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柴静《看见》的读后感，要三四百字的，最好是演讲稿。
昨天刚看完柴静的《看见》，这是央视名记柴静讲述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从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
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
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
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
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那是人家十几年的心血，让我三天就看完了，所以有很多都没有吸收。
这本书里，印象最深的是她说道的几个采访：03年非典，新疆地震，公益之魅郝劲松，支教十余年德国小伙卢安克。
最有感触的还是郝劲松，大家有兴趣了可以找来看看：他先后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分局告上法庭，原因很简单———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
他起诉周正龙，陕西林业厅，质疑华南虎事件。
揭露钓鱼执法事件。
他说：“一张小小的发票，浓缩了你的权利，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你可以扔掉，但是里面凝聚着法制和民主的力量。
发票背后有国务院发票管理办法，法规被践踏了你都没有维护，今天你失去了发票的权利，明天你失去了其他，总有一天你的房子、你的地什么都失去了，因为法制在被践踏的过程中你从没有维护过它。
”他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幸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密切关联。
就像美国波士顿那个犹太人纪念碑上神甫所说的那段话：起先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也不说话。
最后他们提着刀冲我过来了，没有人替我说话，因为大家都倒下去了。
”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
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 说的有点多了，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我要改卷了。
（这是我前几天写的日志）。
关于玉山的演讲稿600
阳春三月，一个细雨朦胧的早晨，天正下着毛毛细雨，晶莹剔透的雨珠打在七里街的青瓦上发出清脆声响，天地之间仿佛有人在拨动琴弦，弹奏着动人的乐章。
踏步走在七里街青石板路，我能听得见从街市深处传来的回应，冗长又清脆。
冰溪河早起的打渔人，摇着木船从玉山大桥桥墩底下逶迤而来，晨练的老人，背着书包的学生不时从街巷里走过，一些做生意的人和南来北往的异乡人组成七里街独有的风韵。
以长度命名的街市，何止七里。
一条街巷穿过另一条街巷，串起了一段繁华的往事。
纵横的肌理里，那些楼台、店铺，曾经布满了日夜的营生。
台与柱，在这里不是物件，而是每一间店铺的注脚。
停下时间的脚步倾听，依然有熙熙攘攘的热闹，在每一扇花窗的后面回响。
如一场盛世的梦演绎着高潮的精彩，不绝于耳。
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的演讲稿
中国文化 文化的使用不免过于没有方寸如我们通常称政治理论、经济，而不称政治文经济文化，这就是文化必须具有本体取向性，而不是沿展取向性。
于是象吃文化、穿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玩文化、赌文化又依何理何据亦能贯名为文化。
至使搞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体、主体、实体，混浊不分、糟粕遮明、唯心恐惧、封锁重重而不得其孝承沿用；至使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博大而不影、精深而不用、浩瀚而坐牢、灿烂而堆糟；至使中华文明的开祖几乎成了有失人类文明唯心、粗俗、糟粕无用的废朽。
文化竟能如此故，其为悲兮。
悲又何故故，其因非非也。
中国，是人类神圣的种族，精髓中流注和承载的是人类四大文化规律仅存的文明之血、精灵之魂。
故尔才名中国、中华；故尔才拥有号称博大而又精深、浩瀚而又灿烂的文化。
并且，也正是这一“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运载和拥有，才使我们的中华在人类遍临重重危急现前的生存沉浮之急，一跃显现了其潜藏无限智慧、无限生机，并势必引领整个人类的强劲气魄。
但，让人十分非解遗憾残酷的是，这一博大精深、浩瀚灿烂的人类之明，竞在中华的本土上被种种无明自是所遮止、所践踏，甚至已经置于了窒息断承毁灭的境地。
能对人类的仅存文明、能对中华源源的祖承采取如此的封堵歧视、如此的践踏毁辱、如此的沦丧虐待、如此的无信无义，堪称为人类文明进步史中最可耻辱的页和章。
