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学衡派对于新诗主张的质疑
从时间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由《学衡》的存在而形成所谓的“学衡派”，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一次震荡性起伏。
《学衡》杂志的实际存在是1922年1月—1933年7月。
“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却不限于这个具体的时间。
准确地说，“学衡派”的存在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反动。
换句话说，“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是以保守来反对、牵制和制衡激进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在反抗新文化—新文学的话语霸权时，是以求中西思想融通、尊孔、国学研究和古典诗词创作来作为对抗手段的。
成员的活动开始于1915年的美国，是和新文学运动的讨论、发生同步的。
1915—1917年间，与胡适由酝酿、讨论文学变革到矛盾尖锐对立的是梅光迪。
1917—1921年间，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国内高涨，并成功地借助报刊等大众传媒和中小学教育的推动，取得了成功。
“学衡派”作为反对势力形成之前的基本力量集结、酝酿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
可称这一时期为“前学衡时期”。
这一时期，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中，反新文化—新文学的力量也正在鼓动，首先站出来批评胡适等人的是胡先骕（1）、柳诒徵（2），继之便发生了《时事新报•文学旬刊》（郑振铎主编）上“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对《南高东南大学日刊》1921年10月26日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
（3）由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学生反对新文学，特别是抗拒白话新诗，他们“诗学研究号”中所表现出的文学立场是与新文学相对立的。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其时自哈佛大学归来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都在东南大学执教。
“学衡杂志社”社员基本上是这批留学哈佛的学生，加上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刘伯明、柳诒徵和他们的学生，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师生。
极少数为其它学术机构的成员。
1922年1月—1933年7月的这一时段，可称之为“学衡时期”。
在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竺可桢、徐则陵作指导下，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学生组织“史地研究会”主办的《史地学报》，创刊在《学衡》之前，实际是《学衡》的外围刊物。
与《学衡》同时出现的还有学生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合办的《文哲学报》。
稍后“东南大学南高师国学研究会”于1923年3月又创办了《国学丛刊》。
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史地学报》共出版4卷21期20册（有两期合一册的）。
1922—1923年间，《文哲学报》出版4期。
《国学丛刊》共出版9期。
这三个刊物锻炼了学生，刊物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了《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的主力。
与北京大学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疑古”立场针锋相对的是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和他的学生刘藜的“信古”。
可以说， 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是在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派”—“新潮派”和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展开的。
前者的阵地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顾颉刚主编，共出版18期）、顾颉刚参加编辑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后者的阵地主要是《史地学报》和《学衡》。
（4）同时北京、上海的多家报刊也介入了讨论。
柳诒徵及其学生反对“古史辨”派的“疑古”，一直持续到1940年以后，当时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缪凤林还写文章批评顾颉刚（5）。
在双方的论争中，顾颉刚明确地认识到，学术上对立的原因“是精神上的不一致”（6）造成的。
钱玄同、魏建功都感受到了“我们的精神与他们不同的地方”（7）。
这种由“精神上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群体“对立”，表现为“疑”与“信”的分歧，是“继承”与“突破”的关系问题。
