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判决书的中文翻译
一楼的有些太长了，给你个简单明了的：法庭宣布法庭纪律，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书记员名单。
询问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被告人陈述， 陈述过程中公诉人可以发问。
受害人及其代理人对被告人询问。
辩护人对被告人询问。
公诉人举证，受害人代理人及辩护人进行质证。
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举证，公诉人及辩护人质证。
被告人及辩护人举证，公诉人及受害人或其代理人质证。
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致公诉词，然后，受害人及代理人发表意见，再后，被告人自行辩护，最后辩护人发表辩护词，然后，互相辩论。
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宣判或休庭后择日宣判。
如何理解执法者和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摘要】我国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继续完善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民法院始终以一个裁判者和中立者的身份，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决，同时，其还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做出公正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秩序，保护了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
法院在司法中向来都是公正、透明盒不偏不倚而著称的。
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使我们清楚的看到，在一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上，法院的功能到底发挥的如何，其功能到底该如何定位，法院是一个只能依法律条文进行案件裁决的“法律匠”，还是一个可以依据法律精神和法学理论进行案件判断的司法者。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司法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司法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心，同时也受到司法界的关注。
因此，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司法工作经验，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字】司法自由裁量权，必要性，存在的问题，监控措施一.前言近年来，我国的司法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司法自由裁量权。
在一些西方的法律学家看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是绝对的法官，因为其创造规则。
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其从另一面说明，每一个国家或者是社会中的法律是不可能完善到密不透风的地步，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些漏洞，然而事实也是如此，尤其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成文法的弹性就造成了法律统治的欠缺。
这就为司法实践中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创造了可能。
对我国来说，受到成文法的局限性，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普遍的存在，我们不能对其忽视，同时也不能去消灭或者是遏制这种现象，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的监控，保证期在司法实践中能够正确合理的行使，克服其存在的问题。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涵义及其存在的必然性1.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自由裁量权”一词是舶来品，这个词在西方社会具有很多种意思，然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那就是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种选择权。
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渊源，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英国衡平法时期。
英国的衡平法，首先确立了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当然，对普通法系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创设了司法自由裁量权，也可以说是审判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作为适用法的过程,是和司法审判活动与生俱来的[1]。
自由裁量在我国的法学界以及司法实务中，多被称为司法自由裁量权。
当然司法自由裁量是司法的范畴，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主体主要有法院及其法官和检察院及其检察官。
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内涵，我国和世界上许多的学者都有着很多的说法，例如有些法律学者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一种选择权，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也就是说在司法实务中，法院或者是法官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
[2]对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该种定义，具有其合理性，关键是该种内涵抓住了司法自由裁量的实质内容，也就是自由的选择。
然而这种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即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用我们更为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说，当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遇到了两种以上可以进行选择的处理方式时，可以根据自己对法律精神的解读做出自由的取舍。
当然，笔者认为，所谓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的司法案件过程中，享有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自由的去选择如何认定案件的事实、如何运用证据、如何运用法律去处理一个案件的权限。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等同于法官的审判自由裁量权，因为司法自由裁量权还包括检察院及检察官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但是本文主要是就法院及法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分析的。
