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辅 相互促进 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
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
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
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
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
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
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
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
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什么是法治什么是德治
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德治，是指以礼乐教化来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变为一种自觉，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动地心悦诚服，而不是靠严刑峻法来迫使人民畏敬。
辩论:中国社会更需要法治还是德治(我方观点是法治)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
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
因此，、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
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
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
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
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
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
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
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举措而已。
”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
他们的“法治”是封建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
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
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
（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
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
（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
由于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
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
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
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
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
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
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
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
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
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
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
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
“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
”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
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
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
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
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
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
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
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
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
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
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
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
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
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
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
（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
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
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
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
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
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
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
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
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
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
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
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
他在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
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
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
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
”⑾尽管柏拉图的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
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
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
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
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
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
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
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
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
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
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
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
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
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
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
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
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
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
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
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
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
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
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
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
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
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
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
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
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
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
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
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
”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
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
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
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
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
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
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
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
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
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
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
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
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
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
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
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
论法治与德治
德治比法治重要的观点
德治与法治，两个途径，同个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
今天我们讨论当代中国，德治与法治哪个更重要就是要比较哪一个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我方认为当代中国德治更重要。
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下定义。
德治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使其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而法治。
德治是靠社会舆论道德规范的说服力、劝导力、影响力以及人们的内心信念。
而法治则是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
接下来我方将从三个方面陈述当代中国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一， 从对人的约束作用看。
法治和德治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前者侧重于治法而后者侧重于治人，而治人应重于治法。
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
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
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
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
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
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
所以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二， 从对人的引导作用看。
法治只能告诉人们什么是错的，并在人们犯错之后进行惩罚。
而德治不仅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还会告诉人们那些为什么是错的又为什么是对的。
使人从内心接受，进而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不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为了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
而在这一点上德治做的远远要比法治多得多也好得多。
故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第三， 从作用范围看。
德治的作用范围要比法治的作用范围广得多，所以德治的覆盖面就更大，受众更多，包含的内容也就更多。
许多法律没有涉及或者或者法律无法涉及的地方道德也都会存在。
例如在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再如在与外界联系及困难的地方哪里的人们或许不知道法律规定了什么，但是他们一定知道道德要求他们什么。
所以德治比法治更能促进社会的发展。
我方并不否认法治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我方也承认法治以其清楚明朗，刚性严格的特点做了一些仅靠道德所无法做到的事情。
但是基于中国当代的国情出发，基于对长远的发展考虑，我方坚持认为当代中国德治比法治更重要。
四辩稿 题目 中国社会更需要注重法治还是德治，我是正方注重德智
这种辩论法治肯定是有优势的，但你们也不难辩 你可以这入手：先注意对德治的定义，不要被对手牵着走，尤其注意不要让对手把德治和封建君主独菜联系到一起去，你不是正方嘛，那一开始的一辩陈词是你们先的，你们就要咬死所谓的“德治”是通过广泛推广正确的道德观，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诸如此类），而不是狭隘的什么让“君主以德治天下”之类的，然后在后面的辩论中反方一把德治跟封建啦，敏主啦之类的扯到一起去你就强调你们一开始的定义，反咬对方在扯开话题，这样你们气势上就不会输 然后就是攻击，你可以抓住一点，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肯定都是有漏洞的，如果社会上的公民道德水平不够，根本就没有尊重社会契约遵守法律的主观意愿，不懂得去主动维护和完善法律，而是想方设法的去钻法律的空子，那么所谓的“法治”不是一纸空谈吗。
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把“德治”说成是“法治”的基础。
四辩就是总结陈词嘛，照着上面的思路整理一下就行了，你也得囊括辩论过程中出现的论点才能得高分啊，所以不能去抄现成的。
祝你们胜利吧
法治和德治有什么区别
法治就是靠法律德治就是靠道德教化目前每个国家都是法治德治的结合，以法治为基础，其实也侧重法治。
。
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
法治，即，德治，即。
法治为德治提供一定的规范，德治在此之上实行。
也就是说法治的实施有利于退动德治的实现，而人民的提供又有利于推动法治的实现。
德治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依赖法治。
法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治”与“德治”个国家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而两者的理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
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离不开德治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
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
“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
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
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
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法治的道德基础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
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
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
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
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
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
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
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
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
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
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
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
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
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
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
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
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
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
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法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
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
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要求遵守法律的行为符合每个人的理性利益。
以下简要论证，法治的实现不可能纯粹通过强制惩罚以及对它的畏惧，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又不可能纯粹通过个人在狭隘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自动实现，因而必须借助于社会的道德资源。
法治当然意味着遵循规则，因而有必要先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规则的性质与意义。
几乎没有例外，规则所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认为必要的合作行为（例如不盗窃邻居的财物），而对于任何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而言，参与合作都意味着遵守规则的个人必须舍弃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则，这种规则几乎注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气），那还有什么必要硬行规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
因此，有意义的规则必定意味着，服从规则本身至少对某些人而言具有代价；个人必须作出某些牺牲（例如不随地吐痰就“牺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换取他人对规则的遵守。
但没有强制措施或其它影响个人利益的实施方式，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问题：既然他人都遵循规则，那么自己不遵循规则并不会导致合作状态的破坏（例如只有一人随地吐痰并不足以污染环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规则，那么自己遵循规则并不能防止合作状态的破坏（只有一人不随地吐痰并不足以保护环境）。
因此，“囚犯困境”的结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会加入合作，因为遵循规则将使他付出一笔不必要的代价。
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人类不可能纯粹基于理性利益的计算而自动实现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规则只能通过其它方式——如道德约束或暴力惩罚——才能获得实施。
如果规则不可能纯粹通过理性计算而自动实施，那么它是否可能通过国家运用暴力惩罚而强制实施
这时，国家通过有选择地对不合作行为加以制裁，从而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使这类被定义为“违法”的行为与合作（守法）行为相比无利可图。
但可以论证，法律的实施仅依靠对惩罚的恐惧是不够的，它还依靠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与自愿服从。
如果没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调控，如果人们遵循法律只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状态是不可能达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学派所设想的极端专制集权国家，其中国家维持着一支庞大且权力无限的警察队伍，而公民则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权利——包括基本的隐私权。
且即使在这种国家里，依法监督不仅成本巨大，而且也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种社会中到处面临着执法者与监督者本人违法的危险，而不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愿或理性利益维持法治，他们都没有能力禁止其庞大的官僚下属机构违法乱纪。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这一经典论断，无疑是历代儒家攻击法家的法治万能主义倾向的有力论据。
