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有关责任的演讲稿，急求越快越好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
1961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4%，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21.6%，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年下降46.5%，财政收入较1960年减少37.8%，国家财政出现10.96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61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
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
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
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
因为中国的煤炭供应维系着朝鲜钢铁厂的运转，尤其是焦煤，由于朝鲜不产焦煤，冶金所需的焦煤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
1月20日国务院下达紧急通知抢运对朝鲜的出口煤。
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采取紧急措施，由黑龙江省每天保证双鸭山特原煤2500吨，辽宁省每天保证抚顺中块煤500吨，山西省每天保证大同中块煤500吨，再加上不在计划内的河北省开滦煤矿每天保证开滦焦原煤1500吨发运朝鲜。
同时由铁道部配合运输。
国务院发出指示：对朝鲜出口的煤炭，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吨不能少。
为了防止拖欠现象再度发生，1月底，国务院下达一季度对朝出口煤炭计划通知时，特别强调：朝鲜钢铁工业生产所需焦煤一向从中国进口，如果中国对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会影响朝鲜钢铁工业的生产，影响朝鲜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此，“对朝鲜出口焦煤是一项政治任务，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在对朝煤炭出口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后，中国有关部门更是全力以赴，尽其所能。
1961年底朝鲜向中国提出增加煤炭供应的要求，中国决定于12月底预交1962年煤炭出口额中的8万吨给朝鲜。
为此，外贸部、冶金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紧急调拨：由开滦煤矿供应洗煤3万吨，峰峰煤矿供应焦原煤1万吨，双鸭山煤矿供应焦原煤2.5万吨，抚顺煤矿供应块煤1万吨，大同煤矿供应块煤0.5万吨。
朝鲜的这一突然要求打乱了中国自己的生产计划，为了调拨这8万吨煤炭，中国不得不削减国内企业的用煤数量，从冶金部直属企业的用煤量和国内各用户的煤炭数量中划拨解决。
为确保8万吨煤炭及时运送，外贸部还协同煤炭部、铁道部制定具体运输计划，以保障煤炭能够如期运抵朝鲜。
中国对朝援助不仅要保证数量，还要保证质量。
1961年7月，金日成来华签订《中朝友好条约》期间曾与周恩来举行会谈，谈话中提及中国出口朝鲜的煤掺有石头、存在亏吨等现象，周恩来立即嘱咐主管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的方毅过问，并提议双方“作个协议，设备质量不好，货物质量不好，技术人员工作不好，请随时通知，我们随时调换”。
关于设备质量问题，中国果然信守承诺，于1964年向朝鲜派出访问团，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国供应朝鲜的设备有无质量问题，对于不好的设备，中国“该返修的要返修，该调换的要调换”。
这与苏联拉来旧机器敷衍朝鲜形成鲜明对比。
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中国竭尽全力仍不能完全满足朝鲜的需求。
1961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
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吨，另外还要10万个纱锭。
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
至于10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
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锭的棉纺全程设备(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供给朝鲜。
与中国对朝援助的尽己所能相比，苏联对朝鲜的援助则有所保留。
1960年9月，朝鲜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讨签订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事宜。
由于双方之间贸易诉求落差较大，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
据中国驻苏商务参赞处报告，朝鲜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对苏贸易逆差；朝鲜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机器供应，苏联不同意；朝鲜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联不能满足；朝鲜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联只同意五年。
尽管如此，苏联考虑到当时尚可的苏朝关系，最终在12月24日与朝鲜签订了1961年至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
根据该协定，苏朝双边贸易额在五年内将增长80%，两国贸易总额将达到9亿卢布，进出口各4.5亿卢布，平均每年贸易额应达到1.8亿卢布。
同时苏联每年供应朝鲜10万吨小麦，并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
然而在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执行的第一年-1961年，苏朝双方即出现“摩擦”。
由于1960年朝鲜对苏联的贸易逆差很大，朝鲜要求全部推迟偿还，苏联没有全部同意，仅商妥将其中的1.5亿旧卢布逆差转为贷款。
