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河南科技学院是什么时候成的二本?
2004年5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河南科技学院。
学校立足河南、面向基层，培养基础扎实、勤奋务实、敬业奉献，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服装设计专业简介
服装设计一直处于一个热门的专业，其中美国服装设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深得国内外学生的关注。
那么，美国有哪些服装设计院校呢
下面让我们跟acg艺术留学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服装设计专业院校，希望对你有帮助。
美国服装设计专业院校1.帕森斯设计学院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申请难度：4.5;优势专业：服装设计、室内设计、插画;院校地址：美国纽约州纽12街66号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或帕森设计学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at The New School)在1896年成立，是享誉世界的设计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服装设计学院。
帕森设计学院自1970年起便附属于新学院(又称“新学院大学”)，是全美国第一所设有服装设计课程的大学，也是私立艺术与设计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of Art and Design，简称AICAD)的会员之一。
服装设计专业(Fashion Design)：4年制，帕森斯设计学院的服装设计是在全美兴起的第一类服装设计专业之一，毕业生们引领着美国时装界。
创新是服装设计专业的传统。
现在，除此之外，环保也是服装设计考虑的另一关键因素了。
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会学习缝纫、立体裁剪、样式制作等技巧，另外素描和数码设计也是需要掌握的。
大四时，需要投入毕业作品集的准备当中。
2.纽约时装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申请难度：4.5;优势专业：服装设计、配饰设计、插画;院校地址：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纽约时装技术学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是国际著名的服装与艺术设计院校，成立于1944年，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
开设专业涉及如时装设计、广告设计、电脑动画及互动媒体、织物设计、室内设计、时装摄影、时尚产品管理等。
时装设计专业：课程提供了时尚艺术与服装设计的技术培训。
学生可以继续学业并获得BFA学位。
第五学期都是是混合的课程，你可以选择：童装、内衣、针织服装、运动服装等课程。
FIT还提供了一年在纽约学习，其余学期在米兰的项目。
3.普瑞特艺术学院Pratt Institute申请难度：4.0;优势专业：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平面设计、插画、室内设计;院校地址：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Pratt Institute普瑞特艺术学院成立于1887年，是一所极具特色的艺术类院校。
作为美国著名的艺术类院校之一，普瑞特艺术学院提供建筑、平面设计、艺术设计、工业设计、时装设计、珠宝设计、插图、室内设计、数字艺术、创意写作、历史、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
其中，建筑设计系，工业设计系等享誉于美国。
时装设计专业(Fashion Design)：4年制，普瑞特学院的时装教育是跨学科性质的课程，与插图、摄影、电影、表演、视觉研究和物质文化有关系密切。
通过学习生产、工艺和当代美学学会严格的关注，时尚教的是在社会的框架体现个人的文化。
通过强调好奇心、想象力和即兴发挥的过程，学生们建立视觉和语言的概念。
他们沟通视觉通过建设能力和插画能力。
跨学科和协作的课堂将课程分开，给学生提供工具和创造性参与的机会，提供超越的时尚氛围。
4.奥蒂斯艺术设计学院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申请难度：4.3;优势专业：服装设计、纯艺术;院校地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Los Angeles奥蒂斯艺术设计学院(简称Otis)成立于1918年，原创办者Harrison Gray Otis希望在南加州成立一个公立而且独立的艺术学校，最早的校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旁，现在已经变成IBM大楼。
经过长久的经营，该校在加州已有一定的名声，特别是服装设计系广为人知。
