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故事或演讲稿
一、两大叙事传统：“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 自在20世纪初提出“新史学”概念以来，中国史学逐渐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开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观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
其主要表征是中国人开始跳出从“”的立场判断自身与周边文明关系的旧思路，而开始从现代国家政体多元并存的立场出发来重新衡量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这一转变导致了两个认识论后果，其正面后果是从“君临天下”的文化史观向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史观转移；其负面后果是有可能极度彰显中国史的“世界史”意义，却无法同时凸现中国自身的特征。
下面我仅以目前史学界最流行的两种叙事方式为例来验证我这个判断。
我们先来看“革命史叙事”。
毋庸否认，“革命史叙事”的形成与的构造紧密相连，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可以说相当直接地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原因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的基本框架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五种生产形态论”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在中的表现是所谓“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事件史叙述框架。
“五阶段论”诞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史学家假设：把社会发展由低向高递次演进的态势，作为描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共同图景的做法同样适合中国社会，换句话说，在这个图景支配下是没有例外论的余地的，这就非常具体地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了一种单一的普遍主义解释框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的意义似乎也只有通过对世界史意义的描述才能显示出来。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近代历史确实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支配的背景下来定位其自身的意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否认，处于前近代社会中的中国历史如果被强行置于“五阶段论”的笼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阉割的危险? “三大高潮，八大运动”可以说是在研究中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主流叙事，现在的数十种甚至上百种近代史教科书中都采用的是同一解释框架，这个叙事通过从的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数个事件，然后通过解释使它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得出总括性的历史结论。
然而，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带有太强烈的政治干预的色彩，总给人以为某种政治意图作表述的感觉。
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动剔除与这种政治意图表述无关，但又并非不重要的历史现象，比如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
研究从此变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义语。
其次，我们来分析一下“现代化论”的影响，“现代化论”作为一种理论导向开始支配中国史学界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解放了史学界由“革命史叙事”单一垄断的局面，特别是改变了单纯通过阐释政治事件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意图的支配倾向，大大拓展了史学探索的范围。
比如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之外开辟出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都与所实施的导向作用有关。
但中国史学界赖以立言的“现代化论”，基本上依据的是“”结束后才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发展前景进行估计的论点，这一论点基本上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表述，这个表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是对现代化的探讨始终建立在过于乐观的基础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历史的惟一选择，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当代翻版。
可见其支配力之大。
在对现代化发展乐观态度的制约下，表面上开始摆脱“阶段论”的束缚，实际上仍未彰显中国历史自身的独特意义，而仍是把中国历史看做是验证总体世界史发展规律的一个样本，进而越发疏离了对本土社会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坠入了“西方中心论”的圈套。
而在“现代化论”的支配下，中国史学界常常不自觉地在一些假问题里打转。
比如“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这个问题的设置，就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是否存在着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因为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这个概念。
据考证， “科学”一词可能是日本的舶来品，而中国历史上比较接近“科学”含义的用词是“格致之学”，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种政治伦理观念，与西方的科学理念相差甚远。
中国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技术”模式。
在西方，“科学”也是个相当晚出的概念，科学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更是一个近代现象，而我们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过程，使这种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失去了其学理的意义。
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了这么长”这个问题，我认为同样是个假问题。
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似乎没有人去深究中国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会，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们知道中国两汉时期政府中就存在着所谓“分封”与“郡县”之争，但不久之后，中央集权体制就确立了其绝对的权威，用“封建”一词对这种体制的运转进行描述显然是不精确的。
可以说是一种“时代错置”，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也就无所谓延续不延续的问题，坚持把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为一种封建社会显然是受“五个社会阶段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影响，同时这种划分历史的方式一旦转化为意识形态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强势的支配功能，仿佛成为不言自明无须论证的公理性论断。
又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出现了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想找出中国持续发展缓慢的原因。
但中国学者在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基础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常常把原始商业因素的出现简单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运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西汉的商品经济已十分发达。
出现这种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学者混淆了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发生作用的基本特征，从而使这一问题同样变成了一个假问题。
“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虽然拓展了一些史学研究的领域，比如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勃兴都与其注重变迁的视角有关，特别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性战略十分合拍，无疑具有方法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但在对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陷入了某种非此即彼的“翻案论”的泥潭。
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对此加以说明。
一是对“洋务运动”的历史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对洋务运动评价的总体基调是强调它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潜台词是洋务运动引进现代工业体系破坏了中国自古形成的小农经济格局，迫使大多数中国民众的生活陷于贫困。
李鸿章等洋务大员也仿佛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下，则比较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引进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因此也必然影响到对洋务运动的总体评价，李鸿章即摇身一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人物。
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内如何衡定历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阐释手段的影响。
二是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在“革命史叙事”的框架中，义和团运动显然是近代农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帝爱国运动的最激进、最生动的表现，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
义和团团民对依赖西方科学技术所制造出的物质产品的破坏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动。
可是在“现代化叙事”中，改革开放的现实主题被投影到历史行为的评价上，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成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进步性的一个主要标准，由于义和团民的破坏行动直接针对被引进国内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摇身一变被定性为一场愚昧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
这正像当年胡适所说，历史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样的，不同的观点也可以对之曲意剪裁。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左右摇摆的弊端呢?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中国历史的变迁仅仅理解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现代化转换过程，因为这样一来，中国历史不过是验证某种“普世论”的一个东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历史发展品格。
我们现在的历史研究恰恰强化了这种倾向。
我们似乎应该把中国历史的演变理解为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发展能力的“现代性”样本，在这个样本中充满了各种激情般的憧憬、不情愿的认同、无奈的尴尬等复杂的经历。
所谓“现代性”就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思性取向，它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把双刃剑，既能滋润也能刺伤我们的肌肤，而不要把它仅仅理解为一种必然达到的目标。
这与是否持有现代化的立场其实无关。
二、两大新解释的对立：“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 上一节我们分析了“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史学观点的支配性作用。
应该承认，这两类叙事仍然是史学界解释的主流，尤其是现代化叙事成为阐释历史变迁的主导模式，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多学科交叉成为一种研究趋势，现代化解释的主导模式受到了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战，其起因是用现代化模式本应使中国历史对现实的观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实证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从正常的逻辑而言，现代化如果被理解为一种普世主义的发展原则，而且具有不可阻挡的强势支配意义的话，它对各种非现代化传统的摧毁性应该是不可抗拒的。
可是80年代发生的一些文化现象，却无法使这种逻辑自圆其说。
