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医德比医术更重要攻辩攻击性提问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
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
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
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
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
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
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
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
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
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
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
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
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
在当时“客”、“奴”同义。
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
由上可见。
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
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
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
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
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
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
曹操实行屯田。
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
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
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
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
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
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
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
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
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
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
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
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
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
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
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
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
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
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
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
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
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
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
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
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
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
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
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
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
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
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
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
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
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
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
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
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
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
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
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
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
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周，并鼓励他们创作。
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懦法杂用，二者结合。
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
他十分推崇儒术。
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
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
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
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
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
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
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
（刘安志）
告诫人不要以貌取人的话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能只根据外貌来评估一个人的才能、品质和行为。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相学中指看相不能只看相貌，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品德操行，即相心与相德。
《纯阳相法》曰：任是不扬(貌丑)难录取。
其注：胡僧云：休嫌貌不扬，白璧璞中藏。
诚能知美中有恶，恶中有美，相术不减姑布子卿矣。
即是说高明的相士并不以貌取人，而是善于发现璞中之璧。
《鬼谷子相辨微芒》亦曰：执形而论相，管中窥豹也。
不离形，不拘法，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其相之善者也。
《韩非子·显学》曰：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
…．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所言孔子以貌人自嗟失误之事，后世相学家常引为相形必须同时相德的例证。
急需一个五分钟左右关于廉政的演讲稿，要求以身边的他，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的廉政事迹
诚信演讲稿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班的---。
这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诚信》。
要说诚信，咱们先要知道什么是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
诚实，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弄虚作假，不隐瞒欺骗，不自欺欺人，表里如一。
守信，就是讲信用，守诺言，言而有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咱们每个人立身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
咱们第一天跨进校门时都以前说过：我要做一个好学生；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考试规则。
这就是咱们对学校和老师作出的承诺，更是对自我和家长作出的承诺。
但是这天在咱们的身边却有许多诚信缺失的事例，有些同学经常不完成作业，老师催要时，总是说：没带来。
就连没有做完作业这一事实都不敢承认，久而久之，老师、同学都不信任他，就算他真的没带作业，老师同学也认为他没做。
这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也是一种对自我不负职责的表现。
抄袭作业更是愚昧之举，欺骗老师，欺骗家长，自我却是最大的受害者。
一篇漂亮的抄来之作，也许会换来老师的好评，会赢得家长的微笑。
但是，实际上自我并没学到该学的知识，一到考试和实际应用时，便暴露了自我无知的本质，再完美的机会也会成为泡影。
这种人是可怜的人。
一个诚信的人，也是可敬的人。
有这样一则报道，在广州的福利彩票站：有一位普普通通卖彩票的的妇女，经过三次的寻找，最后把为顾客代买的，中了几百万大奖的彩票交给顾客，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赞扬。
并且，从此以后她的这个彩票投注站的生意越来越好，我想这就是诚信的价值所在。
坚信听到这个事例的大家，也会被她这种诚实守信的品德所感动。
虽然，她把大奖送给买主后失去的是金钱，但她得到的却是，无论用多少金钱也换不回的诚信。
应对诱惑，不怦然心动，不为其所惑，虽平淡如行云，质朴如流水，却让人领略到一种山高海深。
诚信——拥有这种闪光的品格的人，是可敬的人。
其实就是这样，诚信是平凡普通的，它没有那闪闪发光的金色外套，也没有娇娆的容貌，它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但它是一盏明灯，当咱们徘徊在真理前方时，正是对诚信的信仰引导咱们走向辉煌；它是一根拐杖，当咱们摔倒在利益面前时，正是对诚信的信仰助咱们在荆棘丛中无畏前行；它是一盆清水，当咱们被浮华弄脏了双手时，正是对诚信的信仰助咱们洗净污垢，净化心灵。
诚信就是三月的春风，是五月的花海，是七月的阳光，是九月的枫叶。
而拥有诚信就像划船人拥有一根船桨；伐树人拥有一把利斧；像雄鹰拥有一双翅膀。
参天古树缘于苍劲的根，挺拔的翠松依靠于不屈的根。
同学们就让咱们小学生从小做起，养成讲诚实，守信用的习惯。
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真真正正的诚信的人
多谢大家，我的演讲完了，参考演讲稿二：诚信，永不凋零的心灵之花（演讲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王丹倩。
这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诚信，永不凋零的心灵之花》。
2004年5月，《扬子晚报》刊登过这样1条新闻：安徽滁州一位50多岁的老农民来到南京，等他打算回家时才发现，口袋里的钱买车票还差5元。
他在南京举目无亲，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向玄武区的一位民警借了5元钱。
5元钱，也许，谁也不会放在心上，更何况是一个被城里人认为素质并不高的农民借去的呢
但是，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农民却将5元钱给这位民警送来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没什么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情节，但它透露出来的质朴，折射出来的诚信，却不能不震撼人们的心灵。
《狼来了》的故事咱们实在听得太多太多了。
然而，因丢诚信而失羊的痛苦教训，你吸取了吗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吸取放羊娃的教训
不好再愚蠢地认为在丢失诚信后还能够再挽回。
难道被狼叨走的羊儿还无法唤醒你的觉悟吗
难道你愿意过那种除了欺骗，还是欺骗的生活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不的话，那么，请你把“诚信”时时放在你心中吧
诚信，是春天的花儿，只有开过花，才会结出完美的硕果；诚信，是建房的泥浆，缺少它的粘合，便不会有牢固的大厦；诚信，是植物的肥料，没有它的注入，就不会有茁壮的绿物。
鲁迅先生说过：“诚信，为人之本也
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诚信，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诚信比荣誉更有时效性
”是啊
诚信，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财富；诚信，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
诚信，像永恒的星辉，独放光彩，出处:,转载请保留。
诚信，以水滴石穿的坚毅渗入人心，诚信，用春风般的胸怀感召着众人
诚信，是耀眼璀璨的阳光，他的光芒普照大地；诚信，是广阔无垠的大地，他的胸怀承载山川；诚信，是秀丽神奇的山川，他的壮丽净化人们的心灵；诚信，是最美丽、最圣洁的心灵，他让人问心无愧、心胸坦荡。
诚信，如此珍重，咱们就应从我做起，从此刻做起，让诚信的种子，在咱们的心田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同学们，让咱们守住诚信的阵地，让诚信之花永远绚丽，永远绽放
我的演讲完了，多谢大家
参考演讲稿三：(家具广告)诚信演讲稿大家好!这天咱们一齐探讨的题目是诚信。
什么是诚信?顾名思义，诚实守信。
大家坐在那里听我演讲，是诚信;商家合法经营，是诚信;人们之间相互平等交往，是诚信。
孔孟之家，礼、义、仁、信;商鞅变法，“徙木为信”。
诚信，作为中华礼貌古国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受到人们的自觉信奉和推崇。
