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出使美国
今年8月26日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外交家陈毅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我们每想到他“投身革命即为家”，为“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就不禁思绪如潮，浮想联翩。
现仅就他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劈波斩浪，领导我们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壮阔情景，择要回顾，以志纪念。
一、授权有限 不断创新 记得1954年初，我们第一批派出的几位大使回国述职，周恩来总理特意要我们去上海向陈毅同志汇报情况，我们不知何意。
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到国务院任副总理，并协助周总理分管外事工作。
他见我们时爽直地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还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就砸锅了。
”所以“我请中央重新考虑”。
后来我们听说：毛主席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周总理送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
他把这八个字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多次教育外交干部切实遵循。
其实，陈毅同志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深知纪律的重要性。
他一贯重视和遵守纪律。
他为人虽然豁达大度，热情豪放，但处事谨慎，纪律严明。
他经常强调，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在外交上出了差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声誉的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自作主张，感情用事。
他在对外活动中，既能谈吐自如，又严守纪律。
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日本记者问到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并具体询问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时，他以独特风趣的语言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知道。
第3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引起会场哄堂大笑。
接着他明确阐述了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解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又不泄露国家机密。
陈毅同志在强调严守纪律的同时，还教导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授权有限”当作挡箭牌，办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推推拖拖，不负责任。
他要求大家在授权范围内动脑子、想办法，积极开展工作，更好地完成任务。
他要大家注意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建议，以制定新对策，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办好外交。
在这方面，他堪称我们的楷模。
他接受任务从不推诿，凡是中央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坚决照办，努力完成。
毛主席赞赏说：“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他既有老革命家遵守纪律、执行指示的高度自觉，又有超人的谋略胆识，所以他在外交活动中，常常有新的创造和鲜明的特色，有声有色地完成外交任务。
例如，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唇枪舌剑，折冲樽俎，表现了他执行外交政策和运用外交策略的卓越才能，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二、热爱祖国 支持友邦 陈毅同志生长在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小就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立下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大志。
青年时期，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为了救国救民，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目的，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但他逐步认识到法国并不是他向往的“天国”，“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法国工人罢工。
1921年10月，他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由“大闹学运北京城”到“弯弓射日到江南”，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英勇奋战，直至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出任上海市长，后调国务院任副总理，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长。
记得他曾对我们说起：上海有人主张 “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
他听后十分反感，予以严厉批评。
当他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
我们能这样干吗
”他说： “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
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流却还在怀恋那个时代。
在陈毅同志兼任外长期间，杜勒斯再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一面派兵在黎巴嫩登陆，镇压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唆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
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还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意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想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要我 国服从他的“全球战略需要”，并满足他的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妄图控制我国。
面对美苏两国从南北两面逼来的压力，陈毅同志以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
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协助周总理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8年8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打得美蒋一片慌乱。
同时，陈毅同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弄得美国内外怨声四起，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
他这时告诉我们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真妙。
”他还指出：“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留瘟神’”，让杜勒斯“难以脱身”。
最后，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他豪迈地归结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 陈毅同志在“前门斗虎”的同时，又坚决“后门拒狼”。
对外来的干涉、控制进行了坚决抵制。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访问，来到北京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当晚就在宾朋满座、喜气洋洋的国宴上出言不逊，教训我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在10月2日的高级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指责我国炮击金门、马祖和还击印度侵犯边境。
陈毅同志大义凛然，给予他义正词严的反驳。
