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说描写知青下乡的作品名字叫什么
红高粱
莫言的小说哪些好看
推荐一些来。
谢谢
《红高粱家族》、《丰瑞肥臀》、《生死疲劳》这三部相对好一些，或许他的小说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小说结构多变，想象力天马行空，语言滑稽犀利，还是值得一看的。
急
看王晓波的书，可以知道很多东西，天文地理、文学历史，有很多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
因为他看书极多，又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看了这一些，可以极大的丰富自己的思想。
语言诙谐，他说话有一种调侃的味道，无论什么东西，在它看来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看破人生的达观。
其实看看他的经历就可以知道，他的人生很丰富，上山下乡，什么没有见过，什么没有干过，那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只有在那一个年代，才会造就王小波这样的一代怪杰。
看看他所介绍的一篇关于汽车的文章，就可以理解我说的这一点。
见解独特，对许多东西都来一个反弹琵琶，往往弹出很多新调。
我们不能说他所有的调子都好听，可是应该承认，大部分文章还是不错的。
王小波的作品，当然有不足。
比如说思维跳跃太快，一般人不容易跟上，比如说《黄金时代》就有这个毛病，有一些段落根本联系不起来。
不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不能对他苛求太多。
如果你看了王小波的书，我可以保证你不会后悔
王小波的经典语录名言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王小波十大经典语录 王小波十大经典语录 语录一 吃饭喝水性交和发呆，都属天赋人权的范畴。
假如人犯了错误，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惩办，却不能令他不发呆。
如不其然，会引起火灾。
(《革命时期的爱情》) 语录二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思维的乐趣》) 语录三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思维的乐趣》) 语录四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智慧与国学》) 语录五 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语录六 人活在世界上，就如站在一个迷宫面前，有很多的线索，很多岔路，别人东看看，西望望，就都走过去了。
但是我们就一定要迷失在里面。
这是因为我们渺小的心灵里，容不下一个谜，一点悬而未决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一切疑难放进自己心里，把自己给难死了。
语录七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不能抗拒的痛苦中，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幸福。
假如你是一只猪，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猪圈里，就会把在吃猪食看作极大的幸福，因此忘掉早晚要挨一刀。
所以猪的记性是被逼成这样子的，不能说是天生的不好。
语录八 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
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
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的东西就愤怒，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
语录九 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该再是愚昧的了。
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
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
语录十 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
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
更多摘录 1、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
2、 公路上常能看到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
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
……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真正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
人忠于已知的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就叫做虚伪。
还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这既不叫诚实，也不叫虚伪，我把它叫做浮嚣。
4、 有人有趣，有人无趣，这种区别是天生的。
5、 各种作品，各种人，尤其是各种事件，既然有高有低，就有了尺度问题。
众所周知，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格调高，但总免不了要干些格调低的事。
这就使格调问题带有了一定的复杂性。
6、 一个常常在进行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
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战斗。
7、 媚雅这事是有的，而且对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
8、 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
……如果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会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跙。
9、 用一生来追求艺术……相较于科学，艺术更能使人感到幸福。
10、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做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的尊严之所在。
其二是你把自己当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之所在。
11、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12、人不爱自己的家就无以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门里那一点地方。
13、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二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
14、关于21世纪的描述：理想主义的光芒已经黯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现实问题上去。
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15、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像。
……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16、人活在世上，不但有身体，还有头脑和心胸－对此请勿从解剖学上理解。
……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
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认为它不值得一过。
17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18、这个世界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19、 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本质的。
象我的本质就是流氓，土匪。
如果放到合适的地方就大放光彩，可是在城市里做个市民，在学校里做个教员就很不合适了。
20、 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21、当一切开始以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事情了。
22、人生就是一个缓慢被骟的过程。
23、 我想要从梦里醒来，就要想出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方能跳出梦境，这是唯一的途径。
24、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有诗意的世界。
25、世界上有些事就是为了让你干了以后后悔而设，所以你不管干了什么事，都不要后悔。
26、不幸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假如能够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 。
27、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而追求知识的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后的事我看不到，但现在想想心里就高兴。
28、一切都在不可避免的走向庸俗。
29、好的文字有着水晶般的光辉，仿佛来自星星 ，虽然我会死，可一想到死后，这条追寻智慧的路还有人在走，心里就很高兴。
30. 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31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
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
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
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
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32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33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
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
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
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
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34 在冥想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
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
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
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
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
35 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
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
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的东西就愤怒，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
36 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该再是愚昧的了。
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
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
37 今天我想，我应该爱别人，不然我就毁了。
家兄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里，每一个人都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
就像《肖像》里形容那一位画家给教堂画的画的评语一样的无情。
我想了想，事情恐怕就是这样。
38 假如这世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
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都耳熟能详。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
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于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
39我要写一些闪光的句子，象月光一样皎洁。
40还有,我特别爱你，你干什么疑心呢
我永不冷漠。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他行动的动力。
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
——摘自王小波的《东西方快乐区别之我见》 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
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
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
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
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
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摘自王小波的《人性的逆转》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
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
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
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摘自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 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
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
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
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
——摘自王小波的《文化之争》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求推荐几部知青小说。
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绿帽水怪、似水流年等）、莫言的蛙、生死轮回。
较矮油苏童的河岸，梁晓声的。
为什么80年代被称作文艺复兴的年代,这期间文学有什么代表人物?