而时至今日，咱们为何又重提诚信?是的，这是正因有许多的事令人骇然：假烟、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假文凭、假职称、假名子……不胜枚举。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失去诚信，必定失去发展的空间，失去坚强有力的支持，失去人格和尊严。
诚信是由诚和信两个概念组成的。
诚，就是真诚，诚实;信，就是守承诺，讲信用。
通俗地讲，诚信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哲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不说明了诚信的重要性。
诚实守信是咱们每个人都应遵守的生活准则。
正因只有以诚待人，别人才会同样以诚相待。
古语说“一诺千金”，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企业经营中，诚信都是最基本的准则。
但是，遗憾的是，此刻咱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见利忘义，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而置诚信与不顾。
如北京电视台“第七日”中所暴光的“假货1条街”，那些商人就完全丧失了这一准则。
因此，我认为提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能够说是切中了时弊，十分重要。
我认为咱们青少年也就应发奋培养自我的诚信意识，从小事做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孟信的人，家里很穷，无米下锅，只有一头病牛。
一天他外出，他的侄子将牛牵到集市上卖了。
孟信回来后十分生气，责备他的侄子不该把病牛卖给人家，并亲自找到买主将钱如数退还，牵回了自家的病牛。
透过历史的烟尘，咱们清楚地看到孟信手中紧紧牵住的绝不是一头生病的黄牛，而是1条健康与高尚的道德纤绳，它将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引入了纯洁的圣地。
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诚信”是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范，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基本素质要求。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全社会各个单元都要坚持以诚为本，以诚立信。
党和国家强调进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具体落实到高等学校就是要坚持依法办学与以德治校并举。
咱们呼唤建立规范科学操作性强的大学生诚信度评价体系。
同时，再好的评价体系也代替不了广大教职员工，学生党员和干部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正因身教重于言教。
现时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实际上具有某种预言的性质。
如果咱们仍然一无所有或者要斗私批修，那么咱们自身尊重性命、财产和自由的意识就仍然沉睡未醒，恰恰是改革开放20年，唤醒了人们内心沉睡的意识，而在醒来时咱们又处于蛋糕尚不够大的年代，因此就有了各种不诚信的纷争，其实背后，但是是个利字也!但这依然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
咱们常常说美国等过国民诚信到比较傻的程度，但百年前美国人也并非此刻这样有诚信，以前美国的汽车旅馆中，手纸、茶杯乃至毛巾的不翼而飞，几乎是家常便饭，在物质财富很丰裕后，这样盗窃细小财物的行为就少得多了。
中国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像福建晋江、浙江温州等等，其地方产品都以前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此刻地方经济和法治发展到必须阶段，他们自我就起来要讲究诚信，并且已经和当年之吴下阿蒙有了天壤之别。
这大概就是咱们所说的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意思吧!诚信对于一个人很重要，对于一个国家则更为重要。
一个不讲诚信的个人是社会的危险品，而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是莫大的悲哀。
因此，咱们中学生更应身体力行，从我做起，这样才能在不久的将来担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言必信，行必果。
”。
著名的海尔集团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在与客户签发合同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公司延误了发货时刻，为了信守合同，公司决定采用空运，为此损失了一大笔钱，却由此赢得了信誉。
总裁自豪的说：“咱们之因此成功，是正因宁可失去所有的财产，也不愿失去信用。
但当今社会中，为了牟取暴利，商家们给猪肉注水，用福尔马林浸泡海鲜，屡见不鲜的假烟假酒，毒大米，劣质奶粉，摧残了多少鲜活的性命!应对那些层出不穷的骗子，防不胜防的骗术，以假乱真的产品，在善良人们无奈与无助的背后，更可怕的，是整个社会诚实守信的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作为未来祖国的主人，咱们应对的是一个新科技、新信息、新体制不断涌现，竞争日益激烈的信息时代。
要想使自我能够适应于这个时代，使咱们的民族立于这个竞争的世界，就务必诚实守信。
你能够没有金钱，能够没有荣誉，也能够没有健康，但你不能够没有诚信，正因诚信是个人的立身之本、民族的存亡之根。
同学们诚信做作业，诚信考试，诚信待人，这是顺应时代的号召，是势在必行的。
兄弟姐妹们，让咱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不好让诚信只出此刻纸上，成为咱们的口头禅，要让它活跃在咱们当中，让诚信无处不在。
同学们，只要咱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咱们的祖国建设将如日中天，欣欣向荣。
待人以诚信，如同一轮明月的清辉普照大地，是诚信，让黑暗变得光明，让世界变得美丽，是诚信，让世界充满生机，让性命充满活力，老师们，让咱们共同来营造一个诚信的世界，感受生活的愉悦与完美，感受世界的宁静与美丽。
我还记得一位老教师以前对我说：“没有诚信，愉悦不长久，地位是虚假的，竞争也是失败的。
”没有诚信的社会，是一个苍凉而荒芜的社会。
咱们诚信待人，诚信处事，付出的是真诚和信任，收获的是友谊和尊重。
这是一份无形的财富，这是一笔沉甸甸的无价之宝。
把诚信作为根基，携诚信上路，咱们的性命之旅会更加多彩!同学们，把诚写在脸上，把信装在心里。
让咱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不好让诚信只出此刻纸上，成为咱们的口头禅，要让它活跃在咱们当中，让诚信无处不在。
同学们，只要咱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咱们的祖国建设才能如日中天，欣欣向荣。
让咱们都做诚信的人，让咱们呼唤诚信的春风吹绿每个人的心田!让诚信之歌唱响整个大地!让咱们张开双臂，敞开胸怀，热烈的拥抱诚信吧!我的演讲到此，多谢大家!选取诚信的去应对生活，让安徒生从一个鞋匠的儿子成为童话王，让爱因斯坦创立了震惊世界的相对论。
可见，诚信是心灵最圣洁的鲜花。
芬芳着每一个珍惜她的人。
诚信是价格不菲的鞋子，踏遍千山万水，质量也应永恒不变。
如果你能和诚信交个兄弟姐妹，那我要恭喜你。
正因他会让你收益一辈子，他会永远对你忠诚，他会辅佐你走向辉煌的明天。
同学们，请你好好的珍惜你的益友，正如你珍惜你的性命一般。
他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重视，需要你把他带在身边。
你们在生活中相依为伴，他会让你成长，你也会让他成长。