对此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妄说：“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他在《最后遗言》中还 “骂”了陈毅同志一通。
这正好是陈毅同志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反映。
陈毅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者。
他在主持外交部工作期间，用极大精力致力于支持 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展我国同亚非拉国家 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在1958年到1966年的8年中，先后出访26次，访问了近30个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在国内接待的外宾也大都属于亚非拉国家。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他作为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总理从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会场内外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消除了某些国家的疑虑，为开好这次盛会做出了出色贡献，也为他出任外交部长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8年2月，他刚就任外长，就随周总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回中国。
2月17日，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官兵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主义课。
他在讲明我国不谋私利，不支配别人，不在别国驻军，无条件撤军的重大意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
”“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
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
’这是中国民族的传统。
” 陈毅同志协助周总理带领我们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很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更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他热情歌颂道：“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
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
”他积极参与周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援助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奶水吃，给你点鸦片抽，你抽上瘾了，就不能摆脱我了。
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
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们受过这种痛苦，就不能把这种痛苦再去给人家。
”这是多么高尚的国际主义胸怀啊
三、坚持原则 善于斗争 陈毅同志一贯忠实、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坚持中央批准的原则，从不动摇妥协。
他常说，办外交不能贻误时机。
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或指示，他总是雷厉风行，迅速传达贯彻。
当日来得及的当日办，当日来不及的次日办。
常常是中央的会议刚结束，他主持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上午到周总理处谈工作，下午就传达布置，从不拖拉，延误时机。
他在传达中央决定和指示时，不是照本宣讲，而是结合自己体会说明；传达后立即组织讨论，深入领会精神，认真研究贯彻办法，出色地完成任务。
陈毅同志还常向我们说，办外交要集思广益。
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决服从照办，但具体执行办法要切实可行。
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则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他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经常组织形势务虚会，甚至还请毛主席、周总理参加，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研讨，及时提出新看法、新建议和新对策，供中央决策参考，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使外交工作常处于主动地位。
陈毅同志对外交工作的特点也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
1960年底，他曾对全体外交干部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因为外交问题不能完全靠我们，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
”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办交涉，如不沟通思想，求得共识，是办不成的。
所以他在外交实践中，善于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采取适当方式，沟通双方思想，以便达成协议。
他倡导把正式谈判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外宾交谈，主动介绍我国情况和政策，增进对方对我国的了解；同时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使双方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办好交涉。
在他的外交实践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同外宾交谈。
据现有资料统计，他每年会见外宾达300多人次。
他出国访问也是以会谈为主，往往寓重大对外交涉于热忱爽朗的交谈声中求得解决。
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
他认为在国际会议上往往是各人念各人事先经过批准的稿子，很难解决问题，因而他更重视会外活动，通过个人交谈，沟通思想，求得共识。
然后，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综合各方共同意见，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取得多数代表的支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4月他以外长身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时，都是运用这种办法打破僵局，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
这不仅展现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卓越外交才能，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信誉。
四、广交朋友 待人以诚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以开拓我国外交局面。
他在对外活动中，积极主动地结交朋友，官方的，民间的，东方的，西方的，不论国家大小，身份高低，都欣然同他们交往，朋友遍天下。
陈毅同志一向主张交友以诚。
他有坚强的党性，又讲究真挚的人情。
他向外宾介绍情况时，总是一分为二，既讲成就，也讲问题，尽量让人全面、正确了解我国的情况；他向外宾了解情况时，总是耐心、客观地仔细听取对方介绍，从不妄加评论；他在同对方商谈问题时，常常直率地表明我方的立场和主张，诚恳征求对方意见，被外国人誉为“高姿态外交”。
陈毅同志以他的渊博知识，丰富经验，使双方交谈内容既广又深，引人入胜。
他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谈得既直爽又风趣，使对方听之有味，易于接受，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既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增进了个人间的友谊，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陈毅同志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很广、很深。
诸如，缅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马里、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领导人对他都怀有诚挚的友情，有的交往很深，甚至无话不说。
如苏加诺总统就曾对他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不愿听。
”他却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物。