他们都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遗产，在史学观念上，“古史辨”派则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一切圣经贤传都当作历史的‘文献’来处理”（8）。
1922年8月，“学衡派”成员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还办了一个《学衡》的外围刊物《湘君》（最初定为季刊，随后成了不定期刊）。
这个刊物与《学衡》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反对新文学的几篇文章，《学衡》都转载（9）。
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与后期《学衡》几乎共存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由吴宓主编，他原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协编，每周一期，共出313期。
《学衡》停刊前的一二年间，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因不满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把持刊物，南京的成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于是开始酝酿新办刊物。
实际上，《学衡》后期（1928年以后），南京的成员已经不再与吴宓合作，“学衡派”出现了明显的分裂现象。
1932年9月1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创办《国风》杂志，把原《学衡》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吸引过来了。
吴宓一人在清华大学无力支撑《学衡》，1933年7月第79期之后，便宣布自第80期改由南京中央大学的“学衡派”成员接办，交钟山书局出版。
实际上，是《国风》迫使《学衡》停刊的。
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没有再用《学衡》的名字，而是用《国风》取代。
吴宓本人也只好加入《国风》的作者队伍。
《国风》开始于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终，它把原《学衡》的成员重新集结，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后学衡时期”。
由于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缘故，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很少人写白话新文学作品，而是坚持写旧体诗词。
他们文科的五个主要刊物中，除与其它学校合办的《新教育》外，《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四个刊物上的 “文苑”或“诗词”栏目也只登旧体诗词。
但在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出现了例外。
共出版两卷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是新文学创作和旧体诗词并存，许多期中有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小说、剧本或翻译小说，并在第1卷第7期出了“文学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10）。
但至第1卷第15期又出现“学衡派”势力的反弹。
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11）。
但到1932年9月《国风》创刊后，新文学被完全排斥，刊物只登旧体诗词。
在文学古典主义风尚的笼罩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部分毕业生、在校学生组织的新文学社团“土星笔会”和刊物《诗帆》（1934年9月1日—1937年5月5日）也未能充分展开。
1941年8月—1948年11月，原《国风》的主持人张其昀与张荫麟等在浙江大学文学院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学衡派”的成员在大西南再度集结。
1949年以后，“学衡派”成员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终止。
到台湾的“学衡派”成员的活动兵分两路：以张其昀为首于1962年创办中国文化学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复刊《思想与时代》，影印《学衡》、《史地学报》等；以戴运轨（《国风》时期的主要作者）为首于1962年筹备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随后恢复中央大学。
所以，这里的结论应当是：“学衡派”的活动时间不仅仅是在《学衡》时期，而是有这么一个长的不同时期的“时段”。
时间的变化使“学衡派”许多人的生活、思想、学术都产生了变异，但基本的文化保守的精神没有变。
从空间上看其借大学营造舞台 1915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大学校园，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荟萃之地，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想和新学术的生产基地。
《学衡》时期的主要作者多在大学，他们的学术活动相对集中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学校—清华大学。