参考演讲稿四：诚信演讲稿这个话题似乎已经不止引发咱们一次以上的严重思考，咱们的确生存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诸多环境因素制约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对诚信意识的认识而导致习以为常的匮乏，逐渐成了一种宛如陋习的社会恶疾，所导致的思考越来越深邃而危险。
一个礼貌的社会首先就应体此刻人对伦理道德自觉的信任，很遗憾，至今为止咱们不得不以更多的框架来约束强迫促进社会与人及人与人的关联链结，如果退回到一个思考的原点，审视咱们的灵魂和窥视他人的举止，不难发现，诚信两字在咱们生活中正以一种无意识而向有意识的常态过渡蔓延，姑且不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一个机构失信于人所导致的恶劣的结果。
生活中咱们处理人际关联彼此更多的不信任，比如生活中普遍的等人现象，从无意识的外因所导致迟到到一种有意识的刻意晚到，或者发展为去与不去，有利或无利，值不值得，一开口就引发人性思考的欺骗，逐渐发展为更为恶劣的各种骗局，站在一个自私的立场，无视另一方信任及损失，这也的确是一个礼貌而不稳定的事实和社会现象。
物质社会所负荷出的思考下，许多人把诚信二字重新定义，认为诚信只需要向利益讲究，诚然，咱们失去了一种信任，似乎对自我无关紧要的信任，能够给自我更多的空间做十分现实而感性的思考和个人发展，当然咱们无视人是共存的动物，失去了一种对利益以外的职责感，姑且不论失去一种做人的厚道良知和道德谴责下的麻木不仁，所引发的心理思考，足够导致礼貌社会下人性的瓦解，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对人性是危险的，人与人的关联乃至人与社会的关联是暧昧的，社会风气是腐蚀狭隘的。
“人因诚信而立。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个人认为每个青年最重要的是学习并领悟做人，至少是一个有职责感的人，这是一个长远而有好处的品格持续过程，看似简单却对个人和他人乃至社会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推进，一个有诚信的社会是礼貌的，一个礼貌的社会必然飞速发展，对于小到个人，大到种族和国家发展是智慧而民主的，值得每一个人严肃去审视；去鞭策。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诚信，呼吁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职责，理论性的道理也不在少数，而社会依然始终还是在法律的约束框架下逻辑性程序中予以制约而持续稳定和平衡，自觉自愿的人始终是在少数，这实在是一种人的不理智和不礼貌而制使社会走向落后的体现。
诚信意识需要得到广泛的普及，这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自觉的理念，此刻咱们对诚信的认识远远不够，甚至是扭曲的，呼吁力度也远远不够，甚至成了一种遭人唾骂的牢骚，这令“诚信”二字在社会中显得很苍白。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礼仪之邦，咱们有过在人类史上灿烂辉煌的五千年礼貌，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民族，物质礼貌飞速发展的这天，咱们却失去了很多精神礼貌的财富，导致了礼貌社会下的不稳定性，咱们匮乏的不止是能源、物质和智慧，还有咱们的精神良知和道德。
好在诚信是可再生资源，咱们需要一种不宣的共识，捍卫诚信，是在捍卫一种不容丧失的社会职责，捍卫一个礼貌社会的尊严
参考演讲稿五：(心情不好的说说)诚信演讲稿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这天我想要和大家一齐探讨的题目是诚信。
而今，咱们仰望苍穹，天空依然摧残明朗，而俯察内心那些崇高的道德法则。
何谓诚信
顾名思义，诚实守信。
人与人相互交往，坦诚相待就是诚信。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一位睿智的老人—孔子，用毕生的精力着书立说，阐述诚信是人生立身之本，是国家立业之本，是人类发展之本……至今，延绵数千年，其伟大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诚信的火炬一向被人们高高举起，代代相传，燃遍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并作为东方礼貌的精髓传遍全世界。
因而，咱们这天谈诚信，绝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历史渊源的。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诗人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民间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都极言诚信的重要。
几千年来，“一诺千金”的佳话不绝于耳，广为流传。
可见，诚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经过漫长、沉重的生活之浪淘沥而出的赤纯之金。
讲两个诚信的故事：春秋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
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围观的人不坚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
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最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
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
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
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同样在商鞅“立木为信”的地方，在早它400年以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
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
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貌，最后开心一笑。
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
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位老学者说：“诚信和诺言不仅仅仅是几句话，如果你说了，但是没做到，那它们就是宣告你将失去完美东西的判决书。
”诚信没有重量，却能够让人有鸿毛之轻，能够让人有泰山之重；诚信没有标价，却能够让人的灵魂贬值，能够让人的心灵高贵；诚信没有体积，却能够让人情绪灰黯，苍白，能够让人的情绪高昂，愉快。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可当我听到那些冒用别人公司大名的人，津津乐道发财之道时，我恨得咬牙切齿；当我看见学术界出现东拼西凑的专着，东拉西扯的体系和博士生导师的剽窃现象以及假新闻、假文凭、假证书的泛滥时，心里不免有些悲凉。
真的，如果将“尔虞我诈”用在商业运作或人际交往中，我只有变成悲观主义者了。
也许咱们只是路旁的一株小草，无法如鲜花般迷人灿烂；也许咱们只是山间1条不为人知的清泉，无法如大海般浩瀚奔腾；也许咱们都只是芸芸众生中一平常之人，无法如伟人般惊天动地万人瞩目，但也绝不可丢弃诚信这做人之本，立事之根
让咱们都做诚信的人，让咱们呼唤诚信的春风吹绿每个人的心田
正因诚信是性命中最绚丽的色彩，是咱们屹立于天地之间的脚下基石，是茫茫大荒，漠漠古今，那一点浩然正气，千里快哉风
听
有个声音大声地说：道德是做人的准则
有个声音真诚地说：这世界需要新的道德。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这世界才会有完美的结果。
让咱们同祝道德之河永远奔流，让咱们共唤诚信之歌永远唱响
参考演讲稿六：诚信演讲稿近年来，人们对诚信的呼吁越来越强烈，这也许并不是中国古人的诚信记录比此刻好得多，而是此刻人们的诚信意识在缓慢地苏醒。
这恰如分蛋糕一样，早些时候，咱们的面前其实没有蛋糕，因此大家一团和气，没有什么能够争执的东西。