2.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分析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样，司法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
“由于法律规则对社会生活调整的局限性,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律的统治不可避免地蕴含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3]。
这更加说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即使是法治社会也是如此。
(一)立法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司法自由裁量权国内有一些法律界的学者曾认为法官的刑事司法自由裁量权是在法律未做规定或者是规定有缺失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法律的授权，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法律精神在合理的范围内依据公正的原则进行刑事案件的裁判的权力[1]。
由此可知，立法的不完善就要求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其实，司法活动就是认定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肯定存在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的不完善。
通常来说，立法越是详细、具体，自由裁量权就会越少，反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较多。
(二)在任何事物面前，人都不是被动的，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也是如此，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是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
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依赖人来操作，就算是再完备详细的法律，其实施也需要自由裁量。
古语有云：徒法不足以自行。
任何法律条文都不可能自主的去对号入座进而处理具体的案件，必须要有办案人员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裁量适用。
所以，不管立法者对法律的规定是多么的详细，只要司法者“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拥有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自由裁量权”[3]。
司法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进而做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案件的裁决是否公正客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了。
(三)由于立法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这就使得法律存在很大的灵活性或者说是有一定的弹性幅度和空间，还有一些模糊的法律语言，这些弹性的条款和模糊语言体现了一种立法技术，这是立法的灵活性以及原则性的结合，这些弹性条款和模糊语言的存在就是立法者授予了司法者以司法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知，只要有法律或者是法律统治，司法自由裁量权就会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社会同司法自由裁量权并不是矛盾的，司法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有程度的大小问题，但是其是必然存在的。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危险性分析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的法律人都对西方的司法中心主义以及司法独立理论所折服，对于现实司法实务中的一丁点违背公平正义的裁决无法容忍，促使他们不断的从消极的一面来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危险性。
这些学者认为所谓的司法活动就是多元的主体在多元化的话语结构中为了达成更为妥当性的结果从而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自由的、民主的重构，这也就是说，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还包括新闻媒体等的言论自由权以案件为平台就法律规范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解释进行讨论，在保证程序的正当性的基础上得出具有民主意义的共识。
特别是在法律不是十分完备的背景下，司法自由裁量权在正当程序所提供的空间领域和时间顺序中担当者沟通和加工机器的角色，即其在一方面将法律秩序同社会秩序以及职业道德、普通民众融合起来，另一方面又以国家的名义主持着纠纷并得出符合法理的法律结论。
笔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合相关的理论和实践认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完美，其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这些危险性的存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
根据笔者的总结，司法自由裁量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危险性：1.自由裁量权和分权理论是冲突的根据宪法以及法律的理论，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严格分离的，法官并没有创造法律或者法律性质的解释的权力，应当要求法官将作出法律解释的权力交给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作出更加权威性的解释，从而指导法官去处理案件。
通过这种分权，就杜绝了法官造法现象的发生，预防司法专横从而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就和该理论存在冲突性。
[4]2.削弱对法律至上的信仰并置法院于危险之地司法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将法官的个人价值观以及对法律的理解运用到具体的案件判决中，有将自己的偏好置于法律之上的嫌疑，这将会损害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正是由于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上采取一些比较随心所欲的行为。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里一针见血:“霍姆斯法官曾经写到,即便是一只狗也知道被绊一下和被踢一脚之间的不同。
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如果狗主人为同一件事情时而奖赏时而惩罚,就是一条狗也会不知所措。
法律的各种仪式体现(造就)了所有法律制度(哪怕是最原始的法律制度)所共同奉行的基本前提———相同的案件应当有相同的判决。
”[5]一旦法律不能够很好的对法官进行约束的时候，权力的正当行使就很难得到证明。
