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的故事，演讲稿的形式，入党要用
尊敬的各位领导，大家好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为“从革命先烈夏明翰身上学到的精神” 我的理想首先就是加入共产党这个大家庭，从小的教育让我对党这个先进组织分外崇拜。
加入了党组织我能认识更多跟我志同道合的同志们。
这样我就能学习到更多有用的知识和锻炼出更多能力。
同时也是对我自己的认可。
这样我就更加有力量为人民服务。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明翰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前，写的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山县，1900年农历八月生于湖北秭归。
1917年春，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
在校期间，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湖南，夏明翰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宣传活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0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
1921年冬，经、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
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
他十分注意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和积极分子。
1926年2月，夏明翰被党调到武汉工作，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夏明翰闻消息，悲愤地写道：“越杀胆越大，杀绝也不怕。
不斩蒋贼头，何以谢天下
”1927年6月，夏明翰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同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夏明翰参与发动秋收起义。
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
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
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
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于是，夏明翰写下了上述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
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为了革命奉献一切的精神。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夏明翰的故事，演讲稿的形式
写作背景:二五年，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势高涨，革命的发展势头迅猛。
震惊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也遍及十几个省，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正风起云涌地开展着。
这时候，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镇压。
那么中华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是继续维护黑暗衰退的反动统治，还是冲垮黑暗统治走向兴盛进步，谁将成为主宰发展方面的力量，这些问题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是求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二月他从上海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八月从韶山到长沙，九月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联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便以『长沙』为题写下了这首《沁园春》，形象地指出主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战胜困难，获取成功演讲稿,举一些古今中外的人通过战胜困难获取成功的例子，不要太长和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
雷锋的事迹 苦难的童年 亲 人 祖父雷新庭： 祖父雷新庭，多年靠种地主唐四滚子10亩田，勉强维持一家半饱的生活，在高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得了重病。
雷锋3岁那年冬天，地主唐四滚子，逼雷新庭一定要在年关前还清租债，雷新庭年关时节含恨去世。
父亲雷明亮： 父亲雷明亮，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当过自卫队长。
一九三八年被抓夫，遭到国民党的毒打，造成内伤残疾，回到家乡后边养病边种地勉强度日。
一九四四年又遭到日寇毒打，伤势更加严重，翌年秋天终于死去。
母亲张元潢： 母亲张元潢出生在一个铁匠家里，十几岁后被送到雷家做了童养媳。
成婚后辛苦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在公爹．丈夫、大儿子、小儿子相继辞世后生活日益艰难，在受到地主的凌辱及逼害之后，于一九四七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
哥哥雷正德： 哥哥雷正德，十二岁时外出当了童工，在繁重劳动的折磨下得了童子痨（肺结核）。
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机器旁，轧伤了胳膊和手指。
被解雇后又到一家印染作坊当了童工，由于劳累过度，肺病加重，又无钱医治，没几天就死去了。
出生 雷锋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简家塘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
难忘的伤痕 雷锋在不满七岁时就成了孤儿。
本家的六叔奶奶收养了他。
他为了帮助六叔奶奶家，常常去上山砍柴，可是，当地的柴山都被有钱人家霸占了，不许穷人去砍。
雷锋有一天到蛇形山砍柴，被徐家地主婆看见了，这个地主婆指着雷锋破口大骂，并抢走了柴刀，雷锋哭喊着要夺回砍柴刀，那地主婆竟举起刀在雷锋的左手背上边连砍三刀，鲜血顺着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立志参军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雷锋的家乡。
雷锋看见宿营的队伍一住下来便向老乡问寒问暖，还帮助老乡挑水，扫地．买柴买菜按价付钱，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就从心底萌生了要参军的愿望。
雷锋找到部队的连长，坚决要当兵，当连长得知他苦难的身世后告诉他还小，等长大了才能当兵，并把一支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保卫和和建设中国。
参加儿童团 一九五零年，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进行了土地改革，雷锋积极投入了这场运动，当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巡逻，防止敌人破坏，他还学会了说快板，搞宣传。
学生时代 一九五零年夏天，乡政府保送孤儿雷锋免费读书。
一九五六年夏天，从荷叶坝小学毕业，几年里，雷锋克服困难，勤奋学习，受到师生的的一致好评。
他帮助落后的同学，爱护集体的粮食，并与坏份子做斗争，受到学校老师、同学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在毕业典礼上，他上台发言，毅然要求留在农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走上工作岗位 一九五六年九月，雷锋在乡政府做通信员，十一月，年满十六岁的雷锋被推荐到望成县委做公务员。
