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故事演讲稿
1 分钟前《盘古开天辟地》讲的是在远古时期，天地一片混沌就像一个大鸡蛋，天地还连在一块。
就在这时，一位伟大的巨人，不知睡了多长时间，终于醒来了，他醒来后看到天地一片混乱，一片漆黑，感到非常生气，不知从哪里捞来一把板斧，使劲一轮，只听“喀嚓”一声，天地竟这样被他抡开了，轻飘清白的东西不断上升，成了蓝天，沉重浑浊的东西不断下降，成了大地。
从此宇宙有了天地之分，盘古头顶蓝天、脚踩大地，他长高一丈，天地也长高一丈，就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变的极高，地变得极厚，盘古也成了九万里长的大巨人，又过了许多年，天地都长结实了，可是盘古也筋疲力尽了，他像大山一样倒下了，左眼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右眼变成了明亮皎洁的月亮，身躯成了高耸的山川，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湖海，他的肌肉变成了肥沃的良田沃土......
小学生中国神话故事述一百五十字演讲稿
不久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神话故事》。
这本书一共有27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精彩无比，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简单易懂，并且具有极深的教育意义，让人读后受益匪浅，同时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个为我们所熟知的神话故事，如盘古开天辟地、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神农尝百草、女娲补天……等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大禹治水这个故事。
大禹他为了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宁静地生活，不再受到洪水的侵害，他毅然勇敢地带领百姓和搞破坏的敌人作斗争，积极地千方百计想办法治理洪水灾害，他用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疏通了九条大河，平息了洪水的危害，而最为可贵的是，为了早日治理好洪水灾害，大禹他曾经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没有进家门和亲人团聚。
正因为大禹他有大公无私的忘我精神，因此最终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百姓的爱戴。
从这个故事中，我读懂了，要想做好并做成一件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要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更要有不怕困难险阻的决心，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从而获得最后的成功。
对于我们来说，努力了、奋斗了，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现在我们只有好好学习，不怕辛苦、勤学、多问、多练，这样才能学有所得。
故事会演讲稿怎么写
我是机电工程系11级机电一班的学生张天合，来自于河南省内乡县余关乡麦西村茅草岭组。
家中3口人，父亲体弱多病，母亲自左手残疾后精神有点不好,都在家务农。
家乡的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许多同龄人都因家境贫寒辍学南下打工。
而我在堂哥影响下奋斗着，每次看到他人说起堂哥时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羡慕与敬佩的表情时我感觉到上大学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
我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但并不满足于现状，因为堂哥是硕博连读，独自深圳创办一家公司。
高中时连任两年的数学课代表，经常在本班和邻班讲课。
当时老师住院时把学习任务计划交付于我和数学教研组的老师们。
当时我参阅教参书自学课程同时帮助同学们自学及交流解答疑难问题。
在随后的学习考试中我替老师监考，改卷子，讲解习题基本都能胜任。
在这段日子里，我几乎都在忙数学而使其他课程都落下了。
但这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帮助了两个班级的学生没能让他们数学进度落下。
这是对我自身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是老师对我的信任与期待我怎么能够辜负他们呢
2011年9月我怀着无比憧憬的心情提前三天踏上了大学求学的征程。
虽然奔波了一天，当我看到“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朱光大字时我惊呆了，这就是我向往的大学
当时，所有的疲惫和雨中的寒冷都抛至九霄云外。