所以，中华民族必须从残痛的沦丧耻辱中以人觉醒，必须从残痛的沦丧耻辱中以人重新学习。
重新认真回答什么才能叫文化；什么才是东方中国人真正能引以为特有的自豪和光荣；什么才使世界共识面向东方中国的根本和所在。
而势当人类行为造做的危急重重前，这无疑正是规律在宣告，在通知着由于无明沦丧的必然恐怖和结果；这无疑正是规律在动怒、在施教、在催促着速觉速建人类历史伟大二十一世纪中国道德的定复兴、中国道德的定崛起、中国道德的必定造福于整个全人类。
什么是中国文化文者圣说之理，化者育明之归。
身为中国人中华子，不知中国文化，不懂中国文化，不信中国文化，不用中国文化，这是最大的种族之悲，最大的种族之违。
正是这一学习中启生的自愧，才更加感恩中华圣祖，更加倍当珍惜和奋进。
原来人类追求的文化至明只在过去、只在祖承，而决不在未来、决不在重造；未来的全部“文明”只不过是重新认识回归到开始出发的原点。
正是这一始与归的不二原点，亦名本体，才是所有文化不变的圣明、不变的方向和准则、不变的追求和终极、不变的文化全程传承之脉和根。
所以，凡是离开本源取向、本源明承的理和论，都不可称名文化，更非盗用文明之称。
因为离开了本源取向、本源明承，都不过是借以文明的文执、文封、文以己、文不化。
欲理者道其真，欲论者据其行，欲信者施其明，欲益者复其归。
正确理论的心旨全是在为引导寻归原始本明，进行着良心的解读和注脚。
舍此为妄，妄妄相逐，必逐以生邪，必逐以积成养育滋生邪的土。
所以，在文化混惑颠倒中，必须明确定义中国文化是以道为本体根承、本体解读、本体运用的全维实体文化。
这决不可是意志的行为，而要尊重人类文化本体不可抗拒、不可改变的自然系。
从印证的角度，现代认识模式匡定为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三个域次筹，并且三域之中世界有世界，至到名宇宙才包罗了一切的域世界、一切的域层次。
宇宙之内的观域间，且又人生在社会、社会在宇宙，故只有宇宙观内的社会、人生、万物才根本才全面，才能究竟真实可靠。
所以在一切智中，学习了解宇宙本体智至关重要、至关根本、至关可靠、至关是理一切文化的文化、明一切现象的现象。
三观中，人类的有史记载，老子、释迦是宇宙观者；墨子、孔子、马克思是社会观者；基督、伊斯兰为人生观。
三观不二道，三观一实体。
都分别在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域界层面起到了不可抹灭的相应进步作用；都是以道为不可抗拒本体的人类文化相应探索部分；都应理所本当的亲如手足、共识本体、开放互通、平等共济人类道德大同的新天、新地、新人文。
从人类历史的全部文化争斥裂执中可知，文化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主导，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支撑，不可没有本体不变的法则统一。
因为本体不明就是根本不明，就无法透彻宇宙、社会、人生、万物的始末和其中的全部运；就无法获取根本可靠久远的取向和准则。
故尔才形成了不一而执、不一而裂、似明非明争东西的争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根本依据、准则的需要，西方文化欲在精神、物质与神之间凿证其一，但唯争执论的结果，都找不到能说明宇宙万物始末的根本据，于是聪明的黑格尔首先以辩否定了精神与物质的唯依存在地位，使西方文化陷入不确定存在本体的必然困斗之中。
中国文化的本体本体是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本源，是理论信仰的依据，是行为取向的准则，是文者境界品性的展放。
而且无论有意本还是无意本，无论明还是不明，无论是局还是代，都必定潜在其本，承本而运。
历史上的文化之本，大体有地心说、日心说、神说、上帝说，精神说、物质说、伦序说、无产阶级说。
虽然各说不一，其境欲别。
但凡是教人向善、益人解惑的文化都具有其本性的道德特征。
并在其生存发展中，凡是本处开放探索状态的就能自展进步空间；凡是本处封建排他状态的就只能是在自取无信而衰败。
现以基督教为例，开经就向“耶何华”要光要时间，因在偷吃欲而浊尘不能归。
这个境界很多文化并不具有，但耶酥当时还没有证到更高的可归境界法，故弟为其子而不能归，故只有其呼知有不可抗拒的以上部分以帝而名之。
此教以帝为则规范言行、取谦让之柔施爱世人，鼎盛西方，长行于世。
仅此时间、范围、适应上就当于学于赞于取其长。
至于多元中现代疾速严重普遍的扭曲现象，正如佛说“喝佛血吃佛肉”之猖，这也正是人类面临危急的根本所在，同时也是沦极与未至现前的难得极反觉转复兴之机、学承精真文化之机。
于此捧读老子或易解、或易承、或易信、或易复中华之明。
引证以上各说本的不一和未至、甚至局本不明，从中当知文化之惑之裂的所在。
此当问茫茫大宇，只有中国老子达境独明，向芸芸开示了宇宙、社会、人生、万物、万象之永恒本。
中国文化的主体与辅体大道似水水自流，海纳百川川自归。
道化源源出，道明源源归。
冬夏寒暑，潮夕起落，福祸因果，周期运变。
我们看历史、看大潮，正是关键节点上的生活、行为决定离不开规律法则的大概念。
要深知物竞终由天律择，要把住适者自有道中来。
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现象的玄妙很深，一定要捧起中国文化有无深深的双自觅。
只有知的越深，才能晓得越及，才能看清中华大地文化之归的大潮之宏伟、之壮观、之因为和所以，才能不逆律而倒、违律而败，才能中国文化主次自白。