比如“宗族问题”，在80年代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现象：按我们原来的逻辑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较为封闭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种结果；而改革开放虽然给民间文化以更加宽松的发展空间，但现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权性特征理应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毁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净的传统残余，然而结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传统势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迹象，反而以更加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叙事”所无法解释的。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方法的介入成为80年代史学方法变革的一个重要契机，人类学视野介入的最重要后果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提问方式，我们原来的提问方式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毁传统的功能?它对传统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这种摧毁的合理性，于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是论证这种过程合理性的仪式而已。
而人类学家提问时则是考虑在现代化大叙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压迫下，传统如何延续和再造，并如何为这种再造重新给予一种合理性解释。
人类学提出的挑战首先表现在对研究对象范围的不同关注上。
人类学家认为，对历史的把握不一定一开始就进入到对某种长程趋势的分析中去，历史首先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常态而不是变动趋势，这种常态的发生往往是在基层生活的潜流中实现的，把握这套生活逻辑似乎比研究变动的表层态势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人类学家笔中出现的对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贫困的人群、异样的习俗、特殊的心理等。
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家倡导的“社区研究”由于面对一个古老的国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贴上了一个探讨“文明社会”的标志。
“社区研究”的方法曾经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了中国史学对基层社会投以关注的目光，比如对农民生活和士绅阶层的初步分析。
但随着“五种社会形态论”垄断地位的形成，这条线索很快就被斩断了，对人类社区活动的微观研究很快被淹没在了对所谓“趋势”、“规律”等大框架进行反复冲刺式的追逐之中。
历史学家热衷于以突击的方式掌握社会演变的钥匙，渴望成为预测人类命运的当代巫师。
80年代以来，那些对“规律”、“趋势”狂热追逐者的退隐，并不单单是一种信念的动摇，而更多是因为这种解释根本无法应对时代的变化并对之作出解释。
而流行一时的“现代化论”又很快变成了政府行为的一种直接注脚，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历史见解只不过顶多是当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种素材，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拉开距离提供反思式的评判。
历史学迅速变成似乎既没用又无趣的东西，它或者是板着面孔重复着没多少人相信的陈词滥调，或者被影视娱乐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计。
人类学家的介入重新开启了反思社会进程和演变的大门，对某一村落、某种人群、某个组织的透视强调对普通民众行为合理性的重视，而不是动不动就挥起现代化论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里人想象的形象。
80年代美国中国学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尽量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观察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界则以“同情性的理解”为口号，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学术的脉络中去感悟学术的魅力而不是急切发出似是而非的判断。
“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与传统文学批评和思想史研究的差异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来。
人类学同样扮演着一种角色，当它进入历史界时，就会把历史进程描述得鲜活生动，同时又让人们感知到它和现实生活的关联性。
人类学方法的介入使中国史界开始“背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整体史”研究传统，它力求从碎片化、个体化的角度重新理解历史的局部性特征，这种尝试遭到批评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比较典型的批评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如何反映出纷繁多变的中国整体社会的面貌，如何处理幅员广阔的地区性差异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仅仅可以自我生产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吗?这一提问同样可以转换为一个尖锐的历史问题，那就是中国自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生复杂的纠葛关系以来，其现代传统主要是一种自我再造和重构的产物呢?还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结果?人类学家虽然倾向于对“传统再造”的探究，但他们确也意识到了这种再造过程不可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了。
我听人类学家讲过两个田野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丽江考察纳西族传统复兴的情况时发现，表面上看，纳西族对传统的复兴好像是一种纯粹服从内心召唤的结果，如各种仪式的恢复，对传统东巴文字的再度发现等，可是仔细考察即可发现，各种文化形式的恢复往往或多或少与丽江成为热点旅游区有关，也就是说，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排除是一种自觉意识运作的结果，但同时更有可能是外力影响下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传统复兴表面上是一种单纯的社区行为，但在深层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圈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类学虽然多少意识到了外力对历史过程的塑造作用，但他们仍认为在近代直至当代社会中传统完全拥有自我再生的能力。
另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地区要举行祭孔大典，却没有经费进行运作，这时有两个外国人表示愿意出这笔资金，条件是他们同样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装参与整个祭典的过程。
结果祭孔仪式在这两位老外的经费支持下才得以完成。
这个故事看上去很戏剧化，也颇带有些隐喻的色彩，至少说明所谓“复兴中的传统”即使出于纯粹的复兴动机，也难以昭示一种纯粹的社会意义，因为这种动机在具体运作中早已褪色，仪式也被转换成了时尚的表演。
因此，与之相对立的一种解释随即浮出水面。
这一派的观点受到渥伦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演进的重要内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说的什么传统性的“自生自发秩序”，我称这派观点为“新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冠以“新”字呢?因为从表面上看，这派观点与流行的“现代化论”观点十分相像，也与“革命史叙事”的逻辑无法明确区分，因为他们都似乎很强调外力冲击的决定性作用。
然而，实际上“新政治经济学”更强调西方势力在塑造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背后所支撑的权力支配关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而不仅仅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必然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仅凭这点，就与“现代化论”的乐观论调区别了开来，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
“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主导论点就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实际上处于一种“核心”与“边缘”的对峙状态，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然无法被强调一体化合理性的“现代化理论”所能说明，它更强调要揭示权力干预所造成的后果。
奉持“新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学所主张的“传统的再造”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外在权力关系如何渗透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困境中，不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过于乐观地估计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类学叙事”与“新政治经济学”无疑给史学革新带来了活力和新的资源，它们分别带动了“地区史”研究和对政治史与革命史进行重新解释的新浪潮。
尽管这种影响仍遭到主流史学的强劲抵抗，它们仍将成为未来史学的支配性力量。
但这两种导向都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地区史研究”始终无法解决如何以某个局部地区的史实和材料解决整体意义上的宏观问题这个困境，特别是中国近代出现的许多跨地区流动的社会动员现象是无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释的。
而“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让人忽视传统在近代转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调适能力，容易让人误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势力塑造的结果，从而忽略了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开掘与把握。
所以，中国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两者之长的新思路。
三、中国史学发展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演变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运作的过程，而是和相关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与演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面我们已分析了不同学科的解释框架对历史学更新观念所发生的影响，这无疑是促成史学变革的最佳动力。
不过我们也发现，中国历史的演变在近代以来一直是在与西方打交道的焦虑状态中步履蹒跚地前进着，在处理中西关系时始终难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状态。
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为论说的出发点。
这样一来，我们的史学论述常常呈现出在两个极端徘徊的摇摆状态。
论证方式非此即彼，显得难以调和。
比如我们很容易从“西方中心论”的一极摆向“中国中心论”的盲目自信，极其狂妄地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根据仅仅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平面化计算数字，而根本没有考虑如果这种数字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会加剧某一阶层的贫困化程度；更没有考虑到近代转型期以来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趋势而非乐观的复兴状态，仅仅以抽象的想象去奢谈中国文化的所谓世界意义。
这就导致了两种情况，或者盲目崇洋，只会咀嚼西方学问，或者重新龟缩到“国学”的躯壳内，中国学术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肤之痛的忧患意识。
那么我们意欲何为呢?就历史学的自身状态而言，首先面临一个如何使历史描述达致“多元场景化”的问题。
我们过去的研究是一种趋势化的研究，凡是和这种趋势相关的历史内容才有幸进入人们的视野，否则会被自动删除，这导致了历史场景的单一化。
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农民战争”几乎是永恒的主题，但真正对农民生活史的关注在此框架内根本就没有位置。
同样在“现代化论”的框架下，农民只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总体社会工程中的歧视对象，农民自身生活的逻辑线索照样湮没无闻。
同样，过去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考据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观，却由于在搜集史料时受到潜在的宏观架构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一般都遵循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资料这一原则，而忽略对反映社会常态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难以再现历史的多重复杂样态。
我这里尝试着提出一种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真能提出什么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而只是试图避免过去我们不自觉常犯的错误。
这种方案借助了社会学理论中对“中层理论”所作出的解释。