朝鲜提出请苏联供应的成套项目，也由于数量较多未谈定，仅就设备提前交货问题和1960年双方已达成协议的钢铁厂(年产280万吨钢，扩建)等项目签订了协议。
这些项目的费用约为10亿多旧卢布，朝鲜要求全部以贷款方式解决，十年后偿还，对此苏朝也未达成最后协议。
仅有军事援助部分的谈判比较顺利，苏联免除了朝鲜战争期间对朝鲜军事援助中朝鲜应负担的7.6亿旧卢布贷款。
在具体贸易交易方面，苏联也是锱铢必较。
1961年朝鲜因国内粮食紧张曾向苏联提出粮食援助需求，要求从苏联进口30万吨小麦，苏联则要求朝鲜用黄金购买，经协商，朝鲜最终支付了总价三分之一的黄金。
尽管中苏在援朝问题上的积极性有所不同，但能够同时获取来自两方的支援，对朝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
因此，朝鲜在处理中朝、苏朝关系时，尽可能在中苏之间维持一种相对平衡。
感念中国援助尽己所能、有求必应，朝鲜对华友好态度趋于明朗，在外交领域也更加趋向于配合中国。
中朝之间加紧了在外交领域的配合行动。
1961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邀请南北朝鲜代表参加联大讨论朝鲜问题的议案，朝鲜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虑到1956年中朝曾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故事前征求中国的意见。
中国政府表示原则上同意朝鲜的立场，但也明确提出三点修改意见。
朝方对此表示感谢，并按照中方意见修改了外务省的声明稿。
在中朝关系升温的同时，对于苏朝关系，朝鲜也依旧交好。
7月6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说，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将给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开辟一个新阶段”，而且也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7月15日，他又在平壤市群众大会上称：“朝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是坚定不移的，是永恒不灭的。
”对于苏共公布的新党纲草案，《劳动新闻》发表社论说：“苏共新纲领草案科学地论证了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所有基本问题”，“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中苏分裂为朝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得朝鲜得以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两边获益。
1961年7月，朝鲜在一周之内，先后与苏联和中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过与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同时签订同盟条约，朝鲜不仅同时强化了中朝、苏朝关系，并且以同盟条约的形式解除了志愿军撤军所造成的三八线军事防御方面的压力，从而取得中苏分裂后的重大实利。
在中苏分裂的情况下，金日成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得到巩固，朝鲜日益感到自己已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1961年8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来祝贺。
在代表大会期间，朝鲜劳动党公布了国内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并提出“七年计划”的宏伟蓝图。
会议认为，劳动党三大提出的加强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友谊和团结的任务已经完成，特别是金日成7月率团访问苏联和中国，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方面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不过，朝鲜左右逢源、两边获益的境遇并未维持多久。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
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纲领，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
大会不仅再次批判斯大林及“个人崇拜”，还公开批判不赞成苏共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影射攻击中国。
中共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周恩来为此提前回国，等人特意到机场迎接，以此向苏联表明中共的不满。
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加剧了中苏矛盾，也让金日成感到愤怒。
当年11月27日，金日成在党内做关于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没有再提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党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并表示坚决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
至于批判斯大林的问题，金日成说，这是苏联党内的问题，与朝鲜党无关。
不久，平壤中央电台停止了对莫斯科电台朝鲜语节目的转播，邮局也扣留了《真理报》和《共产党人》发行时所附带的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文件。
朝鲜的立场开始发生转变，偏向中国的立场。
1961年，在中苏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为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中国开始尽己所能向朝鲜提供援助，苏联对援助朝鲜态度转趋消极，但并未中断援助。
利用中苏分裂的机遇，朝鲜在中苏之间维持平衡，从而两边获益，谋取实惠。
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相继发生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国批评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苏联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偏袒印度。
