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主持词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主持词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单位20XX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在刚刚过去的20XX年里，**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单位党委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坚持从严管党、从严治党，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服务**单位生产经营的有力推手，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在改革发展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单位纪委严格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强化作风建设，不断巩固近两年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严肃监督执纪问责，认真开展一系列的专项治理、巡视整改、“回头看”等工作，坚决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乃至违法犯罪的行为，进一步优化了单位发展的环境，营造了良好的从业氛围；单位各单位和广大领导干部也在单位党委的统一领导和要求下，不断筑牢思想防线，严格做到遵规守纪，提升自身防腐拒变的能力，廉洁从业的纪律意识在一步步的构筑。
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为了全面总结单位20XX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领域的工作，安排部署2018年的工作计划，同时也对20XX年来的违纪案例进行点名道姓的通报曝光，起到处理一个、警示一批、唤醒一片的作用，希望大家严肃参会、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会议精神。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等共计*人。
今天的会议共有六项议程，首先进行第一项，由记**同志进行20XX年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总结，并对2018年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下面进行会议第三项议程，表彰20XX年年度**单位先进单位和个人；
如何开展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百科名片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的制度。
目录 实施官员问责制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有利于整肃吏治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 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 （二）有损问责的公正性 （三）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 完善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途径（一） 合理划分权责，明确问责对象和范围 （二）逐步建立民主问责制度 (三) 使官员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若干思考总述 一、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实践及其重要性 二、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实施官员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有利于整肃吏治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 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 （二）有损问责的公正性 （三）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 完善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途径 （一） 合理划分权责，明确问责对象和范围 （二）逐步建立民主问责制度 (三) 使官员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总述 一、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实践及其重要性 二、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展开 编辑本段实施官员问责制的重要意义 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第一，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政府官员的权力和责任始终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在接受人民赋予权力的同时，就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
但正像孟德斯鸠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见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官员是行政权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资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员能够不受严厉处罚地获取较多的利益，低成本低风险地违法犯罪，那么他们利用权力换取私利的欲望就会越来越大，不法行为也将日益频繁，这势必给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造成损失。
因此，要规范官员行为、防止违法乱纪，必须增强官员的责任心，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
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干部才会受处罚，如果官员没有懂得权力的真正含义，其权力没有为民所用、所谋、所系，那就会因失责而受到责任追究。
官员问责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则很好地彰显了对官员责任心的这一要求，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
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第二，有利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的选拔机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突出的是在领导干部“能上”方面进行了不少大胆的尝试，推出了许多积极的举措。
但是，在“能下”方面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在人事制度中“能上”与“能下”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能下”的渠道不畅顺，势必影响“能上”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立健全官员问责制度，通过对领导干部失职失误行为做出硬性的制度约束，疏通“能下”的渠道，让那些无所作为者下台，才能使那些有所作为、大有作为者上台，最终达到“能者上，庸者下”的目的，形成良好的能上能下、新陈代谢的用人机制。
有利于整肃吏治 第三，有利于整肃吏治 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殊职业，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承担着重要使命，要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
已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的官员问责，正在冲击太平“官念”。
这种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
只有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要有两个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具备三个能力：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协调能力，做好各项本职工作，才能适应新的要求。
而且在官员问责制的理念下，实现了用干部、管干部的部门从“权力主体”向“责任主体”转变，谁用的干部谁管理，干部工作失误、失职，用干部和管干部的部门负有连带责任。
这就促使干部主管部门使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标准，选拔任用那些“靠得住、有本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而且还要加强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督促他们掌权为民，从而整肃了吏治，优化了官员队伍。