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未能交齐学费，在刘老师的帮助下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及国家助学金才得以完成大一的学习任务。
大一时，我并没有因为受到国家的资助而挥霍沉迷，这是助我顺利完成学业的更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不能辜负国家和老师对我的期望。
作为一名大学生一个有手有脚的成年人，我很惭愧自己要靠国家的救济来求学，我为什么不能够自力其食呢?为什么不亲身动手去劳动呢
只有自己劳动所得到的果实吃着才踏实顺心。
于是课余时间在校内做兼职，星期天到校外做发传单。
虽然当时学习任务很重，兼职很累，但并没有因为兼职而耽误学习，也并没有打到我的意志。
我清醒的意识到作为一名在学校大学生不仅仅要自立自强。
更应该明白要以学习为主其他兼职及业余活动为副。
大学的学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大学的学习注重的是自学及学习方法与技巧，重点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
仅仅这些能力的培养还是不够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加强自身素质修养。
那就是业余活动，我们要好好利用业余时间补充自己的精神上的匮乏同时，来调节缓解精神上的压力。
多参与校园文化建设活动，注重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例如：打乒乓球、练习书法、参加英语角等。
要说明的是参加校园里的协会不要把它当做自己的主产业，不管干什么都要在保证不影响自己及他人学习的前提下进行，千万不要舍本逐末得不偿失。
大学的学习在实现劳逸结合的同时也要注重学习与理论实践相结合。
例如：寒暑假是最好的实习机会，我大一寒假留校值班看守校园那段时间我把校园里的文化历史信息及周边环境状况的了解。
暑假时我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目标是以学习技能为主只要管吃管住就行，怀着这样的心情我来到郑州西流湖发电厂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实践学习熟悉了解工厂机构及管理加工流程。
开了眼界，丰富了经验并且获得了一定的酬金。
大二开学来，我就树立了新的学习目标拿国家励志奖学金。
助学金不能证明自己很优秀，在此之前我基本通过做兼职凑够了大二的学费和生活费。
目标的确立使我放弃了校外的一些兼职，偶尔在校园内做做其他兼职。
星期天在校园内义务参加劳动给花草浇水、修剪、除草等。
现在大二即将过去，两年的大学生活让我不仅仅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去面对生活中不公平矛盾和冲突时，要学会容忍和包容，要拿的起放的下；同时也使我学会了感恩与奉献，感恩可以化解心中的不满和仇恨；奉献可以帮助解救他人，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得到他人的感恩从而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
而我长远的奋斗目标，自立自强、厚德博学、精诚团结、感恩感恩奉献而奋斗。
最后我衷心的祝福我们的母校，未来发展无限好，给了我成长学习的机会；祝愿帮助我的人，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愿你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
急
汉字故事会演讲稿。
汉字，每天在用，对它却未有足够的重视。
但父亲小时候在这方面做过教导，说写字要认真，不然闹笑话。
然后讲他上学时有人把日本鬼子写成日本兔子，把老百姓写成老白娃。
那之后似乎是注意了，但错别字仍会不期而遇。
他教导我们，不生硬，喜欢讲笑话。
说一人跟别人打赌，发狠话说，我要输了把我姓倒过来，结果真输了，也不食言，真把姓给倒了过来。
人不怕，人姓王。
另一个更狠，说我要输了你把我的姓随便倒。
果然无碍，因为人姓田。
一般人就不敢说这样的狠话。
这说的是汉字的对称性。
说起来不过是寻常的字，表情达意而已，但要紧处还真是威力无比，简直可以起死回生。
最有名的是“屡败屡战”的典故。
话说曾国藩被太平军逼得走投无路，几欲投水自尽，无奈朝廷又三番五次催问战事，曾不得已，奏云：“屡战屡败”。
他门下一师爷细心，心想，要是这样报上去，打一回败一回，老佛爷盛怒之下还不得砍了主子的脑袋啊，便急中生智改为“屡败屡战”。
如此一来，一个总打败仗的人倒成了愈挫愈勇不肯服输的猛将了。
其中的利害真不可小觑。
另一故事是说蒋介石麾下有一将领，因作战不利，损失惨重。
下面的司令长官不知如何处置，发电请他老人家定夺。
蒋校长一见电文，暴怒不已，挥笔写下八个大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这一看就是要就地正法的意思。
下面人见了，想这也太不讲情面了，得想个法子救那人一命。
结果真想出一法子，只把那电文改了下顺序：“罪无可逭，情有可原。
”这么着一颠倒，意思大变，原先是罪大，如今是情重，如此那将领才保往一命。
事后蒋先生发现这人没给枪毙呢
也搞不清当初自己是如何写的了，又念那人屡有战功，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不了了之了。
关于汉字的顺序，有个段子。
有人批评中国人盲从，称赞外国人的否定精神。