简单地说就是同时想拒绝宏观叙事的垄断和微观考证的琐碎，这一理论取向的假设是，历史呈碎片化的偶然发生是可能用某种方式把它连缀起来的，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尽量真实地再现各种局部场景化图像，打算恢复它的直接动机不应该取决于它与某个早已定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应取决于它自身发展的脉络搭建起的历史合理性，以扭转把人群活动视为历史趋势之牺牲品的弊端，而倡导一种中国历史进程中“人的再发现”。
比如我们研究农民史，我们就不应该草率地总是急于一锤定音地估价农民在宏大历史趋势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不要急于为农民代言或草率地对其行为加以谴责，而更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农民自身的历史选择与社会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选择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这样做虽远说不上是客观，但总是多出了一种判断纬度。
那么“中层理论”可以具体关注哪些历史现象呢?首先我们应重视“过渡期历史”的复原与再现，我们发现，由于中国历史学家热衷于对历史趋势的搜寻，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对所谓规律性的追逐，给历史进程留下了许多缝隙，这些缝隙虽然颇不符合当代史家对历史趋势赋予的要求，却颇接近历史真相。
比如对“缠足史”的研究，按趋势史的要求描绘出的缠足史似乎一开始就是男人阴谋的产物，是被清算的对象，近代反缠足运动自然理所当然地是妇女解放的先声。
但没有人注意到缠足妇女自己在历史场景下对缠足的真实看法和感受。
趋势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缠足过程中的发言权，反缠足变成了一场男人的运动。
更重要的是，反缠足的结果自然是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而出现的，但这个喜剧故事叙述间的缝隙却滴淌着几千万放足女性的血泪。
至少相当一些妇女在放足过程中瞬间转换成了弱势群体，忍受了难以忍受的苦痛而成为放足运动的牺牲品，因为对于她们而言放足实际上远比缠足痛苦得多，但她们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强加在头上的“历史趋势”的强势表达。
因此对这个人群的关注应成为我们历史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用所谓“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象，把它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方，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举措。
但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中的许多思维和行为逻辑，并非科学方法所能全部解释，很简单，宗教信仰与一些文化现象及艺术行为的发生完全非科学所能解决，它们的存在与科学施加作用的领域理论上讲应该是一种并列关系。
所以“中层理论”的一个职责应该是尽量明晰科学与其他思维和行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预性“霸权”。
比如我们是否应该给基层乡土社会的思维行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
在中国乡村，人们曾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分类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时就把疾病分为“实病”和“虚病”，实病去医院，虚病找巫师。
因为医院能看好一些属于科学范畴内能解决的病症，而一些属于“中邪”性质的疾病则需靠一些乡土规则加以解决。
我们习惯于用“科学”与“迷信”的二分方式处理这类问题，而没有充分考虑乡土民众自身行为逻辑在特定场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
所以我们面临如何在科学触及不到的民间领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解释框架。
特别是在史学研究中建立起乡土民众自身主体意识就显得尤为迫切，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习惯于代民众立言，却没有真正赋予民众以适合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主体性。
总之， “中层理论”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种传统史学方法的开端，它试图从破碎的历史缝隙中，从“科学”与“传统”的领域界定中获取思考的灵感，它是否能成为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我尚不能确定，但突破“趋势论”的制约，呼唤“人的再发现”将无疑会成为未来史学的主题。
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衣食住行用等方面)
衣虽然改革开放后，没有了布票，做衣服已经不是很普遍，更多人是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
但是店铺很少。
一个城镇只有一两家百货大楼。
可是现在的商店到处都是，还分出了品牌店,老年店，裤子专卖店等等80年代初，棉布衣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的确良（一种），二合一，三合一。
而如今，各种面料的衣服应有尽有，退了休的棉织衣料也成为最舒适的面料。
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
女主角新颖的时装，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戴太阳镜、留长头发、穿喇叭裤、蝙蝠衫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喇叭裤也因此流行一时。
当然，那时候最普通的还是类似于中山装的的褂子。
现在人们的衣服样式多了，挑选起来更自主了。
当时，虽然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没有更多的钱花在衣服上，衣服的质量也不高，常常是开了线，撕裂了布，洗一洗，鲜艳的颜色也掉了下来。
人们的生活好了，在衣服方面也就更不用愁了，甚至出现了衣服泛滥的情况，看看现在的孩子，哪一个不是一橱子衣服
小结：改革开放以来，服装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思想观念更为开放。
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讲求个性和多变，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强调个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
食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可以说人们将“食”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同时人们也将“食”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
记得在一个小品里，一位老爷爷向他的孙子讲述粮票的故事。
可见粮票是当时解决温饱的重要物品。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物质供应紧张，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
一直到八十年代，粮票还在使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供求走向市场，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
当然，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
时期，粮食、蔬菜紧缺，在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
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人们都有些浮肿。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菜场、超市、大卖场，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
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小结：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到了90年代，不但吃饱，还可以吃好，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深入人心。
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房屋破旧，年久失修，岌岌可危的破旧民居。
一片片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
但房屋内只有床、桌子、椅子等基本家具，看上去简朴整洁，洋溢着和谐宁静。
但住房仍是一个大问题。
9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买得到、住得起”的选择。
这种房屋有独立厨房、厕所，有上下水道的，质量有保障、小区环境优美、购物交通也方便。
如今，扩大，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有高层住宅区，有复式楼，有花园小区，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
住，也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小结：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也可以体会到古人“，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也成为热点，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
行出行，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环节。
买东西，走亲戚，上学，上班等等，时常需要使用一种代步工具。
从最早到的步行，到马车，牛车，再到汽车，火车，无不体现一种时代的进步。
改革开放前，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中国也被称为是自行车王国。
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大都是泥土地，凹凸不平，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到了80年代末，众多，坐火车出现了“买票难，乘车难，运输难。
”并且，速度也非常慢，妈妈在上大学的时候，从济宁坐车到青岛，过了十几个小时才到。
而现在，仅仅需要4至5个小时。
于是，国家开始兴修铁路。
1996年9月1日，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
随着社会的进步，汽车越来越多，于是开始修建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
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
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现在我们看到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人群涌动，车流穿梭。
公交路线增多、设施改善；火车中也加入了新伙伴：，磁悬浮列车也研制出来了，正在普及中；出租车招手即是，私家车也屡见不鲜，地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
不仅如此，车多了起来，道路也更平坦更宽阔了。
出行的方便快捷，只是旅游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小结：随着生活的进步，人们的出行更为方便，虽然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
但这一切，也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必经之路。
在不久的将来，地球在我们眼中会越来越小，周游列国再也不是梦。
生活新变化演讲稿
在农村时： 大米粥、咸菜条就是好饭，逢年过节有饺子和肉，蔬菜是家里园子里种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胡萝卜，当然还都得应季吃，冬天是一缸咸菜、酸菜、酱，大白菜是好吃的； 衣服是大人们的改小的，过年爸妈会给买新衣服； 我家住的据说是太爷爷辈住过的老房子； 搬到城里后： 物资丰富了，但一切供应都要票； 现在： 大米白面随便吃，蔬菜也不限于应季菜，鸡鸭鱼肉只要有钱就能买得到； 年年有新衣服穿，穿得漂漂亮亮的； 十几平米的公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每顿饭都在发愁吃什么换换口味，舶来的吃喝越来越多； 衣服有很多挂在柜子里没机会穿；以前来与今天比较：昨天人们穿着布衣裳，颜色单调，款式单一；吃的粮食、豆制品、猪肉等等都要凭票来限量购买。
除了过年，平时没有新衣穿，没有水果，饮料，零食吃，爸爸以前与爷爷奶奶住的是平房，既拥挤，狭窄，又没有光线，妈妈以前洗衣用搓衣板，既费力，又费衣……现在，变化可在啦
可不是吗
人们穿得衣服合身，潮流，颜色缤纷，一年四季都有，在本地就可以吃到新鲜可口的水果，现在住的房子是楼房，既宽敞又明亮，妈妈洗衣不再费力啦，用得是全自动洗衣机……精神文明建设虚功实做，以开展“五改六进村”活动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民综合素质和城乡文明水平。
长期以来，不少农民仍沿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宗族迷信、乱埋乱葬、超生抢生等现象普遍存在，农村生活环境脏乱差突出。
对此，以“五改”（改厕、改水、改路、改灶、改造村场）为突破口，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六进村”活动———即无神论进村、道德进村、卫生进村、法制进村、科技进村、文化进村，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千家万户，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贯彻到农村基层，走出了一条适应新时期服务农村经济、稳定农村基层、提高农民素质的思想政治工作新路子。
利用广播、电视、板报和召开现场会议等形式，大力宣传改厕的意义和好处，同时通过办试点，让群众亲身体验到改厕的好处。
近几年还投入近3亿元搞好村镇街道硬底化和排污等，建设了一批公共设施，90％的村庄严格按国家和省标准完成了规划。
组织文化、道德、法制、科技进村，向农民灌输“无神论”和遵纪守法的思想观念。
围绕道德进村，各村制定了《文明村民公约》，《村民道德歌》张贴上墙，建设高标准阅报栏；全县农村普遍建立了红白理事会，“妇女学校”、“妇女心连心协会” 等。
围绕文化进村，在“一校四网”（党校）的基础上，村委会干部和村干部都当群众教员，农民接受农科知识教育面达80％以上，并帮助村委会建立图书阅览室，开展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
遂溪县开展“五改六进村”活动以来，人们的法制观念、道德水准、科技文化素质发生许多喜人变化，社会风气日益好转，群众安居乐业，文明新风扑面。