此刻咱们所处的时代，大概是有了一个蛋糕可供众人分配，但蛋糕不够大，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可分得心满意足的一块，况且又没有个性清晰可信的分蛋糕的规则，结果众生你争我夺甚至尔虞我诈，无非是想让自我的那一块做得大一些，自然，别人的蛋糕就少了，这个时期，人们对诚信的呼唤最为迫切。
随着社会的逐渐富足，蛋糕做大了，分蛋糕的规则也明确了，社会诚信就会好得多。
因此，中国人此刻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并非倒退，而是咱们正在爬坡。
古时候杜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他作为寒士之一是有切肤之痛的；而白居易吟唱“地不知寒人要暖，少把人衣作地衣”时，我坚信他尽管位高爵厚，但也是出自真诚的。
正因咱们以前太贫苦，因此诚信可能总是一种在梦中浮现的奢侈品。
(感情的句子)此刻中国渐渐地走向富裕了，因此诚信问题一下子就凸现出来，咱们身边几乎充斥了各种不诚信的企业和个人，各种极其富有想象力的欺骗，例如给馒头里放点洗衣粉；给猪喂点瘦肉精或多多注水；给甲鱼鳝鱼喂点避孕药等等，让人叹为观止。
各种企业的虚假广告、产品和利润，更是层出不穷，以至于有人发起寻找中国股市中令人尊敬的上市公司这样的事。
为什么诚信突然缺失而咱们如此迫切地呼唤诚信
现时人们对诚信的渴望，实际上具有某种预言的性质。
如果咱们仍然一无所有或者要斗私批修，那么咱们自身尊重性命、财产和自由的意识就仍然沉睡未醒，恰恰是改革开放20年，唤醒了人们内心沉睡的意识，而在醒来时咱们又处于蛋糕尚不够大的年代，因此就有了各种不诚信的纷争，其实背后，但是是个利字也
但这依然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
咱们常常说美国等过国民诚信到比较傻的程度，但百年前美国人也并非此刻这样有诚信，以前美国的汽车旅馆中，手纸、茶杯乃至毛巾的不翼而飞，几乎是家常便饭，在物质财富很丰裕后，这样盗窃细小财物的行为就少得多了。
中国许多地方也是一样，像福建
江、浙江温州等等，其地方产品都以前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但此刻地方经济和法治发展到必须阶段，他们自我就起来要讲究诚信，并且已经和当年之吴下阿蒙有了天壤之别。
这大概就是咱们所说的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仓廪实然后知礼节的意思吧
如何呼唤诚信回归
有两手政策，一手当然是做大蛋糕，让每个国民至少有能维持温饱的一份，这大约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吧
另一手是要确立分蛋糕的规则，否则朝令夕改，个人和企业就难以有讲诚信的基础。
一个蛋糕如何才能分得公平
这需要权力的制衡机制，例如一个人拥有先切蛋糕的权力时另一个人相应地应拥有先挑蛋糕的权力，这样一块蛋糕才能分割得均匀。
没有制衡的权力，咱们就不能期望权力拥有者会卑微谨慎地使用权力，而多半会以权谋私。
这样分蛋糕过程中，如果立规矩者没有规矩，那么社会诚信的基石就十分不稳固，并且最终影响到国民们发奋做大蛋糕的辛苦劳作。
因此，中国呼唤诚信，就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诚信规则，社会就会蜕变为水泊梁山的状态，即使是君子，也只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否则其他人就要对其实施“君子可欺之以方”；有了诚信规则，大家才能无论内心愿意或不愿意，至少行为上要可信。
两手硬就是说发展经济要硬，完善市场经济框架也要硬，政府诚信的蚀空或缺失，始终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和礼貌化的致命软肋。
中国画革新体现在什么方面
原因是什么
现代中国画与元，明，清时期的画有什么不同
蔡元培“实物写生”之重读 ——由黄宾虹、齐白石写生小品引发的话题 作者: 时间:2005-11-25 12:42:00文\\\/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在读博士）小品本为佛家用语，指略本佛经，后被借用为文艺作品的一种形式——多指与大制作相对的、形式单纯而意味深远的小制作。
其于画中多以小立轴、册页、扇面、手卷等形式出现，更具一种把玩的性质。
古人小品多强调文人的幽雅情怀，追求清淡超脱的美感，多一种孑然世外的清凉之气。
然，观黄宾虹、齐白石之小品，却非如此。
相对而言，他们较之古人，于笔墨之外更多出几分生活的亲近感，显得生机些、盎然些。
或山水、或草虫，以一种敏感于生活的体味获得了古人所缺乏的真实性——一种写生感。
这种视觉经验的形成，与齐白石边拿螃蟹边作画的传言、以及黄宾虹的写生游历颇为吻合。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差别不仅仅体现在黄、齐二人的身上，扩而延之则是二十世纪中国画相对古人获得的一种别样的体会。
应该说，这种体会的获得，与二十世纪“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强调写生训练不无关系。
而其中，蔡元培提出的“实物写生”则是这一话题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蔡元培于1919年10月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讲中提及：“此后对于习画，余有二种希望，即多作实物的写生及持之以恒二者是也。
”[1]该演讲先后发表于《北京大学月刊》及《绘学杂志》，是蔡氏1917年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论及美术功能与价值之后，一篇专门针对绘画进行论述的重要文献。
相对1917年仅仅宏观论述美术功能的文章，此篇演讲所提出的关于绘画的观点更为具体而明确。
他于开篇提出希望，继而分析了中西画法入手方法之差异，进而指出所谓“西洋画采用中国画法”之现象，最后呼吁“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
故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2]。
时下学界讨论蔡元培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时，多看重1917年《以美育代宗教说》。
但笔者认为，抛开宏观上蔡氏美学理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仅就绘画的微观角度而言，如果我们能将蔡氏列为对二十世纪中国画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那么此篇演讲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更清晰、也更直接地提出了要以西画“实物写生”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画的发展。
当然，蔡氏此论之背景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革新所面临的共同话题——西风东渐。
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如1913年《申报》在推介书家王介凡时曾说：“近自欧风东渐，学者力求新学，不暇书法者百有九九，而求书法之精良者似有万难选一。
”[3]。
然而问题在于，西风东渐的大环境确实存在，但具体到中国画的创作，它的影响到底怎样
却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的问题[4]。
其实，就目前学界呈现出的资料而言，并没有资料能显现出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内部发展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受到“西风”之“强烈”冲击而反映“强烈”
相反，众多资料却显现出1917－1919之前的中国画画坛内部是相对平静的，北京“宣南画社”、上海“青漪馆书画会”等传统文人雅集性的社团及画家活动仍是中国画之主导力量。
虽然其间亦有“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之言语[5]，然其立足点是将中国画作为一个中国文化遭遇外来压力下需要保存的单元，而不是指中国画内部需应对“东渐西风”来加以变革。