说中国人读古书，从上往下看，看起来就像不断地点头称是，所以缺乏创新。
而外国人读文章从左至右，看起来是不断地摇头，所以有独到见解。
这说法新奇，有些道理但当不得真。
有让你当真的时候。
一人去商场买衣服。
抬头只见柜台上部大红字四个：包不褪色。
这个大为放心，买下。
谁知到家一洗，颜色尽褪。
气冲冲找商家理论，商家不急不忙，说您看错顺序了，我这字得从右边读起，是色褪不包。
你说恼人不。
顺序不同，结果各异。
更有甚者，一笔之差便是天渊之别。
大概是中原战争时期，蒋冯交战，冯部一参谋下达命令时，误把沁阳写作泌阳，谁想那地方真有一泌阳，如此一来，阴差阳错，贻误战机，最终败北。
多一笔少一笔真不是儿戏。
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雍正篡改遗诏的故事。
把传位十四皇子改作传位于四皇子。
传说而已，只供一听。
还有，说汉朝时匈奴屡犯边境，并有侵吞中原之意。
匈奴人发一战书，曰：天心取米。
就是我们单于铁了心要取你食粮夺你江山。
皇帝马上招选贤能，谋应战之策。
这时一文字工作者走上前来，拿枝秀笔，在那战书上轻轻一抹，四个字顿成：未必敢来
原来只是在每个字上加了一笔。
这战书退回到单于手中时，单于大惊，说汉朝人才辈出，这语气里又满是不屑，看来早有防范，竟然掩了图谋之心。
这简直就是神话，一枝笔就退了雄兵百万。
说到汉字，不得不想到倒霉的崇祯。
崇祯皇帝被李自成的义军进犯难安之际，每日惶惶，一日随太监微服民间，找一卦师测字。
卦师问，您要测什么啊，给出一字来。
崇祯没好气地说：“问归宿，由字”。
“由”
这是田字出头，农民要造反。
崇祯急曰，我说的是“友”。
“友”
反字出头，怕是得出乱子。
崇祯愈急，怎么没个好卦词呢，辩曰，我说的也不是友，是“酉”。
“酉”
这是酋无首，皇帝掉脑袋的意思。
崇祯简直气急败坏了，却仍不死心，不会这么命背吧
又狡辩一番：我说的其实是“幽”。
“幽”啊，山中两条黄丝带。
结果几日后，崇祯皇帝随着众家眷在煤山上自缢而亡。
可怜的崇祯左冲右突都没冲出文字的重围。
成长故事 演讲稿
汲取传统精华，才能拥有牢固根基，反映时代精神，才能引领时代风尚。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已为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又进一步阐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高度概括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基本美德，我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推崇团结互助的理念，历史经验也一再证明：有没有团结互助的道德风尚，是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健康，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们也常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互助出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一块砖，只有堆砌在一起才能成就万丈高楼，一滴水，只有汇入大海才能获得永存!一个人，要有成就事业需要团结;一个集体，要在竞争中获胜需要团结;一个国家，要繁荣富强需要团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昌盛发达;一个家庭，只有团结和睦，才能人丁兴旺;一个企业，只有处处盛开团结互助之花，这个企业才能持续发展和腾飞。
***就是一个团结互助的集体。
从公司领导，到管理人员，再到每个员工，人人都深深地认识并真切的体会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互助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经过几年的奋斗，时至今日，依然是团结奋进、努力拼搏、敢为人先的集体。
我们所有人都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团结互助之花定然永远绽放于频阳大地，***人一定会再创辉煌! 团结互助是当代创业人应有的优良品质，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新时期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团队精神和互助观念，确立“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思想，团结互助为公司，一心一意谋发展。
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坚信，只要努力做到：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团结互助，力创优秀部门;领导干部之间团结互助，更好的协调工作;全体公司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共创公司发展的未来，定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衰，****的明天必然更加辉煌!
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