”苏加诺总统听了感到很亲切，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
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
”对西哈努克亲王和奈温将军等的交情之深更不用说了。
在他去世后，西哈努克坚持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在给张茜同志的唁电中说，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可靠的积极的朋友，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陈毅同志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坦率诚恳的。
如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曾多次互相拜访，当霍姆问及：“为什么你们不能不管别人（指支援非洲国家），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
”他爽朗地回答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了。
”事后多年，霍姆在其回忆录里称陈毅是“一个有用的朋友”，十分赞赏他对达成老挝中立协议所作出的贡献。
陈毅同志同号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哈里曼也有交往。
他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当面指责哈里曼发言的错误，而在会下又同他握手交谈。
哈里曼说：“我对你讲话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
”陈毅同志很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
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
”哈里曼回答说，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并再三向陈毅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 陈毅同志对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呖血。
在他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建交高潮，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
这正应了他当年出访亚非6国时写下的豪迈诗篇：“海酿千钟酒，山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 五、青松挺立 风范永存 正当陈毅同志运筹帷幄，挥洒自如，领导我们开拓新的外交局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袭来。
这时，他出国访问刚刚回来，毫无思想准备。
开始，他着眼于“反修防修”，对运动表示拥护，积极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号召各级干部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外交工作顺利进行。
不久，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并上纲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毅同志又主动为外交部派出工作组承担责任，保护工作组成员。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他还多次教育年轻同志要按思想办事，不要乱来，以免犯错误。
为维护外交工作不被打乱，他坚持内外有别，经中央批准，不准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反对随便向外国人乱送毛主席语录和纪念章，避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形象。
陈毅同志针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的夺权阴谋，直截了当地指出：“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
”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
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对污蔑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的攻击，他更胸有成竹，大义凛然，不断给予了批驳和斗争。
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执行的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革命路线。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
1967年2月，在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并波及军队时，陈毅同志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宁作雪里青松，不作墙头芦苇。
他愤怒斥责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搞乱党和国家，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罪恶，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随后，他遭受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了癌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毅同志置手术后身体虚弱于不顾，对林彪进行了严正揭发和深刻批判，并准备出来再大干一场，但不幸病情恶化，于1972年1月6日逝世。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却彪炳千秋，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正如其诗所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他就是这样一颗高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求关于辛亥GE明100周年的演讲稿，700字左右··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演讲稿 （一） 20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革命，在中国历史舞台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我去回顾它、铭记它，并必将把它给我们传递的一种精神和历史使命延续到以后的无止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
当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失败之后，当转瞬即逝的戊戌变法落幕之时。
资产阶级一场救国图强的立宪运动在当时外寇横行、内政腐朽的历史背景下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废帝制促共和为民族民权民生担起天者大任；兴同盟倡博爱号联俄联共联心创生国之新元。
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满怀着一腔热血，用生命谱写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那一腔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热忱，值得我们去学习、去敬畏。
历史总将这场革命一分为二的看待，说它既成功了又失败了。
我不否认它最终的胜利果实被卖国贼所窃取的失败，但我觉得它的成功经验远比它的失败教训更值得铭刻在历史的车轮上。
它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给水深火热的中国燃起了新的希望；它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力量的进步，为新思想与新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它让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不论之后何人再复辟帝制，人们都会拿起武器去战斗，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一个世纪的光阴犹如弹指一挥间，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很难想像，如果100年前，没有这样一部分人为了心中的信念、自己的理想用抛头颅洒热血的方式执着的追寻新的希望，那么如今的中国该是怎样的一种场面
不过，既然历史没有留给我们血雨腥风的生活，没有留给我们戎马疆场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该以新的方式开拓进取，去寻找利国利民的新道路。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我们，这些生活在安乐世界里的当代大学生，怎该忘记这段历史