少数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和其它行业。
《学衡》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在南京、沈阳、北京完成。
出版、印刷、发行在相对保守的上海中华书局。
《学衡》初期，与之相伴的有三个外围性的兄弟刊物《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前两种的活动地点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后者的活动地点是在湖南长沙的明德中学。
《湘君》的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只是在长沙的部分学生和“学衡派”的部分成员之间。
《学衡》后期，与之相伴的是《大公报•文学副刊》，主要作者的活动多在北京，组稿、编辑在清华大学，出版发行在天津。
《大公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新闻媒体，实际影响很大。
《文学副刊》的影响也超过了《学衡》。
“学衡派”成员由于没有《学衡》和《文学副刊》的印刷、发行权，因此要受制于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
《学衡》的停刊，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取代，也主要是由于吴宓等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能力，另外还有守旧的形象和反对新文学的办刊方针。
这时候，“学衡派”成员的学术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附中华书局和《大公报》社这两大文化资本家。
胡适与《大公报》社领导阶层良好关系的确立，必然促使创新的《文艺副刊》取代守旧的《文学副刊》。
吴宓及《学衡》同人本是反对北京大学以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新文学派，北方的反击声自然是很大的，尤其以《晨报副镌》的声音为最。
在南方的上海，吴宓注意到“文学研究会”中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及《小说月报》一派，邵力子及《民国日报•觉悟》一派与《学衡》的敌对。
（12）同时吴宓也注意到了赞同《学衡》的上海《中华新报》（13），和因由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介入，登一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的《民心周报》。
《国风》的印刷、发行在张其昀自己主持的南京钟山书局。
刊物和出版社是一家人，内部团结，稿源充足。
《国风》编辑、出版、发行是一体的，没有经济的压力。
这是《国风》有别于《学衡》的地方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东南地区大片沦陷，中国著名的大学都迁到西南，“学衡派” 主要成员也随之散居在昆明、重庆、成都、乐山、遵义等地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
《思想与时代》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创刊（贵阳出版发行），又将散居西南各地的“学衡派”成员“群聚”在一起。
《思想与时代》在这时就是“学衡派”成员的阵地。
1947—1948年，《思想与时代》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复刊，编辑部在杭州，出版发行在杭州—上海，“学衡派”散居各地的部分成员再次“群聚”于一刊。
正如张其昀所说的，《思想与时代》是“以沟通中西文化为职志，与二十年前的《学衡》杂志宗旨相同”。
（14） 抗战时期，胡先、王易等还把“学衡派”的文化精神带到了江西泰和的中正大学（胡为校长，王为《文史季刊》主编）。
汪国垣在重庆主编《中国学报》，继续刊登旧体诗词，并极力主张尊孔。
空间的变化，所显示出的是“学衡派”作为相对松散的流动的群体存在。
空间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虽然空间多有变化，但他们坚守的文化道统没有变，守望的精神是一贯的。
（15）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成果（项目批准号：05JZD00027）] 注释： （1）胡先：《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东方杂志》第16卷第3号（1919年3月）。
此文是转载，文后注有“《南京高等师范日刊》”。
（2）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创刊号（1921年11月）。
（3）《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关于《南高东南大学日刊》上“诗学研究号”的激烈批评和反批评的文章共刊7号（期）：1921年11月12日第19号上有斯提（叶圣陶）：《骸骨之迷恋》。
1921年12月1日第21号上有薛鸿猷：《一条疯狗》、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卜向：《诗坛底逆流》、东：《看南京（高）日刊里的“七言时文”》、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
1921年12月11日第22号上有缪凤林：《旁观者言》、欧阳翥：《通讯——致守廷》、守廷：《通讯——致欧阳翥》。
1921年12月21日第23号上有静农：《读〈旁观者言〉》、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王警涛：《为新诗家进一言》、薛鸿猷：《通讯——致编辑》。