前引王介凡之例亦然，其所叹息者仅是针对“不习书法者百有九九”而发，并不是指书法内部对所谓“国粹”的离弃。
也即，此间中国画虽处西风东渐的整体文化环境中，但其内在结构仍然稳定，其发展方向显现出更多的自律性[6]。
但是，这种“相对平静”到了蔡氏此文的发表时，情况已有所改变。
蔡氏倡导写生的论调与1917年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1918年陈独秀“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一并，都以“以西画写实为尚”的论调为理论之逻辑基础，矛头直指中国画内在的价值核心，将“西风东渐”的文化影响力从中国画的外围环境引入到了中国画内在发展与求变的方向上。
从而使中国画不得不面对一个自身内在的革新问题，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国粹”中的一种类型而需要加以保存的问题了。
至此，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也足以引发我们反问——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三人皆非画界中人，他们的言论到底会对中国画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谨慎的问题[7]。
翻阅民国二十一年姚渔湘编著的《中国画讨论集》，上述三文皆未入选。
该书对当时中国画领域较为重要的论述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收编，“搜罗海内名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加之以选择。
”[8]其选编的出发点为“现在研究中国画的人还是唐宋以前的思想，故步自封的在自己的园地讨生涯。
又学习西画的人，一味的抄袭西洋面貌。
于是彼此壁垒森严，不通音闻，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闹得学绘画得人，不是做古人的奴隶，就是为西洋画的肖子肖孙，尽毕生之力，不知其所以然，徒食古人糟粕，拾古人牙慧。
噫，亦良苦矣
兄弟有鉴于此，想着把中国画的理论，整理出一个系统，使后来研究中国画的人，不至走入歧途。
”[9]应该说，编者姚渔湘选择文章的视野是相对开阔的，而他选择的29篇文章亦是当时画界影响较大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以康、陈、蔡三人的社会影响力而未能入选其内，似乎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暗示了历史的某种真实性。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什么，而只是想提醒我们面对历史时应该采用的一种慎重态度——在具体的现象中分析并体会时人感受，并在这种感受的过程中，还原或是拼贴历史相对真实的面貌。
比如说，我们一味强调康有为《万木草堂画目序》的重要性，固然，提出这篇文章的价值或许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该文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则是不恰当的。
因为即便是与康有为交往密切的徐悲鸿，似乎也并未认同或响应康氏观点。
徐氏于1918年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于文后附录：“近人常以鄙画拟郎世宁，实则鄙人于艺，向不主张门户派别，仅以曾习过欧画移来中国，材料上较人逼真而已。
初非敢弃绝，遂以浅人为师。
且天下亦决无可以陈古人之撰造而拘束自己性能者，矧郎世宁尚属未臻完美时代之美，艺人谓可皈依乎哉
日后鸿且力求益以自建树，若仅以彼为指归，则区区虽愚自况，亦不止是幸
同志诸君察焉，悲鸿仅启。
”[10]徐悲鸿深得康有为之提携，甚至他1917年与蒋碧微私奔日本亦曾得到康氏的支持，两者之交可见一斑。
且徐悲鸿1918年也正是得助于康有为弟子罗瘿公的介绍方才结识蔡元培，得以入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出任导师[11]。
但徐氏入北大后不久即发表这样的文字，全然没有任何赞同康氏年前对郎世宁推崇的意思。
而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康有为的文章流传有限，徐氏未曾读到；要么就是徐氏虽曾读过，但迫于画界传统力量之强大而未敢附和，甚至还因别人的议论而欲与郎世宁划清界限。
那么就此反观康氏之文，于是时能够产生多大影响，是足以让人怀疑的，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时代。
这一现象足以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时，应尽量避免过于主观的判断，而应在琐碎的细节中慎重寻找历史真实的足迹。
但是，诚如上文所言，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否定康有为、陈独秀文章的价值与意义。
以康、陈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发表这样的文字即使不能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亦足以在中国画的外围环境中催生一种求新求变的舆论影响[12]。
只是，这种影响的产生并不是某个孤立的现象所导致，也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显现的，而是与其它的诸多因素一起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
而在这些“其它的诸多因素”之中，蔡元培的这篇演讲稿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甚至从某种角度上看，蔡氏此文较之康、陈之文更为重要，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发展似乎更能产生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蔡氏当时身任北大校长，发起成立了北大画法研究会，且于1919年出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校董会主席[13]，于当时南北美术教育研究机构中均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力。
可以说，他当时关于中国画的言论，相对康、陈二人而言，是直接面对美术界的。
而且，他的这篇《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是在1919年10月宣布陈师曾辞离北大画法研究会后发表的。
陈蔡分道之具体原因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了，但蔡氏于陈氏离去之际发表“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此类话语，似乎是有所指对的，因为其中所谓“名士派”恰是陈师曾所推崇的。
就此推测，陈蔡分手的背后可能有着两人画学主张不同的原因。
那么，蔡氏放离陈师曾，并于其离后发表如此言论，则足见其对北大画法研究会之重视。
故而，在具体的教学研究中，蔡元培亦当竭力推行他的画学主张。
那么，有了美术教育这样直接面对画界的中介，蔡元培之画学主张则势必会对画界产生一定的直接冲击与影响。
而这一点，却是康、陈二人所没有的条件。
确实，日后于中国推动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上前进的陶冷月、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人则无一不与蔡元培之提携有关。
故而，在1917－1919年中连续发表的康、陈、蔡三篇有关中国画革新的文章中，蔡氏之文尤值我们关注。
那么，蔡文的重要性又具体表现为他怎样的观点呢
纵观其文，蔡氏强调“中国画与西洋画，其入手方法不同，中国画始自临摹，外国画始自实写。