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 第四，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塑造为民责任政府。
在一个强调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尽其自己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督、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又要求所有参与政府管理的行政官员必须具有负责精神行使权力，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问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助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明确政府及其行政官员应承担的责任，从而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行政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
实施行政问责制，可以从源头上对政府及其行政官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定，防止和阻止其滥用、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
同时，行政问责制还弥补了国家法律上的空白，不仅对行政官员的“乱作为”要问责，对“不作为”和“无作为”的也要问责，这样，势必能够促进行政官员工作作风的转变，提高责任政府的效率。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 第五，建立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责任制度，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国际目前比较通用的做法。
虽然，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问责的具体规定和操作方法也都有所不同。
但是，在掌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中有权必有责、违规违法必追究的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实施行政问责制，有利于加速行政国际化的进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责任制度。
行政问责制比责任追究制的含义在外延上更为宽泛。
责任追究，是一种过错追究；而行政问责，则不仅仅是过错追究，而且还包括非过错追究。
因此，行政问责的指向是：乱作为、作为不力、不作为、无作为。
也就是说，行政问责它不仅是指有错、犯法要追究，同时也包括能力低下、推诿扯皮等也要追究。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重大意义，既在于防患于未然，也在于惩前毖后。
惩罚、处分只是行政问责的手段，而防患、预防才是行政问责的目的。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我们在当今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最好的制度载体。
编辑本段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难题 （一）权责不清是实施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障碍 由于历史原因、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出现在追究责任时相关部门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
在问责过程中，被问责官员具体承担的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不清楚，以及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该如何确定，很难下结论。
责、权不清晰，会导致责任人不清，问责的效果难免就会打折扣，一个没有明确责任体系的问责制度只是一种摆设。
所以官员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对每个官员的权力与责任有明确的划定，被问责者应该是负有明确责任的官员，而现实中在这一方面至今仍存在着不足。
（二）有损问责的公正性 问责主体事实上的单一，惟上是从，有损问责的公正性 所谓问责主体，就是由谁来问责。
在我国官员问责过程中，问责主体比较单一，我们更多实行的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而事实上，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应是人民，官员问责的主体也应是人民群众。
按照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至高无上的质询权。
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人大的最高权力得不到体现。
上级机关问责下级机关，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但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而且容易出现问责“白条”的情况。
所以问责主体缺位，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是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
（三）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 一些地方已经被追究责任的官员，无论是被免职的，还是引咎辞职的，大都是在行政层面进行的，对其责任的追究并不是依据专门的问责制法律作出的。
行政上的官员问责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做支撑，往往导致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
在迄今公开“问责”的所有案例中，除几位主要领导外，其他人应负何责、受何处罚、问责程序怎样进行均未对公众有所说明。
这就使得“问责”表面上是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但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
这样的“问责”，结果或许是可喜的，但效果却是可疑的。
而且如果“问责制度”不能实现法制化和程序化，可能导致上级领导裁量权的扩大，甚至主要领导一言而定这样的负面影响。
所以，官员问责如果不按规章程序进行，没有法律保障，其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编辑本段完善官员问责制的主要途径 （一） 合理划分权责，明确问责对象和范围 要打破这个断言，其要义就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人并且让其负责。
而当前我国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党之间、行政机关之间、正副职之间的权责划分不明确，职能重叠。
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明确机构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并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何种官员所负何责。
而且问责时必须要分析责任同事件的关联点和因果关系，对于问责事件，应该追究到哪一级的官员，只能看与事件本身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和因果性，而不能看事件多大，后果多严重。
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在权责对应的原则下，树立责任意识，把问责范围从“贪官”扩大到“庸官”，对决策失误的官员也要追究责任，使官员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促进从严治政，依法行政。
（二）逐步建立民主问责制度 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自身的道德自觉，以及更为深厚的政治氛围，即来自于人大、媒体、上级、民众等多个主体的问责。
如果仍然仅仅是来自上级的“组织安排”，这并不是人们期待的真正“问责”。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问责。
其次，媒体代民问责。
同时公民的知情权还需要媒体的帮助。
民众的知情权是向官员问责的前提。
(三) 使官员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 问责的法制化进程中，严密详尽的条文约束能够使无论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必须依法行事，而违规违纪、行政不作为的官员也将受到规章制度地制约，把法规的震慑变成工作警戒从而严谨认真地完成工作任务。
首先，官员问责制必须法制化。
要建立真正的问责制度，并有效地运转，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
其次，责任追究程序化。