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不遵守规则从而对规则进行歪曲，法官的一些个人意见因为没有参照一定的客观标准，从而辉显得模棱两可，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官的中立。
[6]如果认为法官也是受规则所约束的，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会收到外在范围的限制。
这就会出现一个结果，那就是法官的权力是有限的，其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就比较容易证明，从而对政治决策者的威胁就减轻了。
[7]因此，模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只会威胁到司法的独立，降低司法的权威性。
因为“法院在与其他机关对抗中很少取胜。
实际上,对于旨在限制法院权力的报复行动,法院往往是脆弱的。
因而司法独立可能因司法能动主义者和挑衅性的判决而受到威胁”[8]。
而宪政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确保法院是一个“危险性最小的部门”(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3.有损新法治理念的确立和生长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时期，广发人民的价值取向、道德追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性，人们对于安全感以及秩序感的需求要求新的法治理念的确立。
林毓生在其《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深刻指出“经过(五四运动)反传统思潮的洗礼之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
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了权威性的时候,个人只相信‘自己’,而‘自己’常常只是外界流行的风气的反映而已”[9]。
所以，为了能够统一行为模式，我们需要通过规则将选择出的新的法治理念进行明确，从而避免因为多元化的价值诉求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的凝聚力降低或者是分裂。
在社会的转型期和变革期，同传统的文化和理念相斥的新的法治理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并没有内化到人民的内心思维结构中。
如果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法官就会因为各种因素从而导致其裁决背离了新的法治理念，这不仅会降低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同时还会由于法官的价值观以及个性的差异导致法制的不统一。
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事情，因为法律追求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
如果一个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就会随之出现对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应该牢固的确立新的法治理念，防止继续发生的危险。
[10]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是造成不间断危险的因素，因为纵然法官不能够在短期内接受新的法治理念，自由裁量权的缺乏也不会从根本上对新的法治理念的权威性造成破坏。
四.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析1.法官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
我国法院的很多法官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认识水平较低，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他们很少了解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程度等。
这主要是我国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不高，在司法实务中大多照本宣科，在案件的裁决书中没有法官自己对于该案件的观点。
当然也存在很多法官在司法实务中，完全的司法自由裁量，而缺少对于法律的把握，以至于很多的裁决是不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的。
这是我国司法实务中常见的自由裁量问题，这对于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的权威性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2.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作不透明，主要反映在裁判文书的制作商(一)司法裁判文书的结构简单，不能够完全的反映整个诉讼活动，包括从案件的起诉、立案审查、辩护、代理等这些过程，显得过于的简洁。
(二)司法裁判文书在很大的篇幅上就是罗列法院的观点，讲述法官的观点，而对于当事人以及辩护人、代理人的观点没有做过多的表述，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表述。
即使有的法官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表述，也只是花了很少的篇幅，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根本无法体现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对案件的自由裁量。
(三)我国的法官在进行案件裁决的时候，特别是在制作判决书的时候，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太过简单，并且还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就显得司法自由裁量权太过任意，无法体现司法的权威和公正。
(四)在法官制作裁决文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证据的叙述中，大多是用“上述事实、证据确凿”等这些比较笼统的词语进行概括，缺少法官对于证据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证据链条的剖析，使得当事人及律师在阅读裁判文书的时候，十分的不理解，这就是法官在运用证据的时候，说理不充分的表现。
(五)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的时候，对于判决的理由部分一直文字较少，这也是我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理论性较弱使得判决书不具有说服力，同时合议庭对于案件的意见和审结报告都是保密的，使得社会各界特别是当事人无法真正了解到法官的思维以及自由裁量的过程。
3.我国司法界缺乏对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原则我国最为基本的法律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大多数的人看来，法律是已经明确的成文的法律规则，这就对法官在司法实务中行使自由裁量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司法实务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详细的司法自由裁量的指导性原则，从而指导法官正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4.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法官难以独立裁量在我国的宪法以及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