”这种差异使得中国画“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
”所以他强调“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写实，描写石膏物像及田野风景。
”[14]也即他开篇所提出的“多作实物写生”之呼吁。
虽然蔡氏于文中未对中西画作出直接的价值评判，但其行文逻辑中却无疑隐含了“以写实为尚的西画，正是中国画革新之必备良药”这样的前提。
此种说法与康、陈二人颇有合拍之处。
也正是这种合拍，才使得三人主张不同于前人所谓“西风东渐”下的国粹观念，而是直指中国画内在价值核心的“西风东渐”。
然蔡氏之文相对于康、陈，则又超越了一种仅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论调，而是在“提倡写实”精神的口号之下，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训练方式——亦即写生概念。
那么，这种具体性也无疑使蔡文对于前述的中国画内在的稳定性具有更强的冲击力。
其实，“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并不新鲜。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它最早应出现于宋人著述中，多指赵昌所绘花鸟。
如“近时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赵昌花果……昌花写生逼真而笔法软俗，殊无古人格致，然时亦未有其比。
”[15]；“正如赵昌花写生逼眞，世传为宝，然终非眞花耳。
”[16]此时写生，多偏动词性质，意指逼真描绘客观物象[17]。
至元人，则开始偏名词属性，如袁桷《徽宗梅雀图》中有句云“上皇写生工入神，一枝潇洒江南春。
”[18]至明清，写生则成了花鸟画的一种指代性名词，如吴宽《为白郎中题荷花鹅图》中云：“前朝画学人如市，不独丹靑竞山水。
点朱涂粉擅写生，花鸟纷纷总良史。
赵昌名与黄筌齐，后来更称崔子西。
”[19]然，此时德写生却也开始偏离最初“逼真描绘”的含义，如钱谦益《雪里桃花次薛叟韵》中“朱门人面愁相映，紫陌尘埃恨欲销。
拟为写生谁下笔，王家还有雪中蕉。
”[20]王摩诘“雪里芭蕉”与赵昌之“写生花鸟”实是大相径庭。
另如钱大昕《作墨菊长卷出以见示幷属题》中有句“主人供写生，不写形写神，淋漓泼墨汁，下笔淸而淳。
”[21]泼墨之法“只为写神而不写形”，与“逼真”之差别，无须赘言。
由此可见，“写生”作为一个词汇，在中国画史中，其意义是有所变化的：由描绘的方式变为画种指代；由求真描绘变为写神描绘。
但是，这种转变在时间序列上并非一种完全的前后继承与变化，而是时有混淆的，也即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有着固定界定的科学概念，与二十世纪专指实物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即使是最早的强调“逼真”概念的赵昌写生，也不是指“对景造型”的过程，而只是画面最终效果“接近真实”的一种描述。
如果说中国画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接近二十世纪写生概念的词汇，倒可能是某些用法下的“写真”一词。
如南朝颜之推于《颜氏家训》中曾言：“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
梁元帝手画蝉雀白团扇及马图，亦难及也。
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冝点染即成数人。
以问童孺，皆知其名矣。
”[22]但联系当时的绘画实迹考察，此种对景描绘可能更接近于“速写”，而非实物造型写生[23]。
就此而言，蔡元培于1919年提出的“多作实物的写生”应与中国画史毫无关联，而是一个完全外来的概念。
但是，蔡元培却也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引入这种“写生”概念的人。
1915年8月31日——9月3日，《申报》广告栏连续刊登了“东方画会招收会员”的消息：“本会自露布后，入会者甚众，远途来会，寄宿者亦不乏其人，旧有宿舍，势不能容。
今特将会所推广，至课堂、宿舍、浴室等皆高畅清洁，颇合卫生。
尚有退闲室、阅报所、藏书楼，均布置适当。
课目有静物写生、石膏模型写生、人体写生、户外写生等。
本会正式开会日期系阳历9月5日，嗣后逐日可以入会，寄宿者尚有余额，幸希从速。
欲知详章，来会取阅，函索附邮票一分。
”[24]其中，明确提出了系统的写生训练，甚至还将其划分为静物、石膏、人体与户外四类。
东方画会是由当时上海图画美术院部分教师共同发起组成的，会员有乌始光、汪亚尘、俞寄凡、刘海粟、陈抱一、沈伯尘、丁悚等七人，“他们试图以画会的形式，来共同研究和促进西画运动。
”提倡以写生为宗旨，同年暑假还举行了到普陀山的写生旅行，是开中国西画户外写生的最早先例。
[25]除此之外，上海美专亦曾组织学生外出写生，例如1918年4、5月间，刘海粟便带领学生乘火车赴杭州西湖野外写生，并于6月1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举行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旅行写生成绩展”[26]。
而且，上述资料中的写生活动尚为户外写生，而从理论上推测，室内写生较之于户外应该更早，它应伴随着中国引入西方图画教学方式而被引入中国的。
并且，有资料显示，这种外来的学画方法，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还曾与以临摹为途径的中国画学习方法发生过一个相互混淆而磨合的过程。
试比较《申报》1914年、1916年同由上海图画美术院出版的《铅笔画》的发行广告。
1914年《铅笔画第一期》云：“夫画岂易为哉
然必须按部就班，始底于成。
铅笔画为习画之初步，无论钢笔、水彩、油画等等，悉从铅笔画入手。
顾市上好范本绝少，不足以诱掖后进。
本社有鉴于此，特出铅笔习画帖一种……”[27]西画之中，铅笔画为基础，本该以写生为法，出版画册只是为了丰富视觉经验，而绝无临摹之说。
但刘海粟等所出的《铅笔画》却是一个临摹的范本，并如字帖一般名之曰“铅笔习画帖”，可见中西学画的两个概念、两种方法相互影响下的意义混淆。
然至1916年《铅笔画第一、二集再版》的广告中，情况则有所改变，“学西画者必从铅画入手，如将铅画学好，不论何种西画均可迎刃而解。
但所临铅画又须注重写生，盖所写之稿。
虽一点一画，皆具真理。
”[28]此时，“铅笔习画帖”这样明显中国化的名称消失了，虽然也曾提及临习铅画，却开始强调这种临摹范本的写生概念。
两次广告的发布者同为上海图画美术院，那么前后说法的改变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版者对于“写生训练”深入理解，同时也显现出“写生”作为一种学画造型训练的方式，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由开始与中国传统临摹观念的混淆逐渐走向清晰的过程。
至1919年，这种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画学真诠》的广告云：“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内容着重铅笔画之写生原理和技法，附有图例。
”[29]此时，不再提及铅笔画的临摹问题，而是让人直接理解写生的原理和技法，可见对于造型训练的写生概念的理解已经走向成熟。
由此可见，早在蔡元培提倡“实物写生”之前，西化概念的写生训练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传播过程了。
而且，有资料显示最迟在1917年，写生作为一个画种的名称概念也已形成。
1917年6月1日－3日，江苏省教育会为倡导职业教育，推动小学校的图画手工科教育，特征集各校作品举办了“手工图画展览会”[30]。
其征稿种类中有“图画科”一目，目录下分“记忆画、写生画、图案画、写生图案画（由写生变化为图案者）、制样画（系制作物品前预备之图样）、特别应用画（如适用于广告簿二信封信笺者）。
”[31]然而，明确了“写生”概念在蔡元培之前的一些传播情况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即这些写生概念与蔡氏所提相同吗
如果相同，那么蔡氏之说的价值或意义又体现在何处
如果不同，那么它们的差异又何在