正当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的制度所必备的要素，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
问责程序化涉及问责全过程的方方面面，内容很多，但以下三点更为迫切： 一是责任的认定程序。
有了明确的责任划分，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来认定责任的归属、严重程度等，否则就可能出现“替罪羊”问题而背离问题初衷。
二是问责的启动程序。
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触发机制。
即什么情况可以引起对相关官员的问责，也可以称作触发机制。
三是问责的回应程序。
即被问责的官员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
编辑本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若干思考 总述 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创新。
官员问责制推动了我国向责任政府转型的重要一步。
一、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实践及其重要性 官员问责制起源于西方。
是伴随着现代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在西方问责制的典型国家美国。
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的尼克松总统和身陷“性丑闻”案的克林顿总统都曾因为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而遭到弹劾危机。
“问责制”真正进入国人的视野还是在本世纪初。
2000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和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员问责制度。
2002年7月1日，香港正式开始实行官员问责制，问责制的主要官员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此后，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买车避税”案成为推行问责制以来7个月内首名被行政长官公开批评严重疏忽、行为极不恰当的主要官员。
2003年的非典时期，发生了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在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的一次重大实践。
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
问责制的启动。
被认为是中南海领导人民战胜非典危机的转折点。
此后，官员问责的热潮不断由中央层面辐射到地方；一系列密集的问责事件之后，“引咎辞职”成为街谈巷议的高频词汇，而“撤职”、“免职”这些曾经让人觉得刺眼的词，也在“问责风暴年”里逐渐被公众所熟知：2004年2月5日，北京市密云县密虹公园踩踏事故造成37人死亡。
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2004年2月25日，吉林市中百商厦火灾造成54人死亡，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引咎辞职；2008年6月29日，与“华南虎事件”相关的13名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陕西省林业厅两位副厅长被免去副厅长职务2008年9月，国家开始对“三鹿奶粉事件”的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免去吴显国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免去王文华三鹿集团党委书记职务。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才刚刚起步，但在实践中已经体现出了重要意义。
首先，官员问责制能够为官员施政设置行为准则。
一方面，问责制明确了官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标准和精神追求，是从积极面向进行的教育和引导。
另一方面，官员问责制通过对有关施政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使问责对象对其行为和责任有一定的预期。
促使其自觉履行职责，减少被问责的可能。
其次，官员问责制能够为公众进行有效监督提供保障。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公众将权力授予政府，同时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或限制自身行为；政府进一步将权力分配给相关部门，使相关部门的官员成为公众授权的最终代理人。
政府和官员必须满足委托人的要求，维护公众利益。
而问责制度正是对他们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有力保障。
第三，官员问责制能够为有权机关追究官员责任提供依据。
问责制的依据主要包括宪法、公务员法以及相关法规、文件。
它们协调配合，构建了一套涉及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形式和问责过程等内容的制度规范。
确保有权机关追究官员责任的活动既有合法性和权威性。
又能达到惩戒问题官员的效果。
二、当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问责主体缺位。
以问责主体为标准，问责可分为来自机关内部的同体问责和来自机关外部的异体问责。
在我国，对官员的问责主要采取了同体问责的方式，异体问责相对比较薄弱。
自2003年以来，几起社会影响重大的问责事件，如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湖南嘉禾非法强制拆迁事件，都是在中央领导重要批示后，上级党委、纪委等相关部门才做出严肃处理的。
人大、司法机关以及新闻媒介作为异体问责的主体对此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又因为普通百姓参与政治活动的途径有限，公众难以行使监督权，使官员权力的真正来源者无法有效地保护自身权益。
但同体问责也存在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同体问责具有内部性和非公开性，缺乏透明度，难免让人质疑它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大多数问责事件都是上问下责，即下级因为失职而被上级免职或要求辞职，上级官员失职则无人问责。
因此，承担责任的永远是下级。
问责制对上级官员没有约束力。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异体问责的重要性。
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相互补充。
才能构筑起官员问责制的坚实堡垒。
(二)问责对象不全面。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地方、各部门对问责制应落实到哪一层级、覆盖到什么范围规定不一。
例如，海南省和重庆市关于行政问责的规范性文件分别名为“行政首长问责暂行规定”和“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前者规定的问责对象是指“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后者问责的范围则较为狭窄。
仅限于“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
二是事后问责比重较大。
缺乏对官员日常工作的监督。
现行的问责制度主要是对具体的、已经产生不良后果的事件进行处理。
特别是由于官员失职或渎职所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这意味着，只有发生了事故。
才有相应的问责。
官员问责制变成了简单的惩处措施。
失去了应有的监督作用。
按照“权责一致”原则的要求。
任何官员在被公众授予权力时，即对公众承担了一份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因此，上至领导干部。
下至一般公务人员。
都应当无一例外地成为问责的对象。
而问责制关键是对官员日常工作的监督。
因为正是在日常工作中的疏忽造成了事故频发的现状：更多地进行事前问责，也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三)问责形式单一且不规范。
理论上，官员承担责任的形式主要有通报批评、引咎辞职、撤职、免职以及刑事处罚等。
但实践中，对官员的问责仍是以引咎辞职、撤职和免职为主。
从总体上看。
这种做法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偏小，有关问责形式的规定也未与其他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相衔接。
追究问题官员的责任。
至少能够使受害者和家属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满足，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但在目前有关问责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还未真正体系化的条件下。
问责主体往往只顾及到安抚群众的方面。
这实际上是把官员的命运完全交由民意来安排。
加大了问责的不确定性，最终将导致官员在各自岗位上如履薄冰，或者“胡乱”作为，或者选择做“太平官”、“庸官”。