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很难得到保障，其往往受到很多因素和势力的干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法官依法独立的行使自由裁量权。
五.完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控措施分析1.提升法官的素质，监控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但是运用法律条文的人是活的。
司法自由裁量权能否正确的行使，关键要取决于人，主要是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现代的中国法治社会，要求每一个法官都具有这些素质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必须要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
“能小能”是一个问题，“应小应”是另外一个问题。
法官作为国家的司法执法者，必须要担当起维护一切合法权益，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责任。
对于有人担心，一旦是法官在法律之外适用法律会很难控制的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此，做好法官的自律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太高法官进入的门槛，对于想进入法官行列的人应该在程序上和条件上严格把关。
例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条件。
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是法官的人，应该建立定期的考核和淘汰机制，对他们形成一种威慑。
其次就是要不断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提升法官的业务水平。
要充分的发挥一些大专院校在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有事，将理论研究同实践相结合，为法官能够科学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确保自由裁量权的公平行使建立重大案件审判和裁决的听证制度就是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方的意见，从而为正确的裁判创造条件。
听证会制度在我国还仅仅是在行政处罚、立法程序等领域推行，在司法审判领域还没有出现听证会制度。
在美国等这些西方国家，其司法领域的听证会制度已经十分的成熟了。
其对于一些影响较大，案情重大的案件，通常会举行司法听证会。
司法听证会制度有利于法院更好的公开审判，使司法能够更好的接受社会的监督。
但是，笔者在这里需要阐明两点，一是司法听证会制度同我国的审判公开制度是有区别的，二者虽然都强调公开性，但是后者只是允许一小部分人对案件进行旁听并发表一些意见，而前者则要求与会者说话，给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阐明观点的机会，换句话说，司法听证会制度就在于让司法者去倾听。
当然，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办案效率的问题，因此，对于听证会制度，只能够适用于那些案情重大、影响较大的案件以及需要法官最大限度的运用自有裁量权方可做出裁决的案件。
来自公众的支持是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当机立断做出裁决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监督力量。
3.从司法环节上制约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如何掌握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合理程度?对此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适当,司法者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或幅度内,酌情作出合理决定。
“法律的适用过程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将规则适用于特定事实从而自动产生出某个具体决定的机械过程。
”[3]法官决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应通过对个案的具体审理、法律的具体理解适用,缩小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2],作出适当的选择。
适当就是合理、准确,合理是对自由裁量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使之合乎世情民意,体现司法正义;准确是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理解无误,自由裁量的结果公正。
(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要出于正当目的,符合立法目的或立法本意。
司法自由裁量要满足人们追求“个体化正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体现法治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司法自由裁量权行使的结果越接近正义也就越接近其行使的合理程度。
司法人员应出于公正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而排除出于个人非正当目的行使司法自由裁量权,杜绝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是有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自由选择,它必须在权利的边界以内合理行使,超出法律的限制自由裁量权就失去了正义性。
大法官道格拉斯说:“当法律使人们免受某些统治者———某些官员、某些官僚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统治之时,法律就到达了最佳状态———无限自由裁量权是残酷的统治。
它比其它人为的统治手段对自由更具有破坏性。
”[11]六.结束语综上所述,司法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对于法律的完善，对于纠纷的正确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司法自由裁量权是法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司法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并且司法自由裁量权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有必要加强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监控和约束，这不仅仅是法治社会法治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也是一个国家法治健康完备的反映。
司法自由裁量权同法治社会并不是矛盾的，也不是一对敌人，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的限制以及加强司法的监督来平衡二者的关系，使得司法自由裁量权适应法治社会，并进而促进法治社会的前进。
相信在我国法治社会的明天，司法自由裁量权一定会得到更好的规范，推动司法权威的建立和不断深化。