一九五七年，雷锋光荣地年经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
一九五八年春天，雷锋来到困山湖农场当了一个拖拉机手。
一九五八年九月，雷锋来到鞍钢做了一名C－80推土机手。
一九五九年八月，雷锋来到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
第二年夏季的一天，他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辽阳日报>>报道了雷锋抢救水泥的事,赞扬他舍己为人的事迹.雷锋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了一年零二个月,曾三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五次被评为标兵,十八次被评为红旗手,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 参加人民解放军 参军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新一年的征兵工作已经开始,雷锋迫切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但鉴于焦化厂的征兵名额有限,且雷锋在工地的表现十分突出,领导也舍不得放他走,就不同意他报名.这可急坏了雷锋,他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人民武装部向余政委讲起自己的经历,表明他参军的志愿和决心.武装部的余政委和工程兵派来的接兵的领导专门研究了雷锋的入伍问题,认为他是苦孩子出身,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政治素质好,入伍动机明确,虽然身高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身体条件差些,但他在农场开过拖拉机,在工厂开过推土机,多次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相信他入伍会成长得更快.最后决定批准雷锋入伍. 一九六零年一月八日,雷锋领到了入伍通知书,随新兵一同由辽阳来到驻地营口市.他做为新兵代表在欢迎战友入伍大会上讲话.雷锋所在团是有着光荣战争历史的部队,他决心以实际行动发扬优良传统,开饭时,他主动给大伙读报,宣传党的政策:休息时,他教大家唱歌,雷锋在这个大家庭里感受到无此的温暖,由于他身小臂力弱,开始练投手榴弹时不合格,他天不亮就消消地出去练习,十几天后,他终于和其他同志一样,在实弹学习中得到了优秀 后来居上 新兵训练结束后,雷锋被分到运输连当汽车兵,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这是雷锋向组织上表明的态度.雷锋性格开朗,平时很活跃,教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行,上级领导安排他参加战士演出队,他就起早贪黑地背台词,后来考虑到雷锋的湖南口音与大家的普通话不协调,影响演出效果,他就主动提出换下自己,而集中精力为演出做好后勤工作,大家虽没有看到雷锋的表演,但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包含着雷锋的辛勤劳动,和他那处处关心集体,一切服从工作需要的精神.雷锋回到运输连后,便投入到紧张的学习驾驶技术之中去,针对缺少教练车的现状,他带领大家做了一个汽车驾驶台.雷锋废寝忘食地学习技术,被大家一致推举为技术学习小组长.五月份,雷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被分到二排四班,交给一台13号车上了建设工地. 钉子精神 施工任务中,他整天驾驶汽车东奔西跑,很难抽出时间学习,雷锋就把书装在挎包里,随身带在身边,只要车一停,没有其他工作,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书.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时间学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 善于挤和钻。
一次义务劳动 一九六零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疼得很厉害,他来到团部卫生连开了些药回来,见一个建筑工地上正热火朝天地进行施工,原来是给本溪路小学盖大楼,雷锋情不自禁地推起一辆小车,加入到运砖的行列中去,直到中午休息,雷锋被一群工人围住了,面对大家他说:我们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我和大家一样,只要尽了自己的一点义务,也算是有一份光发一份光吧!这天下午,打听到雷锋名字及部队驻地的市二建公司组织工人敲锣打鼓送来感谢信,大家才知道病中的雷锋做了一件好事,过了个特殊的星期天. 可敬的傻子 一九六零年八月,驻地抚顺发洪水,运输连接到了抗洪抢险命令.雷锋忍着刚刚参加救火被烧伤的手的疼痛又和战友们在上寺水库大坝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被记了一次二等功.望花区召开了大生产号召动员大会,声势很大,雷锋上街办事正好看到这个场面,他取出存折上在工厂和部队攒的200元钱(存折上203元)跑到望花区党委办公室要捐献出来,为建设祖国做点贡献,接侍他的同志实在无法拒绝他的这份情谊,只好收下一半.另100元在辽阳遭受百年不遇洪水的时候捐献给了辽阳人民.在我国受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为国家建设,为灾区捐献出自已的全部积蓄,却舍不得喝一瓶汽水.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
小名，大鸾。
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
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的正确路线，为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
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
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任长霞生平事迹 2004年1月30日，登封市告城镇发生了一起强奸杀害幼女案。
任长霞亲自挂帅，力求实现命案必破。
她在专案组与侦查员同吃同住同工作，一住就是73天。
4月13日晚，在郑州市公安局专家组协助下，任长霞又带领专案民警彻夜工作，摸排出了一些重要线索。
14日早上9时便带上案件资料赶到郑州，向上级领导汇报案情，制定出了下一步侦破方向。
下午又在郑州查证了另外两条案件线索。
为部署当晚的侦破抓捕工作，任长霞结束在郑的工作后，急匆匆就要返回登封。
当晚8时40分，任长霞所乘车辆在郑少高速公路遭遇车祸，当即重伤昏迷，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4月15日凌晨1时离开了人世。
4年前的2001年4月，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任长霞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公安局长。
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艰难：民警队伍涣散、积案堆积如山、群众怨声不断，行风评议年年倒数第一。
她深入基层调查摸底，跑遍了登封17个乡镇区派出所，找到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
随即从从严治警入手，清除了队伍中的3个害群之马，15名长期不上班、旷工、迟到以及参与违法违纪行为的民警被开除和辞退。
此举令民警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在整顿队伍、严肃警风的同时，任长霞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破大案、破积案，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4.15东金店强奸焚尸案、4.18大冶镇火石岭村绑架案、5.18特大盗枪案、5.28石道杀人案、6.9强奸轮奸女教师案、7.2唐庄杀妻杀子案等一系列大要案纷纷告捷。
面对辉煌的战绩，干警和群众服了。
大家都说：咱登封来了个女神警，案发一起就破一起。
刑事犯罪案件破获了，任长霞又着手解决深层次问题。