(四)问责程序、救济程序以及官员复出机制不完善。
在问责程序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一套完善的规则。
因此，问责程序的启动往往随意性较大，如果社会反响不够强烈，就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问责过程也往往只是以官员级别和事件影响为基础。
难以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
此外，问责程序的不公开，也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不利于问责制度的健康发展。
在问责关系中，问责主体相对处于优势地位，而官员应享有的救济途径不畅通，违背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
《公务员法》第90条规定，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的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
可以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做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有关司法救济的内容并没有出现在该条或其他条文中。
《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规定》第20条甚至直接规定“受理申诉的机关做出的申诉处理决定。
为最终决定”——剥夺了公务员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此外，《行政诉讼法》第12条也排除了人民法院在“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这一事项上的司法管辖权。
在官员问责制深入人心之际。
“假问责”、“问责秀”等负面报道也不断浮现。
实际上，很大一部分问责仅仅是为了暂时平息民愤，或者转移公众视线，受到问责的官员很快便能官复原职或被另外委以他任。
这并不是要说明那些曾经受过处罚、处分的官员今后一定不能再上岗。
而是要求官员被重新任用的过程应当透明、公开。
或者明确设置一些出口。
给这类官员戴罪立功、改过自新的机会。
三、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上述对官员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为这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解决路径。
但综合我国国情及以上各方面问题来看，有三个方面工作极为紧迫。
(一)提高责任意识和责任追究意识。
问责文化是官员问责制的灵魂。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问责文化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具体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官员责任意识与公众问责意识的淡薄。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以及官僚系统中按照职位高低分配权力和资源的传统，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官员方面：权力崇拜早已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老百姓才是自己的“主人”，官员的职责应当是“为民服务”。
在公众方面：普通百姓普遍缺乏公民意识、维权意识。
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忍耐和不与官争的传统心态，成全了多少官僚的骄横跋扈观念。
如果社会上下难以自发形成问责理念和问责文化。
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些方式来营造一种问责氛围。
一方面，要对官员进行问责教育，培养责任意识，使“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真正落实到日常工作中，成为一种习惯。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改变公众对政治的冷漠态度。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积极行使权利。
公众的责任追究意识将是对问责文化建设的最好支持。
当然，配套的制度保障措施也应尽快跟上。
使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话语权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二)明确职责权限。
官员问责制的前提是职责明确。
但我国目前在公务员岗位设置及其权限范围上缺乏规范性。
具体表现在：第一。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实践中。
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通常是由党委研究、书记“拍板”，出了问题则由行政官员承担责任。
第二，正副职之间责任划分不够明确。
名义上由“一把手”负责，实际上只追究了具体分管工作的副职。
第三。
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问责任界限模糊，发生事故互相推诿，利益之所在则争先恐后。
当前，问责对象难以准确定位的问题很大程度要归因于对官员的职责权限划分不明。
为保证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必须根据权责一致原则，正确处理权力和责任的比例，层层分解责任，并具体落实到每一级别和每一岗位。
(三)建立官员问责制的完整体系。
制度是实现问责功能的有力保障。
在制度方面，法律法规的系统化首当其冲。
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实现问责制的刚性化和规范化。
使官员和酱通百姓对问责条件、问责过程、问责结果等各方面规定一目了然，从而自觉约束自身行为、维护自身权益。
然而，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关于问责制的全国性法律，对官员进行问责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内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相关规定，以及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这些规范性文件不仅法律位阶较低、问责标准不明确。
而且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形式和问责程序等方面严重缺乏统一性。
此外，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规则或办法时不重视当地实际地生搬硬套，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问责也难免流于形式。
问责制法律化还有另一层重要意义。
目前，对官员的问责常止于“党纪处分”或“行政处分”。
这类处理结果与一些事故的严重程度、伤亡损失程度极不相称，难以使公众信服。
因此，问题官员如果触犯了刑法，不仅负有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
也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才能真正平复受害者和广大群众的心理，也对其他官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建立问责法律体系的工程浩大。
既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以及各地区的具体情况。
又要注意与其他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与协调。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
建立、健全问责法律体系正是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的终极解决方法。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通过代表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党中央对严肃党风党纪的进一步提升，是党中央为广大党员干部划定的一道政治红线。
以下是YJBYS小编整理的5篇心得体会，欢迎参考。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一)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
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
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今年要制定党内问责条例，将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制定问责条例，是继2015年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后，中央就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又一重要部署。
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利器，为防止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权力脱缰”加上了一把锁。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