如今的我们要做的已不是追寻梦境中童话般的天真，而是在现实世界里脚踏实地的去践行党和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要将孙中山先生“博爱”的思想发扬光大，即使道路崎岖、布满荆棘，也该微笑着握紧拳头，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 在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来没有哪一个百年，会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会有如此奇迹般翻天覆地的巨变。
而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几声枪响，一举洞穿并开启了这“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正是从形式上彻底终结了堪称世界上仪规最完美的封建帝王统治制度。
对此，我们不管怎样喝彩都不过分。
几乎所有史家都有共识：辛亥革命源于偶然事件。
一个小小的偶然就能够推翻帝制，足以证明满清帝国这栋外表华美的雕梁画栋，内里已是腐败透顶，不堪碰触，也足证中国封建文化已到了衰朽残年，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皇帝没了，当时是很有一些国人惶惶然的。
毕竟，民主共和还是舶来的时髦名词，要深入人心并非易事。
孙中山当年这样平易地解释他心目中的“民权主义”：“共和国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起皇帝呢
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这个比喻颇令人感慨，它固然最形象地描述了百姓的当家作主，不过，或也能从中窥见孙中山的无奈：在皇权意识根深蒂固的中国，想解释共和、民主、民权，仍然不得不沿用习见的陈词，甚至是迎合百姓心中的帝王思想。
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比起从国人心中彻底铲除帝王封建思想，当年推翻形式上的帝制确乎显得容易得多。
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们，倘若用他们的目光穿越这个百年，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有哪些未完成的事业呢
皇冠的落地，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痼疾也随之委地，鲁迅痛诋的国民性之弊，如阿Q头上的癞疮疤一样，也并未因革命霍然而愈。
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这两块基石，在共和国大厦上就尚未牢固地奠定。
所谓民主精神，在民众层面，至少意味着公民受法律保障的平等、自由等权利被充分尊重；在决策层面，意味着决策过程的充分讨论与公开透明。
但是，类似网民因发帖批评基层政府官员而千里被拘和“躲猫猫”、“俯卧撑”、“做恶梦”一类离奇事件的频频发生，足证我们在民主方面还有诸多的“未完成”。
所谓科学精神，针对的是渗入国人骨血中的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倡导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
然而，像“大跃进”的荒谬、建设决策的唯上与随意、遍布青山的豪华坟茔……也足证我们这个民族还远未完成科学精神的塑造。
事实上，我们尚未完成的，一言以蔽之，是人的现代化，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我们还有漫长的路途要走。
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特别是不少基层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已经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移植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甚至把英语说得比洋人还利索，但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无法引进，只能自力更生。
念及人的现代化的艰辛与迫切，先总理孙中山的话，至今仍然足以激励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三）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上午好
在这里我们迎来了运动会后的第一个升旗仪式，时隔一个多星期，大家一定都还记得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奋力搏击的一幕幕场景吧，那里曾经有过胜利者的欢歌笑语，有过失败者的暗自垂泪。
但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是我们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曾努力过，不仅挑战了自己还为我们的学校增添了精彩，就因为这个理由，我要向所有的运动员致敬，为了他们的成功也为了他们的失败。
今天，同样需要我们致敬的是90多年前的一群英雄们，他们不畏强权，殊死奋战，终于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他们就是所有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
在这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
就是经过这种量的不断累积，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给了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封建朝廷”，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自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辛亥革命尽管因为袁世凯的窃权而走向失败，但是革命英雄的血没有白流，他们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他们的努力和鲜血应该被我们永远铭记。
梁启超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继承起辛亥革命的奋斗精神，将对祖国的这份责任慢慢挑在自己肩上，更好的发扬我们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繁荣，更富强
希望我的答案可以帮助到你，望采纳
2.论述抗美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需要全力以赴的搞经济建设，解决人们的温饱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畔，美国的触角直接触及到了中国国土，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造成严重的威胁。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敢于亮剑，毅然出兵半岛，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了半岛三八线以南。
――抗美援朝，解了兵临城下之危，打出了国威，震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野心，使中国有了恢复建设的内外部环境。
其后的越战，中国勒紧腰带，支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人们的抗美斗争，把美国推出了我们友邦越南的土地。
由于李笋领导的越南野心的膨胀和没有对大局良好的把握，在苏联的怂恿下大举反华排华侵华，中国被迫自卫反击，教训并警醒了昏头的越南当局。
――对越自卫反击战，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意志和战斗能力，并且向全世界显示中国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维护和平之师。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演讲稿，，急急急针对环卫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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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了。
。
修辞手法 现在可知的修辞手法：有六十三大类，七十八小类。
具体有比喻：可分为：明喻、喑喻、借喻、博喻（又名复喻）、倒喻（又名逆喻）、反喻、互喻（又名回喻）、较喻（又名强喻）、譬喻、饰喻、引喻、隐喻； 有白描，比拟（又名比体），避复，变用，层递，衬垫（又名衬跌） ，衬托（又名反衬、陪衬），倒文，倒装，迭音，叠字复叠，顶真（又名顶针、联珠），对比，对仗（又名对偶、队仗、排偶），翻新，反复，反问，反语，仿词，仿化，飞白，分承（又名并提、合叙、合说）； 有复迭错综，复合偏义，共用，合说，呼告，互体，互文，换算，回环，回文，降用，借代，设问，歧谬，排比，拈连，摹绘（又分为：摹形，摹声，摹色），列锦，连及，夸张，警策，示现，双关，重言，重叠，指代，用典，引用，移用，须真（又名联珠），谐音，歇后，象征，镶嵌，析字，委婉（又分为：迂回语、谦敬语、避讳语），婉曲，通感（又名移觉、移就），跳脱，转文。
1 常用修辞手法 常见修辞手法 常见的修辞方法有: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设问、反问等。
学习修辞常识的目的是为语言实践服务。
首先能在语言中辨识各修辞方法,继而理解其适用效果;同时要会用这些修辞方法,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
修辞方法又称修辞格。
据专家研究,汉语修辞格可达70种之多,常见的有10多种。
(1)比喻。
它是用某一具体的、浅显、熟悉的事物或情境来说明另一种抽象的、深奥、生疏的事物或情境的一种修辞方法。