2001年4月23日，她从一封平常的群众来信中了解到，松颖避暑山庄老板王松纠集家族成员、两劳释放人员在白沙湖一带，横行乡里，敲诈勒索，致使上百人受到伤害，7人丧命，民怨极大。
她决心挖掉这颗毒瘤。
4月29日，王松手下的爪牙因参与作案被抓获，王松企图以钱开路，打通关节，救出这几个弟兄。
5月1日晚，王松来到任长霞办公室，随手甩出一沓钱放在桌子上说：手下人捅了漏子，请任局长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任长霞严词拒绝，并将计就计，指令民警将王松一举擒获。
2001年4月25日，任长霞抽调20余名民警成立控申专案组，按照立足化解，妥善处置的思路，变上访为下访，变被动为主动，把控申工作查处信访积案做为一项民心工程，纳入工作的整体目标，她把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群众日，诚心倾听群众呼声。
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共接待群众来信 3467 人次，使 476 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被广大人民群众赞誉为任青天、女包公。
登封市有两起家喻户晓的强奸杀人案。
一起是西岭区域内自1997年到2001年的5年间，先后有多人被抢劫、被杀，数名妇女被强奸，案件难以侦破，群众反映强烈。
任长霞研究决定将此案定为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抽调精干力量强力侦破，终于在8月1日将犯罪嫌疑人王少峰抓获归案。
另一起是长达11年未破的两少女被奸杀案，任长霞多次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此案的侦破工作。
她在一次接待来访群众时获知一条重要线索，迅速组织民警顺线追踪，终于将犯罪嫌疑人赵占义擒获。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登封市公安局共查结1998年以来控申积案71起，使多年的上访老户息诉停访，老百姓终于有了笑脸。
一系列业绩的取得，源于任长霞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
1983年，当英姿飒爽的任长霞警校毕业后来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预审科当上一名民警时，她就在日记本中写下一段话：能成为一名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人民警察，能亲手抓获犯罪分子、还老百姓公道，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就立下了将自己一生献给公安事业的誓言。
1992年11月，任长霞在郑州市公安系统和政法系统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力克群雄，双双夺冠。
1994年11月，又在全省预审岗位练兵大比武中，夺得第一名。
办案实践中，任长霞更注重探索和积累办案经验，提高审讯技巧。
凭着自己娴熟的预审技能，顽强的工作作风，她直接审理了各类刑事案件1072起，追捕逃犯950人，在河南省预审战线上创造出了无人比拟的业绩。
1998年，任长霞被提拔为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
她带领支队民警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破获了近300余起抢劫、杀人等重特大案件，抓获了350多名犯罪嫌疑人。
作为一名女公安局长，任长霞集刑警的威严和女性的温柔于一身，尤其对被人们视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儿童，她更是事必躬亲、关怀备至。
为最大限度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她先后组织开通了110反家庭暴力服务台、设立了妇女维权示范中队、成立了多警种联动、相互协作、共同作战，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快速反应机制。
一年多来共接警470多起，处理刑事案件175起，逮捕96人。
2001年5月3日，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3名矿工遇难。
任长霞在处理这起事故中，得知11岁的女孩刘春玉的父亲遇难，母亲也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刘成了一名孤儿，她便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小春玉生活和学习的全部费用。
小春玉对记者说：任妈妈让我重新得到了母爱，我为有这样的好妈妈感到骄傲
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2002年1月，任长霞向民警发出倡议，在全局开展了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活动。
目前全市有126名贫困学生得到了救助，重新回到了课堂。
孩子们都亲切地称任长霞任妈妈。
张海迪1955年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5岁的时候，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们一致认为，象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在死神的威胁下，张海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不会长久了，她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工作而难过，更加珍惜自己的分分秒秒，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去延长生命。
她在日记中写到：“我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活着就要学习，就要多为群众做些事情。
既然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1970年，她随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母到莘县尚楼大队插队落户，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
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
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
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
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现在她已是山东省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问世，又一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
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
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
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
经过7、8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以后，张海迪又不断进取，学习了日语、德语和世界语。
海迪还尽力帮助周围的青年，鼓励他们热爱生活、珍惜青春，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祖国的兴旺发达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不少青少年在她的辅导下考取了中学、中专和大学，不少迷惘者在与她的接触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变得充实和高尚起来。
张海迪在轮椅上唱出了高昂激越的生命之歌，这支歌的主旋律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而勇敢开拓、无私奉献
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演讲稿