1963年7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
两党会谈结果表明，中苏之间已难以实现妥协。
1963年下半年起，中苏两党开始在中央一级报刊上相互批判对方的对内对外政策。
中苏公开论战不仅使中苏关系更加紧张，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苏对立加剧后，鉴于中朝两党都对苏共路线不满，加之朝鲜的重要战略地位，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在中国援朝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响，经济利益的考量被进一步忽视。
同一时期，苏联着力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援助政策有所调整，更加注重挑选对象，不再执迷于通过广泛的援助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影响。
苏联对朝援助因此呈现下降趋势。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
在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亿元赤字的缺口。
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
中国的慷慨受到朝鲜人的赞许，认为这才是兄弟之举。
或许是中朝年度贸易协定谈判的顺利进展给了朝鲜人信心，年中朝鲜方面又提出同中国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
10月11日，周恩来飞赴平壤，就中朝贸易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与金日成达成一致。
10月底，李周渊率领朝鲜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
在双方关于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次会谈中，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就交代了中国的谈判方针：“凡是我们办得到，又是朝鲜需要的，我们一定办；朝鲜需要，我们技术或其他问题没过关的，就向你们谈清楚，待以后过了关再办。
我国今年情况比去年好，相信明年会更好，但还有些困难，为了满足朝鲜的需要，我们尽量挤。
”在谈判中，朝鲜希望中国能够满足朝方对砂糖、棉纱、钨砂等商品的需求，并尽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电极、炸药、石墨等。
这些商品原本按照计划都是要出口苏联的，现在苏联不要了，只能请中国帮助吸收。
至于中国希望进口的有色金属，朝鲜则说因为发展这些有色金属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产量的70%需要提供给苏联，以苏联的需要为先，估计1965年以后能满足中国需要。
对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
中国出口朝鲜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计算亏本很高，但考虑到是朝鲜工业发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满足了朝鲜的要求。
如石膏和硫黄，朝鲜在五年内的需求量很大。
按成本计算，中国每出口一吨仅能收回成本价的20%—25%，并且由于劳动力缺乏，中国的生产很不稳定。
无论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还是从生产状况的角度看，这两项商品都是中国不应该出口和不应当多出口的。
但是中国考虑到这两项商品都是朝鲜发展“七年计划”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应会影响朝鲜的生产和发展，因此中国克服自身困难，全部满足了朝鲜在长期贸易中对上述两个商品的要求。
对于给予朝鲜的贷款，中国本来就没指望能够收回。
周恩来在最后的谈话中说：“贸易上能够平衡当然好，万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样，可以从贷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转到下一年度。
”至于贷款归还问题，“你们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时间有困难，不能还，可以延期。
”周恩来还告诉李周渊，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把朝鲜和越南的贷款还款列入预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预算支出。
11月5日，中朝两国政府签订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1963年相互供应货物议定书、朝鲜使用中国贷款议定书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成套设备和给予技术援助的议定书等五个文件。
朝鲜方面对此结果非常满意。
中国方面则将中朝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视为对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打击。
对中国而言，在签订中朝长期贸易协定时很少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
正如外贸部所总结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总的原则就是“经济要服从政治”。
这一时期，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
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
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
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
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万英镑。
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此外，在履行协定时，朝鲜方面经常根据自身需求更改计划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给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难和经济损失。