比喻分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形式。
明喻的形式可简缩为:甲(本体)如(喻词:像、似、若、犹、好像、仿佛)乙(喻体)。
暗喻的形式可简缩为:甲是(喻词:成、变成、成为、当作、化作)乙。
明喻在形式上是相似关系,暗喻则是相合关系。
借喻:只出现喻体,本体与比喻词都不出现。
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2)借代。
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这一人或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名称来替代,如以部分代全体;用具体代抽象;用特征代本体;用专名代通称等。
如: 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针一线代群众的一切财产) ②不要大锅饭。
(大锅饭代抽象的平均主义) ③花白胡子坐在墙角里吸旱烟。
(花白胡子是以特征代本体) ④千万个雷锋活跃在祖国大地上。
(雷锋以具体的形象代抽象的共产主义思想) (3)比拟。
把人当物写或把物当人来写的一种修辞方法,前者称之为拟物,后者称之为拟人。
如: ①做人既不可翘尾巴,也不可夹着尾巴。
(拟物) ②蜡炬成灰泪始干。
(拟人) (4)夸张。
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作扩大或缩小描绘的一种修辞方法。
如: ①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三千丈为扩大夸张) ②芝麻粒儿大的事,不必放在心上。
(芝麻粒儿是缩小夸张) ③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
(把前一事物出来与后一事物下火夸张到几乎是同时出现,有人称此种夸张方式为超前夸张) (5)对比。
是把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举加以比较的方法。
如: 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6)对偶。
用结构相同或相近,字数相等的一对短语或句子对称排列起来表达相对或相近的意思。
如: ①满招损,谦受益。
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流水对) ④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扇面对) (7)排比。
把内容相关、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的几个(一般要三个或三个以上)短语或句子连用的方法。
如: 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
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8)反复。
根据表达需要,使同一个词语或句子一再出现的方法。
反复可以是连续的,也可间隔出现。
如: ①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 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9)反语。
即通常所说的说反话--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和字面意思是相反的。
如: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10)反问。
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确定的意思,因此,不需要回答。
如:难道中学老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装在套子里的人》) (11)设问。
为了突出所说的内容,把它用问话的形式表示出来。
如: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
设问是自问自答的。
此外,教材中出现较多的修辞方法还有:引用、双关、顶针(或称联珠)、呼告、叠字、警策、通感、婉曲、讳饰等。
-------------------------------------------------------------------------------- 语文常识 第一部分 二种语言类型：口语、书面语。
二种论证方式：立论、驳论。
二种说明语言：平实、生动。
二种说明文类型：事理说明文、 事物说明文。
二种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心情，渲染气氛。
2 常用修辞手法 社会环境描写--交代时代背景。
二种论据形式：事实论据、 道理论据。
第二部分 三种感情色彩：褒义、 贬义、 中性。
小说三要素：人物（根据能否表现小说主题思想确定主要人物)情节（开端 \\\/发展 \\\/高潮 \\\/结局 ) 环境（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 议论文三要素：论点、 论据、 论证。
议论文结构三部分：提出问题（引论）、 分析问题（本论）、 解决问题（结论）。
三种说明顺序：时间顺序、 空间顺序、 逻辑顺序。
语言运用三原则：简明、 连贯、 得体。
第三部分 四种文学体裁：小说、 诗歌、 戏剧、 散文。
四种论证方法：举例论证、 道理论证、 比喻论证、 对比论证。
句子的四种用途：陈述句、 疑问句、 祈使句、 感叹句。
小说情节四部分：开端、 发展、 高潮、 结局。
记叙的四种顺序：顺叙、 倒叙、 插叙、 补叙。
引号的四种用法：①表引用 ②表讽刺或否定 ③表特定称谓 ④表强调或着重指出 第四部分 五种表达方式：记叙、 描写、 说明、 抒情、 议论。
破折号的五种用法：①表注释 ②表插说 ③表声音中断、延续 ④表话题转换 ⑤表意思递进 第五部分 六种说明方法：举例子、 打比方、 作比较、 列数字、 分类别、 下定义。
六种逻辑顺序：①总←→分 ②现象←→本质 ③原因←→ 结果④慨括←→具体 ⑤部分←→整体 ⑥主要←→次要 记叙文六要素：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
六种人物的描写方法：肖像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神态描写。
六种病句类型：①成分残缺 ②搭配不当 ③关联词语使用不恰当 ④前后矛盾 ⑤语序不当 ⑥误用 滥用虚词（介词） 省略号的六种用法：①表内容省略 ②表语言断续 ③表因抢白话未说完 ④表心情矛盾 ⑤表思维跳跃 ⑥表思索正在进行 六种常用写作手法：象征、对比、衬托（铺垫）、照应（呼应）、直接（间接）描写、 扬抑。
第六部分 七种短语类型：并列短语、 偏正短语、 主谓短语、 动宾短语、后补短语、的字短语、介宾短语。
七种复句类型：①并列复句 ②转折复句 ③条件复句 ④递进复句 ⑤选择复句 ⑥因果复句 ⑦假设复句 第七部分 八种常用修辞方法： ①比喻--使语言形象生动，增加语言色彩。
②拟人--把事物当人写，使语言形象生动。
③夸张--为突出某一事物或强调某一感受。
④排比--增强语言气势，加强表达效果。
⑤对偶--使语言简练工整。
⑥引用--增强语言说服力。
⑦设问--引起读者注意、思考。
⑧反问--起强调作用，增强肯定（否定）语气。
关于孙中山闹革命的故事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革命经费，黄兴则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到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
当时，孙中山不仅遭到清政府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
中国的近代革命还在幼稚时期，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发挥党的组织功能。
同盟会员们大都是略知新学的士大夫，接受西方社会学说的程度不同，在学派选择上也有分歧，农业社会中旧式的同乡意识和小团体习气还很浓重，各有门户之见。
孙中山长期在海外形成的意识，与国内成长起来的留学生之间，也有不小的差距，因而只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
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影响到孙中山的威信。
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比较大，与孙中山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在起义失败的背景下，稍有不满，即捕风捉影，于1907年7月发起倒孙风潮。
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污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
但章、陶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1910年2月，陶成章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形成了对立的革命组织。
另有一些同盟会员则组织共进会，后来又回国在两湖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孙中山对于同盟会员不能服从领袖的指挥也心存耿介，因而疏远同盟会本部事务，在海外有另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
结果，中国同盟会在思想和组织上一直处于非常松散的状态。
清政府的新军建设在全国推广后，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也接受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建议和经验，把工作集中到了策动广州新军士兵上。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由于偶发事件，打乱了原先的步骤，仓促发动而遭到失败。