尊敬的老师，亲爱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 “国旗下”的题目是：“劳动创造美好生。
同学们，当我们背着书包，走在宽阔的马路上；当我们漫步在绿树成荫的校园小路上；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你是否想到了那些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者。
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同学们，热爱劳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热爱劳动更是我们少年儿童应有的品质。
在我们的学校里，每天都能看到辛勤值日的同学；每天都有同学，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整洁的校园。
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些不爱劳动，不尊重别人劳动的行为：值日生打扫的干干净净的地面，有的同学却随手扔下垃圾；课堂上老师的淳淳教导，有的同学却不认真听，这些行为是多么不应该啊。
同学们，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们都要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认认真真完成学习任务，是爱劳动的表现。
班级的事抢着做，家里的事自觉做，也是爱劳动的表现。
劳动最光荣，劳动的人最美。
让我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口才比文才重要的例子
看着改改 徐志摩，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竟于民国20年11月间，以所乘飞机失事，横死于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享年不过36岁。
当诗人的噩音传出，大江南北，皆为震动。
他的朋友痛哭流涕，如丧至亲，固不必说；即仅读了点诗人作品而和他未谋一面者也咨嗟太息，泪下不能自已。
一个人的死亡能引起这样重大的反应，倒也是很少有的。
虽比不上51年大家痛悼胡适之先生之丧的普遍与绵长，可是我们心中另有一种凄美的情绪，好像我们惋惜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忽被暴风雨所摧残，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忽然沉沦碧海，永难再见。
记得我那时正就聘国立武汉大学不久，我的朋友袁兰子教授和诗人原有多年的友谊，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写了篇悼文。
我也写了一篇，文中曾以雪莱、拜伦、济慈，来比拟这位天才的诗人，并套外国某诗人的话，说徐志摩这位诗哲，活着时像天空一道灿烂的长虹，死，则像平地一声春雷。
不过，我不比袁兰子与诗人相知之厚。
我认识诗哲并不深，他在世时，我只见过他两面，而且也并未交谈一句话。
民国14年间，我在上海，与袁兰子攀上了交情，在她家里也偶尔认识了几个兰子留英时所结纳的朋友。
记得有一次，那些留英同学在某高级酒店宴会，座中有诗哲徐志摩，兰子约我去瞻仰瞻仰。
那一晚我才认识了钦羡已久的诗人的庐山真面。
他的形貌大概很像梁实秋先生所形容；身躯是颀长的，脸儿也是长长的，额角则高而广，皮肤白皙，鼻子颇大，嘴亦稍阔，但搭配在一起，却异常的和谐。
那双炯炯发光的大眼，却好像蒙着一层朦胧的轻雾，永远带着迷离恍惚的神态。
这正是一双诗人的眼睛。
诗人虽生活于这个尘世里，他的灵魂却栖迟于我们永远不知道的梦幻之乡，或什么华严世界，所以如此吧。
诗人既禀赋着极高的文才，加之以这样矫矫出尘的外表，不知多少女郎为他倾心，视之为最高的择偶对象。
记得女高师同学陈健吾女士自视至高，征婚条件非常苛刻，替她做媒而遭碰壁的朋友常愤愤地对她说：“你想必要像徐志摩一样的男人才能满意吗
可是徐志摩只有一个，爱慕他的女孩子却是不计其数，况且微闻他现在已有了意中人，我看你将来只好以‘丫角’终老了，那时可不要懊悔1这话是民国13年间，我尚在法国里昂，健吾来法留学，亲自对我说的，我们当时笑了一常民国十一、二年间，志摩才返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授课，兼主编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诗作，才名藉甚。
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演，又由他当翻译，在全国各地露面，真是红透了半边天。
他那时虽已与原配张幼仪女士离婚，对陆小曼却尚未开始追求，或虽已追求，而形迹尚未外露，所以这个新诗坛的美男子，竟成了北平少女界的“大众情人”。
读梁实秋的《谈徐志摩》，志摩给实秋的亲笔信件竟有某小姐为了这位诗人，单恋成疾，几离倩女之魂。
诗人以“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妇”谢之。
也可见他当时魔力如何之大了。
第二次我得晤诗人是在苏州某女子中学。
校长陈淑女士与志摩有点内亲关系，邀他来校讲演。
我那时正在苏州教授于东吴大学兼景海女师，陈校长先期约我去听。
记得那天天气极冷，诗人穿了一件灰色绸子的棉袍，外罩一件深灰色外套，戴着阔边眼镜，风度翩翩，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
听说诗人讲演习惯，是挟着讲稿当众宣读的。
平常人不会讲演，才照本宣科，诗人却说自己是模仿牛津大学的方式。
他那天演讲是什么题目，事隔多年，今已不忆，横竖不出文学范围。
诗人宣读讲稿时，有一种特别音调，好像是一阕旋律非常优美的音乐，不疾不徐，琮?舛俅欤?兴品缋戳窒拢??魇?希?翟谠枚??恕? 记得胡适之先生也擅长讲演，据他自己说对于此道着实下过一番苦功。
我想徐志摩对于歌唱的原理，大概也曾苦心揣摩过，否则不会有那样突出的表现的。
近年来，我也参加过几个文艺讲习会或诗歌朗诵会，一定要在夜间始能举行。
讲演到中间，电灯忽然关熄，全场一片漆黑，然后点燃起幽幽的烛光，作家朗诵时，还要不时去弹一阕钢琴，几个女郎在旁歌唱。
作家表演到热情处，还不时搓手顿脚，取巾频频拭泪。
听说这个叫做“艺术的整体”。
其实，演讲者口才若真的好，是用不着玩这许多花样的。
志摩和原配张幼仪离异，而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在今日原是司空见惯，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却算一件不平常的大事。
老一辈的人对他们固深恶痛绝，青年人也不见得个个赞成。
听说当志摩与小曼在北平举行婚礼之际，曾请他老师梁启超先生证婚，却被老师当着大众，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教训。
任公事后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
你看他说：“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
”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
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
”（见梁任公年谱长篇初稿）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于泰山附近的高峰下，大家痛惜之余，又将这件事归罪于陆小曼。
据我所听到的纷纭的传说：小曼本来是阔小姐出身，嫁了第一任丈夫王赓后，在北平是有名的交际花，挥金如土。
嫁志摩后，为了有心跳头晕之症，每发或至昏厥，人劝她抽几筒鸦片，果稍愈，久之竟尔上瘾。
而且跳舞、喝酒、唱戏，出入大公司购买东西，对于用钱还是不知节俭的。
志摩为供奉这位娇妻起见，既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撰写诗文，翻译西洋名著，一月所获，据说也有千元上下。
（均见梁实秋谈志摩所引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所发表的谈徐陆的文章）千元，在那个时候，是抵三个大学教授一月的收入三倍而有余，买米，以那时米价论，上好白米，也不过六元多一担，一千元便可买得一百五六十担，所以我以为这个数目恐有未确。
不过他们家用若每月超过四五百元，也就不容易负荷了。
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曾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自己承认是失败的。