1978年到1991年间曾与纽约的Parsons合作，当时Otis的名称叫做“Otis Art Institute of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
时装设计专业：本专业学生在设计过程中各方面都得到了专业教师和客座导师的培训指导。
在团队工作中，学生连续为几个导师制作服装，模仿时装设计工作室，紧随当季的潮流。
学生不仅学习服装制作，还要培养个人的时效性和自律精神。
毕业去向：设计助理、插画师、服装设计师、纺织品设计师、配饰设计师、产品设计师、自主创业
儿童文学在小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具体做法
一、优化校园环境，形成“和谐、活泼”的物质文化。
为了给师生创设一个优美、和谐的学习生活环境，学校秉着“让每一块墙壁都会说话，让每一棵花草都能传情，让每一幅图画都能会意”的环境育人理念，近几年学校先后投资100多万元美化了校园环境。
XX年建了塑胶跑道、pu篮球场。
2011年，为每班配电脑、投影仪、电子讲台，每位教师都能利用课件上课，学生们在课堂上随时都可以从网上浏览相关学习知识，不仅仅局限于在电脑房学习，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普及。
同年9月，学校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下，对学校教学楼进行全面装修和维修。
更换了北栋教学楼门、窗和黑板，所有教学楼进行粉刷，室内外的墙上重新挂上了校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师职业道德、名人名言、推普标语、学生作品等。
每间教室配备了图书柜，孩子们将自己喜爱的图书收集放在柜中，供大家一起阅读。
教室里每个角落还有孩子们自发捐赠的花草，不仅优化了校园环境，还增添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校园里见缝插绿，绿树成荫，散发着青草的芬香；伴随着校园里居里夫人等伟人群像浮雕，孩子们从小受到热爱科学、勤于思考等文化氛围的熏陶，整个校园文化生活的品位得到提升。
二、传承“刚直”精神，形成“和谐、活泼”的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良好的校园精神，它可以对学生的行为发生深层的调节和制约，增强学校的凝聚力。
我们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办校报，开拓文化视野。
XX年3月，学校创办校报——《刚直报》。
“人生刚直最难得”这是报社总编雷安青为我校题写的《刚直报》创刊词。
三年多来，我校以刚直文化为载体，不断谱写教育教学新篇章。
每一期（每月28日）八开四版的《刚直报》，不仅反映着学校的最新动态，也是教师、家长、学生交流心得，展示自我的最佳“舞台”。
易小艳校长是校报主编，主要负责头版的编排工作，陈永红校长、王振华主任各负责一个版面。
我们校报设有“教育学”、“教学研究”、“师德讲座”、“家教天地”、“校园雅声”、“学与玩”、“艺术教育”等多个栏目；学校还成立《刚直报》小记者站，让孩子主动去观察、发现身边的事，勤动笔，歌颂美好的生活，既培养了孩子们的写作能力和创新意识，还陶冶孩子的情操，美化孩子的心灵。
让孩子们从不同角度展示自我。
孩子们把拥有自己作品的校报及稿费珍藏起来，作为他们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校报还把学校的成绩、大事、要事及时刊登出来，让社会、家长更好地了解我校的办学方针和特色。
市、区许多领导在阅读、浏览我校的校报后，称赞不已：一所小学能办出这样一份高质量的报纸，难能可贵
二是读校史，挖掘文化底蕴。
一部好的校史是一所名校不可缺少的标志，代表了学校的水平和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了人文资源的积累与拓展。
2011年9月，我们以“承湖湘名将之风范，绘刚直文化之神韵”为题办了一期校报专刊。
刊登了我校的校史、校徽、校歌。
详细地介绍了学校的创办历程、基本情况及教育成果。
全校师生争相阅读这一期校报，通过读校史，了解学校，了解湖湘名将彭玉麟，进一步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和师生的历史责任感。
一代湖湘名将（彭玉麟）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三是唱校歌，形成文化特色。
我校邀请衡阳市文联主席陈阵、国家一级作曲家廖卫华老师为校歌填词、谱曲。
由本校一个四年级学生刘沐云同学演唱，将校歌录制成光碟，在全校传唱。
学校要求每位师生都要会唱，并开展“校歌大家唱”比赛活动。
师生通过读歌词，唱校歌，更加地了解学校、热爱学校。
我们还设计了新校徽。
校徽的图案由“r”造型而成。
同时有机地融合花朵、绿叶、太阳、书本和人等元素，突出人民路小学校园文化的独特属性。
校徽色彩明快，充满朝气和活力，体现了人民路小学校园文化独特的风采。
三、以发展为核心，塑造“和谐、活泼”的教师文化。
1.开展听评课活动，逐步提升教师素质。
通过听课调研，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我校的具体做法是（1）原生态课。
事先不通知教师，行政推门随堂听课，听课后将意见反馈给教师，并形成常规。