目前全县共有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5个，市级50个，县级350个，镇评文明户、文明家庭30500户，开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寻找关于西安的历史典故
财神”赵公元帅故里 赵公明是我国民间颇具传奇色彩的“财神”，在大陆、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备受尊崇。
据史载及传说，赵公明（即赵公元帅，西周时代人）出生羽化均在西安市周至至集贤镇赵大村（因赵公明曾官居大夫而得名）。
清《周至县志》载：“财神赵公明，赵大村人，村中有赵公明墓。
”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光绪戊子年（1881年）曾先后对赵公明墓进行修葺，其建筑风格保留了明清时代的特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年来，众多炎黄子孙特别是港澳台、东南亚地区的仁人善士、商界代表多次来赵大村财神故里进香朝拜，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梨 园 中华梨园历史悠久，梨园艺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国粹，更是联系海内外华人情感的精神纽带。
承古续今，华清池的梨园文化与温泉沐浴文化两大品牌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热切关注。
华清池温泉馨泉香汤，细腻柔滑，以历代帝王专用、贵妃出浴芳香凝脂的动人故事名冠诸泉之首，赢得“天下第一御泉”的美称。
且与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玉环结下不解之缘，“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六宫粉黛无颜色”，自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以来，华清池作为唐明皇与杨贵妃传奇爱情故事的发生地而家喻户晓。
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及随驾梨园弟子在唐华清宫中开创了梨园艺术先河，后世梨园弟子将唐明皇奉为梨园鼻祖。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唐华清宫遗址区域内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将唐玄宗与杨贵妃教习梨园弟子演练歌舞的场所唐华清宫梨园恢复和建立起来，这是目前全国仅存的3座梨园遗址中唯一展出的一座。
华清宫不仅仅是唐代梨园弟子活动的重要场所，也堪称是中国戏曲的发源地。
关中八大怪 当你畅游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烙下了历史的印记，散发着强烈的文化魅力。
而给人印象更深刻、震撼更大的，却是流传在民间的民谚“关中八大怪”。
它所展现出的关中民风、民情、民俗，历史的印记更深刻，文化的沉淀更厚重
第一怪 房子半边盖关中农村的房屋，如同把双坡形式的房屋从中间一刀切开，背面是从屋顶到地面的一堵高墙。
另一面是斜坡的屋面，这名独特的“半边式”建筑，堪称一绝，在国内其他地方是罕见的。
第二怪 头帕头上戴关中一带的中老年妇女都喜欢头上顶一幅大手帕。
手帕前边的两只角打成两个“结儿”用发夹别住，后面的两只角任其飘拂。
戴手帕的目的，既可以防止太阳直射头顶，同时也起到了防尘的效果。
第三怪 面条像腰带关中面切得特别宽，人称“裤带面”，虽说有点夸张，但其宽度也有15毫米，长的一条可盛一海碗，饭量大者“一条”足矣。
饭量小的就不敢问津了。
第四怪 锅盔赛锅盖锅盔是一种形如锅盖的发面饼，草帽大小，足有10斤重，吃时切开，可一连吃好几天，而且炎夏半月不变味，隆冬百日不变质。
相传，女娲在骊山“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死后被尊为“骊山老母”。
为了缅怀这位造福人类的女神，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女娲生日这天，人们都要烙饼纪念。
饼烙熟后，先向房上扔一张，叫做“补天”；再往地上扔一张，叫做“补地”。
既是补天补地之饼，当然就越烙越大了。
第五怪 油泼辣子一道菜油泼辣子是关中人家的看家菜肴，不论是拌面夹饼，还是啜粥吃馍，都少不了它。
西安传统风味名吃羊肉泡馍，之所以成为“名吃”，关键在于油泼辣子。
故有“无辣不下饭，无辣不成席”之说。
人们都知道四川、湖南人最爱吃辣子，殊不知关中人把辣子视命根子。
第六怪 唱戏吼起来唱戏，指秦腔。
其特点是高昂激越、强烈急促。
尤其是花脸的演唱，更是扯开嗓子大声吼，当地人称之为“挣破头”，外地人开玩笑：“唱秦腔，一是舞台要结实，以免震垮了；二是演员身体要好，以免累病了；三是观众胆子要大，以免吓坏了”。
吼戏者，脸红脖子粗，吼得“走火入魔”，但只要观众叫声“好”，这吼戏者的高兴程度不亚于获得什么大奖，人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秦腔，听起来“过瘾”“解馋”“燎得太（好极了）。
”第七怪 碗盆难分开陕西人（老陕）吃饭，喜欢用一种耀县产的近1尺的白瓷青花大碗，当地人称为“老碗。
”这种老碗甚至比小盆还大，所以往往碗盆难分。
在关中农村，每到吃饭时，村头、庄前、树下，男人们就端着大老碗（一碗汤饭外加两块馍足有六七两），蹲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边吃饭边拉着话，这就是有名的“老碗会”。
在农村，人们劳动强度大，干活出力多，吃饭也多，所以出门用老碗盛一碗就够了，不用再回家去盛饭，省了不少麻烦。
第八怪 有凳不坐蹲起来关中人平时宁蹲不坐，村头树下，房前屋后，大人小孩吃饭、抽烟、下棋、玩扑克、听故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就连大姑娘、小媳妇，也都在一块儿蹲着做针线、聊家常。
可以说，关中人的“蹲功”是练到家了
风趣方言方言、俚语是在千百年的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形式。
陕西方言在唐代时达到鼎盛，上至皇帝、妃子、大臣，下到黎民百姓、国外使节均说陕西话。
文化艺术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在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汉唐两代尤为突出。
悠久厚重的西安历史文化，不仅蕴涵着丰富的文物资源，同时衍生出一批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形式，如地方戏曲、长安古乐、民间工艺、风俗文化和特色饮食等。
其中地方戏曲不仅有被誉为戏剧鼻祖的秦腔，还有眉户、碗碗腔、皮影戏等。
民间工艺有泥塑、剪纸、户县农民画等。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成为西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西安的文化艺术人才阵容庞大。
如文学界的陈忠实、贾平凹，美术界的刘文西、王西京，书法方面的钟明善、吴三大，音乐方面的赵季平等。
艺术表演方面，先后涌现出戴春荣、李梅、李东桥、李岚、侯红琴、齐爱云等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的年轻演员；张艺谋、郭达、李琦、尤勇等一批艺术人才也是从西安走向全国的。
文化形式色彩绉呈。
由于历史文化的滋养，秦腔、书法、绘画、影视、泥塑、剪纸、社火、民间工艺、皮影等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艺术风格、艺术魅力。
秦腔秦腔是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地方戏曲，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最大剧种。
因此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以梆击节时发现“恍恍”声）。
它的发源和成长虽无十分可靠的材料考证，但大体上可以肯定，它是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这一地区就是周代的“秦”，直到现在，人们还都习惯称之为“秦”，“秦腔”也就以此而得名。
长安古乐长安古乐又称西安鼓乐、长安鼓乐等，是唐代宫廷的“唐大曲”，自唐朝至今已流传逾1300多年，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并保存最完整的大型民间器乐乐种之一，被誉为“古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千年以来，长安古乐在我国乃至世界广为流传，我国南方的“南音”和日本的“雅乐”中，都能听到长安古乐的遗韵。
长安古乐流传至今有文字记载、有乐谱相传的曲目近500首，类别可分为4种：古代佛教音乐、古代道教音乐、唐代宫廷音乐、民间祭祀喜庆音乐。
长安乐舞长安乐舞也称仿唐乐舞、唐乐舞，是中国古代盛唐时期的一种乐舞，兼收西域众多少数民族及国外文化之精华，充分体现了盛唐王朝百国朝贺、民族交融的鼎盛景象和风土人情。
唐乐舞气势磅礴，场面壮观，集诗、词、歌、赋于吹奏弹唱，融钟、鼓、琴、瑟于轻歌曼舞。
乐曲高亢悠扬，动作舒展流畅，服饰华丽多姿，堪称历代歌舞之最。
“仿唐乐舞”被誉为中国第一台仿古乐舞，自1982年9月推出以来，至今已在陕西省演出近2万场，出访过世界上的40多个国家，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国家首脑和go-vern-ment要员。
从1987年起，陕西歌舞大剧院与国旅合作，将自己多年创排的《仿唐乐舞》《长安乐舞》《秦风古韵》中的精彩部分重新加工，在唐乐宫以全新阵宫推出一部精华浓缩的《仿唐乐舞》，舞美、服装、布景、乐器均焕然一新，获得极大成功。
皮影西安地区的皮影在全国久负盛名。
此剧种最早见于宋代，13世纪传入东南亚各地，18世纪传入欧洲。
皮影的表演形式是将刻有图案的皮影透过灯光，映现出剧中的人物或背影。
因皮影表演仅限于平面，人物形象只能以侧面表达，故对皮影的磨制、造型和雕镂都有极高的要求。
常常只用几根线条，就把剧中生、旦、净、丑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形神兼备。
一张皮影不仅是表演的道具，也是一件独具风格的艺术品。
鄂州市简介
鄂州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蛮荒时代的鳄鱼部落到今天的中国中部地标城市，历经了数千年的变迁。
千百年来，鄂州的先辈们用勤劳的双手，在这片丰饶的大地上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今天的鄂州地级市，是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湖北省辖中等城市。
鄂州市组建之初包括鄂城区和黄州区（1987年划归黄冈市）两个直辖区和华容、长港、程潮、梁子湖四个派出区，目前辖鄂城区、华容区、梁子湖区三个县级区和国营长港农场、湖北省葛店开发区，以及古楼、樊口、西山、凤凰等四个直管街道办事处。
鄂城区辖泽林、杜山、新庙、燕矶、汀祖、杨叶、花湖、碧石渡、长港、沙窝等10个乡镇；华容区辖华容、庙岭、段店、临江、蒲团等5个乡镇；梁子湖区辖太和、东沟、沼山、涂家垴等4个乡镇和梁子岛生态旅游区；葛店开发区辖葛店镇。
鄂州市是全国著名的“百湖之市”、“鱼米之乡”，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驰名中外的“武昌鱼的故乡”，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理鄂州概况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地处东经114°32′―115°05′,北纬30°00′―30°06′，西接“九省通衢”的武汉，东连“矿冶之城”黄石，北与革命老区黄冈地区隔江相望，南同咸宁地区濒湖毗邻。
这里曾为东楚鄂王都邑、三国吴王故都，是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
鄂州全市总面积1504平方公里，整个版图轮廓呈“三叶型”，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间低平；最高点为四峰山，海拔485.8米，最低点为梁子湖，海拔11.7米。
鄂州市境内有大小湖泊133个，水域面积65万亩，是中国著名的“百湖之市”和“鱼米之乡”。
其梁子湖为全国十大名湖之一，方圆300多平方公里。
历史 鄂州历史悠久，自春秋战国以来，始为东楚首府，继为鄂邑、鄂郡、鄂县，其间两度为帝王都城。
三国时期，东吴立国60年，鄂州作为其国都和陪都，其先后达45年之久，与建邺（今南京市）并称“东都”和“西都”。
两晋迄于宋辽，鄂州时为郡治，时为州府，始终是长江沿岸的政治和军事重镇。
在历史上，鄂州是鄂东南的重要商埠，亦是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人文 鄂州人文荟萃，英俊辈出。
楚国熊渠、东吴孙权、东晋陶侃等历代王侯重臣，或承封袭爵，或建都驻跸，都曾在这片土地上金戈铁马，纵横驰骋，鄂王城、吴王城、点将台等故址遗迹，都记载着他们在鄂州的文治武功。
唐代李白、北宋苏轼、元代丁鹤年等文骚首领，或结庐隐居，或慕名游历，都曾在鄂州挥毫濡墨，舒喉放歌，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诗词歌赋。
《武昌钓台篇》、《武昌西山诗》、《松风阁》等古诗词，饱含着他们对古武昌今鄂州的殷殷深情。
尤其在近现代，鄂州更是人才辈出，为中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热血男儿彭楚藩、吴兆麟为代表的革命先烈，在辛亥革命中首举义旗，为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而血洒江城；以进步青年范鸿戢、刘伯垂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积极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参与创建了北京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
还有“曾门四学士”之一的晚清书坛宗师张裕钊，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女活动家张金保，中国近代气功武术教育家万籁声，中国现代话剧事业的拓荒者万籁平，全国战斗英雄赵怡忠等，他们如同灿烂的群星，为鄂州历史增添了光辉的异彩。
[编辑本段]【气候】 鄂州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位于中纬度地区，季风气候明显，冬冷夏热，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五霜期长。
严冬暑期时间短，主要灾害天气有暴雨、干旱、大风、冰雹和冰冻等。
【春季】（3至5月中旬）气候特征： 升温快、雨日多、天气变化剧烈。
【夏季】（5至7月上旬）气候特征： 初夏：暴雨多、湿度大、雨量集中。
盛夏（7月中旬至8月）后：晴热少雨、高温高湿，日照强，蒸发大。
【秋季】（9至11月）气候特征： 秋高气爽，晴多少雨。
秋季是夏季向冬季过度的季节，北方冷空气迅速南夏，本地常受单一的冷 气团控制，气温比较稳定，有利于秋收秋播。
入秋后，气温下降比较快。
【冬季】（12月至次年2月）气候特征： 寒冷少雨，气候干燥，以偏北风为主。
寒潮过后天气回暖时，早晚有霜冻现象。
【气温】 本市年均气温17.0℃，为鄂东地区最高值。
【地温】 本市地温的变化同气温一致，也系冬低夏高，最低月在元月，最高月在八月。
月际变化与气温一 样。
随着深度的增加年平均地温基本无变化。
【降水】 本市年平均降水量为1282.8毫米，年际变化大。
本市降水量的地域分布特点是：西北部略多于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介于量者之间。
【风】 本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节气候十分明显，秋、冬两季主导风向是偏北风，春、夏两季主导 风向是偏东风。
【日照】 本市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03.7小时，平均每天5.5小时。