又说他有《生活》一诗，以生活比做毒蛇脏腑所构成的冰冷、粘湿、黑暗无光的狭长甬道，你陷入以后，除了挣扎摸索着向前，更无退路。
那时的情调果如胡先生所言“暗惨可怕”。
适之先生时已离开上海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就劝志摩到北大兼点功课，借此换换空气，同时对他经济也不无小补，志摩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家里。
因朋友在航空公司作事，送了张长期免票给他，谁知竟因此送了他宝贵的生命。
假如他不为了家累太重，不致于这样南北奔波，不南北奔波，也不致有那次飞机之祸。
而他家累之所以这样沉重，又为了陆小曼挥霍无度所致。
幸而梁白公先生此时久归道山，否则老人家岂不以为“不幸而言中”了吗
我和陆小曼也曾见过一面，那是民国38年间战火烧近武汉，我避地上海，女作家赵清阁介绍我和小曼相见。
她那时是住在翁瑞午家里。
志摩逝世后，小曼穷无所归，依瑞午为活。
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儿，总之，小曼住在他家里，发生同居关系是万难避免的事。
小曼长年卧病，延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
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很深。
不过病容虽这样憔悴，旧时丰韵，依稀尚在，款接我们，也颇温和有礼。
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频频问茶问水，倒也像个痴情种子。
听说瑞午系出世家，家中收藏古玩名书画甚富，拿点出去变卖变卖便是钱；同时还做点黑市生意，故此既供得起小曼的医药饮食，尚能替她缴付一笔很重的阿芙蓉税。
赵清阁于37年间，编了一本《无题集》，所收均为当代女作家的文章，比张漱菡女士编《海燕集》还早五六年哩。
那《无题集》收了我一篇《记抗战期内一段可笑的幻想》（现收畅流社出版的《归鸿集》内）。
又收了小曼一篇小说《皇家饭店》，约二万字上下。
当时一般批评是“描写细腻，技巧新颖”，我读了也觉得很不错，觉得这个人是有相当文才。
像陆小曼这样一个窈窕美艳的少妇，既熟娴英法语文，又能登台表演昆曲平剧，又能画点山水花卉，可说是多才多艺，玉貌兰心的人，怎能教人不爱；爱之而破坏中国风俗礼教的藩篱，非弄到手不可，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多少可以原谅的。
小曼后又出版《爱眉小札》，这是到台湾后所看见。
其中都是志摩和小曼的情书。
小曼的文字，虽似乎没有多少旧文学的根底，但清丽自然，别具一格。
她虽以生活关系与翁瑞午同居，对志摩仍念念不忘。
我和清阁去看望她的时候，见她桌上供着志摩遗照，前面摆着一小瓶鲜花。
她一心想替志摩出个全集，许多书店都愿意为她发行。
但以志摩尚有大批未曾发表的作品及日记等陷在某某几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不肯归还，以致发行全集的事成为画饼。
这几年，听说小曼也在上海病逝了，印全集的事当然更遥遥无期了。
现在以志摩表弟蒋复璁先生及老友梁实秋先生之努力，志摩全集即将在传记文学社发行，这真是文艺界的莫大喜讯。
但不知那些勒扣在人手里的文件曾否合浦珠还，设其不然，则仍然是个缺憾。
我也不知志摩作品为什么会落入人家手中
人家又凭什么理由坚扣不还
若那些作品仍然尚在，则将来尚有面世之日，替志摩编全集的人来个“遗补”也就算事，只怕《幽闲鼓吹》所记一代鬼才李长吉大部分的诗歌被嫉恨他的人投诸溷厕，那就太煞风景，也太可惜了
现在且来谈谈志摩的作品。
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名《志摩的诗》，出版于民国14年夏间。
我那时甫自法国里昂回到中国，阅报见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写信去买了一部，那是一本中国书籍型式的出版物。
深蓝色的封面和封底，丝线装订，白纸浮签写着“志摩的诗”四个字，想必出于志摩的亲笔。
内部书页用的是上等连史纸，印的字是仿宋体，古雅大方，十分可爱。
我在法国时也常从同学处借阅国内新文学书籍，晨报副刊也能经常入目。
志摩有些诗像《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早经在海外拜读过，现在能读到他全部的作品，当然欣慰。
可惜这部诗集不久便被人借去，索回时，托言遗失，道歉一番了事。
民国17年，此书改付新月书店发行，改成洋装本，里面的诗也删去不少，想到从前那本古香古色的版本，至今尚令我怀念不已。
后来他又出版《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几个诗集，我都购备过。
抗战随校入川，许多书籍带不了，只好寄存某处，8年后复至原来寄书处取归，有几箱已饱白蚁之腹，志摩的集子当然也是只字无存。
“徐志摩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幢，说话的人是志摩的好友，但这句话以后却常常流露于反对派之口。
这些反对派当然是所谓左派文人，于是本来是衷心的赞美，却变成了恶意的嘲讽。
他们的意思是：哼，像徐志摩这样诗人在诗坛上本来毫无地位，现在却说他是曾奠定诗坛的基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
但是，我们假如摒除任何成见，将志摩对于新诗坛的贡献一为检讨，便将承认这句话并非过分的恭维。
五四后新诗的试作者是胡适之，谢冰心，郭沫若三人较为突出。
胡先生是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的诗集名为《尝试》，无非是想替新诗开辟一条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个园囿走进，自己并不想做那园囿的主人。
况且诗之为物，“感情”、“幻想”等等为唯一要素，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
冰心深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春水》、《繁星》两本诗集，以哲理融入诗中，句法又清隽可爱，难怪出版后风靡一时，不过她只能做十几字一首的小诗，而且千篇一体，从无变化，取径又未免太狭。
郭沫若的《女神》，一意模仿西洋，并且不但多用西洋词汇，字里行间又嵌满了外国字，满纸鸢饤，非驴非马。
而且他的诗大都是自由诗，自命豪雄，实则过于粗犷，至于那些二流以下的诗人像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成仿吾、王独清、钱杏邨……虽努力作诗，却都没有什么可观的成绩。
直到民国十一、二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斐尔》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辞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
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窠臼，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美国倡自由体的诗人）馀绪，弄得卤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真正诞生的感想。
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幢，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
什么是国学
也说“国学”中国社会科学代史所: 罗检秋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兴。
传统典籍读本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
从主流而言，这自然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有益之举。
如果对此稍加省思，也会发现其中不无遗憾，如“国学”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国学”就是“中国的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但其内容仍缺乏明确界定，不无模糊之感。
这里，追本溯源，回顾历史，或许不无裨益。
“国学”兴起于本世纪初，大盛于二三十年代。
许多卓有成就的国学家对此也未明确界定，仅依各自理解进行研究。
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为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 页，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国学”确是“一时代之名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