湖北三鼎律师事务所 伍发财律师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1]卢宇容,王明达.论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J].中外法学,2001,(3).[2]沈岿.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EB\\\/OL],引自中评网.[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1]卢宇容,王明达.论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权[J].中外法学,2001,(3).[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4][美]梅利曼.大陆法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39,86.[5][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1991.49.[6]Milton Handler,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nti-trust Laws:A Critic’s Viewpoint, Georgia Law Review 1,1967.P350.[7][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0,79,131,68.[8][美]彼得?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词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44.[9]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店,1996.8-12.[10][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18-19.[3]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2002,(1).[2]沈岿.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EB\\\/OL],引自中评网.[11]焦南凡.略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J].行政与法,2002,(6)
有一个人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他杀了他妻子，但是因为理由不足而无罪释放
橄榄球超级明星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涉嫌杀人案，震惊全美，堪称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
不少人认为，辛普森腰缠万贯，不惜花费重金，聘请了号称天下无敌的“梦幻律师队“（Dream Team）为自己开脱罪名。
这帮律师唯利是图，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利用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以及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漏洞，把掌握着“如山血证“的检察官和警方证人驳得目瞪口呆，最后说服了陪审团全体成员，将杀人凶手无罪开释。
这场全球媒体瞩目一时的“世纪审判“（Trial of the Century），无疑是对美国司法制度的极大讽刺和嘲弄。
然而，事过多年之后，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人们惊奇地发现，洛杉矶市警方在调查案情过程中，未能严格遵循正当程序，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失误，致使辛普森的律师团能够以比较充足的证据向陪审团证明，辛普森未必就是杀人元凶，很有可能有人伪造罪证，用栽赃手法嫁祸辛普森。
（一）有钱未必能使鬼推磨 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
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理儿。
可是，如果细琢磨一下，这个理儿好像又有点儿说不通。
原因在于，若是论有钱，大名鼎鼎的拳王泰森（Mike Tyson）比淡出体坛多年的辛普森有钱得多。
可是，1997年泰森因涉嫌强奸遭到起诉后，尽管他同样花费天文价格，聘请了一帮名律师出庭辩护，但仍然无法摆脱被定罪的命运，在大狱里结结实实地蹲了好几年。
那么，何以泰森落入正义之网，而辛普森却能逍遥法外呢
有一种解释是，泰森案陪审团以白人为主，而辛普森案陪审团成员多为黑人。
黑人特别抱团，自然会偏向黑人球星。
但是，这个说法同样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因为辛普森案的12名陪审员中，虽然有9名是黑人，其中却有8位是女性。
一些研究陪审团的专家认为，这一构成对辛普森特别不利。
根据美国学者对“黑人女性最讨厌啥样儿的黑人男性“这一社会学课题的统计和调查，最让黑人女性来气的黑人爷们儿有两种：一种是出名发财后立马就娶一个白妞儿当老婆的烧包；一种是动不动就对媳妇拳打脚踢的粗汉。
而辛普森恰好把这两种坏样儿全占了。
辛普森于1947年生于旧金山市的黑人贫困家庭。
他曾获得全美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最高荣誉奖海斯曼奖。
进入职业联赛后，他先后在纽约水牛城鹰嘴队（Buffalo Bills）和旧金山淘金者队（San Francisco 49ers）担任主力，创造过一个赛季带球冲刺2003码的惊人记录（至今未被打破），被誉为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的最佳跑锋。
退出体坛后，辛普森又投身影视和广告业，在电影《裸枪》（Naked Gun）和《杀手势力》（Killer Force）中扮演主角；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国家广播公司（NBC）担任体育评论员；在美国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赫兹（Hertz）担任形象大使。
另外，由于英文橙汁（OrangeJuice）一词的缩写恰好与辛普森名字的缩写OJ一样，所以佛罗里达一家饮料公司特意邀请他拍摄橙汁的促销广告，使OJ这个英文缩写成为美国体育英雄和超级广告明星的代名词。
辛普森成名之后，一向有“花花公子“和“外黑内白“的名声。
与空中飞人乔丹（Michael Jordan）和魔术师约翰逊（Magic Johnson）等著名黑人球星不同，辛普森对赞助黑人贫民区的活动和投资项目毫无兴趣，却热衷于跻身富有白人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除了幼年好友柯林斯外，他的哥们儿无一例外都是白人。
同时，他也只对白人性感女郎感“性趣“。
为了“脱黑“，他甚至不惜重金聘请语音校正专家，反复练习，改掉了一口浓重的黑人贫民区口音。
1977年，辛普森在一家高级餐厅与漂亮迷人、金发碧眼的白人女侍者妮可·布朗（NicoleBrown）一见钟情，不久便与第一任黑人妻子离异。
1985年辛普森与妮可结婚后，因妮可怀疑他在外面有“二奶“，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妮可曾多次打电话报警，指控辛普森对她拳打脚踢。
辛普森案后，几位黑人女性陪审员一再表示，她们并未因被告是黑人而影响裁决，或对被告产生任何个人好感。
在扬名天下、腰缠万贯之后，辛普森休掉黑人糟糠之妻，另娶白人金发女郎一事，极大地伤害了全美黑人女性的自尊心；而辛普森打骂白人妻子的粗暴行为，更使普天下不分肤色的所有女性不寒而栗。
另外，在美国的刑事案审判中，12名陪审员中只要有1人持有异议，就会出现“死锁“（Dead Lock）现象，即所谓“悬而未决的陪审团“（Hung Jury）。
在此情况下，法院要重定开庭日期，控辩双方要重选陪审员听证和审案。
所以，辛普森案陪审团做出被告无罪的一致判决，与黑人构成陪审团主体并无绝对和必然的关系。