广州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是同盟会中枢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力量。
广州新军起义，使清政府意识到自己面临养虎自卫的困境，于是，派旧式防军把新军监视起来。
孙中山在美国宣传革命和筹款，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后，并不气馁，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并于11月13日秘密东归，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同盟会骨干会议，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
会议认为，清王朝已经是风烛残年，摇摇欲坠，全国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起星星之火，即可燎原。
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期在必胜。
黄兴从留学生和华侨中选拔了一批精英分子，组成选锋，作为起义骨干，策动广州的新旧军队响应。
1911年4月27日（即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亲率选锋在广州起义，但遭到广州旧军的围攻，孤立无援，损失惨重。
黄兴多处负伤，被迫撤出战斗。
经过精心准备的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等情绪低落，意志消沉。
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对同盟会的现状深感忧虑。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经过长期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成立宣言指出了同盟会的缺陷：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
对中部总会的定位是：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
中部总会虽然认识到了同盟会中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
孙中山则从不气馁，仍然坚持在海外作革命的宣传，为革命筹款。
但是，时局的拐点在哪里
他似乎很茫然，缺乏敏感性。
他不知道国内矛盾的焦点正在湖北地区集结，武昌起义的爆发，在他的意料之外，在他看来，这只是冒险精神的偶然胜利
陈毅元帅的丰功伟绩
8月26日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家陈毅同志诞十周年。
我们每想到他“投身革命即为家”，为“人间遍种自由花”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就不禁思绪如潮，浮想联翩。
现仅就他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劈波斩浪，领导我们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壮阔情景，择要回顾，以志纪念。
一、授权有限 不断创新 记得1954年初，我们第一批派出的几位大使回国述职，周恩来总理特意要我们去上海向陈毅同志汇报情况，我们不知何意。
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央决定调陈毅同志到国务院任副总理，并协助周总理分管外事工作。
他见我们时爽直地说：“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
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还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就砸锅了。
”所以“我请中央重新考虑”。
后来我们听说：毛主席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周总理送他“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八个字。
他把这八个字奉为座右铭，信守不渝，并多次教育外交干部切实遵循。
其实，陈毅同志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深知纪律的重要性。
他一贯重视和遵守纪律。
他为人虽然豁达大度，热情豪放，但处事谨慎，纪律严明。
他经常强调，外交事务是国家大事，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在外交上出了差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声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自作主张，感情用事。
他在对外活动中，既能谈吐自如，又严守纪律。
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日本记者问到我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并具体询问何时爆炸第3颗原子弹时，他以独特风趣的语言回答说：“中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我知道，你知道。
第3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引起会场哄堂大笑。
接着他明确阐述了我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政策，解答了人们关心的问题，又不泄露国家机密。
陈毅同志在强调严守纪律的同时，还教导我们要防止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授权有限”当作挡箭牌，办事谨小慎微，缩手缩脚，推推拖拖，不负责任。
他要求大家在授权范围内动脑子、想办法，积极开展工作，更好地完成任务。
他要大家注意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建议，以制定新对策，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办好外交。
在这方面，他堪称我们的楷模。
他接受任务从不推诿，凡是中央给他的工作，他总是坚决照办，努力完成。
毛主席赞赏说：“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他既有老革命家遵守纪律、执行指示的高度自觉，又有超人的谋略胆识，所以他在外交活动中，常常有新的创造和鲜明的特色，有声有色地完成外交任务。
例如，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根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方针，主动灵活，纵横捭阖，唇枪舌剑，折冲樽俎，表现了他执行外交政策和运用外交策略的卓越才能，为我国博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二、热爱祖国 支持友邦 陈毅同志生长在贫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小就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立下砸烂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大志。
青年时期，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为了救国救民，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目的，远涉重洋，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但他逐步认识到法国并不是他向往的“天国”，“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
他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法国工人罢工。
1921年10月，他被法国当局武装押送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由“大闹学运北京城”到“弯弓射日到江南”，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英勇奋战，直至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出任上海市长，后调国务院任副总理，1958年2月兼任外交部长。
记得他曾对我们说起：上海有人主张 “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
他听后十分反感，予以严厉批评。
当他向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毛主席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
我们能这样干吗
”他说： “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
巴黎和会上克列孟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之流却还在怀恋那个时代。
在陈毅同志兼任外长期间，杜勒斯再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一面派兵在黎巴嫩登陆，镇压中东地区的革命运动；同时唆使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