对此，中国不仅一一满足朝方所有要求，并且主动承担因朝鲜肆意变更计划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1963年4月28日，朝鲜贸易省提出，撤销中国援助的金笔厂、闹钟厂、制罐车间、油墨厂四个项目，理由是朝鲜需要集中力量建设军工企业和解决吃穿用问题。
但这些项目多数已经完成设计，有的设备已经造好。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报告中共中央，拟同朝鲜协商，如果确实不要，则全部由中方自己处理，设计和设备制造等费用，朝方也无需承担。
周恩来批示同意。
1963年11月5日，朝鲜驻华使馆提出：根据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拟提前建成针织厂，并在年内把部分生产流水线安装好。
为此，要求中国提前交货，于年底前交付棉毛机139台，摇纱机39台，包缝机85台和缝纫机42台。
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求轻工业部最大限度满足朝方的要求。
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针织厂的要求后，朝方又多次反复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数量。
关于供应朝鲜织物车间帘子布设备机物料的数量，中朝双方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却要求将机物料数量由原来的1年用量改为3个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
12月10日朝方又来电，要求继续按照原定清单供应。
为满足朝方要求，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特致函针织对外工程公司指示尽力予以安排。
同样，关于供应朝鲜针织厂的设备清单，双方也已于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销清单中的煮纱锅等8项设备。
中方表示接受后一年多，朝方又来电，要求中国继续供应已经撤销的3项设备共29台。
中国依旧答应尽力予以安排。
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国援助朝鲜的纺织设备初捻机和复捻机即将交货之际，朝方突然提出削减订货数量，中方没有办法，只得同意。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
1963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
1963年6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崔庸健访华时对刘少奇讲：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应转移到中国来，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方面理应起更多作用。
朝鲜党现在认识到，修正主义就是敌人，要敌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国站在一起。
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鲜停止出版《朝苏友好报》和《朝苏友好月刊》，并限制《真理报》记者的活动，如元山、沙里院以南地区，苏联记者和外国记者都不能去，但中国记者可以去。
“八·一五”解放日的庆祝活动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个活动中，只字不提苏联，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此，中国感觉良好。
驻朝使馆评价道，朝鲜劳动党已认识到，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是战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
因此，他们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线与苏联交锋，但在国际斗争中大力支持中国，“不顾压力，坚持原则，仗义执言”，“表态及时”。
中联部领导人在一次内部报告中指出，朝鲜劳动党“现在与我党关系很好，什么话都可以讲，特别是反修以后，同我们的思想、语言是一致的，现在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事先和他们交谈”。
1963年9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
金日成在会谈中表示，朝鲜劳动党不怕国际共运分裂，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对朝党一贯施加压力，进行干涉和颠覆，实际上朝党早就在思想上同苏共分裂了。
朝党对苏共一直保持警惕，没谈过心里话。
对于打倒赫鲁晓夫，朝党从心理上愿意。
但朝鲜是小国，自己单独提出没有力量。
中国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至于同苏共的论战问题，朝党不愿继续站在第二线，现已组织了“秀才”班子，准备写几篇文章，直接投入战斗。
金日成还支持中共关于召开左派亚洲党会议的建议，主动表示可以帮助中共做其他党的工作。
朝鲜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中国则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
1964年中国经济计划部门在制定1965年中朝贸易计划时曾提出建议：最好不要再进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锌精矿和镁矿，因为积压已过多。
对于中朝贸易中无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虑采取无息贷款的办法来解决。
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
但是，当1964年9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同一时期，苏朝关系却在降温，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情绪加重。
自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朝鲜广播电台便停止了苏联朝语节目的转播。
朝鲜很多机关取消了对《真理报》和其他苏联刊物的订阅，朝鲜人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驻朝鲜使馆的接触也受到监视和警告。