时过境迁，回顾此时“国学”的实际情形，仍不难发现其基本内涵和外延。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
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
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
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
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
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
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
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
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
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此时力倡“国学”者还是国粹派。
1904年，邓实在上海的《政艺通报》第3期发表《国学保存论》，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
次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发行《政艺通报》、《国粹学报》。
参加者多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
“国学”、“国粹”两词难分轩轾，都流行于20世纪初年，蕴含爱中知识分子文化反思的意义。
他们把文化传统冠之以“国”，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结。
当然，两者内涵不无差异。
“国粹”以“国学”为依托，而“国学”更为宽泛。
一般来说，“国粹”的重心在“粹”，不无保守色彩，以国粹派为代表；“国学”的实质在“学”，没有明确的思想倾向，论者包括国粹派及其以外的许多学者。
关于“国学”的定义，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撰文说：“国学者何
一国所有之学也。
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
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他强调了国学的致用性，又把“国学”当作“一国所有之学”，概念较为宽泛。
事实上，“国学”一词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
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
国粹派学术重镇刘师培较重视儒学，也没有以儒学代替国学。
他的《国学发微》没有界定“国学”，重点分析儒学的流变，也涉及子学。
这与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亦国学”的主张基本一致（邓实《古学复兴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9页,三联书店,1963年）。
最有影响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不例外。
国学保存会成立时，章太炎正系狱上海西牢，没有参与其事。
然而，他是国学保存会及国粹派的思想领袖。
因此，他的“国学”概念颇具代表性。
他一生多次讲演“国学”，而较系统、重要的讲学则有三次：1906年，章太炎出狱东渡，鼓吹反满革命，又注重研究国学、发扬国粹。
是年9月，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公认章氏为“国学界之泰斗”，请其讲授国学。
他们宣布讲授内容“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此外，“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 卷上册，第501-502页）。
可见，章氏所讲“国学”主要是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历史（章太炎认为“国粹”“可分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见1906年7月15日《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
可见，此时，章氏“国学”、“国粹”概念基本相同）。
他把经、史、子、集研究包括于“国学”之内，尤重阐明治学途径。
1922年4至6月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和“国学派别”10次。
每次听讲者数百人至数十人不等，报纸广为宣传，形成章氏第二次讲学高潮。
讲学内容由曹聚仁记录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涉及经、史、子、集，但以经、子为主，此书“概论”部分阐明作者有关“国学”的几个见解。
此书第二部分讲“国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之派别”以古文经学为主，“哲学之派别”以先秦诸子和后世儒学为重点，“文学之派别”则述历代文学成就（章太炎《国学概论》，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1997年）。
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所讲内容最为丰富、系统，体现其晚年的学术总结。
讲稿后经多人整理出版。
这部讲稿约16万余字，比以前的《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篇幅为多。
全稿共分“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5部分。
他在重视传统学术方法（如文字学）的同时，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国学”中心内容。
这反应了晚清“国学”概念的主流。
“五四”以后，“整理国故”风行一时。
“国故学”一词流行开来，大有取代“国学”之势。
“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与国粹派差异甚大，编成《国故学讨论集》的许啸天说：“‘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
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
”（《国故学讨论集新序》第3页，《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群学社1927年版） 何谓“国故学”
吴文祺认为应区分“国故学”与“国故”，“国故”是材料，而“国故学”是一种科学。
“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41页）。
他们所谓“国故”是指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本身。
而“国故学”则是对其进行客观的研究、阐述。
因而，曹聚仁承认，“习常之目‘国故’殆和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60-65页）。
事实上，传统学术本身也包含历代对前人的“研究”，“国故学”一词凸显“研究”“整理”，只是强调了对传统糟粕的扬弃。
“国学”继承考据、训诂、校注等传统方法，又汲取西学，注重实证研究。
“国故学”也是如此。
质言之，“国故学”、“国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无大异，主要歧异在于思想观念，即以何种态度对待、研究传统学术。
大体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较之晚清一代更注意清理传统学术的糟粕。
少数人以“国故学”为标帜，主要是显示与旧式学者的思想区别。
事实上，名词并不能标示思想区别。
“五四”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都使用了“国故”一词。