中国是多元并包团结共识的中国，从道德之无为源，以道释儒为主体，以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其上无止、其下尽普，包容一切多元进步，同时也包容一切善恶清浊，为中国文化亦为人类文化的整体和实体。
其理就在律中律、派内派，世界七十亿心识、七十亿行为。
善也如斯、恶也如斯、草也如斯、人也如斯，统统都在证明一个规律、一个不变的本体。
故文化的至明就明在以阅众甫，始末尽彻。
中国文化的地位文化是一个整体无限的宇宙认识系。
其中万象不同层次、不同境域、不同见识说。
文化是一座无限层层自然堆成的金字塔，从无到层层有，从虚到层层实，从明到层层浊。
塔中自有无量塔，无量塔境无量说。
山上山下两境见，芸芸众生芸芸心识别。
无限源于本，万化依于体。
文化就是在寻觅，就是寻觅绝对不变真理的种种山上山下境界见。
其中，正是人们欲识分别记忆比较的执定位作用，使时空只具象极不具本体的被固化为“准存在”，从尔使我们生活认识在记忆比较的僵硬不动坐标中。
爱因斯坦，由于其专注成习的德之厚，使其在深度专念中失去自断了记忆固化参照系的作用，因尔进入了冥想的广义相对时空中。
于是记忆时空单位标量被恍兮惚兮的淡化自微，甚至可以消失无存。
随着欲执参加系的递微，使觉悟速v趋向无限大，于是由公式S=vt可知，其结果是时间和空间都趋于零。
这就是爱因斯坦证明的时空隧道，这就是爱因斯坦证明的无欲执参照系障阻状态。
人的觉知速将趋于无限大，并可能和存在时空双零的原点。
于是这个点就是中国道文化的道生之一、就是无极、就是人类文化金字塔的顶极之无。
此时空之归，亦既一切文化所觅绝对真理之在，且此在，正在中国道文化之中。
沦丧断承就无明就祸患文化源道而发，生命沿息无不从属某属性文化。
所以文化现象是众心识的聚合、是众灵魂的聚合、是众因缘作用必然的聚合。
它不但运载着原始的精神，同时也运载全程无量施信的意志和能量。
所以，认识深刻普渡，博爱的认识文化现象、对待文化现象，不失为涉足人心的大德、大智和大计。
因为文化表面的分歧只是现象，一旦深入到其中的深处，解读它的成因、依存因缘、生命活动周期使命定数，就会发现对于文化的多元行为决不能简单、决不能无知愚昧的激化促使反其生。
而应立明高位从滋生依存的因缘上着手，积极团结共识引导，使其和而归、归而用。
从根本理论出发，一种生命一种能量欲以彻底断灭绝止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欲止的根本方法就只能落在引导和利用了。
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归传承是至关生命和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决定之根。
其理至深，其用甚伟。
应于重点研究认证，以造福中华文明永续、造福中华民族之德永续。
从宇宙规律的生序自控出发，传承是社会秩序决定性的内在。
只有心信根承稳定有序、人于敦伦存分、宇系层层承承自展，才能从宇宙到社会、从事业到人生百脉皆通、景然而泰。
中国道承复兴的工程巨大，其巨在惑阻，其易在一明。
理当从主端老子和《道德经》复起，一起具动，思变而更新；基从家祠而实，形成上信下孝、东方中华共和国名之大气候、大环境、大文明。
共建中国道文明的人文新气候新环境二十一世纪，实际就是人类中国道文化的新世纪，并且这是唯一的选择。
同时更是中国人使命、中国人责任、中国人出路、中国人走向人类世界性崛起的根本和所在。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宇宙不可抗拒的道，法定着历史下行执右而坠，上行玄左行中而升，极反规律决定负于“梦寐以求”的东方终于吼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
屈辱与历炼，悲壮而豪迈，宇宙本体与规律万象交响，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走在人类东归大潮的最前方。
正是在猖獗沦丧、断承凄凉、民意怨声的紧急关口，一个“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的声音开终了回荡。
并以稳健的步伐领导中国而向世界，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理论的时代性旗帜，实施着强劲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思维理念道路。
核心 “以人为本”决非一般，而是明确全部思想理论道德为人的定位、中国文化的定位、中国心的定位，更是整个科学发展观全部思想理论的特色之本、目的之本、行为之本。
只有中国心才是中国行，只有中国心才能创造出中国文化源源的特色和文明。
所以，学习全观必须重在深刻解读“以人”和“为本”的切妙之用、深刻之理、统论之要。
以人不以己是一切理智自尊自爱创建自命本必学、必立、必用的真明之心、造福之心。
只要坚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演讲稿
只要坚持，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演讲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顺利的，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但遭受失败未必是一件坏事，在失败之后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就能把失败的损失转化为下一次成功的基三石。