本市年平均日照率为45%，为鄂东地区高值区。
[编辑本段]【交通旅游】 【交通】 鄂州地理位置优越，在长江流域处于“得中”地位。
东去上海，西上重庆，水路距离都在1100公里左右。
万里长江依市而过，境内江岸线长达90公里，有大小港口5座，江海直达，常年可泊5000吨级轮船。
106国道纵贯市区南北，武（昌）九（江）铁路、316国道和宜（昌）黄（石）一级公路三线并行，横穿鄂州东西。
这种“江湖海直通、水铁公联运”的优势，使鄂州得以成为鄂东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
宁（南京）汉（武汉）渝（重庆）光缆数控通讯工程的开通，又使鄂州成为鄂东南地区的通讯枢纽。
鄂州基础设施完备，通讯、供电、供水条件完备。
【旅游】 鄂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城市。
东汉以前为鄂邑、鄂郡、鄂县。
三国时吴王孙权在此建都，改称武昌。
此后，鄂州或为郡治，或为州府，始终是长江中游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
鄂州是一座风光秀丽的城市，是长江之滨的旅游城市，山、水、城浑然一体，以西山、梁子湖、洋澜湖为主体的山水自然景观，以“怡亭铭”摩崖、吴王城、观音阁为重点的古迹景观，以孙权、元结、苏轼等历史名人的遗迹为代表的人文景观，以及以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古灵泉寺为标志的佛教景观，是国内有名的“古铜镜之乡”的发祥地。
遍布全市各地，使鄂州成为“三国旅游线”和“长江旅游带”上的重要城市，成为湖北楚文化旅游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概况】 鄂州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座新兴工业城市。
是鄂东“冶金走廊”、“服装走廊”、“建材走廊”的重要支撑，形成了以冶金、服装、建材、医药、化工、机械、电子、轻工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是湖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和鄂东的商品集散中心。
【基础设施】 通 讯：15万门程控电话与国际国内联网，图文传真、移动电话等现代通讯设施齐备，特快传递及一些高速优质的邮政服务一应俱全。
供 电：鄂州地处华中电网中部,电力供应充足，市区现有220千伏、110千伏变电站各2座。
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的鄂州电厂第一期工程60万千瓦已建成发电。
供 水：市区建有自来水厂两座，日供水40万吨。
其 它： 鄂州市是全省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市区内各类银行和证券机构齐全，拥有6座公园、游园，8个大中型购物商场，30多家宾馆，其中三星级以上宾馆4家。
【开放】 鄂州投资环境优越。
198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鄂州为乙类对外开放城市。
1988年，湖北省为扩大对外开放，实施“在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批准鄂州为全省的“经济改革开放试验区”。
鄂州是湖北省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国家确定的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口岸，是湖北省唯一的“经济改革开放试验区”，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二十佳开发区之一，湖北省红莲湖旅游度假区、花湖民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
近300多个中外合资项目已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开花、结果，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建立了经济技术文化关系。
1990年，省政府又把“湖北省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放在鄂州市葛店镇。
因此，鄂州实际上成为湖北省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对外开放几年来，鄂州紧紧抓住“两区”建设的有利机遇，积极扩大开放引进，先后同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建立子广泛的经济、技术、贸易和文化交流联系，与美国俄亥俄州玛瑞塔市和日本三条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大批外商和港澳台商纷纷来鄂州投资，“三资”企业逐年增加，外向型经济比重也日趋增大。
【资源】 鄂州矿藏资源丰富，发展冶金、机械、建材等产业具有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已探明的地质资料看，计有铁、铜、钴、金、银等金属矿数十种和沸石、膨润土、珍珠岩石等非金属矿30余种，其中尤以铁、铅矿藏储量大、品质好。
早在3000多年前，鄂州先民就大规模地开发地下矿藏，并发展了冶炼事业，史称“冶石为器，千炉齐设”。
三国时期，鄂州的金属采炼、瓷器制造、铜镜加工和造船业就相当发达，是长江中游著名的矿冶古城和手工业中心，又是“古铜镜之乡”。
闻名于世的“铜绿山矿冶遗址”实际上就是鄂州先民的杰作。
宋乾德5年（公元967年）割武昌三乡置大冶县，将今黄石、大冶一带都划了出去，矿产资源亦随之划去不少，但在这方面仍有优势。
【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从鄂州的资源优势出发，对鄂州进行了重点投资开发建设，相继兴办了一批重点企业，其中包括武汉钢铁公司的重要矿山-程潮铁矿，湖北省最大的地方钢铁基地鄂城钢铁厂，国内有名的立窑水泥厂-鄂城水泥厂。
今日鄂州已是鄂东“冶金走廊”和“建材走廊”中的重要一环。
1983年鄂州市成立以后，在巩固提高冶金、建材、机械等基础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了食品、纺织、服装、轻工等新兴产业，从而逐渐成为产业结构比较协调、产品布局比较合理的新兴工业城市。
已动工的装机容量120万千瓦的鄂州电厂建设起来后，鄂州又将为鄂东南的重要能源基地。
以钢铁为主体的冶金工业，以服装和纺织为主体的纺织工业，以陶瓷、水泥和新型建筑材料为主体的建材工业，以机床、模具和汽车零部件为主体的机械工业，以锶盐、化肥、精细化工为主体的化学工业，以食品、造纸和日用消费用品为主体的轻工业，以新型抗生素、生化药品、中成药为主的医药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 以高新技术装备的电子通讯、生物工程、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
编辑本段武钢程潮铁矿概述 武钢潮铁矿是中南地区矿藏资源最丰富、生产规模最大、技术装备最新的地下开采矿山，生产规模在全国同类矿山中名列前三位，是武钢重要的矿石生产基地。
40多年来，程潮铁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自我超越和提升，如今步入了生产发展的快车道。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我矿坚持以“凝聚人心、加快发展、争创一流”为指导思想，抢抓机遇，科学发展，坚持走矿石产品深加工之路，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兴建了年产120万吨、具有国际先进工艺的现代化球团厂，并于2005年实现达产；矿山技术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技术装备有了较大改观，产品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生产经营呈现跨越式发展，企业管理迈上新的台阶，竞争力明显增强，改革发展势头强劲，在武钢矿山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有力提升。
同时，围绕矿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中心，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较好地发挥了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矿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湖北省文明单位、省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省厂务公开先进单位、省“三五普法”先进单位、鄂州市最佳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矿党委多次获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公司先进党委称号。
【农业】 鄂州农业向称发达，是名副其实的江南鱼米之乡。
全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由丘陵、平原、湖区组成，尤以湖泊众多而著称，号作“百湖之市”。
市域内，湖泊、库塘星罗棋布，港汊沟渠连成网络，共有水域面积近50万亩，可养殖面积30多万亩，适于养鱼、育蚌、植莲，是驰名海内外的武昌鱼的故乡。
鄂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过渡区，四季分明。
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具有发展种养业的良好条件。
全市有稻、麦、豆等农作物品种200多个，银鱼，胭脂鱼、螃蟹等水生动物100余种，莲、菱、芡实等水生植物20多种，猪、牛、羊等畜禽品种近百个，杨、柳、松等树木数百种，主产粮、棉、油，也是湖北省珍珠、螃蟹、茭头等农副产品的重要出口基地。
鄂州集镇稠密，计有大小集镇78个，平均不到20平方公里就有一个。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鄂州的乡镇企业有了迅速发展，已吸收五分之二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工业化、乡村集镇化已成为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并已初步形成“以市带镇，以镇带村，城乡并进，共同繁荣”的局面。
“四荒”开发，粮、油、果树、蔬菜、花卉等农作物优质高新品种、新技术开发，蔬菜、花卉无土栽培系列化生产，优良种畜种禽、水产苗种繁育，名特优水产品养殖，粮食、蔬菜、水果、肉食品、水产品贮藏、保鲜、干燥、加工新技术、新设备。
市树：樟树 市花：梅花
余纯顺简介
旅行家、探险家余纯顺 余纯顺(1952－1996年)，鄂州人，出生于上海，职业探险家。
他的理想是走访遍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56个民族主要的聚居地。
1996年6月，余纯顺在徒步穿越罗布泊沙漠时悲壮遇难，最终没能走出中国探险家的宿命。
有“中国的托马斯”、“当代徐霞客”之称的余纯顺是一位罕见的传奇人物。
他自1988年7月l日起开始“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至1996年6月像“倒下的铜像”在罗布泊遇难。
8年间克服千难万险，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走访了33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点，完成了59个探险项目，总行程已达8.4万华里（接近了阿根廷人托马斯的9万余华里世界纪录），其中尤以他前后用一年半时间，冒着泥石流、雪崩、高原反应等不断穿越海拔五千米左右的“生命禁区”，创下人类史上第一个孤身徒步考察“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纪录而震惊海内外。
他沿途写下数百万字日记、游记，记录了祖国各地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成为反映国情民情的珍贵资料。
拍摄照片8千余幅，为沿途人们作了150余场题为“壮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
出版了2卷，及、、等书。
在余纯顺勇闯罗布泊献出生命后，他的老父亲余金山一夜白头，毅然决定在古稀之年孤身徒步十万里，挑战世界吉尼斯记录。
他在自己的名片上题诗：“纯顺热血洒神州，生命壮志死未酬。
子业父承续新篇，古稀金山继续走。
挑战时机吉尼斯，不达目的死不休。
父子双称徐霞客，显我民族更风流
” 余金山出生于1929年5月30日，湖北省鄂城人，上海电器成套厂退休职工，著名旅行家、探险家余纯顺之父。
年已古稀壮心不已，为激励年轻人及子孙后代奋发向上，自费争取实现“孤身徒步漫行全中国”之壮举，于1993年5月8日从上海出发，计划环绕中国一周，返回终点站——上海。
余纯顺在罗布泊的最后日子 - 彭戈侠- 著名探险旅行家余纯顺，在新疆罗布泊不幸遇难所引起的震荡，至今余波未息。
本文作者当时经历了陪同、找寻、安葬余纯顺的全过程。
今年元月和二月，又两次进入罗布泊，凭吊了长眠在干涸湖盆中的余纯顺墓。
1996年6月18日，的消息，被（海外版），、等家报纸，以“新华社6月18日电”的电头登载。
一．罗布泊又起疑云 1、初识余纯顺 初次见到余纯顺，是在1991年深秋。
当时他第一次来新疆，途径库尔勒市时，就住在位于市中心的楼兰宾馆。
我只知道他是一名旅行家，仅此而已，后来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报纸、杂志、电视。
直到1996年5月22日，我才第二次见到了他，并开始了至今令人刻骨铭心的一段交往。
余纯顺这次来新疆，主要目的是实施他孤身徒步走访全中国探险计划中，徒步穿越罗布泊的项目。
库尔勒人以惯有的热情，迎接他的到来，楼兰宾馆对他的食宿予以全免。
余纯顺穿越罗布泊探险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我们的配合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我们协助他制定了穿越罗布泊以及米兰至敦煌两个方案，确定了行进线路。
同时，根据罗布泊的气候特点，极力劝阻他改换季节，以使穿越活动更具成功把握。
我们提出：穿越罗布泊，应在九、十月，那时恰好可以避开高温和大风天气。
余纯顺回答说：“九、十月份，要去南疆的麦盖提县训练骆驼，然后孤身横穿（由西向东）塔克拉玛干沙漠。
“另外，这次穿越罗布泊活动，将有上海市电视台摄制组随同作追踪拍摄。
他们一行稍后即到库尔勒市。
日程安排已经不可更改。
”余纯顺接着说。
5月31日一早，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室主任编导宋继昌等4人组成的摄制组抵达库尔勒市。
这时，5月27日余纯顺制定的“孤身徒步纵穿罗布泊日程及上海电视台追踪拍摄日程表“，已经正式打印成稿。
摄制组还在乌鲁木齐时，余纯顺便于5月28日下午由库尔勒出发，徒步前往172公里外的兵团农二师32团场了。
在谈到此行的目的时，余纯顺说：“前几个月一直忙于整理日记和写稿，很少活动，更谈不上走路了。
走这百多公里路，一来可以做穿越罗布泊前的“热身”，二也使我适应一下塔里木周边地区的气候、环境，为十月份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准备”。
他最后充满自信地说：“我这可以说是‘小试牛刀’，胜率在百分之百
” 5月29日下午17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袭击了库尔勒市以南地区，我们很为余纯顺担心，因为沙尘暴掠过的地方，正是32团及其邻近的另外几个团场和尉犁县。
6月2日上午，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党委宣传部，在楼兰宾馆五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余纯顺在会上慷慨陈词，表示了穿越罗布泊的决心。