1922年1月1日第24号上有幼南：《又一旁观者言》。
1922年1月11日第25号上有吴文祺：《驳〈旁观者言〉》、西谛（郑振铎）：《通讯——致凤林、幼南》和凤林、幼南：《通讯——致西谛》。
1922年2月1日第28号上有吴文祺：《〈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
随后此刊转向对《学衡》的批评。
（4）“古史辨”1923—1924年、1926年的两轮论争中“疑古”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这里“胡先生”是胡适的乡友胡堇人。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第4期（1924年12月）转载。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2、13、14、15、16期（1923年8月5日、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1926年1月27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北京朴社，1926年。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刊《读书杂志》第10期（1923年6月10日）。
又被《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转载。
《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刊《读书杂志》第12期（1923年8月5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上文均收入《古史辨》第1册。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22日），《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
收入《古史辨》第1册。
反对“疑古”一方的主要人物及言论有： 柳翼谋：《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首先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学衡》第73期（1931年）转载此文。
此文同时涉及对章太炎、梁启超的批评。
《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批评顾颉刚。
同时这一期还刊出刘藜、顾颉刚、钱玄同的讨论古史的文章。
《史地学报》讨论古史的文章在第3卷第3、4期继续进行。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转载了《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作为“《说文》证史讨论号”的缘由，并同时注销顾、钱、魏、容的文章。
双方的言辞激烈，针对性批评的态度十分明确。
刘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刊《读书杂志》第11期（1923年7月1日）。
又刊《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6月）。
收入《古史辨》第1册。
《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读书杂志》第13、14、15、16期（1923年9月2日、10月7日、11月4日、12月2日）。
收入《古史辨》第1册。
《与顾颉刚讨论古史第二书》，《史地学报》第3卷第3期（1924年10月1日）。
《与顾颉刚先生书》（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4期（1924年12月）。
《与顾颉刚先生书》（三续，未完），《史地学报》第3卷第6期（1925年5月1日）。
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刊《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张荫麟此时为清华学校的学生。
（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6）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
（7）魏建功：《新史料与旧心理》。
（8）余英时：《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1页。
（9）据《湘君季刊简章》所示：“本刊以陶写性情，注重文艺趣味，藉以互相观摩砥砺为宗旨” 。
“无论文言白话，新旧体裁，俱所欢迎。
”第一期所登的《湘君发刊词》中有“相尚相勉者三事”：道德、文章、志气。
第一期的负责人为吴芳吉。
刊物分为“学习之部”：诗歌类、散文类、小说类、戏曲类。
“批评之部”：社论类、研究类、介绍类、通信类。
“杂纂之部”：翻译类、图表类、民谣类、附录类。
为《湘君》写文章的主要作者有：吴芳吉、刘朴、刘永济、吴宓、徐桢立、刘先沛、李肱良、凌其垲、景昌极、贺楚楠、胡征、罗元锟、张璞友、刘鹏年、汪剑馀、苏拯、刘作健、陈鼎芬、鄢远猷、谢羡安、孙子仁、易俊（竣）、刘泗英、胡元、王凤歧、周光午、童锡祥、王光益、吕光锡、汤素民、张潜秀、曾安、刘颂、石漱之、刘植、钱无咎、屈凤梧、张镇湖、文大衡、李赓等。
吴宓除刊登旧体诗外，还有《文学入门》的文章。
在大量的旧体诗词外，尚有胡征少量的白话新诗《牵牛花》、《我是一个蚕儿》。
反对新文学的文章主要是吴芳吉的《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共分一、二、三论），分别刊《湘君》第一、二、三期。
刘朴的《辟文学分贵族平民之讹》、刘永济的《迂阔之言》，这些反对新文学的文章，《学衡》有转载。
关于《湘君》与《学衡》的关系，《湘君》第三期所刊出的《上期报告》中特别写道：“《湘君》之稿有互见于《学衡》者，以《学衡》、《湘君》同声气也。