那么，陪审团究竟凭啥得出了被告无罪的一致结论呢
依照美国法律，作出判决的唯一依据只能是证据。
美国是一个司法公开的国家，不仅刑事审判对公众开放，而且重大刑事案件的原始档案，如法庭记录、起诉书、证人供词、审问笔录、旁证材料、法医鉴定书、检方和辩方律师的开庭陈词和总结陈词等，在结案后都要全部对公众开放。
根据已公布的辛普森案档案，陪审团之所以判定辛普森无罪，与警方和检方在办案和起诉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使呈庭证据无法令人信服有直接关系。
（二）警方办案三大失误 尽管辛普森案是所谓世纪大案，但是，从这个凶杀案的刑事调查过程来看，洛杉矶市警方在侦破案件、搜集罪证、遵循正当程序等方面漏洞百出，涉案警官和刑事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根据已公开的刑事调查记录和涉案当事人的回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至少出现了三个重大失误，对这个谋杀案的结局产生了极大影响。
1.忽视现场勘查常识 1994年6月12日深夜11点50分，在洛杉矶市西区邦迪街（Bundy），一条名贵的纯种日本狼狗狂吠不已，爪子上沾满血迹，使一对散步的夫妇心生疑惑，尾随这条狼狗，来到一座西班牙式高级公寓楼前，结果发现了两具鲜血淋漓的尸体。
他们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狂敲隔壁住家大门，想借电话报警。
但是，深更半夜的敲门声，却把宅主吓得半死，以为来了劫匪，便立刻打911电话报警。
洛杉矶市警署两位警官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发现是一宗恶性人命案后，他们便呼叫重案处的刑警前来增援。
大批刑警赶到现场后，经初步调查，证实被害的白人女子35岁，名叫妮可，是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前妻；被害的白人男子25岁，名叫戈德曼（Ronald Goldman），是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馆的侍者。
两人皆因利刃割喉致死。
妮克的脖子几乎被割断，咽喉和颈椎骨都裸露在外，刀口喷着鲜血；戈德曼身中30余刀，死于颈部静脉断裂和胸腹腔大出血。
凶杀现场血腥弥漫，惨不忍睹。
辛普森与妮可的两个孩子尚在二楼熟睡，没有目睹这可怕的场面。
死者身份辩明后，西区警察分局局长布歇（Keith Bushey）决定，派几位刑警赶赴相距约4公里的辛普森住宅，通知他前妻遇害但孩子无恙的消息，并让辛普森着手安排把两个受惊的孩子带回家。
另外，警方考虑到辛普森是被害人前夫，他的安全也在警方的关注之处中。
这时，一位名叫福尔曼（Mark Fuhrman）的白人刑警自告奋勇，要求带队前往。
在1985年的一次家庭纠纷中，妮可被辛普森殴打后报警，福尔曼曾上门处理过他们的家庭暴力案，知道辛普森住宅的准确地址。
于是，主持调查凶杀案的瓦纳特（Philip Vannatter）警长便率领福尔曼等四名警探驱车前往辛普森住宅。
布歇局长从第一犯罪现场直接调派警官前往辛普森豪宅的决定，铸成了警方的第一个重大失误。
原因在于，前去的四位白人警官都曾进入过血迹遍地的第一杀人现场勘察，他们的警靴和警服上很有可能已不小心沾染了血迹。
照常理，布歇局长应当派几位压根儿就没进入过第一现场的警官去通知辛普森，防止第一现场的血迹与后来被警方宣布为第二现场的辛普森住宅的血迹发生交叉沾染，这是刑事案现场勘查的基本常识。
可是，警方在辛普森案中却完全忽视了这种常识。
在采集证据和保护现场方面，警方也出现了很多忽视常识的重大失误。
案发之后，大批刑警和刑事检验人员迅速来到现场，但法医却跚跚来迟，在案发10小时后才来到现场，错过了准确地鉴定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最佳时机。
法医在解剖尸体时，不但没对尸体进行X光检查和采集妮克的右手指纹，而且对妮可死亡前是否受到性侵犯未作任何医学鉴定，致使破案线索大大减少。
为了“保护“现场，警方人员顺手从妮克的公寓中拿了几条白被单，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尸体之上。
可是，由于辛普森与妮克离婚后仍然藕断丝连，案发数周前他曾在妮克公寓过夜，并经常来公寓看望孩子，被单上难免会有他的头发或皮屑，结果致使检方呈庭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根据案发现场照片，辩方专家发现，妮可尸体裸露的肩膀上有七点血滴。
从这些血滴的形状和滴落方向看，它们不可能是妮可本人滴落的。
根据常识推理，这些血滴很可能是妮可倒地后，有人流着血从她尸体旁走过时滴落的。
因此，如果这些血滴不是来自另一名被害人戈德曼，那一定就是凶手滴落的。
这样，如果能证明这些血滴属于辛普森，那么他的嫌疑便倍增。
可是，当辩方专家向警方检验人员提出查验这些血滴时，他们深感惊讶，因为警方完全忽视了这些血滴的重要性。
妮可的尸体在解剖前已进行冲洗，这些血滴永远消失了。
2.警方涉嫌非法搜查 6月13日清晨5点，四位白人刑警来到建有围墙的辛普森住宅。
他们在前门按了很久电铃，但一直无人应门。
这时，福尔曼独自一人，沿围墙搜索了一圈，发现围墙后门的路上停着一辆白色福特野马型越野车。
经细心观察后，福尔曼高声叫瓦纳特警长过来察看，说在驾驶员位置的车门把手上发现了微小血迹。
温纳特和另两位警官看到血迹后大惊失色。
他们担心住宅内的人有生命危险，便决定进入住宅，进行紧急搜查。
这一搜查之举，对这个世纪大案的结局有很大影响，因为警官们当时没有搜查许可证。
依照美国的司法观念，警察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恶，对这一机构的权力必须予以严格限制，否则它将沦为专制暴君和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工具。
想当年，为了防止官府和警察为非作歹，滥用权力，任意搜捕和祸害小民百姓，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或扣押状。
西谚中所谓“私宅就是一个城堡，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提法，具体地落实在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之中。
191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威克斯诉美国案（Weeks v United States,1914）中首次明确规定，联邦法院在审判时，必须把警方用非法搜查手段取得的证据排除在外，这是美国警方人人皆知的“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1961年，最高法院在迈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1960）中规定，“排除规则“同样适用于各州法院。
据此判例，警务人员若要进入民宅搜查，必须向法官宣誓担保，不但要以书面形式列举证据和理由，而且要详细说明搜查的地点、范围和时间。
经法官审核批准，颁发许可证之后，才能进入民宅搜查。
另外，警察只能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行动，并应在搜查后向法庭提交所获证据报告。
警察如果违法搜查，不但会受到警纪严惩，而且会造成所获证据在法庭审判时一概作废的严重后果。
法官如果违规颁发搜查证，将面临被弹劾和遭到刑事起诉的危险。
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涉及搜查和扣押的规定千变万化。
几乎在每一起刑事案中，辩方律师的首要工作，就是挑战警方搜查和采集证据的程序是否合法。
但是，有关搜查的法律法规极为复杂，缺乏清晰明确的规定。
比如，警察拦截和搜查平民违法，但是，如果有人超速驾车，则警察有权拦截驾车人并开出罚单。
但如果警察趁机要求搜身和搜车，则驾车人有权当场拒绝。
可是，如果警察无意中在车后座发现了类似大麻的烟蒂，在没有搜查许可证的情况下，警察是否有权搜车
如果警察搜遍全车后没发现毒品，却意外地发现了非法枪枝，那么，警方的搜车行动是否违宪
搜获的非法枪枝是否能作为呈庭证据
对于这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并无统一的标准和答案，只能由法官在审判时审时度势，酌情裁决。
