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庄子的演讲稿
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该词语为北京邮电大学校训。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以信息科技为特色的综合类大学，211工程，985工程重点高校，入选“双一流”大学。
大家好
我要起用的是“厚德”、“博学”、“敬业”、“乐群”这四个名字，也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一、厚德“厚德”语出《易经·坤卦·彖》：“坤厚载物，德合无疆。
”就是说大地因宽广深厚而能承载万物，故能以好的品行造福万物而无所不包容。
《易经·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源于此。
可以看出，“厚德”是要求我们当以大地为楷模，胸怀宽广，以高尚的德行来包容万物。
“厚德”中的这个德字，古代写作“上直下心”，直心即德也，就是说“德”指的是一颗天真率直的心。
真心谓之德，真情谓之亲。
大学的宗旨不仅在于教授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培养人的高尚品德。
在大学中，同学们不仅需要收获知识，更要加强自我修养，净化自我心灵，陶冶自我情操，做一个品德高尚、胸怀博大的人，做一个人格健全、和谐发展的人
二、博学“博学”语出《礼记·儒行》：“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就是说学者应该学无止境，锲而不舍。
其核心是要求我们通过刻苦学习和实践，以获得广博的知识。
《论语·子张》云，“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源于此；《礼记·中庸》亦云：“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即源于此。
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古人对学者应该如何增进学业，修养人格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其中，强调的是以博学为先。
三、敬业乐群请大家注意，我之所以把“乐群”发音为“要群”，是因为“敬业乐群”是一个古成语，古音为“要”，语出《礼记·学记》中关于隔年考试的说明：“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就是说，第三年就要考察学子是否能够潜心学习、融入群体。
我们强调敬业乐群，就是要求我们的学生能够专心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能够团结同学、相处融洽，诚信宽容、厚生益众，热爱集体、同舟共济。
宋代大儒程颐曾说：“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就是说，凡是做一件事，便要专心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头，一点不旁骛，这便是敬。
梁启超先生说：“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
《庄子·达生》中孔子评价一老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礼记·中庸》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这都是讲敬业的方法与道理。
敬业包含爱业、勤业、精业、创业等多种境界，意谓热爱岗位、忠于职守、笃学求精、献身创新，具备为社会发展而奉献的价值追求和勤恳作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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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演讲稿
祖国在我心中 1949年10月1日，当古老的北京城披上了美丽的霞光；当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迎来新一轮太阳；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世人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于是世界各国震惊了，中华大地沸腾了，6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和庆祝这令人兴奋的时刻，举国上下，大江南北的中华儿女都将为我们伟大祖国献上深深的祝福和无尽的赞美。
祖国啊，我美丽的祖国
我爱你，泰山扬起的高高头颅；我爱你，喜马拉雅挺起的不屈脊梁；我爱你，东北雪原的莽莽林海；我爱你，西北边疆大漠风光。
祖国啊，我美丽的祖国
我赞美，我赞美你北国风光的雄浑壮美。
看，长城巨龙，雄卧一方；太行山顶，云蒸霞蔚；黄河澎湃，奔腾不息。
我赞美，我赞美你南国景致，优雅秀丽。
瞧，茶楼酒肆，鳞次栉比；苏州园林，典雅清新；西子湖畔，杨柳拂堤。
祖国啊，我伟大的祖国
蔡伦纸上书写着你的智慧和勇敢；指南针明确了你执着前进的方向；活字印刷把文明的种子四处播撒；在火药声中听见你对和平的呼唤。
祖国啊，我美丽的祖国
我赞美孔子的博大仁爱；庄子的轻灵无为，李白的浪漫飘逸，杜甫的忧国忧民
祖国啊，我的母亲，你用壮美而又妖娆的大好河山，你用悠久而又灿烂的华夏文明，滋养着优秀的中华儿女
冼星海，一代音乐大师，留学巴黎，忍辱负重，玉汝于成。
当祖国抗日战争拉开了帷幕，他毅然离开了盛情挽留的女友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急不可待，奔向祖国，将自己的音乐才华奉献祖国。
钱学森，一位科学巨擘，留学美国，在他取得骄人的科研成果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毅然抛弃了在美国丰厚的社会待遇，历尽艰险，回归祖国，将自己的科学知识奉献祖国。
同学们，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屹立于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
让我们在祖国60岁华诞之际，向祖国宣誓：“为中华之腾飞而读书”。
我要写一篇关于态度的演讲稿，哪位大神帮帮忙啊，或者告诉我有用的信息也行
“态度决定高度，细节决定成败。
”这句话的确不假，因为在生活中常常从一个人的态度中可以决定这个人的高度，可以从细节中决定成功和失败。
如果一个人之注重细节而不注重态度是不行的，如果只注重态度而不注重细节也必定会失败。
乔丹没有细节只有态度当然是成功不了的，所以态度和细节是分不开的，只有态度端正并且注重细节才会成功。
各位，我的演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祝大家早日成功。
中华颂演讲稿 急啊
中国社会的改造只有通过“根本解决”的途径才能实现，这是李大钊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中国社会革命的基本看法。
在那场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发生了第一次冲突。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问题与主义”之争表达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科学态度，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意识，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李大钊明确提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强调了“主义”所具有的“工具”性质，在思想方法上尽量避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个方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李大钊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中，任何理论都具有“工具”性质，其目的在于造成社会的实际运动，实现社会的改造。
因此，他认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李大钊所关注的重心在于实现社会的改造，因此，只有将“主义”引向实际的社会运动才能达到目的。
李大钊这种务求实际的思想，在1922年他与邓中夏等人向“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提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
他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