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之时，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
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
这玫看法得到胡适等人的支持。
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
他们既以现代观念以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指出：“我们古史里藏着许多偶像。
”帝系代表种族的偶像，王制为政治的偶像，道统为伦理的偶像，经学为学术的偶像。
研究古史就是要打破这些偶像，“使他们各回复其历史的地位”（顾颉刚《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第13页。
朴社1930年版，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4编影印本）。
“整理国故”打上新文化烙印。
“国故学”流行之时，“国学”一词并未消失。
“整理国故”的提倡者、研究者往往是两者并用，互相替代。
胡适说：“‘国学’在我们眼里，只是‘国故学’和缩写。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 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第195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随着“五四”新文化浪潮低落，“国学”一词在30年代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国故学”则消声匿迹。
二三十年代，“国学”一词没有权威定义，“国学”本身却已长足发展。
“整理国故”声势所及，国学研究机构和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
随着中西学术融合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大学的国学门或国学研究所涉及四部之外的艺术、考古等， 但一般还是把“国学”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学术”，主要内容仍是经、史、子、集。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认为，“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梁启超、王国维等指导学生所写的论文却不出经、史、子、集范围。
有人指出：“关于‘国学’的书籍虽称‘浩如烟海’……直到今日，经、史、子、集的四分制，还在广多的应用。
这种分类法，在现代目录家看来，自然是毫无意义。
但在一般研究‘国学’的人，却还以为没有打破的必要，因为有他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存在。
”（谭正璧编《国学概论讲话》第9页，光明书局1934年版） 民国年间出版大量名不“国学”的书籍，具体分类或有差异，却基本没有离开经、史、子、集四门学术中心。
马瀛编的《国学概论》，分为经学、哲学（包括诸子学、理学、佛学）、史学、文学、其他学术等 5大部分（马瀛编《国学概论》第19页，大华书局1934年版）。
众多国学普及读物也不例外。
蒋梅笙所著《国学入门》，共分12章，其标题为：经学、诸子学、秦之反经学、两汉传经学、汉末之新学说、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之经学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证学、史学大略、文学大略、最近学术思想（蒋梅笙《国学入门》第2-3页，正中书局1934年版）。
张振镛编的《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全书分文字学、经学、子学、史学（附地理学）、理学、诗歌、文章、词曲、小说戏曲等 9部分；李冷衷编的《国学常识述要》“分类悉从四部，间有出人，亦能顺序以求”（李冷衷编述《国学常识述要》第1页，北京书局1934年印刷）；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常识”丛书，共有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词学、音韵、理学、子学、诗学、说部等10种。
20年代以后，京、沪等 地出版了十数种以“国学”为名的期刊。
如北大的《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北京述学社的《国学月报》；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论丛》；北平中国大学的《国学丛编》等。
在上海，有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
京、沪之外，以宋育仁为会长的四川国学会在20年代初印行《国学月刊》；南京东南大学、南京高师的国学研究会出版了《国学丛刊》；厦门大学有《国学专刊》； 至30年代，江苏的苏州、无锡等中小城市也有国学机构和刊物。
这些刊物思想倾向不同，以经、史、子、集为学术重心的面貌则无大异。
上海大东书局的《国学月刊》，英文名为Sinologists’Monthly，本意泛指整理个“中国学”或“汉学”。
然而，该刊发表的论著仍不出四部范围。
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刊载与“国学”相关的东方语言、印度宗教哲学内容，重心仍在“四部”。
福建的《国学专刊》、成都的《国学月刊》与此类似。
南的《国学丛刊》第二期发下陆续刊发小学、经学、诸子、史学、文学等专号。
另一方面，30年代以后，“国学”概念也出现“泛化”情形，有些研究机构或刊物甚至把西学门类纳入“国学”。
这已背离“中国传统学术”的实质，最终使“国学”分解于现代学术门类之中。
除了学术转型、发展的因素之外，概念“泛化”一定程度导致“国学”的解体或消亡。
而继续存在的无锡国学专门学校、章氏国学讲习会仍以四部为重心。
综上所述，尽管人们的认识不同，但20世纪早期“国学”的实质和基本内涵并无根本改变。
它不是漫无边际，而是指中国传统学术，主要研究内容则是源远流长的经、史、子、集。
无论采取考证训释的传统方法，还是采纳西方思想和方法，都与“国学”没有冲突。
但如果完全背离其本质和重心，则必然导致“国学”消亡。
何建明教授：国学不能等同于儒学近些年来，谈国学的人渐多，似乎不谈国学，不能成为国人。
可是，近些年谈国学的人，一谈国学，就说儒家之学（简称儒学），以为除了儒学，就没有国学；或是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的国学。
更有甚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儒商之说，还有所谓世界儒商大会。
他们谈儒商，就自以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扬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为中国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说，中国未来的企业家都应当是儒商，以此而与西方的商人相区别。
其实，这些都是“陋儒”之见。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从人，需声。
”徐灏注笺：“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
”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称学者，如《字汇·人部》：“儒，学者之称。
”据《现代汉语大字典》，“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
以“儒”称谓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种用法，如《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古代服务于帝王统治的教化学说，并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而为老百姓服务的学说。