应该说，蔡氏之“写生”与上述的“写生”同属学画过程中的“对物造型训练”，基本含义一致，也即蔡氏所谓的“描写石膏像与田野风景”与“石膏像写生与户外写生”都是一种对照实物进行造型训练的学画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问题在于，蔡氏所言对象是中国画，是“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其最终的希望是“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32]这是针对中国画的价值内核提出的革新之语，而他之前的“写生”却并非如此。
无论东方画会，抑或上海美专，所提倡的“写生”都是为了推动西画的发展，而非中国画[33]。
那么，这种差异也正是蔡元培“实物写生”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其意义与价值也同样如此。
诚如前文所述，1917－1919年之前的中国画虽然处于“西风东渐”的冲击之下，但它自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却是相对稳定的，西画的写生概念只是在其外围通过西画的学习与推广而蚕食中国画的外在资源[34]，但对其内在的发展方向却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故而，在此情况下，蔡元培登高而呼，并依借美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具体的推行，其产生的影响自然与前人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将“西风东渐”真正吹向了中国画的价值内核中，并从操作的层面上明确了这种“东渐”的具体手段。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蔡元培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具备了一种不可回避的独特价值。
虽然，他并非画界中人。
当然，蔡元培产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历史虽然最终多以个别性的现象作为历史意志的代表，但在其真正的演变与发展中，一个现象意义的产生却是与其它现象共同关联的，也即蔡元培的意义也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来完成的。
我们不能遗忘一个事实——蔡元培倡导“实物写生”之前，还有康有为、陈独秀不遗余力地对西画写实精神的鼓吹。
没有这样的前奏，或许蔡元培的独奏是难以奏效的。
当然，康、陈二人因为缺乏蔡元培于美术教育上的独特背景，无法直接对画界产生直接的影响，但他们在文化上的姿态与影响却无疑不是“西风东渐”由外在冲击走向对中国画内部发展产生影响之间的一组重要的音符；或许，他们对中国画震耳欲聋的高呼未必能得到直接的回应，但却无疑能够形成一种相对过去更为清晰的要求中国画进行自我革新的社会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促使中国画一步步走向二十世纪“革新”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正是康、陈二人，才使得蔡元培能够更为轻松地推动中国画“革新”的大门。
故而，中国画在“西风东渐”的社会大环境下，逐渐松动自我内在的稳定性，应该是他们共同致力的结果，时间应是1917－1919——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概念。
--------------------------------------------------------------------------------[1]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2]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3] 《美术大家王介凡莅申》，《申报》1913年10月31日。
[4] 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不是简单直线式，而是藏匿于相对复杂、琐碎的历史现象中。
但后世评者却往往容易忽略这种发展的丰富性，做出简单化的判断，并时常遗忘或误读历史本身。
具体而言，对历史的遗忘或误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将历史理解为简单矛盾冲突的结果，产生非此即彼的、阶段性发展与进化的观点，而没有注意到推动历史演变的矛盾的多重性与交织性；二、将历史视作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演进史，产生以少数现象指代整个历史的片面化观点，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构成因素的多样性与互动性。
于是，面对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的问题，我们往往会采用简单的“冲击——反应”模式来论证或理解，并将这种影响扩大化，甚至可以无视它具体演变的细节与过程，就简单在一个时期段上套用一个语汇或概念，而不去细析这段时期内各种现象与因素之间的细微关系或隐藏的真实。
[5] “讨论书画、保存国粹”见于青漪馆书画会宗旨，见《海上青漪馆书画会小启》，《申报》1912年12月12日。
[6] 这种自律性并不是说，此间中国画的发展就是隔离外在环境的封闭与保守，而是指它在文化上采取了自我肯定的姿态。
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它却可能是开放而灵活的——面对东渐之西风，可以吸收西画因素以求改良，沪上任伯年对待西画的方式即为一例。
但这种姿态与后来“试图以西画拯救中国画”的革命，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其结果亦然。
[7] 当下学界谈及中国画当时的状况，动辄援引康有为、陈独秀的两篇文章以作“革命”激扬之论述。
然据笔者了解，在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中，这两篇文章直至八十年代经郎绍君先生、水天中先生的钩沉方才被大量引用。
那么，没有辨析这两篇文章对当时的具体影响，便言其文化上的标志性意义，是一种过于主观而危险的行为。
[8]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编例，立达书局1932年10月[9] 姚渔湘，《中国画讨论集》序言，立达书局1932年10月[10]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之方法》附录文字，原载1918年5月23－25日《北京大学日刊》[11] 参见杨先让，《有关徐悲鸿的一段公案》，《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12]但我们在阐述这种影响的时候应该避免不顾事实的扩大与泛化，将其简单化地贴上标签或口号，这是治史所应避免的主观错误。
[13] 参见李兰，《蔡元培与上海美专——试析蔡元培对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影响》，《美术与设计》2005年第1期。
[14]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0月25日。
[15] 欧阳修（宋）《欧阳文忠公文集·归田录》卷2[16] 释德洪觉范（宋）《石门文字禅》卷23[17] 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虽以写生为名，但其本仅为课子画稿，所谓“写生珍禽”始见于《宣和画谱》，其画所题之名亦为徽宗瘦金体，故此名应为宋代所定，非其原名。
[18] 袁桷（元）《清容居士集》卷45[19] 吴宽（明）《匏翁家藏集》卷12[20] 钱谦益（清）《牧斋初学集》卷5[21] 钱大昕（清）《潜研堂文集·诗集》卷7[22] 颜之推（梁）《颜氏家训·卷第下·杂艺篇第十九》[23] 将此例联系赵昌逼真之写生，倒也从某个角度上显现中国画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着某种“写生”的萌发，但无容置疑的是，这种萌发并未成形，其中原参考资料：\\\/view.asp?id=7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