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
李大钊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变化，都是和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实际进程相关联的。
这样的思想意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了科学的理性态度，即不把它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李大钊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寻找到把“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
当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提出了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性，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解决的思想。
他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的。
这里的“国情”既包括“近今之国情”，也包括“往昔之国情”，而且“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为尤要”。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实际运用。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有着与西方先进国家根本不同的历史任务。
他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1923年10月，李大钊对日本记者谈道：“由于俄国与中国的国情完全不同，不管外国怎样宣传，我国的改造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完成”。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走中国自己的解放之路，虽然这只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初步认识，但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李大钊思想中的灵活性原则，其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法，没有这一原则，也就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理论成果与实践成就。
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之中，他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竞争”理论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目标的重要手段或“工具”。
实际上他是把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共存视为达到社会进步和改造的重要政治手段。
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对“阶级竞争”的理解更具有哲学意味和客观性，这样的认识使他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
如前所述，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已经与他自身的政治改良主义立场相脱离，但他在选择“阶级竞争”为“根本解决”的政治手段时，又对社会上诸种政治改良思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改良只是达到推翻旧制度这个大目标的某种方法，并非目标本身，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
这也是李大钊与胡适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的深刻分歧所在。
李大钊认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充满了五四时代智慧的。
他以社会革命论容纳了社会进化说的不少合理的地方，他并不认为“根本解决”之前，就不需要以新的理想尺度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意嘲笑真诚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人们的徒劳无功；他的“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说法，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表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运用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点上，先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比陈独秀在理论上更加深刻和成熟。
其次，李大钊保持了理论上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即用自己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吸收其他理论的合理成份，不固守成见，保持了理论思维的开放性。
李大钊的“根本解决”这一思想包含了这样几个成分：有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把握，有对“互助论”主张的吸收，有对人道主义的认同及倡导人类的“物心两面改造”。
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政治手段，这一点在李大钊那里是十分明确的，但他又不把阶级斗争视为目的。
在这里，他对“互助论”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性。
我们应该看到，在对“阶级竞争”的理解上，他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冲突，但在人类生存的未来和本质上，他强调“互助”的意义，使他把手段与目的严格区分开来。
他认为“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
这是我们确信不移的道理。
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
他的结论是：以阶级竞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实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的这一主张具有双重含义：它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思想相区别，强调对社会组织进行改造的重要意义；它包含有对偏重物质进步而忽视人类伦理进步意义思想的批判和匡正。
这是一个唯物史观的命题，并非是一种二元论的主张，而且从现实性来看，它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在李大钊的整个理论构架中，既规定了中国社会改造的最终目标，即实现“经济问题的解决”，同时也看到了达到这一目标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他不仅寄希望于通过“阶级竞争”来实现社会组织的改造，而且也肯定了人类精神进步的巨大作用。
中国社会改造任务呈现出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样的认识使他保持了策略上的灵活性、理论上的开放性，也使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造中所担负的角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他强调指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而李大钊恰恰是根据中国的特殊环境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他并没有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把经济因素当做历史进程中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机械论的倾向，虽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