自治州人寿保险公司为余纯顺、上海市电视台摄制组、陪同以及两位司机共10人，免费提供了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人身保险。
6月4日，余纯顺穿越罗布泊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石油物探局地调三处提供“奔驰”沙漠车二台，车上配有电台；购买了夏季常用药品；号称“沙漠王”的退休地质工程师、年过花甲的赵子充，被请来担任前进桥至土根段的向导。
我的任务是陪同余纯顺一行，由库尔勒经营盘到前进桥，并全程服务。
购置的其它物资有：矿泉水100箱、八宝粥720听、方便面1500包、水果及肉类罐头10件、馕饼300个、蔬菜200公斤，另有大量即付食品。
有关单位为这次活动，免费提供了发电机一部，摄制组自备卫星导航仪三台。
二、走向罗布泊 6月6日，是余纯顺及摄制组进军罗布泊的日子。
路线为自西向东南。
即由为尔勒出发，经胡杨沟、营盘、老开屏、前进桥、龙城雅丹群、土垠后，进入罗布泊湖心。
上午，为积极配合上海电视台对穿越罗布泊行动的连续报道，余纯顺把一份新闻稿和线路草图稿，以传真发往上海，并同远在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
随后，他把不便携带的一些书籍、资料捆扎好，连同部分摄影器材一起，装入一只约一米见方的大纸箱，委托友人保管，忙的不亦乐乎。
下午13时30分，余纯顺纵穿罗布泊壮行仪式，在楼兰宾馆新楼前举行。
当地旅游局、人保公司和宾馆的领导，为余纯顺和我们9人胸前佩上了大红花。
几名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蒙古族的姑娘，依次为我们敬献了“上马酒”。
名界代表人士先后讲话，预祝我们一路顺风，预祝余纯顺孤身穿越罗布泊成功。
热烈的气氛显然震撼了他。
烈日下的余纯顺，自称除饮少量啤酒，从不沾白酒的他毫不推让，几碗酒喝下，已是满脸通红，激动的心情，流于言表。
他站在话筒前，汗水夹着泪水不住的从脸上滴下。
面对着百余名与会人士，他再次表示：一定能顺利实现穿越，打破6月份不能进入和穿越罗布泊的神话。
大家对此抱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下午15时30分，余纯顺和我们9人，分乘两台沙漠车，驶离楼兰宾馆。
余纯顺意欲征服罗布泊未料却魂归罗布泊悲壮的一幕，从此刻起，正式启开。
汽车的轰鸣声再次打破了库鲁克塔格山的沉静。
车身卷起的冲天尘土如同浓雾，刚刚聚拢又被燥热的风吹得无影无踪。
烈日象一团火球高悬在我们的头顶，汽车驾驶室里闷热难当，坐在前排司机老张师傅一侧的余纯顺，不住用毛巾拭去头上和脖胫上的汗水。
我们几个人坐在后排，也是闷热难耐，于是干脆脱的只剩条内裤，即便如此，仍然汗流浃背。
当天晚上9点多，喘息未定的汽车停在了库鲁克塔格山南坡冲积带上，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决定在这里扎建营地。
经过6小时近200公里的颠簸，大家实在不愿多走哪怕半公里了。
这里遍布一丛丛、一簇簇的麻黄草和梭梭柴成了蚊子、飞蜢栖身的好去处。
夜幕降临时，它们成群结队向我们袭来，胳膊上、腿上很快被叮起了包，大家只好躲进闷热的帐篷里。
6月7日一早，每人吃了一包方便面，我们又迎着初升的太阳上路了。
在车上，余纯顺得意得地说：“我有一位朋友，是位报社女记者，她写了篇关于我历时八载走中国的文章，据她自己讲已经替她挣了三千多块钱稿费
”有人调侃说：“余老师你已经成一棵摇钱树了
“话音未落，就觉车身往右后方猛地斜了下去，停车后，才知道右后车胎扎入了一块长形的利石。
乘着换轮胎的功夫，摄制组抓拍了一些余纯顺在沙丘间孤身徒步的镜头。
重新上路走出96公里后，我们到了孔雀河岸边的老开屏。
这里有成百上千间废弃了的部队营房，从丢弃的废品看，这里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医院，另外也驻扎过汽车分队。
有人说，老开屏是取孔雀开屏之意，其实这个地名同元宝庄（原爆庄）等地名一样，是老一代军人创建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后，为纪念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所起的地名。
在一处空地上，停有西北石油地质局一部宿营车，一位只穿一条裤衩，浑身被晒成紫铜色的小伙子是这里唯一的老住户。
他告诉我们：马上要进行原子弹试验，最近东边正在清场，劝我们不要进去，以免白费周折。
每逢试验，必是清场，这一贯例我们都很清楚。
后退的确于心不忍，大家商量后，一致同意按原定计划行动。
在这里吃过午餐，我们继续往前进桥方向进发。
在这后一百多公里沿途中，遍布部队遗弃的营房、若干简易机场、巨大的工事，从这些断壁残垣上，我们只能遥想当年这里升腾过的数十次耀眼的辉煌
疾驶13个小时，里程表显示出我们只走了250公里。
在快要到达二号营地时，不料装载食品物资的一台车， 不留意一下陷入了烂泥中，卸下车上的全部物资，几经挣扎后，总算开了出来。
这个营地距著名的龙城雅丹群仅仅5公里，但是夜幕降临，加上方向极难辨认，我们只好很不情愿地在这里扎下了二号营地（E：90°02`，N：40°49`）。
龙城位于孔雀河下游，属孔雀河下游雅丹分布区。
连同楼兰古城一带的雅丹在内，其长度东西为40公里，南北宽约160公里，面积约1800平方公里。
6月8日早晨，我们来到了龙城。
往南望去，只见密集分布的雅丹群正反射着朝阳的金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千雕万琢，使得这些毫无生命千年不语的风蚀土堆群，呈现出万千仪态。
其气势之恢宏、神厅与壮丽，令人惊叹不已。
在这里，余纯顺精神异常亢奋。
面对摄像机，他激动的说：“我到过新疆许多地方，只有龙城充满了辉煌的诗意。
”“迄今为止，到过和将要到罗布泊的上海人，一个是彭加木，一个就是我（注：彭加木曾在上海工作过）。
如今，彭加木已经魂归大漠了，而我，只有我余纯顺，一定能征服罗布泊
” 在龙城的拍摄进行了4个小时。
余纯顺意犹未尽，利用拍摄间隙，自己也拍了不少照片。
6月8日是下午，我们经过土垠，踏上了罗布泊干涸不毛的湖盆。
在E90°18`44”、N40°34`34”处向西抵达罗布泊西岸,扎下了第三号营地，往西偏北数百米，便是积满黄沙的孔雀河河道，明天一早我们要小心意义翼翼跨越河道，沿河去楼兰。
准备吃饭时，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告诉我：“老余要准备徒走了。
一条线路是由前进桥至库尔勒，一条线路是从土垠起用3天时间穿越罗布泊，最后到前进桥。
”刚吃过晚饭，余纯顺叫住了我，让我给他提供库尔勒前进桥间的公里数。
查对了我过去每日行程记录后，我把几组数字抄在一份报纸上写好交给了他。
余纯顺边看边说：“老彭，从库尔勒到前进桥这段路，我记的很乱。
再说，个别路段时不时有车辆、人员活动。
如果徒步，需要预埋饮用水，但又考虑这样怕不安全。
”我回答：“明天我要去楼兰，细节问题回来后再说吧。
” 我提醒他：“前进桥到期库尔勒大部分都无路可走，但只要你顺着库鲁克塔格山往西走，就可以到甘羊厂，那里有人又有水，应该没有问题。
” 等吃完饭,除余纯顺外,大家都匆匆钻进帐篷休息了,因为我们在罗布泊湖盆中的行进异常艰苦。
大家早已疲惫不堪。
由库尔勒出发时前两台车的空调就全都坏了，进入湖盆，车外阵阵热风不断刮进车里，加上汽车自身的热度更使每个人都象在被蒸烤，在湖盆中，我们停车，便于摄制组拍摄，头顶烈日，让人顿生毛发欲焦之感。
目极所在，一望无际翻翘着的盐壳，呈现出令人心悸的灰褐色。
盐壳下边是厚可盈尺的青灰色土层，土层下则是洁白的盐块。
天不见飞鸟，地不长寸草，时时处处暗藏着危机，这就是罗布泊。
难怪余纯顺说：“这样的地方，只能用来放原子弹。
”其实，罗布泊曾是一个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的泱泱大湖。
只是沧海桑田，山河臣变，加上近世纪人类活动的干扰，才使它变为眼前这干旱不毛的死亡地域。
据新疆若县志记载：“一九六四年十月上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几天，在罗布泊地区荒原上，我空军巡场飞机意外发现了一群约一、二百人的国民党马步芳、马鸿奎余部残匪。
三天后，这群游弋了十数年的匪徒被接出荒漠。
”试想，如果罗布泊及其周边地带，没有水草，没有野生动物，这帮残匪何以能在这里生存十多年呢
在去罗布泊的途中，我们多次看到受惊吓后狂奔的野羊，多则数十只，少则三、五只。
这说明，至少罗布泊附近还是有生命的。
三、探访楼兰 6月9日8时，我们离开三号营地，由东向西进发，去探访神秘消失近两千年的楼兰。
道路十分难走，5个小时汽车仅仅走了14公里，平均时速仅2.8公里。
这时，我们用GPS测量，还有近7公里路程。
站在孔雀河干河床南岸，虽能看见楼兰城中的佛塔高耸，但雅丹密布，汽车无法再前行一步。
我提出弃车徒步的建议，大家把出发时间定在了下17下时。
虽出发时间还有4个小时，我们赤裸着身子坐在汽车下，苦苦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刻。
在44度的高温下，大家被热的几乎喘不上气来，只好随着汽车的阴影东躲西藏。
殊不知这时的汽车在灼热的阳光强烈照射下，车身也成了强热源，帮不了我们多少忙。
好不容易熬到了17时，我们决定除留下老张、大张两位司机原地留守外，其余8人各背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以及睡袋、相机等，徒步去楼兰。
楼兰被雅丹紧紧包围着，四周遍布黄沙断碛。
常年盛行的东北风，使我们脚下的雅丹沟壑走向同主风方向一致，走起来比我们以前由北向南穿越雅丹去楼兰要省力。
大约两个小时后，楼兰古城被我们踏在了脚下。
来不及休息，摄制组就架好机器准备拍片了。
不料忙中出错，所带电池竟未充电。
宋导提出让我返回司机留守处另取几只。
我说：这里地形复杂，大家都知道，天一黑路上容易走偏方向。
并提出，明天一大早去取，也绝对在光线最好时赶到，不影响拍片。
在一旁的余纯顺听了这话有些激动，大声道：“这次拍片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明天绝对来不及
要说天晚，我不怕，我去取。
两个小时我完全可以打个来回
”最后，赵工提出他去，这才打破了僵局。
事后赵工告诉我们，他们返回的路线偏东北了，怎么也找不着汽车，着急中，我们目送赵工向东奔去， 直到夜里十一点多，看到了两位司机的火堆后，才回到汽车边。
晚上，我在楼兰城西北歪脖子胡杨树下，挖出了1995年11月带考察队来这里时，埋下的三顶帐篷，一些午餐肉罐头。
临睡前在楼兰佛塔南侧平台上，余纯顺兴致勃勃，大谈楼兰的兴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成因。
他说：“塔里木盆地远古时代曾经是汪洋大海，海水甚至淹没过阿尔金山和昆仑山东部。
由大海变为沙漠，大概经历了十几亿年。
”他认为，罗布泊一带的雅丹为烈风剥蚀后，成为塔克拉玛干的主要沙漠。
我告诉他，1994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国际大会有结论说：那里的沙子起源于盆地自身。
余纯顺听了以不屑的口气说：“那不过是一家之言
” 10日早上6时，余纯顺便出了帐篷，用正负片拍摄了楼兰城内的“三间房”、民宅、石磨、佛塔、枯死的胡杨以及楼兰城的大全景。
关于楼兰的消亡，余纯顺在日记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水’是新疆南部特别是塔里木河、孔雀河下游社会人类生活和变迁的主要原因，战争和强权解决不了的，征服不了的民族和人类社会，如楼兰古国，自生自灭的‘水’就解决了，因此丝绸之路楼兰、罗布泊皆应从水写起，此外是‘沙’。
” 早饭后,我收拾好行装,独自坐在背囊上抽着烟,这时,余纯顺走来了。
应余纯顺的要求，我给他画了由楼兰至前进桥的线路草图。
此刻以肉眼能清晰看到的楼兰城北烽火台，烽火台西北14公里处的铁塔觇标 ，一一指点给他。
据他讲，由前进桥徒步至库尔勒的计划被摄制组否定了，因此他决定：由楼兰返回土垠徒步穿过罗布泊，经过楼兰到前进桥。
其余人员乘车按原路由土垠折返前进桥接应。
我画给他的这张线路草图，由楼兰城北5公里处的烽火台（19号觇标）、该点西北大沙包上的15号觇标、15号标西北的烽火台、11号觇标连成一条线，全程约18公里。
画好后，又给他做了详细的解释。
楼兰东南及其以北的雅丹分布区，其雅丹同龙城高度20—25米的雅丹相比，相对高差较小，一般不超过4米。
因此，地质专家们标为“皱形雅丹”。
正是这些不算高大的雅丹 ，这条线路上的几个觇标、几个烽火台远看十分醒目。
它们相距4—5公里，一般天气情况下，这几个突兀而立的目标都很容易辩认，最后我告诉余纯顺，“万一找不准要找的点，一定要记住往北走，也就是朝库鲁克塔格山的方向走。
这样，最北部那条干涸的孔雀河，是你必经的，这样再找前进桥就不难了。
” 老彭,我走了八年了。
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经验和实力，从土垠过来到前进桥这段路，我两天半就可以干掉!”余纯顺胸有成竹的说。
上午9时45分，结束了在楼兰的活动，我们就要返回土垠了。
临走前，我们8人把没有喝完的20多瓶矿泉水集中在一起埋在佛塔南侧的土坎中。
时隔近一年以后，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挖出了这些水，可惜水已变质不能饮用，只好带走。
后来全加进了汽车的水箱里。
当时考虑如果余纯顺徒步走到这里后，或许可以用它救急。
其它的生活垃圾收拾装袋后，深埋在城东一公里外的雅丹下。
中午12量30分，大家先后安全抵达司机留守处（E89度58分12.9秒，N42度33分07秒），两位师傅早已烧好了几大盆肉粥，匆匆吃罢我们便开始撤离。
今天的营地是土垠，明天余纯顺将从那里出发，开始他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的装举。
出发前，余纯顺在停车处不远的河岸上，放置了矿泉水一箱，食品一箱，这些水和食物，足够他去前进桥一天路程所需。
随后，在返回土垠的路上，我们每7公里埋6瓶矿泉水，隔35公里埋全天干粮及饮用水。
在湖盆丁字路口，我们停下车来， 摄制组再次拍摄了海市蜃楼景观和地貌，并为余纯顺拍了一些行进中的镜头。
余纯顺在路口以西2 3公里处，放置了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品。
去土垠28公里路段，又设了3个埋水点，沿途的水和干粮均由余纯顺自己用我每次外出带着的那把工兵锹挖坑埋入土中，再以白色塑料袋装以沙土，放在上边作为标识。
为此，余纯顺常说：“老彭，你的小铁锹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 下午18时20分，我们返回了土垠.因为天气太热，无法搭帐篷，只好躲在高台下背阴处等待太阳落下。
几天的熬煎使我们几乎尽疲力竭,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晒的黑里透红。
身上的衬衣被汗浸透了不知道多少次 。
晚上，摄制组在为余纯顺、赵子充两人拍摄了谈话情节后，我们为余纯顺开了个壮行会，来时我们带了一箱（12瓶）“楼兰干白葡萄酒”，这回正好派上用场。
菜很简单，只有几听罐头。
我们几个人围坐一圈，每人依次给余纯顺敬酒，祝愿他穿越成功。
余纯顺似乎有重重心事，以往谈锋很键的他，此时却变得寡言少语。
交杯换盏间，有人劝他放弃徒步穿越计划，也有人提议他择季进行穿越行动。
还有人说彭加木失踪也在6月份，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找水，耽心余纯顺耐不住高温，产生断水的严重后果。
这时早有人按奈不住厉声道：“彭加木又怎么样
我们老余走了8年了
” 听了这话，余纯顺未动色，端起酒杯，一仰脖喝下，然后说：“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 余纯顺的穿越线路，全长约107公里，根据他的行走速度和路况，用3天时间和我们在前进桥会合是很有把握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没有问题。
” 四、行期可知，归期难料 6月11日9时，拒绝车辆、人员随行的余纯顺大步流星离开土垠向南边罗布泊走去。
身上背着的背包里装着他的帐篷、防潮垫、笔记本、睡袋以及西洋参（切片）一盒。
我们目送他，直到他的身影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中，隐没在零星分布的雅丹里。
按原定计划，送走了余纯顺，我们应按原路返回前进桥大本营接应点。
由土垠到前进桥以南大本营全程139公里，全是盐壳下覆盖着虚土、细沙的地貌，而且根本没有路。
汽车要马不停蹄地跑一整天，太阳升起，阳光无遮无拦地直射下来，让人觉得晕晕乎乎，眼前不时出现重影。
在汽车上，宋导对我说：“去前进桥时间推后，下午三点以后追余纯顺，只要他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拖回来
” 中午过后，气温直线上升，至少在45—50左右。