所微有不同之处，《湘君》旨趣但言文章，《学衡》范围更及他事。
《湘君》之性近于浪漫，《学衡》之人恪守典则。
《湘君》意在自愉，《学衡》存心救世。
”《湘君》在第三期末介绍《学衡》的文章《学衡杂志》中特别强调：“凡有志文哲艺术之士，欲不为时髦之言所愚，不为一偏之见所蔽，不为一主义一党派所拘束，不为一家之见解一国之文字言语所颠倒错乱者，请读《学衡》杂志，则黑暗之境，自有光明，烦闷之情，自能解慰，纷乱之象，自有条理，枯燥之思，自滋生趣。
” 文章最后又说《学衡》杂志内涵丰富，“盖其于安身立命之道，齐家治国之方，文化之真谛所存，汉族之精神所在”等等。
（10）1930年1月1日。
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11）1930年6月1日。
（12）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5页。
吴宓错将《学灯》当成《民国日报》的副刊。
《学灯》为《时事新报》的副刊。
《觉悟》为《民国日报》的副刊。
（1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第236页。
《中华新报》的主编为张季鸾，同吴宓家有姻亲关系， 为吴乡友，因此时赞同《学衡》和与吴宓的这份特殊关系，1928年他作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人，使得吴宓能自荐主编《文学副刊》成功。
（1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页。
（15）关于“学衡派”的成员、文化精神和学术特性，见作者《“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金岳霖是什么时候认识林徽因的
他一生痴情于林徽因，终生未娶。
金岳霖早年留学欧洲诸国，讲一口漂亮的西式英语。
他一米八的个头，看起来十分魁伟。
回国后金岳霖在西南联大教书，也是出名的怪人。
他言语木讷，总戴一个遮光帽。
于是人们常常看到这个总戴着帽子的金先生，在大学讲堂上走来走去的讲课，或坐在讲桌上对着同学。
他很少板书，却从来不忘带粉笔。
听课的同学很多，没有点名册，他记不住大家的名字，提问时就说：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
台下穿红毛衣的同学又紧张又兴奋，后来听他讲课时，穿红毛衣的女生越来越多。
他讲逻辑课时，有人问他逻辑学这么枯燥，你当初为什么学这个
他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有一回，同学请他来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
听者甚众。
同学都以为他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观点，结果到最后，他的结论是：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他认为意义愈清楚，情感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清楚，意义愈不清楚。
金岳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有时也办些呆头呆脑的事情。
他一直单身，为了多接触生活，他约了一个三轮车夫，每天拉着他去王府井转一大圈，还养了只斗鸡，脖子可以伸的很长。
每日他吃饭，斗鸡就立在一旁，也伸长脖子叼桌上的饭。
他也不恼久了就习惯了与斗鸡共食。
有时，他竟连生命也不知道爱惜。
抗战时期，警报拉响，金岳霖只顾在书房苦读，并不知日本飞机来袭。
结果几枚炸弹丢在金岳霖住处前后，他才惊醒过来。
待跑出时，发现前后房子已经不复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热爱文学，喜欢读《江湖奇侠传》的文学博士，对待感情问题却相当理性。
他钟爱的一个学生因爱情受挫，萌发轻生念头。
他对学生说：恋爱是个过程，恋爱的结局是结婚或不结婚。
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该仅仅用恋爱的结局来衡量。
如果用此标准来衡量金先生对林徽因的爱，他对她的精神之恋远远超过了梁思成与徐志摩。
金岳霖评价徐志摩追林徽因是自不量力。
事实上徐志摩是他的好友，他认识林徽因还是志摩牵的线。
他说林徽因与梁思成自小是两小无猜，两家又是世交，徐志摩想钻进去怎么可以
要说金岳霖也不是没有机会。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女士转述的回忆，说在三十年代，林徽因与梁思成住在总布胡同，金岳霖就住在后院，平时走动很勤。
一次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有些沮丧的对梁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同时爱上两个人，不知怎么办好。
梁思成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祝愿你们幸福。
说毕，两个人都哭了。
末了，林徽因又将此话转告给金岳霖，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的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正在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他退出了，但不代表他对她的感情很轻。
恰恰相反，他对林徽因的爱已经超越了肉体，他与徽因的心灵沟通已经非同一般。
这让在得不到徽因时，依然可以待好她。
他关心她的写作，很多年后，依然可以背出她的诗句，与梁思林徽因，很多人会想起徐志摩和梁思成。
成也保持友好关系，这让他可以自如的出入梁家。
那时，林徽因与梁思成喜欢在家里聚会，金岳霖几乎每次都是座上宾；他与徽因和思成经常毗邻而居，而徽因与思成有了摩擦，也总会找金调解。
林徽因生前，徐志摩追不到她而改追陆小曼，成就一段姻缘；林徽因死后，梁思成也再娶。