每周的行政例会上交流听课意见，主管副校长整理记录，每月一次在全体教师会上进行原生态听课情况小结。
（2）跟踪课。
针对在家长、学生中有一些不良反响的教师实行跟踪听课，具体指导。
一次不行就再听，直到满意为止。
（3）教研课。
教师先报告教研课题，授课内容，做好充分准备，教导处作好统筹安排，集中在1~2周内展示，活动结束后组织调研与汇总。
除了夯实课堂之外，我们每期都要开展一次大型的教师教学活动，XX年，我们开展“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教学”比武，2011年开展了“落实新课标，实践新课程”教师说课赛，严谨的设计，精美的课件，精彩的课堂不仅让老师们在视觉、听觉上得到美的享受，也对新课程、新理念有了更深的认识；2011年，我们推行“全面把握课标、创意激活课堂”同文本教学设计与说课展示大赛。
即语文、数学教师以年级组为单位根据指定的文本内容，当堂完成教学设计，并于三天后进行说课演绎。
让教师的个性化风采与集体智慧得到完美结合。
今年我校又组织全体语文教师参加作文教学比武，像这样每期一次教师教学活动是常规，但我们力求创新，避免形式主义，让常规活动真正做到既“常”又“新”。
2.加强校本培训，打造学习型教师队伍。
通过多形式，多视角的开展教育专著学习心得交流会、演讲赛、辩论会等活动，让教师认识到学习是自身修养，自我完善的一把“金钥匙”，是走专业化发展，走向“能师”、“人师”的唯一途径。
近几年，一些同志工作之余沉迷于牌桌、赌局或股市交易，而很少去学技能、钻业务，即便看书、上网，也是浏览一些怡情消闲的文章。
为了唤醒教师们的学习热情，我校规定每位教师每年要做到“三个一”：每年必须订购一份专业杂志；必须上交一份高质量的教育论文或案例；必须建立个人或班级博客，并及时更新演示博客。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为了让教师这桶水的内涵更丰富，我们不断关注教师专业知识的提高。
如：一方面邀请专家来校专题讲座，为教师进行普通话提高培训、电脑操作、课件制作、博客制作培训等。
我校目前已有普通话测试员2名，普通话一级乙等14人，占语言类教师总数50%。
另一方面我们开展了“教师专业技能大比拼”。
在考题中，既有语文或数学专业测试题目，又有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我校还举办了教师规范用字比赛、普通话比赛课件制作、博客更新比赛等。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老师们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
3.丰富教研活动，以教促研成绩显著。
在教科研工作中，我们以校本教研为突破口，力求做到“三个到位”，一是组织到位，学校成立了由校长挂帅的教科研领导小组，下设教改课题实验小组，选取思想业务素质高的教师参与到实验研究过程中来，从而保障教科研活动的扎实有效开展。
二是规化到位。
针对本校实际，参照省、市、区各级教科研部门的研究规化，学校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指导教师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三是管理到位。
我们制订完善教科研制度，扎实开展教研活动，做到有计划、有记录、有总结。
把教育科研与常规教学相结合，真正体现“科研兴校”的主旋律，我校在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实验学校检查评估中被评为“先进实验学校”。
目前，我校的十一五规化课题《英特尔未来教育与语文学科的整合研究》全面结题，获得市一等奖的好成绩，目前已报送省里参赛。
美术组申报的《小学美术教学中培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课题在衡阳市教育课题中级评估中获一等奖，由彭琛老师负责的《合理使用零用钱综合实践活动研究》也取得了省一等奖的好成绩。
同时，美术组、三年级组被评为衡阳市优秀教研组。
良好的教育环境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教育的有生力量，也涌现了更多的名师、能师：1、省优秀教师黄玲；2、市优秀班主任罗慧君；3、市优秀教师陈春清、陈萍秀、杨翠湘、李国平、张湘钰、宾莉；4、青年教师黄艳、陶韵竹、何银燕、张文君、胡妍、彭琛全国、省级赛课获奖；5、近期，陈永红、黄艳的论文刊登在《湖南教育》上。
四、以人为本，形成“和谐、活泼”的特色文化1.夯实主题教育，发展学生个性。
扎实开展活动是我校的一大特色，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欢乐校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的校园文化建设目标，以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基础，以丰富多彩的师生实践活动为载体，立足于课堂，延伸至课余校外。
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让校园成为学生学习、成长、发展特长的乐园。