成功在无数次失败后成功可以说是从无数次失败中获得的。
换句话说，成功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修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不断失败的过程。
卡耐基经成功下的定义是：经过无数次失败以后姗姗来迟的东西叫成功
成功就像拳击比赛，比的不是谁善打，而是谁善挨。
打不死才会羸
成功绝非偶然，是靠艰辛的付出和耐心的积累而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聚溪流无以成江海”迅速的成功通常只是昙花一现，惟有厚实的基础才经行起考验。
许多努力并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到成果，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坚忍。
只要你肯付出坚持的代价，终究是可以尝到成功的甘甜。
历史中那些成功者正是如此，才享受到成功的甘甜。
司马迁遭排挤、迫害乃至受宫刑之苦后，以坚忍不拔的毅力著成传世巨著＜史记＞；曹雪芹举家乞食，呕心沥血，十年之功方著得旷古烁今的＜红楼梦＞；爱迪生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失败后才发明了电灯，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莱特兄弟经受了无数次翼折机毁、危及生命的失败和打击后，最终让人类发明的飞机首次翱翔于九天之上――历史见证了在无数次失败后所产生的惊人力量。
很多人会认为百折不挠是一个很一般的词汇，每个上学的人都能够正确的解释它的含义。
但是在人的一生之中能够自由驾驶这个词汇的人却微乎其微，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这个词汇面前倒的，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人间过客。
有一个人，以他的亲身经历，经我们提供了雄辩的证明。
他二十二岁时做生意失败；二十三岁时竞选州议员，又失败了；二十四岁时他重操旧业继续做生意，赔的是一无所有；二十六岁时他的情人又不幸去世；二十七岁时他的精神完全崩溃，几乎住进了疯人院；二十九岁他再次竞选州议员，又失败了；三十一岁时他竞选国会议员，仍失败了；三十九时他竞选国会议员，再次失败；四十六岁时他竞选参议员失败；四十七岁时他竞选副总统失败；四十九岁时他竞选参议员现时再次失败。
这个人一直到五十一岁那年才竞选总统成功，他在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与华盛顿齐名的最伟大的总统，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给我们的启示是，失败了、跌倒了、重新再来。
实际这才是真正的百折不挠，无数次失败之后的那一次伟大的成功，这也是成功的惟一秘诀，正是对百折不挠最美丽的注脚。
生活中，许多人之所以与成功无缘，就是因为失败了一次或者几次，就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丧失了自信心，就回到原路上去了，于是，在人生之中便只有失败这一个定义了。
而与其恰恰相反的是，失败是成功的基石，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便是这个道理。
而成功正是由无数次失败连接起来的。
成功在人生最遥远的地方，人生的近处站满了失败，所有的努力必然都是从失败开始，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便是一个平庸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人生哲学，你失败了一次，他便告诉你这个地方你走错了，不要再重蹈覆辙 ，那么你就应该换一条路走，当你换过许多次之后，就会发现有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这时候的你才发觉，成功的坦途已经铺到你的面前了。
所以说，要想成功，就要从失败的经验上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成功者，成功者都是在不断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来获得最后的成功。
失败了，再来一次。
有一位父亲将自己那“没有男子汉气概”的儿子送到一位拳师那里，半年后再到拳师那里时，发现儿子依然一次次败倒在拳师的手下。
由此他责怪拳师：没有让他儿子变成一名真正的男子汉。
老拳师真的没有完成培养任务吗
非也
问题在那位老父亲身上。
他忽视了儿子在一次次倒下之后敢于坚强地站起来这一充满勇气的行为。
只要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的次数多一次，你就不能说他是失败的。
是的，只要站真情为的次数倒下的次数多一次，你就不能说他是失败的，伴随着他站起还有失败后敢于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不言放弃的毅力，这正是一个男子汉气概所必备的条件。