80年代文学概况 一 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 二 过程：80年代后期 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
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的主题意向和“写实”的表现方法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们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引起阐释和评价上的分歧。
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似乎正相反对的倾向，并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
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
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
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
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
和几年前的争论相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
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
)。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
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
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
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
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
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
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注：据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对“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预告(徐敬亚执笔)称：1986年，“全国二千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决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这则消息没有提供上述数字来源的说明。
)为显示“新生代”诗的实绩，1986年的九十月间，《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先后用九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几十家“诗派”(“诗社”)的宣言，代表诗人的简历和代表作。
在这些“诗派”、诗人之中，既有许多真诚的艺术探索者，也不乏“闹剧”的热衷者；“大展”的策划者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挑战性”的展示，是他们主要的意图。
(注：“大展”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在“大展”的《编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4日)中写道，“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漠视、片面、歪曲——已远非个人性习惯”。
“大展”材料在报纸刊出后，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调整、补充，编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出版。
) 在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的变化也值得重视。
虽说这期间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的重视异乎寻常且最引人瞩目(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但改变理论批评界的面貌和格局的，是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出现。
有异于上一代批评家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生命体验在批评中的融入，建设起他们批评的个性品格和思想深度。
(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了这些中青年批评家的专集。
列入“新人文论”的主要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陈思和《批评与想像》，李劼《个性
自我
创造》等。
“文艺探索书系的理论部分，出版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夏中义《艺术链》、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等批评论著。
)在这一年，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注：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
)的长文。
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
(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
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
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
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
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
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注：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
)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
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
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
四 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
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
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
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
(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黄子平曾用“紧张”这一语词来描述。
见他为《1990年度小说选》撰写的序言。
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
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这种“基调”呈现为多样的表现方式。
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的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观念也需要重估。
80年代的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个体与群体，生命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问题，都要求进入文学文本，试图在创作中涉及和讨论。
在“文体”上和“结构”上，则是较少空隙的密度。
叙述语调既是那样的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和寓言，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
在80年代，能够以较为裕如和放松的笔调与风格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汪曾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相当普遍的“美感”基调，与作家的现实处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普遍性的象征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的延伸。
探索、创新，是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
探索、创新、突破、超越等，是文学批评界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也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以及当代台湾等地区的文学)，使作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人意的状况，而产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性”的创造力的因素，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跃动”(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编辑前言》。
该书系出版于1986-1988年间，收“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
创作方面有《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等，理论有刘再复等多人的专著。
)。
不同的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监狱和劳改队，性，庸常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很难用“正面”、“反面”，“伟大”、“渺小”的标准加以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的叙述，……)，运用前此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也许表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
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这自然会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
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
不少作家(特别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长久的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任务又如此艰巨，这种种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阎连科粉该如何恭喜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老莫得奖很受活，呵呵~
冰心已铁凝,茅盾且莫言什么意思?
天哪
这真是绝句。
是什么意思倒在其次了。
精彩之处在于，其中暗含了四位当代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巨匠：冰心、铁凝二位是女人，茅盾、莫言二位是男性。
冰心的作品我们小学就有读过《寄小读者》，她的地位自不必多说了。
铁凝是目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香雪》等，是一位经历过知青时代的实力很强的作家。
茅盾作品很多，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就是他创立的，也是当今国内最权威的文学奖。
莫言开创了世界大奖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人获奖的先河，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很多被拍成电影，最有名的如：张艺谋的《红高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