常规活动有：“养成良好行为规范”、“抗震救灾知识的普及和紧急疏散演练”、“禁毒活动”、“感恩教育”、“做一个文明的小学生”等主题活动，既进行了思想品德教育，又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开拓了学生的视野。
“校园文化艺术节”、“手工劳作比赛”、“趣味运动会”、“校园主持人大赛”、“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表现舞台，展现学生的个性特长。
2.诵读经典文化，学做儒雅学生。
教学生“从小学做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面对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XX年，我校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和学生年龄特点，组织教师编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教材，展“诵读古经书、学做儒雅人”活动。
2011年，我们重新审核改版再编，勘正了一些原有的用字错误，并加入了大量的诗词内容。
我们规定了全校诵读时间，制定《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诵读》活动方案：1、确定各年级学习内容如：一年级的《三字经》、二年级的《百家姓》、三年级的《千字文》、四年级的《弟子规》、五年级的《增广贤文》和《谚语选萃》。
2、规定上课时间，每周每班一课时，一个下午读报时间。
【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汇报材料4篇汇集】小学校园文化建设汇报材料4篇汇集。
3、确定任教老师。
由易校长、陈校长亲自任教。
4、定期检查。
规定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为集体抽查与个人诵读评比。
各班可谓精彩纷呈，有配乐朗读、快板诵读等等。
集体比赛中各年级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一名，每学年在学生中评选出100位“中国传统文化诵读小学士”。
2011年10月，须知学生参加市“美文诵读活动”张欣慧获得“十佳选手”称号，刘沐云等五名同学获得金奖。
3.双语特色教育，培养学习兴趣。
XX年秋季，我校1-6年级全部开设英语课。
学校严格把关教材和师资水平，并力求营造浓厚的语言氛围，培养学生学英语、说英语的兴趣。
从英语早读、作业评改到课堂教学等，均实行等同于语、数主科的常规管理模式。
作为窗口学校，我们不仅立足了“传承经典文化”，而且大力倡导双语教学特色，在全市公办小学中开场双语教学先河。
近年来，我校有100余名学生在全国英语大赛中获奖，今年4月，全区63人进入决赛，我校占20人，其中5人获一等奖。
众所周知，文化治校是学校管理的最高境界，先进的文化能推动学校发展。
在创建优质校园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人民路小学将继续用学校文化构建来引领学校的各项工作，充分体现师生的生命价值，塑造积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学校精神，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引领学校不断走向卓越、走向辉煌
学生会总结结束语
学生会是为同学服务的窗口，是老师与同学交流的纽带，我们深知肩上责任的重大，深知自身的不足。
收获是喜悦的，与此同时我们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新的学期，新的征程，我们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自身的不足，找出差距，取长补短，认清自己的目标，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
我们相信通过努力，在新的征程中一定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在国教学生会这块锻炼我，磨练我，激励我，成长我，成熟我的沃土上，我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这其中有苦，也有甜，但更多的还是充实!非常感谢国教学生会给了我这个可以展示自己，锻炼自己的平台
当然，我前进的步伐不会因在学生会遇到一些挫折、打击而停止；相反，我会迎着风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继续扬帆前行
屹立于世纪之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学生会如何在日益走向开放的校园中发挥基层学生会的作用，为我校的升本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将会不断的努力与探索，扬长避短，使学生会的各项工作在稳定中创新，在创新中稳步前进，逐步走向完善，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以积极的心态主动的工作，无悔的付出，一定会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篇章。
更多克艘“总结王-zongjiewang”
培训机构主持人如何介绍讲师?
