，隆美尔指挥装甲第7师冲在最前面，先克比利时，接着是阿拉斯、索姆，最后直捣法国西海岸，被法国人称之为“魔鬼之师”。
1941年2月，希特勒又任命隆美尔为“德国非洲军”军长，前往北非援救一败涂地的意大利军队。
他到达北非的黎波里前线后，立即作了一次侦察飞行，得出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结论。
于是他便改变“固守防线”的命令，指挥他的装甲部队冒着沙漠风暴勇猛穿插，全速前进。
英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
德军直逼亚历山大和苏伊士。
隆美尔因此名声大振，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名，并被晋升为元帅。
后来，德军主力被牵制在苏德战场，希特勒不肯抽兵援助北非前线，致使隆美尔不得不停止进攻而在阿莱曼进行防守。
1942年11月，隆美尔以其仅有的5万军队和550辆坦克在阿莱曼地区抗击蒙哥马利的19.5万军队和1029辆坦克，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失败。
1943年3月，隆美尔奉召回德国大本营。
同年7月，调任驻北意大利的陆军“B”集团军群司令。
1943年12月至1944年7月，他率陆军“B”集团军群在法国组织防御，指挥抵抗诺曼底登陆战役。
随后，德国发生了行刺希特勒未遂事件，隆美尔受到株连。
1944年10月14日，由于希特勒派人逼迫，他在一辆小轿车中服毒自尽，而对外宣布的消息，则是“隆美尔陆军元帅在途中中风去世”。
丘吉尔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
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
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
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
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
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
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
……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
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
”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
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
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
”“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
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
……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
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
《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
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联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
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作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
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
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
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
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
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
蒙哥马利 1、伯纳德·劳·蒙哥马利（MONTGOMERY of Alamein, Sir Bernard Law 1887.11.17-1976.3.25）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
出生在伦敦肯宁敦区圣马克教区的一个 牧师家庭。
1901年 14岁时才正式上学，文化成绩低劣，但体育成绩极棒。
1907年奇迹般地考入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1908年 12月毕业后，加入了驻印度的皇家沃里克郡团，当一名少尉排长。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负重伤，差点送命。
1918年大战结束时，任师司令部中校一级参谋。
1920年1月，蒙哥马利跨进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大门，同年12月毕业后，参加过爱尔兰战争。
1926年1月，被调回参谋学院任教官。
1930年，陆军部选派他担任步兵教令的重编工作。
1934年被任命为奎达参谋学院的首席教官。
1937年，调任第9步兵旅旅长，因带兵有方，得到当时南部军区司令韦维尔的赏识。
1938年 10月任驻巴勒斯坦第8师师长，参与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暴动，被晋升为少将。
1939年8 月，调回国内接任以“钢铁师”著称的远征军第3师师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哥马利率第 3师随同英远征军横跨英吉利海峡，进入法国。
1940年 5月，德军闪击西欧时，他与法、比军队并肩作战，后被迫随英远征军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
1941年先后任 第5军、第12军军长。
12月又升任东南军区司令，负责选拔、调整、 培养各级指挥官，严格训练部队，提高军事素质。
1942年 7月，北非沙漠中的英国第8集团军，被“沙漠之狐”隆美尔的德国非洲军团击 败，退守埃及境内的阿莱曼地区。
在英军濒临崩溃之际，丘吉尔于 8月命他接任第 8集团军司令，与隆美尔对阵。
他临危受命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10～11月间向德军发动了阿莱曼战役，一举击溃隆美尔非洲军团，扭转了北非战局。
随后，又挥师乘胜追击，协同美军将 德、意军队围歼于突尼斯。
他由此声誉大振，被人们称之为捕捉“沙漠之狐”的猎手。
1943年7月，他率英军在西西里登陆。
9～12月，协同美军实施意大利战役，进军意大利半岛。
1944年1月，调任盟军第 21集团军群司令兼地面部队司令，参与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计划制定工作。
1944年6月，参与指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尔后，率英、加军队转战法、比、荷、德。
同年 9月，晋升为陆军元帅。
1945年开始向德国北部腹地挺进，于 5月进入丹麦，并在那里接受了驻德国西北部的全部德军的投降。
德国投降后，蒙哥马利出任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代表和盟军联合统帅部副统帅。
1946～1948年，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封子爵。
1948年任西欧联盟常设防御组织主席，1951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副总司令。
1958年秋退休。
1976年3月25日病逝于伦敦，终年89岁。
著有《蒙哥马利回忆录》等。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d Danid Eisenhower)(1890年10月14日-1969年3月28日)美国第34任总统，陆军五星上将。
在美军历史上，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人物。
他曾获得很多个第一。
在美军历史上，共授予10名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是晋升得“第一快”；他出身“第一穷”；他是美军统率最大战役行动的第一人；他是第一个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统帅；他是美军退役高级将领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第一人；他的前途是“第一大”--惟一的一个当上总统的五星上将。
出生地：德克萨斯州丹尼森市逝世地：堪萨斯州葛底斯堡弗农山农场安葬地：堪萨斯州阿比林城学校：美国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职务：欧洲盟军远征军总司令、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美国第34届总统军衔：陆军五星上将(Gemeral Of the Army)夫人：玛丽·-吉瓦尼·杜德著作：《远征欧洲》、《受命变革》、《缔造和平》、《悠闲的话》名言：“我不能容忍那些把一切与他们见解不同得人都称作共产党的极右分子，我也不能容忍那些高呼我们其余的人都是残酷的贪财牟利之徒的极右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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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我国的院士制是怎么回事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王扬宗《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6期（2005年12月）：5-22页 摘要：阐述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建立的过程。
学部委员不同于院士制；以学部委员为基础建立院士制度，使中国院士的资格相对较低，名额也较多；近年来对院士的追捧则使院士制发生了变异，弊端丛生。
改革院士制度可以从控制院士规模，吸纳当今世界杰出的华人科学家入手，也有赖于相关体制的变革。
关键词：学部委员 院士 院士制度 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在科学、技术和工程等领域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院士代表着中国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备受社会各界重视和关注。
但近些年来，在院士频频成为新闻人物或舆论的焦点的同时，院士制度也遭到了非议。
有人甚至认为院士制度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障碍，非取消不可。
今年又逢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中国的院士制度再次聚焦在全国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公众眼前。
目前，随着100多位新增院士名单尘埃落定，围绕着某些院士候选人和现行院士制度的种种议论也将暂告一段落。
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11月1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在上海召开的一次院士圆桌会议上，曾经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院士建议取消现行的院士制度。
尽管该报次日又否认周先生有此建议，但他对现行院士制度的批评，仍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项国际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
我国院士制度的症结何在
应当如何寻求解决之道
这是我们讨论院士制度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拟从追踪中国院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入手，分析其得失与利弊，希望对回答上述问题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有的产物。
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余年。
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发展也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