总书记指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纪律执行的主体是全体党员，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就是要倒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领导干部在用权时多一份敬畏和担当，不能再拿纪律和规矩不当回事，也不能再游离于管党治党责任之外了，切实做到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违反纪律立即处理，严格以纪律为标尺管住全体党员特别是80多万名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真正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将制度执行抓严抓实。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问责条例作为管党治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只有落地才能见效。
如果仅仅停留在有了制度规范，而不去狠抓重抓执行，管党治党的责任依然难以真正归位到位。
要狠抓制度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使制度真正成为硬约束而不是“软皮筋”。
各级各地党组织，特别是组织、纪检、宣传、统战、zd等党的工作部门，要克服“老好人”思想，以担当精神抓好问责条例的贯彻落实，要严字当头、实字打底，抓严管严、抓实抓好，坚持“一碗水端平”，杜绝特殊化和“破窗效应”，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执行制度方面失职失责的，要敢于碰硬、敢于亮剑，坚决做到执纪必严、失责必究，让党纪党规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让有责必问成为常态。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无数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层层筑牢防线、层层压实责任，将监督管理的网织得越来越密，让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才能最大程度阻止党员干部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避免违规违纪违法的各类悲剧反复上演。
各级党组织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层层压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失责就必须被问责。
少数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缺乏担当精神，对于班子成员和下属职工的监督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松，满足于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实际上是你不好，我不好，大家不好。
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将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僵局”，这也是倒逼解决“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以及腐败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从而倒逼各级党组织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党内问责由规定升格为条例，层级更高，覆盖更广，权威性也更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器，必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再加制度砝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只有让问责条例的各项要求落地生根，才能真正发挥好重器的重磅作用以及“利器”的利剑作用。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以担当精神抓好落实，让问责条例真正发挥治党、管权、治吏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二)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自从我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我们党对于政府、党员干部及全体党员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对于责任担当也在通过相应的党内主题教育进行专项培养，这其中就包括“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以及今年伊始开展至今的“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动”等等。
本次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将这些零散的规定串联起来，使他们形成一个有条理的制度。
在会议上提出“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权利的行使就是责任的担当，在党的培养下树立新时期一名党员应有的社会担当精神是当今社会所必需的，同时也是“两学一做”活动倡导的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所应有的。
在十八大以来，我党反腐的力度是空前的，许多“老虎”级官员落马，但是我党明确强调，抓、打不是反腐的目的，反腐是为了治病救人，是在反腐的过程中将正确的价值观传输给腐败的人，在惩处的同时给予相当一部分人以警醒，使得在内心深处重视我党的纪律，使得他们深刻的意识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与决心。
与此同时党纪的严明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讲会有更好的政府、党员干部来接待他们，会感受到我们党在历经95年峥嵘岁月后仍然不忘初心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想《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审议通过给我们党又增加了一副“镣铐”，她的实施也给许多党务部门以震慑，在实践中必然是问责一人，警示一部分人，对于党员干部或机关行为规范的指引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种强有力文件的出台必然会让我们的老百姓在未来的生活更加的幸福，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担当!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三) 再过3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就在6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这个时刻出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标志着什么呢?有网友这样评论说，“这下可要动真格了，又会出现那些问题官员呢?” 问责也并非新鲜事，我们对于问责并不陌生，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严和实”已经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热词。
早在以前，也有一些官员因问责从省级降至科员。
如：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7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由副省级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遍览古今中外列国,莫不以问责追责为治国之利器。
问责追责之要,本质上就是人们所形成的关于问责追责的理性。
因此,只有实现问责追责的理性化,才能用好问责追责这件利器。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更像一把规尺，对责任有一个法度。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使“有权必有责，有错必问责”成为治党法规、执政定律。
然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更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决心和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执政信心，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四)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问责条例》的通过代表了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是党中央对严肃党风党纪的进一步提升，是党中央为广大党员干部划定的一道政治红线。