一般讲究“课重人名”，就是主持人先介绍接下来的课程名称、课程重要性；然后介绍带来此课程的讲师：姓名、职称或荣誉等，必要的话可以包装一下讲师水平如何如何高、经验很丰富等等，最后号召听众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讲师上台授课。
讲师，是高等学校中职别次于副教授的教师。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开始规定大学在必要时得延聘讲师。
192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正式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用未变。
1960年3月5日，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规定助教提升为讲师的业务条件是：①已经熟练地担任助教工作，成绩优良；②掌握了本专业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与技能，能够独立讲授某门学科，并且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③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
讲师的主要职责是担任某门学科的讲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欧美有些国家的大学设有讲师一级的教员；有些国家的大学以讲师为未定学衔的教员；也有些国家的大学设高级讲师，有的主持讲座，讲座讲师是由资历较深的教授担任的。
1、职称之名：大学教师中的一种职称，居于助教之上，副教授之下，属于中级职称。
2、讲课的老师，或特指培训行业中的授课者，或课堂讨论之主持人，有企业内部讲师、外部讲师之区分，见业培训中常用词。
3、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的一种职称，如高级讲师、中级讲师。
此词条与“主治医师”的双义性类似。
华罗庚得主要成就有那些
华一生都是在国难中挣他常说他的一生遭遇三大劫难。
自先是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
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
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槁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
在这等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40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
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寻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
这些语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
早在 SO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青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
50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问，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
”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某些部门，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导致了学风败坏。
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
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发表，晚评价。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
”这实际上提出了科学发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客观规律，即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规律。
” 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 他宁肯暴露弱点。
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
实际上，前一句话是要人隐讳缺点，不要暴露。
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对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
华罗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等必到班门”。
早在50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
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
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康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
”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发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
这才是“君子”与“丈夫”。
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
” 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
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
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
在华罗索第二次心肌梗塞发病的，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昼多做工作。
”生病就该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
但他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
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
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
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
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
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
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
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
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