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排除规则“遭到美国社会各界极大指责。
批评者认为，过于严格地实施“排除规则“，将会给警方破案造成极大困难。
在很多情况下，仅仅由于警方粗心大意或急于求成，未能严格遵循程序，致使很多罪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逍遥法外。
尼克松总统执政后，先后任命了四位保守派人士出任大法官要职，试图推翻或修正“沃伦法院“那些对罪犯“心慈手软“的判例。
此后，最高法院对“排除规则“的解释略有改变。
1984年，最高法院在美国诉里昂案（United States v Leon,1984）中规定，当搜查不完全合乎程序要求时，如果警方的所作所为具有“良好诚信“（Good Faith）和“合理相信“（Reasonable Belief），法院在审案时可以引用搜获的证据。
在辛普森案中，涉案四名警官皆为老手，每人都有20年以上刑事侦查经验。
对于限制警方搜查的案例和法规，他们恐怕比初出茅庐的律师了解得还要多。
稍有法律头脑的警官都应明白，美国诉里昂案的裁决虽然对警方有利，但这个判例对所谓“良好诚信“和“合理相信“的解释模棱两可、含糊不清。
而体坛巨星辛普森涉嫌杀人一案，毫无疑问将是轰动全美的世纪大案。
为了防止被辩方律师钻空子，警方应当格外谨慎，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在辛普森案中，从当时福尔曼发现血迹和长时间无人应门的情况看，四位警官擅闯民宅之举，勉强可以算是具有“合理相信“。
但是，警官们进入住宅后，一旦发现辛普森及其家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应停止搜查。
只有当与法官取得联系，申请到搜查许可证后，才能对辛普森住宅进行合法搜查。
但令人费解的是，在没有面临迫在眉睫危险和非紧急情况下，福尔曼警官独自一人，迫不及待地在辛普森宅内继续搜查，结果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的第二个重大失误。
决定进入住宅后，福尔曼自告奋勇，抢先翻越围墙，从里面打开前门，四位警官便直奔豪宅。
可是，按了很久的电铃，仍然无人应门。
于是，他们绕行到住宅后边，去三间独立客房敲门。
在第一间客房，有一位睡眼惺忪的白人出来应门，他自称是辛普森的哥们儿，名叫凯林（Kato Karlin）。
他告诉警察，辛普森和第一任黑人太太生的大女儿住在隔壁第二间客房。
当刑警们把辛普森女儿从梦中敲醒后，瓦纳特焦急难耐地向她询问辛普森的去向。
她回答说，父亲已于昨夜赶搭飞机到芝加哥，参加一场赫兹公司很早就已经安排好的高尔夫球商业比赛。
警官当即打长途电话给辛普森，告知他前妻遇害的噩耗。
辛普森闻讯大惊，表示将迅速赶回洛杉矶。
当瓦纳特等人询问辛普森女儿和打电话时，福尔曼在隔壁单独盘问凯林，打听昨晚有无异常情况。
凯林称，大约在晚上10时45分左右，他听到客房背后一声巨响，墙壁上的挂画都被震动得摇晃起来，他当时以为是轻微地震，没放在心上。
福尔曼疑心大起，立即拔出手枪，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到客房后搜查。
大约18分钟后，福尔曼高声叫来其他刑警，说在屋后悬挂式空调机下的走道上，发现了一只沾有血迹的右手黑色皮手套，这只手套与在凶杀案现场发现的另一只手套相配。
但是，在血手套现场没发现其它血迹以及可疑的脚印和痕迹。
福尔曼解释说，估计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之时，凶犯潜逃在屋后，一不留神撞在了空调上，在惊慌失措中遗落了手套。
发现血手套后，刑警们又找到了更多线索。
他们发现，在围墙前门车道，以及从前门通往住宅大门的小道都有血滴的痕迹。
这样，警方认为已有足够理由怀疑辛普森是凶杀嫌疑，便宣布辛普森住宅为凶杀案第二犯罪现场，正式向法官申请搜查许可证。
在后来的搜查中，福尔曼在二楼卧室的地毯上发现了一双沾有血迹的袜子，它成为指控辛普森涉嫌杀人的重要证据之一。
可是，福尔曼在没有搜查许可证和非紧急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在辛普森住宅中大肆搜查一事，使警方出现了涉嫌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严重问题。
依照美国法律，在某些人命关天的特殊情况下，警官可以用电话或其它现代化通讯手段与法官取得联系，法官了解现场情况后，可以口头授权警察进行搜查。
只有在面临生命危险或罪证可能被销毁的紧急情况下，警察才能破门闯入民宅搜查。
可是，警官们进入辛普森住宅后的境遇并非如此。
在预审时，辩方指控白人警探心怀偏见、先入为主，早在案发之初，就已把辛普森内定为主要嫌犯，然后故意寻找借口，闯入民宅非法搜查。
这样，假如法官判决警方违宪，则搜获的血迹和血手套都会成为“压下不用的证据“（suppressed evidence），不能在审判时呈堂。
但法官听取了警方的辩解后，裁决搜查行为合法。
尽管如此，在庭辩期间，面对辩方律师的穷追猛打，福尔曼死活也解释不清，作为一个有多年刑事侦察经验的老手，在非紧急情况下，明知没有搜查许可证，为何仍然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在住宅内大肆搜查
辩方借此怀疑，福尔曼之所以急不可耐地闯入住宅搜查，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用栽赃手法嫁祸被告。
3.警官携带血样返回现场 6月13日中午12点，当辛普森从芝加哥匆忙赶回洛杉矶时，警方已封锁了他的住宅。
主持调查的瓦纳特和兰吉警官让他到警署总部来一趟，澄清一些疑点，辛普森当即随口答应。
这时，辛普森的私人律师要求随同前往，但辛普森坚持说，自己与凶杀案绝对无关，用不着律师。
在盘问开始之前，瓦纳特向辛普森宣读了“米兰达告诫“，提醒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在盘问时在场。
但辛普森同意放弃沉默权，独自一人与两位刑警谈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破案线索。
照常理，如果辛普森是杀人凶手，沾有血迹的手套和袜子还遗留在客房后和卧室地毯上，杀人时刺破的手指伤口未愈，就是借他10个胆，恐怕他也不敢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与经验丰富的刑警周旋。
在案发当天那种心绪激荡、大受刺激的情况下，如果他在盘问过程中颠三倒四、自相矛盾、谎言连篇、破绽百出，他的口供将成为检察官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证据。
在美国社会中，犯罪嫌犯拥有沉默权的“米兰达告诫“家喻户晓。
如果心怀鬼胎，他完全可以依法拒绝审问，或者至少要求律师在审问时坐镇压惊。
但是，辛普森并没这样做。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警方白白浪费了单独审问辛普森的千载良机。
在多年的破案生涯中，警官们似乎已习惯于嫌犯像榆木疙瘩一样一声不吱，极少碰到过嫌犯自愿地放弃沉默权的好事，把盘问嫌犯的谋略和技巧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在审问过程中，两位刑警非常客气，没有盘问辛普森在案发之日的具体行踪，他们提出的问题既缺乏逻辑又不连贯，远远低于警校低年纪学生水准。
按常理，警官们应当刨根问底，穷追猛打，尽可能地套出更多口供，把盘问一直进行到辛普森不愿回答问题或请求律师在场时为止。
可是，警官们竟然草草收兵，主动结束了审问。
这样，警方既没得到任何破案线索，也没得到任何可以用来起诉辛普森的口供。
事后，主持起诉的检察官气得七窍生烟。
在审问过程中，瓦纳特告诉辛普森，警方已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一些可疑血迹。
辛普森当即表示，愿意提供自己的血液样品，以便澄清真相。
于是，警署的护士便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血液样品。
按常规，为了防止血样凝固和变质，警方在辛普森的血样中添加了防腐剂（EDTA）。
这时，瓦纳特注意到，辛普森左手用绷带扎住，且有肿胀迹象。
辛普森解释说，手指不知咋整的弄破了。
对于弄破的具体时间，他解释得含含糊糊，前后矛盾。