从去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今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从对党员要求进行自我行为规范和对违纪行为划定界限到今年释放出的强烈的“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信号都表明着党中央对于当前广大党员在生活中、工作上的高标准严要求，随着《问责条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通过，接下来各级党组织必将组织党员对《问责条例》进行学习理解贯彻，在实施《问责条例》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应当做到“问”更应做到“责”。
《问责条例》落点在“问”。
要在“问”字上，做到能问、勤问、敢问。
完善监督制度，以制度为基准保障广大党员干部问的权利和义务。
在责任问题上要充分发挥制度作用，对领导干部要能问工作问题、勤问经济问题、敢问敏感问题，要鼓励党员干部直面询问、善于接受询问。
将“问”在党员干部的生活工作中作为常态化机制。
《问责条例》重点在“责”。
“问”能保证对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但只问不责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问责条例》缺乏足够约束力，较难形成有效的约束制度同时在对广大党员干部中间也难以形成心理威慑。
因此，《问责条例》要“问”更要“责”。
要完善已有的问责制度，量化问责标准，保证问责有章可循，有例可依;要加强问责延续性，对已达处理期的同志要加强考核管理，保证达到条例入心，不再触犯的效果。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学习心得(五)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8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
我们党95年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是各级党组织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担当责任，做到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
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心系使命、扛起责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要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永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应届.毕业生网YJBYS.com校园招聘会信息一网打尽，校园招聘微信号|xiaoyuan_zhaopin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在95年的光辉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跨越道道险阻，将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文明的国度，让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而拥有一支纪律严明、思想过硬、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让人民有信心、国家有希望、民族有未来。
能否拥有一支深受群众信赖的干部队伍，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
虽然从总体上讲，建党95年来，绝大多数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够克己奉公、一心为民，始终怀揣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来开展工作，但是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够坚定，政治立场有所动摇，在开展工作时急功近利、患得患失。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党员干部受不良习气的影响，放松了世界观改造，不仅贪图享乐安逸，甚至还沾染上了腐败习气，工作上更是消极应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风、疏远了党群关系，党的队伍建设因此面临新的挑战。
当下，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不行，这是由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决定的。
因此，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通过从严治党来提升党的战斗力，更好地为来百姓服务。
而在建党95周年纪念日来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无疑释放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从严治党的强烈信号。
这次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
应该说，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有利于打造更廉洁、更高效、更主动的党员干部队伍。
但是笔者觉得，要想使问责条例能够真正成为推动并改进党的工作，更好服务身边百姓的重要力量，关键还是要强化执行。
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敢于较真、敢于碰硬，始终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指导思想，以强有力的执行让问责条例落地生根，锤炼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带领全国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姚崇宋璟列传翻译
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姚宋列传姚崇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
父亲姚懿，字善懿，贞观年间任嶲州都督，死后追赠幽州大都督。
谥号叫文献。
姚崇少年时豪爽，崇尚气节，长大以后便喜好学习。
出仕任孝敬皇帝挽郎，考丅中下笔成章科，授任濮州司仓参军。
五次升任为夏官郎中，契丹骚扰河北，军事文书大量送到，姚崇处理奏报快得像流水，武后认为他贤能，立即授任他为侍郎。
武后曾对左右说：“过去周兴、来俊臣等人多次处理诏狱，朝臣们相继被牵连逮捕，他们都承认谋反。
朕猜想有冤枉，又派近臣去审问，得到的都是说不冤枉的亲笔文书，朕於是不再怀疑，就批准了那些奏章。
可是自从来俊臣等被杀后，便没有谋反的了，这样看来从前处死罪的能没有受冤枉的吗?”姚崇说：“自从垂拱以后，被告者大都是被迫认罪。
在当时，以告密为有功，因此天下称作‘罗织’，比汉代的钩党还要厉害。
尽管陛下派近臣复审，他们本身还不能自保，又怎敢一摇手去触犯酷吏的旨意呢?而且被审问不承认，就要倍受酷刑，如张虔勗、李安静等都是如此。
现在全靠上天有灵，感悟陛下，凶竖歼灭，朝廷安定，臣愿以一门百口来担保内外官员不再有谋反的口陛下把控告的状牒搁起来不用推问，以后如有谋反确有来由，臣情愿获知情不告的罪。
”武后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一味顺从，使我成了滥用刑罚之主，听了你的话，才符合朕的心意。
”赏赐姚崇白银千两。
圣历三年，姚崇进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升任凤阁侍郎。
不久兼任相王府长史，他因母亲年老交卸政事归家侍养，便下诏让他带着相王府长史的职务侍奉母亲。
一个多月后，姚崇又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
姚崇建议说：“臣侍奉相王，而夏官掌握兵马，臣不是怕死，惟恐不利於相王。
”於是下诏改任春官。
张易之因私事有求於姚崇，姚崇不答应，张易之在武后面前谐毁姚崇，姚崇被降为司仆卿，仍同凤合鸾台三品。
出任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等谋划诛杀二张，姚崇正好从驻守的地方回来，就参与计议。
因功封梁县侯，实封二百户。
武后迁居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问候太后起居，王公们都争相庆贺，惟独姚崇流泪哭泣。
张柬之等说：“今天怎能是哭泣的时候?恐怕你的灾祸要由此开始。
”姚崇说：“刚才参与讨逆，不足以论功。
但我侍奉天后日子很久，离开旧主而悲泣，是人臣的终节，由此获罪我也心甘情愿。
”不久出任亳州刺史。
后来五王被害，惟独姚崇得免。
他历任宋、常、越、许四州刺史。
睿宗即位，授任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升中书令。
玄宗在东宫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宋王李成器等分别掌管闲厩、禁兵。
姚崇与宋璟建议请太平公主居住东都，派诸王出任刺史，以稳定人心。
皇上把这意思告诉太平公主，公主大怒。
太子害怕，上疏说姚崇等人离间王室，因此请求予以治罪，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
调任徐、潞二州，升任扬州长史。
姚崇政务简明严肃，人们为他立碑记德。
改任同州刺史。
先天二年，玄宗在新丰演习武事，按照旧例，天子出行，在三百里以内的郡守，要前去皇帝外出停驻的地方谒见。
当时皇帝也私下召见姚崇，姚崇来到，皇帝正在渭滨游猎，立即召见，皇帝说：“公熟悉打猎吗?”回答说：“年轻时擅长。