独独金岳霖用一生痴情守望着林徽因。
徽因刚过50岁便因病去世，金岳霖异常悲伤，在挽联上题词：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梁思成也承认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
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依然独处，时常去给徽因扫墓。
某年，他又在北京某饭店请朋友吃饭，众人赶至问请客原因，他说：今天徽因生日。
她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金岳霖依然无法忘记她。
在《林徽因的诗集》出版时，编辑曾去拜访过金岳霖，当他看到编辑手里一张32开的林徽因的照片时，竟然孩子气的问能不能给他，那时他已88岁高龄。
当编辑说明来意并请他作序时，他好半天才一字一句的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说。
晚年，金岳霖一直和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孩子住在一起，对待他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
金岳霖用浪漫的一生诠释了他对林徽因最高贵的爱。
这样保持了一种距离的情感，成为他一生最幸福的回忆。
金岳林与林徽因》 by大非 那首你忘记了的歌 他一直唱到了如今 那句终说不出的话 藏在他花白的发鬓 那朝思暮想的人啊 消失在岁月无痕 那颗为你守护著的心 像是断了弦的瑶琴 从来不曾拥有你 就像飞鸟不属於树林 只是想著就足够温暖 即使身在天涯心却比邻 用一生编织的梦啊 深锁在月下的湖滨 虽然只是断续的诗篇 却赌上了幸福去相信 那些痛过的笑过的绽放的凋谢的 刻在灵魂的烙印 就像是风烛残年的金岳霖 依然深爱著林徽因 那些守著的梦著的纠缠的呼啸的 刻在灵魂的烙印 就像是风烛残年的金岳霖 依然深爱著林徽因 听听这首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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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推荐几篇适合19岁左右女孩子朗诵的散文，400字左右，谢谢
林： 《温一壶月光下的酒》 《打开心灵的门窗》 他的10本菩提系列很有净化心灵的作用，比如《以爱为灯 以美为光》《心的菩提 情的菩提》 张晓风：《我在》、《爱在深秋》、《星星都已经到齐了》 周国平：《爱与孤独》《各自的朝圣路》《街头的自语》《守望的距离》《爱情不风流》 这几本我是比较喜欢的 推荐楼主也去读读 席慕蓉：《同心集》《写给幸福》《我的家乡在高原上》这是我高一就读了的 蛮好的 其实她的散文都是和诗歌一起出的 好像好几个出版社都出过席慕蓉作品集 很多都不错 并未将两者分开 诗歌里《七里香》 《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是我最喜欢的 有很多篇都是背得很熟 一想起来还会感动 《无怨的青春》 最爱的一系列诗歌 贾平凹：他的代表作是小说 秦腔 废都 我看过废都 推荐 散文集： 《月迹》 《爱的踪迹》 《心迹》 《贾平凹散文自选集》 汪增祺：散文集 《人间草木》 《旅食小品》 《汪曾祺小品》这几本比较有代表性 他喜欢写凡人小事真境界 有一套现代散文八大家，汪增祺那一册蛮好看，那本书的序已经很有意思了。
有一篇《跑警报》，写西南联大时期的，可有意思了，呵呵，如果读汪增祺的书，你一定要去看 琦君的，没怎么看过，只看过一本《琦君小品》，内容也不记得了。
《此处有仙桃》 以前误以为她和席绢风格一样……汗……
有心人说说自己观点
因为他有鬼才，有常人所不能及的才能
作文:我为坚持点赞 600字
美国《时代》杂志于美国时间2014年12月10日公布了年度人物评选结果，埃博拉病护理最终超过俄罗斯总统普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苹果CEO蒂姆.库克等获得年度人物。
对于埃博拉护理人员当选的原因，Nancy Cibbs解释道，“世界上其余地方每晚可以安然入睡，就是因为有一群人愿意站出来战斗。
因为他们充满了勇气与仁慈不知疲倦的行动，因为他们为世界赢得的构建防御系统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冒险、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牺牲和救援，埃博拉的这些斗士们，成为了《时代》杂志2014年度人物。
” 这样的斗士，你知道多少
又了解多少
请根据以上材料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名师.阅卷详解 本题审题上不存在难度，写作范围非常明确，只要围绕“斗士”这和主题展开分析思考即可，但审题没有难度，不等于立意没有区别。
首先我们要对“斗士”这个写作关键词进行必要的理解，根据材料提示，“斗士”具有以下品质：勇气、仁慈、冒险、坚持、自我牺牲’帮助他人等等，这些可谓“斗士”的精神内涵，但仅仅理解到这点还不够，还必须意识到这些“斗士”战斗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他人、社会、民族、国家、世界而战斗，这是一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
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够深刻地理解“斗士”的精神，而这也正是“斗士”为世人尊散的原因。
立意上可围绕“为什么需要斗士
怎么才能成为斗士
斗士有什么作用
”这三个角度展开。
素材.论据方向 选材标准：材料的范围还是相当广阔的，只有具备“斗士”精神内涵的典型人物均可作为论据。