著名考古家，新疆考古所名誉所长穆舜英教授，1979年4月曾进入罗布泊北岸一带，寻找进入楼兰的道路。
她在《神秘的古城楼兰》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里的气候异常干燥…… 虽是四月，但气温已达到摄氏38度至40度，热的人挥汗如雨…… 余纯顺在6月份，硬要只身闯入罗布泊，他的初衷，是要以此行“打破6月中旬不能走罗布泊的说法”。
他在6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宋老师在拍片前曾专程到乌鲁木齐去访问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王炳华及给彭加木开车的王师傅，均说：罗布泊湖心在6月10号最高温度达到75度，十二时到十七时，人只能躲在车底下，根本无法行动，6月份根本不能进……”。
可见他对这里恶劣的气候是事先已有所了解。
午后3时，我们登车了。
发现了余纯顺的埋水点，沿着昨天返回土垠的路，追赶余纯顺。
驶出约8公里，发现他出发后的第一个埋水点停车以后，上海电视台的小孙等和我相继下车，小土堆上装有沙土的白色塑料袋原封未动，小孙拔开土堆向下挖时，挖出了昨天和余纯顺埋的6瓶矿泉水。
很可能这段路他并不觉得缺水，在早上出发时，他裤子兜里一左一右各装了一瓶水。
第二个埋水点是在一丛红柳下，这里扔有两只空水瓶和几只烟蒂。
附近有凌乱的军用胶鞋印和一处坐痕。
下午4时25分，我们终于在湖盆中撵上了他。
里长程表在离开土垠时，显示为3305，此时正指向3338公里。
余纯顺用8个小时，孤身徒步33公里，平均每小时4.125公里
这里距他徒步计划中的第一个宿营补给点还有3公里不到。
我们争先恐后跳下车，围住他问这问那。
只见他满头大汗，汗水浸湿了衣服和背包，黑红的脸庞上，汗水不住的流淌。
宋导关切地问他，身体能不能吃的消
他紧握双拳上下挥动工着说：“我没事的!身体这么结实，绝对没有问题。
从出发到现在，我一次没休息，一气走到这里的。
”“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
我就要打破6月份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
再走两三公里就到第一个营地了，到了以后我就扎帐篷休息。
今天早点睡觉，明天赶早走，你们赶快回吧
”为在黄昏前赶到土垠以北的戈壁上扎营，为后天尽早赶到前进桥大本营节省时间，我们又一次同余纯顺分手了。
临上车时，他说：“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干掉。
”坐进了闷热的驾驶室，只见余纯顺右手挥动着草帽，大声喊道：“咱们前进桥见
”这是他在罗布泊湖盆中，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从此，他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
五、前进桥遭遇沙尘暴 6月12日，天才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
昨晚充电时，摄制组不慎烧坏了一只进口的充电器，听说价值在五万元人民币以上，大家的心情不大好，早饭也懒得做，急急忙忙就上路了。
上午11时45分，我们越过孔雀河上的前进桥，又往南行进10公里，到了11号觇标下的接应点。
余纯顺如无意外，13日将和我们在这里会合，然后一同返回库尔勒。
天气很热， 我们9个人有的坐在汽车阴影里，有的在身子下边铺上破纸箱只穿条短裤躺在汽车底下。
每个人都不住地喊热，不停地喝水，空水瓶扔了一地。
罗布泊是极旱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
在这里水就是生命，纵有黄金万两，也难买清水一滴。
但是光有水喝还不行，必须加入少许碘盐以及时补充体内大量随汗水流失的钾盐。
否则浑身就旬棉花一样绵软，没有一点气力。
日落时分，气温稍稍降低。
我们赶紧取出一顶红、黄、白三色尼龙布帐篷捆绑在耸立于大丘上的11号觇标上。
余纯顺13日朝这个方向徒步走来时，一定能看到它。
搭好了各自的帐篷，简单的晚饭也做好了。
正准备分发饭菜时，刚刚透着光亮的天空，突然间昏暗起来。
它象一口倒置的大锅，半边一片灰黄、半边现出白色。
紧接着一阵掠地风袭来，卷起阵阵沙尘，渐渐形成一堵厚重的“土墙”，直向我们扑来。
沙暴来了
这是一场来势凶猛意想不到的沙尘暴。
我们还没来得及钻进帐篷，铺天盖地的沙尘便随风而至。
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声呼啸，飞沙走石。
汽车很快被沙尘雾吞没，沙粒打在车身上，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
这一晚我始终在帐篷里缩守，其余6人早已飞身钻进了汽车，他们的帐篷全被狂风吹倒并埋入沙中，只好同两位司机在车上过了一夜。
这场咀咒的风，从21时45分刮起，直到13日早晨，仍在肆虐。
我们不由替余纯顺的处境担忧起来。
8时30分，我和赵子充等三人，决定去5公里以外13号觇标下，迎候余纯顺。
11号觇标上捆绑的那顶为余纯顺指示方位的帐篷，哗啦啦发出巨响，我真担心大风会把它撕成碎片。
好不容易来到13号觇标底下，我们三人轮流用望向正南的楼兰方向观察。
大风中我们把身体紧贴在觇标的木柱上，双臂还是不停抖动，望远镜完全失去了功能。
大风裹挟着沙尘带着阵阵闷雷般的响声，不时从耳畔掠过。
成千上万吨的沙子和尘土被风抛向空中，又借助风威，如同雨雾扑面而来，打在人脸上，胳膊上如同针扎一样。
能见度越来越低，10米开外什么也看不
关于建国60周年的征文（500字以上）
1.歌颂祖国演讲稿-腾飞吧,祖 国敲响那一排铜质的编钟，浑厚而清亮的左音右韵由远及近，穿越五千年悠悠岁月和五十三年缤纷花季，在河之洲，水之湄，山之阳，海之滨，泛起层层涟漪，响起阵阵回声，在亿万炎黄子孙的心中凝结一个主题:祖国母亲
我们以《诗经》关睢的歌喉；以屈原《橘颂》的音韵；以古风与乐府、律诗与散曲；以京剧与秦腔、梆子与鼓词唱您历史恢宏岁月的辉煌，唱响您壮丽的山河亮丽的风景。
我们以岳飞的一阕《满江红》，以文天祥的一腔《正气歌》，以鲁迅的一声《呐喊》，以朱自清的一道《背影》唱响您不屈的脊梁与骨气，唱响您不屈的尊严与神圣。
我们以瞿秋白手中的那束野花；以方志敏身上的那份清贫；以杨靖宇腹中的那些草根；以刘志丹胸前的那块补丁；以焦裕禄窗前的那盏油灯；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串脚印，唱响您的坚韧与顽强，唱响您的灵魂与精神。
亲爱的祖国，让我们以采薇采茶采桑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里黄金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飘扬的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里山河浩浩荡荡从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过一队队方红霄——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
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
亲爱的祖国，五千年的蕴涵和积淀，五十三年的扬弃和继承，一个东方巨人到了可以说“不
”可以发言的时候。
您聚集当今世界上最多最广最大的人气和景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和平与发展是您热切表达的心声
您不卑不亢不躁不惊，以坦荡豁达和深邃、闲静，阔步在新世纪的黎明
在“十六大”的东风劲吹中，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正继往开来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2.那一天阳光明媚，万里碧空中点缀着几朵白云，那一天人山人海，每一颗心都激动万分，那一天在那一刻，一个雄浑的声音在天安门响了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瞬间，几百只和平鸽展翅飞向蓝天，几万万人雀跃相拥，喜极而泣。
那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
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每一个人都永远铭记住了这个日子。
但那时的中国已经被连年战争摧残的不成样子，中国的领导人面对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但政府与人民并未知难而退，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了根本好转，期间抗美援朝的胜利，西藏的和平解决这些好消息不断发生，土地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这亦是我国史上一个重要而英明的决策。
虽然经济好转了不少，可我国却仍然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业国，党和中央又因此发展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行的过程中，我国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建换成投产，第一辆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生产，武汉长江大桥，川藏、青藏、新藏公路的建成，第一部宪法的颁布，东北工业基地形成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国开始改变了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
当时的中国经过三大改造之后，政府与人民都雄心勃勃，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更快一些，于是巨大的失误就这样产生了，“超英赶美平常事”“种出的玉米比人还高”“一亩田地收获上万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口号声中开展起来，这一切也带给了全中国人民极大的困难以及灾难性的后果。
紧接着，由于晚年思想偏左，又极为错误的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林彪等人趁机作乱夺权，又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陷入危难中整整十年，再加上美国与日本的仇视、敌对，我们国家曾一度混乱无比。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这一切混乱终于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平息，就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国有企业的改革，我国加快了建设步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东方的雄狮开始苏醒”中国渐渐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的形象，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切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已骄傲的向世界宣布自己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凌的弱国
成功举办29届奥运会，令全世界都领略了着一个文明古国的风采，2008年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也充分尽到了作为一个强国的责任。
今年是中国建国60周年了，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
祖国，您永远充满希望，您永远朝气蓬勃
3.光辉的足迹6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
2009年，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的60岁生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饱经战争沧桑与落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
中国像一只巨龙一样，以一个大国的身份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事业百废待兴，政府和人民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面孔，并没有畏缩，勇往直前，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国民经济，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那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开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开始执行，它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起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极低的。
出行用的自行车，人们叫它“洋马”，点火用的火柴，人们叫它“洋火”，钉东西用的钉子，人们叫它“洋钉”。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见过这些新奇的东西，也不会造，都是从西洋传过来的。
那个艰苦的年代，我没有经历过，但从我看过的资料片中完全能够体会，当时的中国人民依旧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
光阴如水，岁月如梭。
时光来到了2009年，我正在电视机前，收看着中国第三个南极科考站落成的新闻。
又是一个重大成就，我开始浮想联翩，我想起了祖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想起鸟巢，想起了奥运健儿们的英姿，我想起了祖国接连成功发射了神州五号、六号、七号载人航天飞船，想起太空，想起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航天领域举足轻重的一员，我想起了改革开放整整三十年里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年均10%的增幅，想起中国国力，想起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综合国力第六的国家，想起新中国成立的这一甲子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的、不断地提升，想起新中国历史，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光辉的足迹
4.祖国啊，我为你自豪当巍峨的华表，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当雄伟的天安门，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
历史的耳畔，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
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洪亮的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胜利的旗帜，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人民扬起了头颅，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历史凝聚了宏伟，尽情地涂染十月的阳光，这气势慷慨激昂，筑起了一座丰碑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辉煌的纪元，用苍劲的大手，抒写了新中国灿烂的篇章，人民自豪地指点江山。
苦难的母亲，擦去满眼的泪花，露出内心的喜悦由衷地欢畅，祖国豪迈地走向了繁荣富强。