臣二十岁时，住在广成泽，以呼鹰逐兽为乐。
张憬藏说臣应当位居宰相，不要自弃，臣因此克制自己读书，於是力不胜任地做了将相。
然而年轻时是猎手，老了仍然能行。
”皇帝很高兴，与他一起驱马追逐，或缓或急他都按照旨令，皇帝十分欢喜。
狩猎结束之后，皇帝就向姚崇询问天下事。
很长时间不知疲倦。
皇帝说：“卿应当进位而辅佐朕。
”姚崇知道皇帝豁达大度，锐意治理，便先设法以坚定皇帝意志，於是没有谢恩的表示，皇帝感到奇怪。
姚崇便跪拜上奏说：“臣愿意报告十件事，陛下如果觉得不可实行，臣就冒昧辞官。
”皇帝说：“试为朕说来。
”姚崇说：“垂拱以来，以严酷之法约束臣下，臣希望先施行仁恕的政治，可以吗?朝廷出兵青海而大败，没有幡然改悔之意，臣希望不要侥幸求取开边立功，可以吗?近来奸佞冒犯法纪，都能因受宠而使自己解脱，臣希望行使法令从亲近者开始，可以吗?皇后临朝，朝命的颁示出於宦官之口，臣希望宦官不要干涉朝政，可以吗?外戚之家贡献财物用来取媚於皇上，公卿方镇也渐渐效仿；臣希望租赋以外的进贡一概拒绝，可以吗?外戚公主相继专权，朝官芜杂，臣请求不许外戚亲属在台省任官，可以吗?先朝亲近宠幸大臣，损毁君臣之间的尊严，臣希望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燕钦融、韦月将因为忠诚获罪，从此正直之臣沮丧，臣希望群臣都能不顾忌天子的尊严，直言不讳，可以吗?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耗费百万，臣请求杜绝为道佛营造，可以吗?汉因吕禄、王莽、阎显、梁冀而祸乱天下，我朝更为严重，臣希望将此鉴戒作为万代之法，可以吗?”皇帝说：“朕能实行。
”姚崇於是叩头谢恩。
第二天，姚崇拜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封梁国公。
升任紫微令。
他坚决不接受实封，於是停止旧封，赐给新封一百户。
中宗时，近戚奏请度人为僧尼，富裕人家的强壮男子藉此逃避赋役。
到此时，姚崇建议说：“崇信佛祖不在於外表，而在於心中的觉悟。
做事的利益，要使百姓平安，这就是佛理。
怎能用奸人以扰乱真教?”皇帝赞赏，诏天下裁汰伪冒冗滥的僧人，还俗而务农的有一万二干余人。
姚崇曾在皇帝面前排定要进用的郎官，皇帝左右观看，不理会他的话。
姚崇害怕，再三陈述，皇帝始终不回答，姚崇急忙退出。
内侍高力士说：“陛下新近即位。
应当与大臣裁定行或不行。
如今姚崇多次进言，陛下不予回答，就不是一个能虚心接受进谏的君主了。
”皇帝说：“我将政事交给姚崇，大事我应当参与决断，至於任用郎官，姚崇难道不能作主而再来烦劳我吗?”姚崇听说后才放心。
从此进用贤能斥退不才天下得到治理。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民众祭拜，眼看着蝗虫吞吃青苗而不敢捕杀。
姚崇上奏：“《诗》说：‘抓住那些害虫，投入烈火当中。
’汉光武下诏说：‘努力理顺时政，督察劝勉农桑，驱除那些蝗蜮，以及所有的害虫。
’这是灭除蝗害的道理。
而且蝗虫怕人容易驱赶，另外田地都有主人，使他们救护自己的田地，他们一定不辞勤劳。
请求夜间燃火，在火旁挖坑，边烧边埋，蝗虫便可以除尽丁。
自古有讨除蝗虫不能成功的，只是人不服从命令罢了。
”於是派出御史任捕蝗使，分道消灭蝗虫。
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当用德，从前刘聪除灭蝗虫没有成功反而为害更深。
”抗拒御史不听从命令。
姚崇写信责备他说：“刘聪是伪主，德行不能胜过妖妄，如今妖妄不能胜过德行。
古代的贤良太守，蝗虫曾躲避不进入他的辖境，说修养德行可以避免蝗虫，那你岂不是没有德行而招致了虫害吗?如今坐视蝗虫吃食青苗，能忍心不救，因此而遭受荒年，还叫什麽刺史?”倪若水害怕，便大肆捕杀，获蝗虫十四万石。
当时议论者纷纷提出异议，皇帝疑惑，又以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回答说：“庸儒墨守成规不知变通。
事情原本就有违背经义而合乎道理的，有违反道理而适应权变的。
从前曹魏时期山东发生蝗灾，稍有容忍，以致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后秦有蝗灾，草木都被吃光，牛马竟然相互撕咬鬃毛。
如今蝗虫遍布各处，成倍繁殖生息。
而且河南、河北的百姓家裏没有隔夜的粮食，一旦没有收获人们就会流离失所，此事关系国家安危。
况且即使讨蝗不能除尽，难道不比喂养它们而留下祸患强得多吗?”皇帝认为很对。
黄门监卢怀慎说：“凡是天灾怎能以人力去制止呢!况且大量杀虫，必定会伤害和气。
希望公对此考虑。
”姚崇说：“从前楚王吞吃蚂蟥而治愈疾病，孙叔敖斩杀双头蛇而招来福分。
如今蝗虫幸而还可以驱除，如果放纵不管，粮食将被吃光，百姓该怎麽办?杀虫救人，灾祸归於姚崇，我不会因此推卸责任於公!”蝗害最终平息。
此时，皇帝刚刚即位处理政事，朝夕询问，其他宰相害怕皇帝威严果断，都谦卑畏惧，惟独姚崇能够辅佐裁决，因此得以掌握大权。
姚崇宅第偏远，因此他就近住在客馆。
适逢卢怀慎去世，姚崇因患病致书请假，凡有重大政事，皇帝必定命令源乾曜前往咨询。
源乾曜的奏议完善，皇帝则说：“这一定是姚崇谋划的。
”如果有不恰当之处，皇帝则说：“怎麽不去询问姚崇?”源乾曜谢罪说没有，这才作罢。
皇帝想让姚崇住得离自己再近一些，下诏让他移住到四方馆，每日派人间候饮食起居，高医、尚食接踵而来。
姚崇由於馆局豪华宽大，不敢居住。
皇帝派人告诉姚崇说：“恨不得让你住在宫中，此处还有什麽可回避的?”过了很久，紫微史赵诲接受夷人贿赂，应判死罪。
姚崇平时亲近倚重赵诲，上奏营救想为他减罪，皇帝不高兴。
当时因特殊情况而赦免京师罪犯，只有赵诲不被宽免。
姚崇惶恐，辞去宰相，推荐宋璟取代自己，於是以开府仪同三司罢丅免政事。
皇帝将要出发去东都时，太庙房屋自行毁坏，皇帝询问宰相，宋璟、苏頲一同回答说：“陛下三年的服丧期还没有结束，不可以出行。
崩坏的发生，是上天表示的训诚，陛下应当停止东巡，修养德行以答谢上天的谴责。
”皇上以此询问姚崇，他回答说：“臣听说隋取苻坚旧殿以营造太庙，而唐沿用丁隋的太庙。
再说即使高山如果土石腐壤也会崩毁，何况木材的年代久了更是会被蠹烂的。
这只是太庙毁坏的时间偶然与陛下的出行日期相合罢了，不是因为行幸而塌坏。
况且陛下因为关中遭遇荒年，转运粮饷又要增加劳役和运费，因此出行东都，目的是为民不是为自己。
百官已经做好准备，所需物品也已齐全，请求皇帝如期出行。
旧庙难以重新修复，为何不将神主供奉到太极殿?另外建造新庙，以表达虔诚敬奉，这是大孝之德啊。
”皇帝说：“卿的话正符合朕的心意。
”赐绢二百匹，下诏主管部门遵照姚崇所说的做，天子於是东行。
因此诏令姚崇五天参见皇帝一次，并入合供奉。
八年，授任姚崇太子少保，他因病没有接受。
第二年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
十七年，追赠太子太保。
姚崇分配家产，使每个儿子都有自己的一份。
他撰写遗令说：时常看到达官贵人的后代大多贫困，以至於为了一铢一尺相互争夺，不论是非曲直，都被人们耻笑。
田宅水碾本来为众人共有，然而相互推诿依赖以致荒废。
陆贾、石苞，是古代的通达之士，他们也是预先分配家产以防止子孙相争。
从前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实行薄葬，知道魂魄离开身体，贵在快点腐朽。
大凡厚葬人家都是流於世俗，以奢侈浪费作为孝顺，以致使死者遭受戮尸暴骸，能不痛心吗!死者没有知觉，自然如同粪土，何必烦劳厚葬；即使死者有知觉，而灵魂不在棺柩，又何须破费财产以显示奢侈呢?我死后，以日常服装入殓，四季衣裳各备一套。
我生性不喜欢在官时的礼服，不要带入棺墓。
紫衣玉带，对我已经足够。
现在的佛经，是鸠摩罗什所译的，姚兴与他对译，而姚兴寿命并不长久，国家也随之灭亡。
梁武帝身为寺奴，北齐胡太后将六宫开为道场，他们都亡国破家。
近年孝和皇帝派使者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超度僧人营造寺院，他们都身遭杀戮，被天下耻笑。
五帝时期，父辈不丧亡儿子，兄长不哭吊弟弟，以致安宁长寿，没有凶祸短命。
下至三王时期，国运长久，他的大臣如彭祖、老聃都得以长寿，那时没有佛教，难道是抄经铸像的效力吗?因为死亡而建造经像，作为追福。
死亡是生命的常事，自古不能避免，那些经像又为谁施舍呢?你们儿辈千万不能这样做!姚崇特别擅长为政之道，处理政务决断毫不迟疑。
三次担任宰相，长期兼任兵部长官，因此对於屯守之地边境哨所，兵马武器储备，无不熟悉。
玄宗刚即位时，对大臣故老以礼相待，特别敬重姚崇，每次在便殿见他，一定要起身相迎，离去时往往扶栏相送，其他宰相不能相比。
当时正是权贵干预朝政之后，法纪废弛，先天末年，宰相达十七人，台省要官不计其数。
姚崇常常让主管部门将罢丅免冗官放在首位，修整制度，选择百官各称其职，请求不要增加佛道之徒，不要频繁调动官吏。
由此天子可以督责完成於下，权力归结於上。
然而姚崇天资机巧诡诈。
如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张说因为平时与他有怨恨，指使赵彦昭弹劾姚崇。
姚崇任宰相以后，张说害怕，暗中到岐王那裏与他交好。
有一天姚崇在朝会时，众官急步退出，姚崇拖着脚后跟作出脚有病的样子，皇帝召问他，他回答说：“臣的脚受伤了。
”皇帝说：“不太痛吗?”他回答说：“臣心中有忧，痛不在脚上。
”皇帝问他缘故，他说：“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宰相，却秘密乘车出入岐王家，臣恐怕被他们所妨害，因此担忧。
”皇帝於是贬张说为相州刺史。
魏知古，为姚崇所推荐，等到同在朝班时，姚崇渐渐轻视他，贬他为代理吏部尚书，主持东都选官事务，魏知古不满。
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在洛阳，通过宾客送礼贿赂，依靠往日的交情相请托。
魏知古返回朝廷，将这些都报告给皇上。
另一天，皇帝召见姚崇说：“卿的儿子才能如何，都在哪裏?”姚崇揣测到皇帝的意思，说：“臣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任职，他们为人欲望多而不够谨慎，因此一定是曾经因事有求於魏知古。
”皇帝起初以为姚崇偏爱自己的儿子，或许要为他们隐瞒，便稍微地用言语来打动他。
等到听了姚崇的话，便大为欢喜，问：“你从哪裏得知?”回答说：“魏知古，是臣所推荐的，臣的儿子必然认为他感恩戴德因而对他有所请托。
”皇帝於是喜爱姚崇没有私心而鄙薄魏知古，想要斥逐他。
姚崇说：“臣的儿子品行不端，扰乱陛下法度，却斥逐魏知古，外面必然说陛下偏向臣。
”於是停止，但最终魏知古被免去宰相任工部尚书。