失败了，再来一次。
有辽个条件，还怕事业不能成功。
古今中外，其实靠勇气和毅力成功的例子有很多很多“再来一次”是一句相当普通的口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但它的内涵却绝不简单。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视失败、再来一次的勇气。
再来一次，就会有成功的希望。
在经历了101次失败之后，下一次等待你的，或许就是成功。
居里夫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为了从几十吨的沥青中提炼出镭，实验做了一遍又一遍，可以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她没有恢心，没有气馁，她的口头禅是“再来一次”。
经过不懈努力，镭终于被提炼出来了，居里夫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爱迪生在发明电灯 的过程中，为了寻找一种合适的制作灯丝材料，不知做了多少次实验，从各种金属到人的毛发。
一种材料不行就换另一种材料再来一次，结果一共实验了6000多种材料，才获得了成功。
如果他们当时被失败吓倒，失败了，没有再来一次，又怎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正所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为了取得成功，或许你已经付出了很多，或许离成功只有那么关键的一步，紧要关头，面对“再来一次”与放弃，如果你先择了放弃 ，那么你将前功尽弃，原来所有的努力都会子虚乌有。
“行百里者半九十”。
孟子也曾说过：“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之后再来一次，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只要一次一次地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因此，不论一个人曾经有过多少次失败，只要他站起来的次数比倒下去的次数多一次，那就是成功。
当然，“再来一次”并非像说的那样简单，只要重复一次就可以了，而应该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从新的起点、更高层次上重新开始。
否则，离成功不会是越来越近，甚至会越来越远。
当我们面对失败时，让我们学会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然合洒脱的说一句：“我要再来一次。
”“不、我要站起来
”这是一个强者的呐喊，一个不屈的灵魂，对于他来说，面前的一切困难只不过是征途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他则会昂着头跨过去，一路凯歌地迈向心中的象牙塔，这个人就是贝多芬。
当他处于创作高潮时，失去了间乐家最宝贵的东西――听力；在他准备献出自己的真挚感情时，女友离他而去，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押运脱了命运的捉弄，谱写出世界上最壮丽的乐章。
这个人是司马迁，被施以宫刑而忍辱作＜史记＞，兴亡谁人定，兴衰岂无凭，那一段历史是被他鲜活演绎的。
这个人就是王楠，亚运会失利后，面对众多球迷的哄传，她曾一度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以致有了退役的打算，但她终于站了起来，那战胜自我的誓言奠定了她一人包揽三枚奥运金牌的辉煌。
失败了，他们能够再来一次，所以他们成功了，成功在人生的低谷，成功于再来一次的勇气中。
成功的微笑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苦涩。
在人生漫漫的历程中，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都难免要遭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败。
但有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失败面前一蹶一振，跌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而另一种人面对失意和打击却愈战愈勇，最终迎来期待中的成功。
两者间的反差，也许仅在于成功者拥有失败者所不具备的持之以恒的精神和永不轻言放弃的心态。
柏拉图曾经说过：“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就是成功惟一的秘诀。
”当你遭遇指令性的次数越多，成功就会离你越近，成功往往是最后一分钟来访的客人。
这个故事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结果无非有两种，胜利或是失败，但即使是失败，过程还是一种美，至少你体验了失败的心寒，至少在下一次机会来临之前，你会为下一个过程而努力打拼。
有没有想过，或者是失败，或者是胜利本来就是一个过程，是承受挫折的一个过程，当你在101次失败之后，迎来那102次成功时，回头想想，成功一定会在101次的失败之后到来。
求一份初二语文三分钟演讲稿.