可以呈现“斗士”缺乏的时代的晦暗，可以展现“斗士”的具体行为，也可以展现“斗士”对社会、国家‘时代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 现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宇在2010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做了题为《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的致词。
在演讲中，卢新宇如是说：“这让我想起中文系百年时，陈平原先生的一席话，他提到西南联大时的老照片给自己感动的：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间。
这应当就是国人眼里北大人的形象。
不管未来的你们身处何处，不管将来的你们从事什么职业，是否都能常常自问，作为北大人，我们是否还存在有那种浩然之气
” 素材点拨：在怀疑的时代依然满怀信仰，这就是斗士精神，不屈从于庸俗的现实，扬起理想的风帆，以浩然之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时代。
斗士梁淑溟 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皆是备受折磨，但其硬骨不软。
他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字箴言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
才子不畏权，书生爱较真。
为文一生，思虑千载，秉天地之正气，凛凛然如霜雪，浩浩然似罡风广瘦骨嶙峋擎天柱，肝胆向人日月明，此乃教育家梁漱溟先生之德风范也，足为后辈代代读书人的仰慕、追随。
素材点拨：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斗士，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的基本准则：和平、正义、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
标杆范本.必备佳作 时代斗士 斗士，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与眼光。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先知》一诗中写道：“空虚黑暗中，我要高举已灯，那守夜着必会添满油灯，点燃光明。
”是的，斗士也正如那空虚黑暗中的守夜着，只要点燃光明，全世界的黑暗，都挡不住那光亮的耀眼。
（开篇切题，引用名言，有内涵） 斗士却又大多是凄苦而寂寞的。
遥想2500年前的孔子，面对礼乐崩坏、攻伐征战的时代，仍心怀天下之大同之志，周游列国，宣讲他的仁爱之说，结果在当时落得个如“丧家之犬”的可怜境遇；又如“古希腊三贤”之一的苏格拉底，他们都堪称是一个时代的斗士，但他们一生的境遇却又无疑是凄苦寂寞的，得不到时代的理解，光亮的四周尽是墨黑。
（描摹斗士的现实困境，为斗士的行为提供现实背景。
） 但斗士之所以没有被黑暗吞噬，反而黑暗愈浓烈，光亮愈耀眼，光照千古，皆因他们的坚守。
诚如苏格拉底在临死之际，仍告诫世人：“你们务必保持节操。
”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下，人难免被裹挟其中，于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个人的心智、理性的判断、内心的坚守大多被时代的洪流冲得七零八落，但每一位守望者都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即使是浊世横流，即使是风雨如晦，依然坚守自我。
还记得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格吗
在那个红色的年代，他毅然拒绝出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只为坚守自己的学术自由。
而时止今日，守望着寥寥，盖因坚守的缺失。
个人的坚守在名利物欲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所以。
“专家”不再是一个值得信服的群体，“教授”不再是一群值得敬仰的学者。
但历史总是公正的，随波逐流者最终只会成为跳梁小丑，落下笑柄，而那些坚守自我的斗士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捍卫者。
（突出斗士的坚守，素材丰富，具有人文色彩） 斗士的价值不仅仅是坚守，更在于眺望，不仅仅是蜡烛，更是次破时代黑幕的利剑。
他们犹如先知，能诊断时代的病痛，能看到社会的凶兆，是一个时代的眼睛。
鲁迅用他手中的笔解剖国人的灵魂，把国人心底深处的劣根性展露无遗。
揭开伤疤，是为了引起疗伤者的注意。
疗伤必然使伴随疼痛的，因为爱，所以才疼，因为疼，所以才警醒。
因此，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不是守望者的行为，他们往往能言时代之不敢言，是一个时代着批评者、引领者。
他们也是一个时代的先知、预言者，目光如炬，深刻地洞察当下，准确地预言未来，尽管一时受挫，甚至被误解，但历史会还他们清白。
因为这样的斗士，我们对未来多了一份清醒，多了一份期盼。
（层次上形成递进，强调斗士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起来的作用） 泰戈尔《飞鸟集》中写道：“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或许这就是斗士最好的注脚，他们身处黑暗之中，但从来不失却对光明的追寻，把所有的痛谱成一首动听的人生之歌，荡涤污垢，净化灵魂。
他们为了时代而生，时代因他们而进步。
（名言做结，思想深刻，升华主题。
） 佳作点评：本文审题准确，围绕斗士展开行文，结构上主要是层进式，条理清晰。
此外，素材丰富，论点与论据的吻合度极高，论证分析很有针对性，且选材很有人文色彩，体现了作者深刻思想。
语言表达流畅，文采斐然，名言警句的运用娴熟而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