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郝刘祥、王扬宗，2004]。
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
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1]，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
聘任评议员的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的顶级学者。
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重要作用[陈时伟，2003，页191]。
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
推究其原因，或许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
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举程序[2]，充分体现民主和公开公正，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
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的体制趋于完善。
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
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实行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
二、学部和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
从一开始，人民政权就远比旧政权重视科学技术。
在巩固政权之后，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科学中心。
中科院与中研院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些做法。
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
这是为“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优秀科学家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能根据国家需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3]。
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之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委员的推选工作。
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
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名推荐，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区别是很大的。
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
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
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被聘为学部委员。
学部委员的资格，在学术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条政治标准。
学部委员的聘任，要报经国务院批准。
凡此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术界的统一领导。
学部委员的这种职责，也就决定了其数额将大大多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额。
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学组的28人，科技专家只有53人。
1955年，学部成立时，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人，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委员为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
首批学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
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
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
这一批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4]，学部是分工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分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5]。
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2-5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
各学部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
学部设立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参与主持了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奖金的评选，特别是在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限的。
正如樊洪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学部虽然名义上说是对院属各研究所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
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
”[樊洪业，2005]因此，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主要是荣誉性的。
由1957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就是以学术成就为资格标准一事也可概见。
学部委员转变为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然而有其必然性。
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威，在许多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
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
归根结蒂，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后者不很信任。
因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到了限制。
尤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学部委员的称号[6]，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
在这种形势下，学部委员的荣誉性都丧失了，更不用说起到什么学术领导作用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部“被作为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产物，专家路线的产物，被彻底砸烂了，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7]，不少人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也是名存实亡了。
三、学部的恢复和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文革”结束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被提到了“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位置。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8]。
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
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报告，增选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科学院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9]。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11]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可以当选，但实际上最后是以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结果新增283名，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学部制度不同于院士制度。
学部委员主要承担中国科学院不同层次的学术领导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一般不必担任学术领导工作。
两者的学术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
凡研究员、教授、国际工程技术人员、（或有相当水平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就与贡献者，可选为学部委员。
[12]”注意这里对学部委员的要求是“优秀”而不是“卓越”或“优异”。
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
《条例》规定，院士是给予我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
《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也就是说还不到计划增选后的学部委员总人数的一半[13]。
由此可见，拟议中的院士学术标准要比学部委员高出不少。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被暂时搁置了。
1979-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形势下进行的。
学部委员增选名额的扩大和学部职能的恢复和扩充既是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科学院落实和探索学术领导的新机制，使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领导和决策的一种尝试。
这是一次学部委员自主的、民主的选举。
1981年1月，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中科院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时认为，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学部委员之列，学部委员的名额也可以多一些。
但当时科学院领导认为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再增补只能留待以后解决。
结果中央书记处最后尊重这一选举结果，没有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增补名单进行调整[薛攀皋，1999]。
1981年3月，283人的增选名单被国务院批准。
经过此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为降为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到总数的14%，50岁以下学部委员有18人，最小的41岁。
女学部委员从过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学部委员分属25个部门，代表的专业更加广泛[樊洪业，1999，页263]。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在其成员中推选院长和副院长。