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还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意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则想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路线，要我 国服从他的“全球战略需要”，并满足他的有损我国主权的要求，妄图控制我国。
面对美苏两国从南北两面逼来的压力，陈毅同志以伟大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控制和威胁。
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协助周总理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8年8月23日，毛主席一声令下，万炮齐发金门、马祖，打得美蒋一片慌乱。
同时，陈毅同志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及时揭露了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脱身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弄得美国内外怨声四起，美蒋矛盾激化，杜勒斯骑虎难下。
他这时告诉我们说：“台湾局势非常微妙，矛盾错综复杂，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这些矛盾，使美国人不能插手，还得替我们约束蒋介石不要闯祸。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真妙。
”他还指出：“我们在金门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留瘟神’”，让杜勒斯“难以脱身”。
最后，美国不得不从台湾地区撤走部分海空军，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他豪迈地归结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那么世界上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 陈毅同志在“前门斗虎”的同时，又坚决“后门拒狼”。
对外来的干涉、控制进行了坚决抵制。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访问，来到北京参加我国建国10周年庆典，当晚就在宾朋满座、喜气洋洋的国宴上出言不逊，教训我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在10月2日的高级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指责我国炮击金门、马祖和还击印度侵犯边境。
陈毅同志大义凛然，给予他义正词严的反驳。
对此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妄说：“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他在《最后遗言》中还 “骂”了陈毅同志一通。
这正好是陈毅同志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大义凛然，浩气长存的反映。
陈毅同志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者。
他在主持外交部工作期间，用极大精力致力于支持 亚非拉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展我国同亚非拉国家 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在1958年到1966年的8年中，先后出访26次，访问了近30个国家。
其中绝大多数是亚非国家，在国内接待的外宾也大都属于亚非拉国家。
1955年4月，在亚非会议上他作为周总理的主要助手，协助周总理从团结反帝的大局出发，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在会场内外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广交朋友，说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消除了某些国家的疑虑，为开好这次盛会做出了出色贡献，也为他出任外交部长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8年2月，他刚就任外长，就随周总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排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回中国。
2月17日，他在志愿军总部给官兵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际主义课。
他在讲明我国不谋私利，不支配别人，不在别国驻军，无条件撤军的重大意义之后，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要去充恩人，以为我有恩于你，你就要给我磕头。
”“信陵君解了邯郸之围，驰名天下。
一位朋友劝他不要骄傲，忠告信陵君说：‘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
’这是中国民族的传统。
” 陈毅同志协助周总理带领我们同许多邻国通过和平协商、互谅互让，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和双重国籍等问题，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同很多邻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他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更寄予深切的同情。
他三次访问非洲，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他热情歌颂道：“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
看涤瑕荡垢上重光，全无敌。
”他积极参与周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援助与帝国主义的援助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是养成你对他的依赖，给你点奶水吃，给你点鸦片抽，你抽上瘾了，就不能摆脱我了。
中国的援助是别开生面。
我们受过这种援助的害，就能体己谅人，帮助他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
我们受过这种痛苦，就不能把这种痛苦再去给人家。
”这是多么高尚的国际主义胸怀啊
三、坚持原则 善于斗争 陈毅同志一贯忠实、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外交政策，坚持中央批准的原则，从不动摇妥协。
他常说，办外交不能贻误时机。
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或指示，他总是雷厉风行，迅速传达贯彻。
当日来得及的当日办，当日来不及的次日办。
常常是中央的会议刚结束，他主持的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开始；上午到周总理处谈工作，下午就传达布置，从不拖拉，延误时机。
他在传达中央决定和指示时，不是照本宣讲，而是结合自己体会说明；传达后立即组织讨论，深入领会精神，认真研究贯彻办法，出色地完成任务。
陈毅同志还常向我们说，办外交要集思广益。
中央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坚决服从照办，但具体执行办法要切实可行。
他一向主张，中央确定的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实现原则的策略则需灵活运用，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他强调搞外交同打仗一样，要搞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经常组织形势务虚会，甚至还请毛主席、周总理参加，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研讨，及时提出新看法、新建议和新对策，供中央决策参考，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支持，使外交工作常处于主动地位。
陈毅同志对外交工作的特点也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
1960年底，他曾对全体外交干部说：“外交这碗饭是不好吃的，因为外交问题不能完全靠我们，人家不干，你就没有办法。
”他认为国与国之间办交涉，如不沟通思想，求得共识，是办不成的。
所以他在外交实践中，善于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采取适当方式，沟通双方思想，以便达成协议。
他倡导把正式谈判同私下交往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外宾交谈，主动介绍我国情况和政策，增进对方对我国的了解；同时了解对方的情况和意图，使双方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办好交涉。
在他的外交实践中，工作量最大的是同外宾交谈。
据现有资料统计，他每年会见外宾达300多人次。
他出国访问也是以会谈为主，往往寓重大对外交涉于热忱爽朗的交谈声中求得解决。
他参加国际会议时，也是把会上发言同会下交谈紧密结合起来。
他认为在国际会议上往往是各人念各人事先经过批准的稿子，很难解决问题，因而他更重视会外活动，通过个人交谈，沟通思想，求得共识。