因此，如果以儒家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看作古代专制主义或为古代专制主义服务的思想之代名词。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说，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仅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将儒家文化中积极的因素给否定了。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更不是当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
国学，顾名思义，就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
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都可以称之为中国或华夏。
也就是说，国学，应当是中国或华夏历朝历代学术文化之总称。
从历史来说，国学不能局限于儒家之学。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与道、墨、法等诸家相并列之一家学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就不是秦国之国学。
汉初流行黄老之学，儒学并非主流之国学。
到了东汉，道教产生，佛教传入，都获得广大信众，国学进入到儒、道、佛三家并行之时代。
魏晋时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学并不发达。
南北朝时期，佛、道迅猛发展，儒学不占主流。
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为国学的主角，道教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结出了硕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论宗吉藏、华严宗法藏和禅宗慧能等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已成为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代实行“老先、孔次、末后释”的政策，但实际上是道、佛并崇的政策，在中国社会和文化最发达的初盛唐时期，儒学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颖达、贾公彦和陆德明，整个唐代儒学极其式微，以至晚唐时期罗隐感叹：“晚来乘兴谒先师（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
九仞萧墙堆瓦砾，三间茅殿走狐狸。
”因而大声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为武武尊文。
”人们总是拿李翱、韩愈、柳宗元来代表唐代儒学之兴，恰恰相反，他们都是唐代后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于儒学在唐代的衰落而发出复兴儒学的呼声，况且，到后来，李翱事奉药山和尚、韩愈事奉大颠和尚。
即使是到了宋明时期，虽有影响后世的程朱陆王之儒学（理学），但他们不过是表面的儒，而里面是佛与道。
二程的老师周敦颐，问学于僧寿崖，只是皮相的儒家。
邵雍为阴阳家，来源于道家陈抟。
而张横渠的学问，据章太炎考证，“外守礼仪颇近儒，学问却同于回教”。
“存天理，灭人欲”是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命题，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达。
其实，中国的文化，或是中国的国学，何止于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
唐代，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传入中国，流行两百余年。
后来，虽有唐武宗灭佛和唐末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但元代、特别是明清以后，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加速在中国的传播，更积极地实现中国化。
到今天，中国不仅拥有遍布各地的数千万计的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伊斯兰教文化。
谁敢说它们不是我们的国学
当然，近代以来，我们又有了新的国学，如清末民国时期推崇科学和自由、民主的新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正是有了这些，才有了我们今天海峡两岸四地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崛起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
总而言之，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长期占主流的国学，将国学等同于儒学的做法是根本错误的。
离开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离开了近代以来的新学和三民主义、思想，国学不国，而只是一家之学。
刘元春教授：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编者按：近来，社会上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但有一部分人将佛学排除在了国学之外，下面我们看看各位专家学者有何高见。
刘元春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秘书长、宗教所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菩提道》季刊执行主编、无锡灵山三期建设佛教文化顾问、河南佛教学院建设总策划等职。
近年来，“国学”成了很时髦的名词，于是，“国学大师”的桂冠也满天飞，就如一些官员、豪富的“博士帽”一样的廉价了。
但，何谓“国学”，倒是含混不清。
在众说纷纭中，有国学就只是“儒学六艺”的偏狭之见，而把先秦百家其它学说思想、佛学等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都排斥在外。
其实，不论从国学内涵，抑或佛学的历史价值看，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排斥佛学，何以成“国学”
国学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学是指教育机构，或指教乐舞的机构。
这可能就是某些人所依据的“原典”。
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发展的、现实的观点来讲，这显然过于偏狭，而且十分有害。
其一，现代语境中的国学，应当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总和，应当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和共同遵循的文化精神，是“国学”，非“家学”，等等，自然涵盖深广；其二，中华文化之精神力量就在于兼容并蓄，在于熔铸中外百家，圆融之中显精神；其三，先秦诸子百家融会于儒学，方使之成为国之显学，儒、道、释三学并进，方成就治世、治身、治心之功；其四、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错综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人心沦落，而佛学能够助益世道人心，当是不争之事实。
可见，一个排斥佛学的“国学”，何以令人信服
近代以来，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志士仁人们“深惧国学之衰微”，而希望通过振兴国学救亡图存。
当今国学之兴，虽不是因于国之危亡之际，但亦是基于我们国家民族之“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来依恃我们的“国学”更好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心等等现实问题的。
那么，如果我们将经过两千多年历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化体系排除在国学之外，那将对“国学”何益
赵朴初先生曾引述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话说，不懂佛学就不懂中国文化。
他还指出，现代人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