这种不满一方面源于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对西方采取缓和政策，另一方面则源于苏联减少乃至停止了对朝鲜的援助，而后者更为关键。
金日成曾在党内报告中抱怨说：党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
目前苏联对朝鲜已没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们提前还债，去年朝鲜粮食本来是丰收的，但为了还债，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们朝鲜人民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怒。
为缓和苏朝关系，苏联也做了一些努力。
如1962年4月，为祝贺金日成的50岁生日，苏联出版了俄文版《金日成著作和演讲集》。
赫鲁晓夫还邀请金日成前往苏联治病疗养，金日成对此表示感谢。
在可能的情况下，朝鲜还是希望能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继续得到苏联援助。
只要苏联善意初现，朝鲜便会做出回应。
对于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朝鲜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国的立场，一方面又向中国解释说，苏联最近在接触中表示愿意同朝鲜友好，避免涉及双方存在的争论和分歧；现在还需要苏联援助，希望中国理解。
借与苏联缓和之机，朝鲜提出希望苏联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方面给予其“实质性帮助”，如潜水艇、米格-21S歼击机，并帮助其建立12个地对空导弹师。
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说，这一援助大约需要花费1亿卢布，但是朝鲜现在没有钱，所以请求苏联提供无偿援助。
除了军事援助，金日成还提出朝鲜需要经济援助，请求苏联答应提供1万吨棉花和70万吨小麦。
金日成还特别提到，中国棉花歉收已有几年，无法援助朝鲜。
对于朝鲜方面的要求，苏联含糊地答应给予无偿援助，并邀请朝鲜军事代表团访苏，但在最后签协议时，苏联仍要求朝鲜付钱，朝鲜军事代表团最终无功而返。
苏朝贸易谈判也不顺利，谈了50多天，毫无进展。
朝鲜的愿望一一落空，金日成对此强烈不满。
朝鲜因此在中苏论战中明显偏向中共。
1963年初，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访问朝鲜期间，《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指责有人片面攻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做法危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使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等于参加敌人的反华大合唱。
金日成接见安德罗波夫时，态度显得异常冷淡，他甚至当面指责苏联在1956年干涉朝鲜内政，并明确表示不能允许对中国的攻击。
针对朝鲜的一系列不满与指责，苏联似乎并无意通过满足朝鲜需求加以安抚。
苏联对于朝鲜不断升级的需求早已厌倦，加之此时苏联在援助第三世界政策上的消极态度，苏联在经贸方面向朝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按照1960年签订的长期贸易协定，苏联承诺每年供应朝鲜的10万吨粮食1962年削减至5万吨，1963年起则停止供应；苏朝年度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谈妥的商品不及朝鲜所需物资的一半；朝鲜要求免除1961年欠交的货物，苏联不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鲜在第一季度补齐。
到了1964年，苏朝经贸形势更为严峻，6月26日李周渊召见苏联驻朝鲜大使，直指苏联在贸易方面不再帮助朝鲜。
苏联的对外贸易部门在1964年没有向朝鲜提供200万公斤的纺织品，仅提供6万吨菱镁矿炉渣作为替代。
苏联大幅减少购买朝鲜的陶瓷器，不再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
李周渊说，朝鲜发展菱镁矿矿石生产就是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现在苏联停止购买给朝鲜造成了严重困难，朝鲜不得不暂停多家矿厂的生产。
苏联大使则表示今后苏联将只购买真正对苏联有用的货物，不会再购买更多的菱镁矿矿石，也不会购买朝鲜生产的机床，因为后者的质量远逊于苏联机器的质量，苏联并不需要这些陈列在博物馆的东西。
李周渊进一步指责苏联和东欧国家只想购买朝鲜的金属矿，因为他们只想把朝鲜变成他们的原料制造产地和农产品产地，通过同朝鲜进行贸易来填满自己的腰包。
苏联大使则予以反驳，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之所以不再大量购买朝鲜商品是因为朝鲜制造的产品质量太低劣。
苏朝贸易仅占苏联对外贸易的1.8%，如此微弱的比重如何让苏联通过与朝鲜进行贸易赚到钱?李周渊接着提到了苏联借款到期分期付款的问题，告知苏联，朝鲜政府只有通过出口菱镁矿矿石和重晶石矿粉来偿还分期付款，如果苏联不接受这些矿石，将会对朝鲜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
这将会更加明显地证明苏联领导人将两党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层面。
在苏朝贸易关系中，双方互不满意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中国外交部统计，1962年，苏朝贸易额为15200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40%，同年中朝贸易额为9942万卢布，占朝鲜对外贸易总额的30%。
(64)1964年朝鲜的贸易总额增至3.4亿卢布，其中中朝贸易所占份额上升至35%，苏朝贸易所占份额则保持不变，仍为40%。
这组数字反映出中朝贸易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同时也表明，就对朝援助来说，中国虽竭尽全力，苏联只是基本维持，中国仍比不上苏联，中国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没有能力与苏联攀比。
1962年至1964年，中苏分裂加剧。
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朝关系处于亲密友好状态，苏朝关系相对冷淡。
中国出于政治考虑，加强了对朝鲜的经济援助。
与此同时，苏联对朝援助却呈现出停滞状态，朝鲜对苏联的不满有所上升，苏朝关系因此而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