”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
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
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
”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
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
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
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
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
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
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
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在我国北宋时代，有一位博学多才、成就显著的科学家，他就是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一官僚家庭。
他的父亲沈周(字望之)曾在泉州、开封、江宁做过地方官。
母亲许氏，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妇女。
沈括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十四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
后来他跟随父亲到过福建泉州、江苏润州(今镇江)、四川简州(今简阳)和京城开封等地，有机会接触社会，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有所了解，增长了不少见闻，也显示出了超人的才智。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
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
《梦溪笔谈》不仅是我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
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被誉为历史上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和阿基米德、牛顿并列，同享盛名。
高斯1777年4月30日生于不伦瑞克的一个工匠家庭，1855年2月23日卒于格丁根。
幼时家境贫困，但聪敏异常，受一贵族资助才进学校受教育。
1795～1798年在格丁根大学学习1798年转入黑尔姆施泰特大学，翌年因证明代数基本定理获博士学位。
从1807年起担任格丁根大学教授兼格丁根天文台台长直至逝世。
高斯的成就遍及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数论、非欧几何、微分几何、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论以及椭圆函数论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
他十分注重数学的应用，并且在对天文学、大地测量学和磁学的研究中也偏重于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
一、数学竞赛的简史 数学竞赛与体育竞赛相类似，它是青少年的一种智力竞赛，所以苏联人首创了数学奥林匹克这个名词。
在类似的以基础科学为竞赛内容的智力竞赛中，数学竞赛历史最悠久，参赛国最多，影响也最大。
比较正规的数学竞赛是1894年在匈牙利开始的，除因两次世界大战及1956年事件而停止了7届外，迄今已举行过90多届。
苏联的数学竞赛开始于1934年，美国的数学竞赛则是1938年开始的。
这两个国家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停止了3年外，均己举行过50多届，其他有长久数学竞赛历史的国家是罗马尼亚（始于1902年）、保加利亚（始于1949年）和中国（始于1956年）。
1956年，东欧国家和苏联正式确定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计划，并于1959年在罗马尼亚布拉索夫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InternationaI Mathematics Olympiad，简称1MO）。
以后每年举行一次。
除1980年因东道国蒙古经济困难停办外，至今共举行过40届。
参赛国家也愈来愈多。
第一届仅7个国家参加，至1980年已有23个；到1990年，则有54个。
必须说明在上述历史之前已有一些数学竞赛活动，例如苏联人说，在1886年帝俄时代就举行过数学竞赛。
又如1926年在中国上海市举办过包括学生、银行和钱庄职员在内的珠算比赛，中华职业学校一年级学生，16岁的华罗庚凭智慧夺得了冠军。
这些都是关于数学竞赛的佳话，不列入正史。
二、数学竞赛的发展 数学竞赛活动是由个别城市，向整个国家，再向全世界逐步发展起来的。
例如苏联的数学竞赛就是先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开始，至1962年拓展至全国的，美国则是到1957年才有全国性的数学竞赛的。
数学竞赛活动也是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
几乎每个国家的数学竞赛活动都是先由一些著名数学家出面提倡组织，试题与中学课本中的习题很接近，然后逐渐深入，并有一些数学家花比较多的精力从事选题及竞赛组织工作，这时的试题逐渐脱离中学课本范围，当然仍要求用初等数学语言陈述试题并可以用初等数学方法求解。
例如苏联数学竞赛之初，著名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亚历山大洛夫、狄隆涅等都参与过这一工作。
在美国，则有著名数学家伯克霍夫父子、波利亚、卡普兰斯基等参与过这项工作。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开始举办后，参赛各国的备赛工作往往主要是对选手进行一次强化培训，以拓广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解题能力。
这种培训课程是很难的，比中学数学深了很多。
这时就需要少数数学家专门从事这项活动。
数学竞赛搞得好的国家，竞赛活动往往采取层层竞赛、层层选拔这种金字塔式的方式进行。
例如。
苏联分五级竞赛，即校级、市级、省级、加盟共和国级和全苏竞赛，每一级的竞赛人数约为前一级的1\\\/10，还设立了8个专门的数学学校（或数学奥林匹克学校），以培养数学素质好的学生。
数学竞赛虽然历史悠久，但最近10年有很大发展和变化，有关工作愈趋专门，我们要认真注意其发展，认识其规律。
三、数学竞赛的作用 1. 选拔出有数学才能的青少年。
由于数学竞赛是在层层竞赛，水平逐步加深的考核基础上选拔出优胜者，优胜者既要有踏实广泛的数学基础，又要有灵活机智的头脑和富于创造性的才能，所以他们往往是既刻苦努力又很聪明的青少年。
这些人将来成才的概率是很大的。
数学竞赛活动受到愈来愈多国家的注意，在世界上发展得那么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在匈牙利，著名数学家费叶、黎茨、舍贵、寇尼希、哈尔、拉多等部曾是数学竞赛的优胜者。
在波兰，著名数论专家辛哲尔是一位数学竞赛优胜者。