姚崇起初名叫元崇，因与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时他以字为名；到开元朝，避皇帝的年号，改用今名。
姚崇有三个儿子：姚彝、姚异、姚弈，官职者6做到卿、刺史。
姚弈 姚合姚弈年轻时持重谨慎。
当初，姚崇想使他不越级升官而熟悉为政之道，因此姚弈从右千牛进升到太子舍人，都是依次迁升。
开元年间，天子到五陵祭祀，有关官员带着鹰犬随从，姚弈说：“这样不合乎礼仪。
”上奏取消。
他请求处理繁重难办的事务，任睢阳太守，召入授任太仆卿。
后来任尚书右丞。
姚弈的儿子姚闳，在右相牛仙客的幕府裹任职。
牛仙客病重，姚闳强迫他推荐姚弈及卢奂做宰相，牛仙客的妻子上告皇帝，姚闳获罪被处死，姚弈贬为永阳太守，去世。
姚崇的曾孙姚合、姚勗。
姚合，元和年间考丅中进士科，调任武功尉，擅长作诗，世称姚武功。
升任监察御史，几次改任给事中。
奉先、冯翊二县民众控告牛羊使掠夺他们的田地，朝廷下诏令美原主簿朱俦核查审理，多将田地判归使臣，姚合揭发他的偏私，将地还给百姓。
历任陕虢观察使，官位终於秘书监。
姚勗姚勗，字斯勤。
长庆初年考丅中进士科，几次被方镇上表徵用，进任监察御史，辅佐盐铁使事务。
几次升任谏议大夫，调任湖、常二州刺史。
受到宰相李德裕的善待。
李德裕被令狐绚等诬陷驱逐之后，追查党羽，无人敢交往慰问；李德裕住在滨海的边鄙之地，家襄没有钱财，生病没有汤药，姚勗多次接济问候，不趋附时势而改变亲疏爱憎。
姚勗去世时官任夔王傅。
自己在万安山南原姚崇的墓旁作生圹，题写墓地叫“寂居穴”，坟叫“复真堂”，中间削土为床叫“化台”，并刻石告诉后世。
宋璟宋璟，邢州南和人。
七世祖宋弁任元魏吏部尚书。
宋璟耿直有大节，喜爱学习，擅长写文章，考丅中进士科。
调任上党尉，任监察御史，升任凤阁舍人。
宋璟做官刚正，武后看重他的才能。
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忠的言论，让张说作证，将要当廷对质时，张说恐惧紧张，宋璟对张说说：“名义最为重要，不可诬陷正直的人以求暂时免祸。
为此而受到谪降，正可以流芳后世。
你如有不测，我将在朝廷相救，将与你同死。
”张说被他的一番话感动，如实回答，魏元忠免於死罪。
宋璟后来升任左台御史中丞，正值有匿名信告发张昌宗引相工观b吉凶，宋璟请求彻底追查，武后说：“张易之等人已经自己告诉了朕。
”宋璟说：“谋反不能因为自首而宽免，请求交付法官审讯以严明国法。
张易之等人地位显贵深受宠爱，臣说出来将招致祸患，然而臣被义愤所激励，即使死了也不后悔。
”武后不高兴，姚璹立即宣诏让宋璟退下，宋璟说：“现在亲耳聆奉德音，不必烦劳宰相擅自宦说王命。
”武后心情缓解，允许将张易之等收捕关入牢狱。
不久下诏宽免二张，赦令二张前去向宋璟致谢，宋璟不见，说：“公事则公开说明，如果私下相见，那麼法律无情。
”他看着左右感叹说：“我后悔没有先打碎这两个家夥的脑袋而使他们败坏国法。
”宋璟曾参加朝堂宴会，二张位居九卿官阶三品，宋璟官阶六品，坐在下座。
张易之讨好宋璟，起身揖让说：“公是第一人，为何在下座?”宋璟说：“才能低劣官品卑微，卿说的第一是什麽呢?”当时朝廷百官因张易之等二人是内宠，不称呼他们的官职，叫张易之“五郎”，张昌宗“六郎”。
郑善果对宋璟说：‘公为何称五郎为卿?”宋璟说：“以官职而言他正应当为卿。
君不是他的家奴，叫什麽郎呢?”适逢宋璟家有丧事，告假期满入朝，公卿相继谒见，致礼表示敬意。
张易之等人后到，快步上前，宋璟举着笏板不予揖让随口应付。
因此积下怨恨，二张经常想要中伤宋璟，武后了解宋璟，得以免受陷害。
然而因为宋璟几次违背旨意，下诏到扬州审理刑狱，宋璟上奏：“审理州县只是监察御史的职责罢了。
”又下诏让他审查幽州都督屈突仲翔，他拒绝说：“不是大事御史中丞不出使。
屈突仲翔的罪行只是贪脏，今日令臣前往，这必定有危害臣的人。
”接着下诏宋璟作为李峤的副使前往陇、蜀，宋璟又说：“陇右没有变故，臣以中丞的身份任李峤的副使，朝廷没有先例。
”始终没有接受。
张易之起初希望趁宋璟出任外官的时机上奏弹劾处死他，计谋不能实行，於是等候宋璟家办婚礼时，将派刺客刺杀他。
有人告知了宋璟，宋璟乘坐矮车住在别处，刺客无从下手。
不久二张死去，於是宋璟免遭祸害。
神龙初年，宋璟任吏部侍郎。
中宗赞赏他刚直，让他兼任谏议大夫、内供奉，退朝后与他谈论政事得失。
升任黄门侍郎。
武三思依仗与皇后私通而受恩宠，多次有求於宋璟。
宋璟严厉回答说：“如今天后已经还政於皇子，你这个王应当降爵为侯，怎能又干涉朝政，难道看不见吕产、吕禄的事情吗?”后来韦月将告武三思淫丅乱宫禁，武三思指使主管部门以大逆不道论处韦月将，皇帝专门下诏将韦月将处死，宋璟请求交付刑狱审讯罪状，皇帝发怒，衣冠不整走出侧门，对宋璟说：“朕以为都已经把韦月将杀了，还请求什麽?”宋璟说：“人们都说皇后偏爱武三思，陛下不加追查就处以韦月将死刑，臣担心有人私下议论，请求审讯然后行刑。
”皇帝更加恼怒。
宋璟说：“请先杀了臣，不然，臣最终不会奉行诏令。
”皇帝这才将韦月将流放岭南。
适逢中宗返回京城，诏令宋璟暂且检校并州长史，他还没有赴任，又令检校贝州刺史。
当时河北发生水灾，饥荒严重，武三思派人徵收封户租赋，宋璟拒不给与，因此遭受排挤。
历任杭、相二州刺史，治理清廉严明，下属没有敢犯法的。
升任洛州长史。
睿宗即位，宋璟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玄宗在东宫时，宋璟兼任右庶子。
起初崔湜、郑愔主持选官，受到外戚近臣的干预，以致提前使用了两年官员的名额，仍然不够用，又设置每年冬季选官，官品守昆乱，宋璟与侍郎李乂、卢从愿澄清革除这一弊病，选任官员十分公平。
太平公主要搞垮太子，曾在光范门停辇，等候宰相婉言劝说。
宋璟说：“太子立有大功，是宗庙社稷的主人，怎能对他有异议呢?”於是与姚崇上奏让公主、诸王住到外地，皇帝不能采用。
贬宋璟为楚州刺史，历任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进任幽州都督，以国子祭酒留守东都，升任雍州长史。
玄宗开元初年，以雍州为京兆府，宋璟又任京兆尹。
进任御史大夫，受牵累获罪贬为睦州刺史，调任广州都督。
广州人用竹子茅草建造房屋，经常发生火灾。
宋璟教他们烧制陶瓦筑墙，修建店铺，越人习俗开始知道房屋便利不再担忧发生火灾。
召入宋璟授任刑部尚书。
四年，升任吏部尚书兼侍中。
皇帝前往东都，到达崤谷，驰道狭窄，车马拥挤停滞，皇帝命令罢丅免河南尹李朝隐、知顿使王怡等人的官职。
宋璟说：“陛下正当壮年，如今开始巡守，因道路不畅而治罪於二臣，由此相告诫，将来有人要遭受困苦。
”皇帝立即命令宽免他们。
宋璟谢罪说：“陛下刚才因生气而责罚他们，又因为臣的话而宽免他们，这使过错归於皇上而恩惠出於臣下。
姑且听从他们在朝廷待罪，然后下诏恢复他们的官职，这样就使得进退适宜了。
”皇帝称赞他。
宋璟连续封爵为广平郡公。
广州人为宋璟树立遗爱颂碑，宋璟上奏说：“颂是用来传扬德行记载功绩的。
臣的政绩不值得记载，广州人因为臣做了宰相，所以撰写溢美之辞，徒然成为谄谀。
想要加以改正，请求从臣开始。
”下诏允许停止。
皇帝曾经命令宋璟与苏颈拟定皇于的名字与公主的邑号，以使封号有等级次序，并下诏另外选择一个美称及佳邑封上。
宋璟上奏说：“七个儿子平均抚养，这是诗人所称道的。
现在如果地位同等而区别封号，或者是母宠子爱，恐怕会损伤《诗经•鳲鸠》篇所赞美的用心公平。
从前袁盎撤去慎夫人的席位，汉文帝允许，夫人也不为此怨恨，认为他考虑到长久之计。
臣不敢区别封号。
”皇帝赞叹推重他的贤良。
皇后的父亲王仁皎去世，将要安葬，依照昭成皇后家窦孝谌的先例，坟高五丈一尺。
宋璟等请求依照明文规定，皇帝已经许可，第二天，又下诏要如同宝孝谌的先例。
宋璟封还诏书说：“节俭，是值得尊重的品德；奢侈，是最大的恶行。
违背礼制而厚葬，是前代的训诚，因此古代有墓而无坟。
子女陷於悲哀时则想不到用礼法自我克制，因此圣人制定齐、斩、鳃、免等丧葬制度，衣、衾、棺、椁，各有标准。
即使是圣贤的人，也要断绝自己的私情。
众人都追求奢侈，而独自能够俭约，正是所谓的至德要道。
皇后如果认为安葬窦孝谌超过制度，当初并无非议，所以一切法令本不足以遵守。
那麼贞观时嫁长乐公主，魏徵说不能加长公宅，太宗欣然采纳，而文德皇后派使者深加感谢。
韦庶人将他的父亲追封为王，擅自营造酆陵，而祸患随后而至。
国家知道人情无穷，因此建立制度，不因为人而动摇，不因为爱憎而改变。
近来人们竞相追求厚葬，如今因为皇后的父亲是贵戚，不愁缺少财物，高冢大墓，不怕没有劳力，百事都由官府供给，一天便可以完成，而臣苦苦上奏不止，是想成就朝廷的善政、成就皇后的美德啊。
假如皇后之情不可强夺，请求依准规制，一品陪陵坟高四丈，应该比较适宜。
”皇帝说：“朕时常想着端正自身以使天下遵守纪纲，能容许对皇后有所偏爱吗?然而人们难以说到的，你却能提出来。
”当即批准丁上奏。
又派使者赐给宋璟彩绢四百匹。
正值发生日食，皇帝身穿素服对待天变，复查囚犯罪状将很多人宽免遣返，救济灾患，停止不紧急的事务。
宋璟说：“陛下颁布德音，解救百姓穷苦，宽宥犯有轻罪的人，只是对流放、死刑不加以宽免，这是古代谨慎赦免的缘故。
只是恐怕议论者要说皇上有了月食才整治刑罚，有了日食才修养德行，或者说这是天象的分野变异，希望能够猜出相应地区。
臣为此而说君子之道增长，小人之道削弱。
禁止女人干预朝政，放逐奸邪小人，这就是所说的修养德行。
刑狱不乱，战争不滥，官员不实行苛政，军队不轻率进发，这就是所谓的修刑。
陛下时常将这些放在心裏，虽然有日月亏食，也将会转而为福，又有什麼可担心的呢?而且君子耻於言行不一，愿以诚意感动上天，不要只是虚言粉饰。
”皇帝称赞并采纳。
后来宋璟以开府仪同三司罢丅免政事。
京兆人权梁山谋反，下诏河南尹王怡从驿道兼程赶往审理。
监牢充满犯人，久久不能判决，朝廷便命令宋璟任京城留守，复查这一案件。
起初，权梁山谎称置办婚礼，向许多人借贷，有关官吏想要牵连借款人获罪。
宋璟说：“婚礼借索基本相同，而谋恶者轻举妄动，不是人们所能预料防备的。
假使知道他要谋反而不借给，就是与他共同谋反。
借贷的人并不知道底捆，又有什麼罪可言?”便平反释放数百人。
十二年，东巡泰山，宋璟又任留守。
皇帝将要出发时，对宋璟说：“卿是国家元老，将要分别一段时间，卿应......
苏轼的才华横溢
苏轼的才华横溢表现在哪里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
余问：何不逐节分
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
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
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
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