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大调整，是体现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的一种新体制。
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
根据这一章程，学部的职责主要包括：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
[14] 《章程》还规定：“各学部由本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学部常务委员十三至十七人，负责本学部的经常工作。
学部常委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
学部常务委员会推选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
……由学部主任提名，经中国科学院院长任命，学部可设不是学部委员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协助学部主任进行业务、行政管理工作。
学部设学术秘书若干人，设置精干的办事机构。
” 按照这一章程，科学院对院部机关进行调整，各学部成为院内重要的学术领导机构，拥有很重要的职权，因此也要担负相当繁重的工作任务。
以数学物理学部为例，该部所属研究机构有29个，各类人员12951人，其中科研人员3700人，工程技术人员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进行的科研课题有1289项[15]。
1981年5月至1983年，数理学部评议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个科研机构，组织实施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确定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政策，审定了院内有关重点课题，还组织了部分科研攻关项目，审定了一批科学基金，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了博士培养单位和有关导师的资格，开始编制1986-200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50余次学术会议，此外还受国家科委委托复审了全国自然科学奖的有关项目[16]。
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学部特别是学部常委不堪重负，不少人几乎成了专职的管理干部。
因此这一制度实施不久，问题就十分突出，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卢嘉锡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
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
[17]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
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18]。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
从此，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学部委员大会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虽然这一转变主要是从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着眼的[19]，但从后来看，这也是由学部委员过渡到院士制的一个重要举措。
尽管要等到1993年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但从此，学部委员与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
”[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
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由于通货膨胀，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
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调查，30年工龄以上的老知识分子，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李强，1996]。
社会上普遍流传：“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
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大贬值了。
以上种种，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葛能全，2002，页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钱三强先生于1990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葛能全，2003，515-516页]。
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
“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
国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21]。
关于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增选办法”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
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2]”办法还确定，增选工作分为推荐、初选、评审和选举共四个步骤进行，并制定了有关程序和规则，选举结果报国务院批准生效。
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
经过300余位学部委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
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新学部委员[樊洪业，1999，页339]，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
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后，学部委员的增选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
1992年，学部大会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作了规定。
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六十名。
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
至此，由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称的变更而已。
关于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即已提出了明确的设想。
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樊洪业，1999，页360]。
前已述及，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学部委员的学术资格要求要低于拟议中的院士资格，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不及学部委员人数的一半。
因此，在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制度时，是否将现有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存在较大争议，也设想了一些办法。
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度的转变才告完成。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许多矛盾，也减少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但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也就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
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
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五、院士规模的扩张与院士制的变异 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528人。
此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每次增选人数都接近60人之谱，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士人数达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七次院士大会的同时，中国工程院宣告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在工程技术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
1994年，中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单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即所谓“双院士”)，余为新选院士。
次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院士，院士人数猛增至309人。
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选113人；2001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选58名。
至此，工程院院士达到了663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相当的规模。
从1991年到2003年的十余年间，我国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300余人，是1980年增选后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从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长规模。
与此同时，随着全社会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视，院士的身价不断上涨，院士成为各界追捧的明星。
与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现象。
校长、院长和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关的领导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成了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频频当选。
院士学术资格贬值，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现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日渐显露。
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而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
这种现象，或许可称之为“院士制的变异”。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
如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本是体现党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不足为奇的。
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不但医疗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副省级待遇。
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特权阶层。
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