在美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后来成为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的有米尔诺、曼福德、奎伦三人，也有不少优胜青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如著名力学家冯?卡门。
2. 激发了青少年学习数学的兴趣。
数学在一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都愈来愈显得重要和必不可少。
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各门科学更趋于深入和成熟，由定性研究进入定量研究。
因此青少年学好数学对于他们将来学好一切科学，几乎都是必要的。
数学竞赛将健康的竞争机制引进青少年的数学学习中，将激发他们的上进心，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由于数学竞赛是分级地金字培式地进行的，所以国家级竞赛之前的竞赛，试题基本上不跳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适合广大青少年参加．但也要承认人的天赋和数学素质是有差别的，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
国家级竞赛及其以后的竞赛和培训，只能在少数人中拔高进行，少数有很好数学素质的青少年是吃得消的。
例如，澳大利亚少年托里?陶在他10岁、11岁和12岁时分别在第27、28和2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
在数学竞赛的拔高阶段当然需要一些大学老师和数学专业研究人员参与。
3. 推动了数学的教学改革工作。
数学竞赛进入高层次后，试题内容往往是高等数学的初等化。
这不仅给中学数学添人了新鲜内容，而且有可能在逐步积累的过程中，促使中学数学教学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由量变转入质变。
中学教师也可在参与数学竞赛活动的过程中，学得新知识，提高水平，开阔眼界，事实上，己有一些数学教学工作者在这项活动中逐渐尝到了甜头。
因此数学竞赛也可能是中学数学课程改革的催化剂之一，似乎比自上而下的灌输式的办法为好。
60年代初，西方所谓中学数学教学现代化运动即是企图用某些现代数学代替陈旧的中学数学内容，但采取了由上往下灌输的方法，结果既脱离教师水平，也脱离学生循序学习所需要的直观思维过程。
现在基本上被风一吹，宣告失败了。
相反地，数学竞赛也许是一条途径。
在中国，中学生的高考压力很重，中学教师为此而奔波，确有路子愈走愈窄之感。
数学竞赛或许能使中学数学的教学改革走向康庄大道。
四、竞赛数学--奥林匹克数学 随着数学竞赛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一门特殊的数学学科-竞赛数学，也可称为奥林匹克数学。
将高等数学下放到初等数学中去，用初等数学的语言来表述高等数学的问题，并用初等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竞赛数学的任务。
这里的问题甚至解法的背景往往来源于某些高等数学。
数学就其方法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成分析与代数，即连续数学与离散数学。
由于目前微积分不属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范围，所以下放离散数学就是竞赛数学的主体。
很多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试题来自数沦、组合分析、近世代数、组合几何、函数方程等。
当然也包含中学课程中的平面几何。
竞赛数学又不同于上述这些数学领域。
通常数学往往追求证明一些概括广泛的定理，而竞赛数学恰恰寻求一些特殊的问题，通常数学追求建立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而竞赛数学则追求用特殊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而且一旦某个问题面世，即成为陈题，又需继续创造新的问题。
竞赛数学属于硬数学范畴，它通常也与纯粹数学一样，以其内在美，包括问题的简练和解法的巧妙，作为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
竞赛数学不能脱离现有数学分支而独立发展，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所以它往往由某些领域的专家兼搞，如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教练单樽，就是一位数论专家。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精神是鼓励用巧妙的初等数学方法来解题，但并不排斥高等数学方法和定理的使用。
例如在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有学生在解题时用到了贝特朗假设，也称车比雪夫定理，即当n大于1时，在n和2n之间必定有一个素数，还有人在解题时用到了谢尔宾斯塞定理，即一个平方数表成s个平方数之和的通解形式。
这些定理须在华罗庚所著的《数论导引》（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教本）或更专门的书中才能找到。
这样不仅已是杀鸡用牛刀，而且按某外国教练的说法，他们在用原子弹炸蚊子，但蚊子被炸死了
这样做是允许的，但不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所鼓励的。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一个难试题，经简化后的证明要写三四页，这不仅大大超过中学课本的深度，也不低于大学数学系一般课程的深度，当然不包括大学课程的广度。
实际上，大学数学系课程中，一条定理的证明长达3页者并不多。
一个好试题的解答，大体上相当于一篇有趣的短论文。
因此用这些问题来考核青少年的数学素质是相当科学的。
它们的解决需要参赛者有相当宽广的数学基础知识，再加上机智和创造性。
这与单纯的智力小测验完全不同。
国际上的数学竞赛范围，大体上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
小学生因基础知识太少，这期间的所谓数学竞赛，其实是智力小测验型。
对大学生应强调系统学习，要求对数学有一个整体了解。
因此数学竞赛的重点应是中学，特别是高中。
现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竞赛题库，可供中学师生和数学爱好者练习。
国际上也已经有了竞赛数学的专门杂志。
五、数学竞赛在中国 我国的数学竞赛始于1956年，当时举办了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四城市的高中数学竞赛。
华罗庚、苏步清、江泽涵等最有威望的数学家都积极出面领导并参与这项工作。
但由于左的冲击，至1965年，只零零星星地举行过6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数学竞赛更被看成是封、资、修的一套而被迫全部取消。
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国的数学竞赛活动于1978年又重新开始，并从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康庄大道。
1980年前的数学竞赛属于初级阶段，即试题不脱离中学课本。
1980年以后，逐渐进入高级阶段。
我国于1985年第一次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1986年开始名列前茅，1989和1990年连续两年获得团体总分第一。