征得辛普森同意后，瓦纳特指挥摄影师将伤口拍摄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辛普森此时仅是犯罪嫌疑人，法官虽已颁发搜查许可证，但尚未正式颁发逮捕令。
辛普森如果心里有鬼，他完全可以拒绝与警方合作，拒绝抽取血样和拍摄伤口照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得到辛普森的血样后，瓦纳特警长并未将它立即送交一步之遥的警署刑事化验室，反而却携带血样回到了32公里以外的凶杀案现场。
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瓦纳特才磨磨蹭蹭地将血样交给了刑事检验员丹尼斯·冯（Dennis Fung），后者当时正在现场取样勘查。
天下竟然有如此荒唐的刑警，居然手持嫌疑犯的血样，在血迹遍地的凶杀案现场遛达了三个小时之久。
在庭审时，面对辩方律师的质问，瓦纳特解释说，根据工作条例，所有证据必须先登记编号，然后才能送交刑事化验室存档。
而丹尼斯·冯正是负责登记编号的警员，所以他才携带血样回到了犯罪现场。
可是，辩方死死抓住这个重大疑点，大加渲染。
辩方律师卡克伦把瓦纳特和福尔曼贬称为“一对骗子“。
使陪审团对警方涉嫌违法乱纪、栽赃陷害的疑虑大大加深。
瓦纳特身携血样返回第一犯罪现场，铸成了警方在此案中第三个重大失误。
在庭审时，警署护士出庭作证时说，他那天从辛普森身上抽取了大约7.9至8.7毫升血液样品。
可是，辩方专家在警方实验室只发现了6.5毫升的血样。
换言之，大约1.4至2.2毫升的辛普森血液样品竟然不翼而飞。
辩方借此怀疑，瓦纳特携带血样回到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借机伪造证据。
（三）公路追捕与刑事起诉 警署审问和抽取血样之后，辛普森得知自己已沦为头号嫌疑罪犯。
为了避开新闻媒体的骚扰，他暂时躲在一位律师朋友位于半山腰的神秘豪宅中，开始筹组“梦幻律师队“。
辛普森借用橄榄球术语，给自己挂上了球队老板兼指导的头衔。
负责协调指挥全队进攻的“四分卫“（Quarterback）角色，由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律师萨皮罗（Robert Shapiro）担任。
他曾出任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的律师。
冲锋陷阵的跑锋要职，由著名黑人律师柯克伦（Johnnie Cochran）担任。
此公在70年代出任过洛杉矶市副检察长，后来下海开业，成为法律界声望极高的大律师，曾帮助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打过官司。
萨皮罗律师人脉极广，颇有运筹帷幄之才。
他从波士顿请来了著名刑事律师李贝利（Lee Bailey），此公被誉为美国律师界最拔尖的盘诘高手之一；从纽约请来了舍克（Barry Scheck）律师，他是擅长在刑事案中应用DNA证据的头号权威；从阿尔巴尼请来了解剖和法医专家贝登（Michael Baden）博士，他曾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中担任首席法医。
由于辛普森案的管辖权属于加州法院，应用加州法律和司法判例，萨皮罗邀请加州法律专家、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校区法学院院长乌尔曼（Gerald Uelmen）入伙，他曾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1971）的主角艾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担任过辩护律师。
阵容如此强大，萨皮罗仍不放心，由于警方涉嫌非法搜查，事关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萨皮罗又说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德肖维奇（Alan Dershowitz）加盟。
这位教授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哥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1962-1965任职）的法律助理，是全美声望极高的宪法权威和上诉律师。
为了确保胜诉，萨皮罗又叫上康涅狄格州警政厅刑事化验室主任李昌钰（Henry Lee）博士出任专家证人。
此公是美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以精湛、独特的刑事侦查与证据鉴识技术享誉国际警界，因屡破奇案被媒体誉为“当代福尔摩斯“。
此外，辛普森悬赏50万美元巨款，奖励提供破案线索的举报人，并雇佣了几位著名私人刑事侦探调查凶杀案真相。
据行家估算，维持“梦幻律师队“正常运作的全部开销，至少应在600万美元上下。
6月17日上午8点，即案发5天后，根据现场血迹化验和DNA测试结果，检方决定立案起诉辛普森。
警方要求他在上午10点准时投案自首。
此时，“梦幻律师队“中的萨皮罗律师、贝登博士、李昌钰博士等人正在向辛普森了解案情，从他身上采集头发和血液等检验样品。
萨皮罗以辛普森情绪低落、心理不稳为理由，请求警方延缓几个小时。
上午11时，警方拒绝了延缓的请求，并派出刑警前往神秘豪宅逮捕辛普森。
中午12时左右，当刑警赶到豪宅时，辛普森突然失踪了。
临行前，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我与妮克之死毫无关系。
我爱她，一直都非常爱他，而且将永远爱她。
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只是我爱她太深。
“结尾写道：“请不要为我悲伤，毕竟我一生辉煌，又有好友无数。
请大家记住真正的OJ，而不是眼前这个在人生中迷失方向的人。
“下午3时，警方在电视上了公布了辛普森的照片和汽车牌照资料，宣布他是在逃通缉犯。
萨皮罗律师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媒体宣读了辛普森的诀别信，并在电视上请求辛普森不要轻生。
那么，辛普森打算远走高飞、畏罪潜逃吗
似乎不太像。
当天下午5点56分，警方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发现了辛普森的白色野马车。
在长达约6个小时的时间中，他乘坐的越野车一直在洛杉矶市郊徘徊。
据辛普森自己解释，他只是到安葬妮克的墓地去了一趟，悲痛欲绝。
驾车司机是辛普森的铁哥们兼队友柯林斯，他一边驾车一边用汽车电话与警方通话，声称辛普森此时躺在后坐，手持枪支，情绪沮丧，如果警方强行截车捕人，辛普森有可能会自杀。
6月17日下午，恰
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和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
“事件”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水门丑闻指美国共和党政府在1972年总统竞动中的非法活动暴露后的政治丑闻。
水门(Watergate)是华盛顿的一座综合大厦。
1972年6月17日有5个人因闯入大厦内的民主党全国总部被捕。
随后的调查表明，尼克松政府为破坏选举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闯入水门只是其中之一。
由于导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被认为是美国政治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
水门事件之后，每当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gate）的名称，而近年美国政坛最轰动的事件是时任总统的克林顿与白宫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克林顿甚至因此险些被弹劾，所以参照“水门事件”，人们把克林顿的性丑闻称之为“拉链门”事件。
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凡涉及性丑闻的事件，均被人们称做“拉链门”。
此外还有“伊朗门”、“情报门”、“虐囚门”等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