秋 词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这首诗的赏析。
“自古逢秋悲寂寥”， 首句即明确指出自古以来，人们每逢到了秋天就感叹秋天的寂寞萧索。
“自古”和“逢”，极言悲秋的传统看法的时代久远和思路模式的顽固。
“我言秋日胜春朝”。
“我言”，直抒胸臆，态度鲜明。
“秋日胜春朝”，用对比手法，热情赞美秋天，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更胜过一筹，这是对自古以来那种悲秋的论调的有力否定。
“晴空一鹤排云上”， “排”，推，这里是冲的意思。
这句选择了典型事物具体生动地勾勒了一幅壮美的画面。
你看，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碧蓝蓝的，一只雪白的仙鹤穿云直上，色彩多么绚丽，动作多么矫健，充满了勃勃生机。
这幅画面是对“秋日胜春朝”的生动注脚。
“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句紧接上句直接抒写自己的感受，看到这一壮美的情境作者心中那激荡澎湃的诗情勃发出来，也像白鹤凌空一样，直冲云霄了。
字里行间作者那乐观的情怀，昂扬的斗志呼之欲出。
如果说，上句侧重写秋的“形美”，那么这句则突出秋的“神韵”，使“秋日胜春朝”的观点表现得更鲜明，更有力度,极为合理。
诗人深深懂得古来悲秋的实质是志士失志，对现实失望，对前途悲观，因而在秋天只看到萧条，感到寂寥，死气沉沉。
诗人同情他们的遭遇和处境，但不同意他们的悲观失望的情感。
他针对这种寂寥之感，偏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天要好，强调秋天并不死气沉沉，而是很有生气。
他指引人们看那振翅高举的鹤，在秋日晴空中，排云直上，矫健凌厉，奋发有为，大展鸿图。
显然，这只鹤是独特的、孤单的。
但正是这只鹤的顽强奋斗，冲破了秋天的肃杀氛围，为大自然别开生面，使志士们精神为之抖擞。
这只鹤是不屈志士的化身，奋斗精神的体现。
所以诗人说，“便引诗情到碧霄”。
“诗言志”，“诗情”即志气。
人果真有志气，便有奋斗精神，便不会感到寂寥。
这就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
这首诗其一赞秋气，其二咏秋色。
气以励志，色以冶情。
所以赞秋气以美志向高尚，咏秋色以颂情操清白。
景随人移，色由情化。
景色如容妆，见性情，显品德。
春色以艳丽取悦，秋景以风骨见长。
这是一首抒发议论的即兴诗。
诗人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深刻的思想，既有哲理意蕴，也有艺术魅力，发人思索，耐人吟咏。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艺术是思想的结晶，“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的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因而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形象和深刻的美感。
刘禹锡这两首《秋词》给予人们的不只是秋天的生气和素色，更唤醒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获得深刻的美感和乐趣。
我认为，这首诗不只告诉了我们乐观向上，而且刘禹锡作诗的独辟蹊径也值得我们用在我们平常的作文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见山还是山演讲稿怎么写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