我国成功地举办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这标志着我国的数学竞赛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第一，中国获得团体总分第一，说明我国金字塔式的各级竞赛和选拔体系及奥林匹克数学学校和集中培训系统是完善的，第二，我国数学家对35个国家提供的100多个试题，进行了简化与改进，从中推荐出28个问题供各国领队挑选，结果被选中5题（共需6题），这说明我国竞赛数学的水平是相当高的。
第三，各国学生的试卷先由各国领队批改，然后由东道主国家组织协调认可。
我们组织了近50位数学家任协调员，评分准确、公平，提前半天完成了协调任务，说明我国的数学有相当的实力。
第四，这是首次在亚洲举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中国的出色成绩鼓舞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
除此而外，这次竞赛的组织工作也是相当不错的。
在中国，从老一辈数学家，中青年数学家，直至中小学老师，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努力，才在数学竞赛方面获得了今天的成就。
这里特别要提到华罗庚，他除倡导中国的数学竞赛外，还撰写了《从杨辉三角谈起》《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数学归纳法》和《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5本小册子，这些是他的竞赛数学作品。
我国在1978年重新恢复数学竞赛后，他还亲自主持出试题，并为试题解答撰写评论。
中国其他优秀竞赛数学作品有段学复的《对称》闵嗣鹤的《格点和面积》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线问题》等。
这里还应提到王寿仁，他从跟华罗庚一起工作起，一直到今天，始终领导并参与了数学竞赛活动。
他带领中国代表队3次出国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并领导了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工作。
1980年以后，我国基本上由中青年数学家接替了老一辈数学家从事的数学竞赛工作，他们积极努力，将中国的数学竞赛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裘宗沪就是一位突出代表。
他从培训学生到组织领导数学竞赛活动，从3次带领中国代表队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到举办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均作出了杰出贡献。
六、关于我国数学竞赛的几个问题 1．要认真总结经验。
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也要总结反面的教训。
特别是1956年至1977年的22年中只小规模地举行了6次数学竞赛，完全停止了16年，比匈牙利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止数学竞赛的时间长一倍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的危害。
要允许甚至鼓励对数学竞赛发表各种不同看法，以避免大轰大嗡、大起大落及一刀切。
当有了缺点时，要冷静分析，划清数学竞赛内含的不合理性与工作中的缺点的界线。
2．完善领导体制。
可否设想，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通过中国数学会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一元化领导），统一领导与协调全国各级数学竞赛活动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参赛和组织培训工作。
成立数学奥林匹克基金会，协助某些数学竞赛活动，奖励数学竞赛优胜者和作出贡献的领导、教练、中小学教师等。
3．向社会作宣传。
宣传数学竞赛的意义和功能，以消除误解，例如数学竞赛是中小学生搞的智力小测验，这是选拔天才，冲击了正常教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搞数学竞赛是不务正业等。
要用事实说明数学竞赛活动的成绩。
例如仅仅文革前的几次低层次数学竞赛中，已有一些竞赛优胜者成才了。
如上海的汪嘉冈、陈志华，北京的唐守文、石赫，他们现在已经是国内的著名中年数学家，有的已获博士导师资格。
他们在文革中都被耽误了10年，否则完全会有更大成就。
4．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数学竞赛需要分学校、市、省、全国、冬令营、集训班金字塔式地进行。
前3个层次是普及型的，试题应不脱离中学数学课本范围，面向广大学生和教师。
国家级竞赛及以后的活动是提高型的，参赛者的面要迅速缩小。
至于冬令营和集训队，全国只能有几十个学生参加。
数学奥林匹克学校要注意质量，宜办得少而精。
对于参加数学学校的学生要严格挑选，不要妨碍他们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除冬令营和集训班需要少数数学家集集中时间出试题和进行培训工作外，宜鼓励广大数学家和中小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数学竞赛活动，不要妨碍大家的正常工作。
总之，数学竞赛的普及部分与提高部分不要对立，而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5．对数学竞赛优胜者要继续进行教育和培养。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优胜者的成绩并加以鼓励，另一方面也要告诉竞赛优胜者，必须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要成为一个好数学家或其他方面的专家，还须经过长期不懈的锄。
不要将竞赛获胜看成唯一的目的，要看成鼓励前进的鞭策。
还要为数学竞赛优胜者创造较好的深入学习的机会，使他们能迅速成长。
例如可以考虑允许某些理工科大学在高中全国数学竞赛优胜者中，自行选拔一部分学生免试入学。
6．对数学竞赛活动作出贡献的人员，包括组织领导者、教练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并给予奖励。
在他们的工作考核中，作为提职晋级的依据之一.
小学升旗仪式的程序是什么
准备升旗仪式开始前，全体师生面向国旗整齐列队。
列队时，学生应以班级为单位前矮后高纵向列队，教师一般在学生列队后面横向列队或单独纵向列队。
宣布仪式开始时，全体师生立正肃立。
出旗旗手持旗（持旗方式一般应仿照天安门广场每日升旗出旗时的持旗方式，即双手持旗，右手在上，斜扛肩上）护旗在旗手两侧，齐步走向旗杆，全体师生目送旗至旗杆下。
护旗负责将国旗挂在升旗绳上，旗手检查无误后，准备升旗（鼓号队、乐队或录音播放应同时做好准备。
）升旗升旗时应同时奏国歌。
国旗应伴随国歌乐曲徐徐升起至乐曲终了时，国旗升至杆顶。
国旗升起时，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
国旗升至杆顶（国歌奏完）后，由旗手和护旗将升旗绳固定好。
全体师生同时礼毕。
唱国歌国旗升毕，全体师生齐唱国歌。
唱国歌时要有指挥、乐队或录音伴奏。
国旗下讲话升挂国旗后，有校长、教政干部、团队干部、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其他教师等作简短而有教育意义的讲话。
讲话时间一般掌握在五分钟左右为宜。
讲话内容可参照《国旗教育资料》。
以下方面，一般不要作为国旗下讲话的内容（一）批评和处分学生的意见、决定；（二）日常的一般性工作布置和意见，如课程变更、某项工作和活动的安排、会议通知等；（三）其他与国旗教育无关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