讴歌我们的历史，有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迸发出生命的光芒。
讴歌我们的历史，有四大发明的荣耀，播撒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讴歌我们的历史，有老子孔子的圣明，几千年文明的圣火把我们照亮。
讴歌我们的历史，丝绸瓷器远涉重洋，谁都知道这是来自我们的故乡。
讴歌我们的历史。
那狼烟里冲杀出，兵马俑威武的阵容。
讴歌我们的历史，那雄伟中耸立着，万里长城的刚强。
……讴歌我们的历史，千万年古老的土地，曾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悲壮，那东亚病夫百年耻辱的帽子，终于被我们抛到了太平洋上，我们实现了重整河山的梦想。
六十个春秋，锦绣大地神采飞扬。
六十个春秋，江山如画诗意酣畅。
六十个春秋，轰隆的铁牛梳理着田野的歌喉，翻卷出丰收的喜悦与欢唱。
六十个春秋，贫油的国土拱起钢铁的脊梁，石油井架耸立在沙海大洋中。
六十个春秋，一座座彩虹跨越长江，雄伟的三峡大坝锁住千里苍茫。
六十个春秋，“两弹”的红云刺破天穹，一颗颗卫星遨游太空。
六十个春秋，人民的军队威武雄壮，捍卫祖国的江山铁壁铜墙。
六十个春秋，人民驾驭改革的春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跨越我们的未来，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勃发出震惊世界的力量，光荣和自豪焕发出辉煌的容光。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汇入历史的长河，永远在我的胸中激荡。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精彩神奇的土地上，又一次萌发了腾飞的希望，历史的巨笔将绘出你新世纪的辉煌
关于建国60周年的资料，急急急急急急，要在周五之前回答啊
建国60周年演讲稿又是一个金色的秋天，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遍地金黄，繁华似锦，高楼矗立，煤海流金，大海扬波，长城起舞。
秋天，总给人们带来喜庆，带来诗意，带来遐想，带来憧憬，更带来希望，而今年的秋天，非同一般，更不寻常。
在这美好的季节，从江南水乡到北国边陲，从赣江只滨到拉萨林卡，共和国每一平方公里的热土都浸透着欢欣与幸福，流淌着甜蜜与歌唱。
十三亿华夏儿女以豪迈激越的歌声放飞金色的理想与玫瑰色的憧憬，放飞坚如磐石的信念与对伟大祖国赞美的诗行。
呵，祖国，我的母亲，在欢庆您诞辰60周年之季，我热血沸腾，思绪澎湃。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有多少赞美的歌儿对您歌唱。
6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然而，伟大的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处是日新月异的创造。
到处是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建设的洪流。
我仿佛看见南湖的红船沐浴着太阳的金辉，向今天驶来。
井冈山的红旗，杜鹃笑靥和映山红的壮美像的红霞款款飘来。
宝塔山的热风，延河水的激浪，青纱帐的故事挟着黄河的琼浆，孕育了千万英雄的儿女。
呵，古老的长城挺起不屈的胸膛，奔腾的长江翻卷晶莹的浪花，千里草原回荡深情的马头琴声，拉萨林卡正传来牧民奔向小康的欢歌笑语。
于是，我看到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华夏儿女于天地间引吭高歌。
欢庆祖国母亲60岁的生日，以共和国儿女的名义，向祖国致意，为母亲祝福。
呵，祖国，您如一叶希望之帆，从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驶来；从天山脚下热瓦甫与三弦琴动人的琴声中驶来；从黄河激越澎湃的涛声和万里长江雄浑的船工号子声中驶来；从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的神州5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喜讯中驶来；从城市改革振兴的蓝图和乡村富裕文明畅想曲中驶来。
于是，我看到春风吹进亿万扇幸福的门窗，听到了“春天的故事”响彻华夏大地。
辽阔的海疆飞驶英雄的战艇，西部边陲又腾起冲天的火箭。
漫漫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有过辉煌，有过挫折。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在三代领导人和党中央领导下，众志成城，排除万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振兴中华，壮我国威”的经济建设。
历史告诉我们，告诉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像灯塔照亮祖国的锦绣前程，党中央正带领全国人民努力践行“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美好未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进军中，华夏儿女创造了无数奇迹，在世界民族之林让世人刮目相看。
你看，深圳，珠海，厦门等一批特区掘起座座金山，浦东新区挺起胸膛，骄傲也抒写振兴中华的醒目标题。
钢铁巨龙大京九腾飞南北，展示中国的雄姿。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北京申奥成功，华夏儿女无不扬眉吐气，豪情万丈。
在北京首都，一位年逾花甲的华侨随团参观了北京都市风貌，观看了阅兵部队威武的表演后，热泪纵横。
他感慨地说:新中国现在确实强大了，有祖国做坚强后盾，海外华侨腰杆更硬了，我们身在海外，盼望祖国强大，繁荣昌盛。
聆听老人的肺腑之言，我仿佛触摸到他那颗滚烫的爱国之心。
此刻，我的耳边又回响我的我爱国之心，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雄浑，激越的歌声。
这歌声呼唤着华夏儿女励精图治，创造更家美好的明天。
朋友们，迎着太阳，秋风送爽，让我们站在古老的长城上以一种深情，以一种豪迈，以一种庄严的仪式，端起金杯，痛饮欢庆的美酒，轻轻柔扶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共同祝福我们亲爱的祖国国泰民安，前程似锦。
一篇关于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
我眼中的宋朝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
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
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
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
为什么会是宋朝
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
”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
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
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
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
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
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
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
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
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
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
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
人来客往，买卖兴旺。
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
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
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
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
宋朝对商人很宽松。
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
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
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
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
”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
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
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
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
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
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 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
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t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
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
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
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
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
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
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
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
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
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
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
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
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
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
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
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
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
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
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
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
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
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
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
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
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
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
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
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
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
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
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
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
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
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
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
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
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
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
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
“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
“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
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
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
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
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
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
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
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
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
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
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
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