我们只剩下一种选择：法治国家的实现需要公民对法律的尊重与自愿服从， 而后者又离不开一种道德文化的支持。
法治本身就预先设定了道德约束力的有效运作，因为不符合道德规则——因而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有效实施的（俗曰“法不责众”）；没有德治，法治也就成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事实上，这一点也充分被法治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美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法治国家，而美国法治的中心枢纽在于法院的司法保障。
但有什么机制保障法官们自己依法判案
有什么制度能有效保证监督者自己受到监督
这是一个美国朝野不断争论的问题。
结论——如果存在的话——似乎是无论监督机制如何完善，最终都离不开法官本身的职业素质与社会道德感。
有意思的是，在美国这个崇尚法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对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质却有相当高的要求。
前总统克林顿因在职期间行为不检点而险些遭到弹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众国诉微软案”， 一审法官因在审理期间接受媒体暗访而违反了《联邦法官行为准则》的规定，因而在上诉时被部分取消资格。
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没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难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还能维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离不开法治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自古以来，德治一直是中国的治国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认为超过了法治。
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法治不完善，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开的。
以上的讨论说明，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德治。
德治和法治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 事实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诉求。
与此同时，片面地强调德治会造成中国传统中的泛道德主义，且如果道德目标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实现，那么所谓“德治”也就成了空谈甚至虚伪。
因此，德治也面临着几个和法治类似的根本问题。
可以论证，德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法治。
1．德治的内涵首先，德治也存在着以什么样的“德”治国的问题，而这是一个“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讲求平等的民主社会。
只有当德治带上法治意义上的平等，它才能为现代民主社会所接受。
但传统的“德治”（尤其是“礼”所体现的道德规则）是以家长制的封建社会为背景，因而具有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倾向。
这种倾向即使在儒家的经典名著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孔子与孟子的伦理世界里，一直存在着君臣、父子、男女、“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等社会或道德分别， 不同社会与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认为应适用不同的教育、习俗甚至法律。
这种不平等倾向在历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内的其它学派的抨击，并在五四运动时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传统“德治”所不具备而现代社会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则。
其次，片面依赖德治将损害法治，并最后损害德治本身。
这是传统德治中的一项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还是在于它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
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他们假设，用胸怀大义的“君子”去统治社会，自然就达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赋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们以统治自己的权利，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儒家在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即人类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心（其实也应该关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并有可能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
正如美国宪政思想家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要形成一个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 正是因为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也不可能借助从不会犯错误的“神”来统治人，所以人类才需要政府并同时对政府进行制约。
剥夺平民百姓保护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是使得官员的权力失去外部制衡，从而变相鼓励他们滥用权力，并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个人意愿。
当然，道德自律对于约束权力发挥一定的作用。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律并不能有效控制权力的滥用。
纯粹依靠德治必将使德治成为一句空话，并最终重蹈人治的覆辙。
2．德治的实现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为社会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获得有效的施行。
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为政”。
传统的“德治”强调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灵，通过说服教育促使人自觉遵循社会的道德规范。
但现实生活的经验表明，治理国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时候，社会必须对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法律制裁。
过分依赖道德说教，又势必导致中国文化传统所熟悉的泛道德主义，从而抑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泛道德主义尤其不可行，因为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主张对个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约束来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欲望；即便可行，这类禁欲主义规则的实施也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每一项道德规则的实施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因而产生不必要的社会成本。
因此，如果给社会施加了过分沉重的负担，那么道德规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难获得实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实现最终还是要依靠法治。
事实上，这一点也是可以较为严格地论证的。
“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空谈。
就和法律一样，一项道德规则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有效实施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与服从；就和不能实施的法律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一样，不能实施的道德规则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
历史证明，社会道德规则经常是由政府维持甚至制订的，而只有政府官员自己遵守道德规则，规则才会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
德治固然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遵守道德，但关键在于政府官员首先要遵从基本的道德规范；否则，“上行下效”，社会就很快会陷入人人不讲道德的“囚犯困境”。
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谟语），要纯粹依靠自律来实现德治是不现实的。
在基本的道德规则受到侵犯时，只是靠社会舆论的谴责是不够的。
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官员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其它形式的社会资源（例如“权钱交易”），并压制他人的揭露与批评。
因此，要维护德治，就必然要求社会具有某种外在机制去控制政府行为，而最有效的机制就是让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够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员的无理侵犯。
固然，官员与官员之间的制衡也是重要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御史”，还是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都反映了这个道理。
然而，没有全社会参与的制衡，德治最终被证明是脆弱的；中国古今的种种冤假错案，正是说明了政治权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会监督。
在现代社会，社会监督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代议制民主政治与普通公民可以参与的司法程序。
民主政治通过选举保证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选进入政府，并迫使官员适当行使公共权力，否则将在以后的选举中使其面临落选的风险；司法控制则保证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的文字与精神行动，从而防止他们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由此可见，德治的实现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他律。
只有依靠民主与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维持社会道德的同时又不带来人治与专制的任意性。
总之，要克服传统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须消除二分法的行为假定，同时代之以平等适用于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规范。
毕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正当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会中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权利，也都受制于同样的法律义务。
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戏规则”，使政府行为受到公民通过法律与政治程序的控制，社会才能进入真正的“德治”；否则，“德治”只能是依赖统治者良好意愿的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