然后，根据求同存异的方针，综合各方共同意见，提出切实可行方案，取得多数代表的支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1961年5月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4年4月他以外长身份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时，都是运用这种办法打破僵局，促使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
这不仅展现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卓越外交才能，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信誉。
四、广交朋友 待人以诚 陈毅同志高瞻远瞩，襟怀坦荡，常以“应知重理想，当为世界谋”的豪迈气概，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加强合作，以开拓我国外交局面。
他在对外活动中，积极主动地结交朋友，官方的，民间的，东方的，西方的，不论国家大小，身份高低，都欣然同他们交往，朋友遍天下。
陈毅同志一向主张交友以诚。
他有坚强的党性，又讲究真挚的人情。
他向外宾介绍情况时，总是一分为二，既讲成就，也讲问题，尽量让人全面、正确了解我国的情况；他向外宾了解情况时，总是耐心、客观地仔细听取对方介绍，从不妄加评论；他在同对方商谈问题时，常常直率地表明我方的立场和主张，诚恳征求对方意见，被外国人誉为“高姿态外交”。
陈毅同志以他的渊博知识，丰富经验，使双方交谈内容既广又深，引人入胜。
他善于寓重要政策观点于闲谈之中，谈得既直爽又风趣，使对方听之有味，易于接受，往往在谈笑风生中，沟通思想，达成共识，既有利于发展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也增进了个人间的友谊，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陈毅同志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交往很广、很深。
诸如，缅旬、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柬埔寨、马里、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领导人对他都怀有诚挚的友情，有的交往很深，甚至无话不说。
如苏加诺总统就曾对他说：“我的生活方式，我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一套，恐怕你不愿听。
”他却恳切地说：“我们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并且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
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物。
”苏加诺总统听了感到很亲切，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谈话后，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
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
”对西哈努克亲王和奈温将军等的交情之深更不用说了。
在他去世后，西哈努克坚持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在给张茜同志的唁电中说，陈毅元帅是我们高棉人可靠的积极的朋友，陈毅元帅的名字将永远活在高棉人民的心里。
陈毅同志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也是坦率诚恳的。
如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曾多次互相拜访，当霍姆问及：“为什么你们不能不管别人（指支援非洲国家），而专心致力于国内繁重的建设任务呢
”他爽朗地回答说：“你们西方人的毛病，就在于你们总是从个人一生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我们却认为这过于狭窄了。
”事后多年，霍姆在其回忆录里称陈毅是“一个有用的朋友”，十分赞赏他对达成老挝中立协议所作出的贡献。
陈毅同志同号称美国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哈里曼也有交往。
他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当面指责哈里曼发言的错误，而在会下又同他握手交谈。
哈里曼说：“我对你讲话稿的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
”陈毅同志很风趣地回答说：“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
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
”哈里曼回答说，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并再三向陈毅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 陈毅同志对推进我国的外交事业，殚精竭虑，呕心呖血。
在他兼任外交部长期间，我国出现了两次建交高潮，打开了新的外交局面。
这正应了他当年出访亚非6国时写下的豪迈诗篇：“海酿千钟酒，山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 五、青松挺立 风范永存 正当陈毅同志运筹帷幄，挥洒自如，领导我们开拓新的外交局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袭来。
这时，他出国访问刚刚回来，毫无思想准备。
开始，他着眼于“反修防修”，对运动表示拥护，积极向各单位派出工作组，号召各级干部正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守工作岗位，保证外交工作顺利进行。
不久，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并上纲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陈毅同志又主动为外交部派出工作组承担责任，保护工作组成员。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批斗工作组时，陈毅赶到会场，旗帜鲜明地指出：“派工作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派工作组的；工作组的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们整死，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把工作组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不如把我陈毅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
”他还多次教育年轻同志要按思想办事，不要乱来，以免犯错误。
为维护外交工作不被打乱，他坚持内外有别，经中央批准，不准在驻外使领馆搞“四大”，反对随便向外国人乱送毛主席语录和纪念章，避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损害我国形象。
陈毅同志针对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的夺权阴谋，直截了当地指出：“外交大权属中央，不能夺。
”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说：“我们已老了，是要交班的。
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
”对污蔑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三降一灭路线”的攻击，他更胸有成竹，大义凛然，不断给予了批驳和斗争。
他坚定地回答说，他执行的是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革命路线。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对得起我们列祖列宗。
1967年2月，在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并波及军队时，陈毅同志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宁作雪里青松，不作墙头芦苇。
他愤怒斥责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妄图搞乱党和国家，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罪恶，被打成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随后，他遭受诬陷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了癌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陈毅同志置手术后身体虚弱于不顾，对林彪进行了严正揭发和深刻批判，并准备出来再大干一场，但不幸病情恶化，于1972年1月6日逝世。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快20年了，而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光辉业绩，却彪炳千秋，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正如其诗所吟：“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他就是这样一颗高洁的青松，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