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谈教育教学实践点滴体会区界水中心学小芳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才。
人才的培养在教育。
人才培养的好坏与国家、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密不可分。
而作为一个基础教育的实施者，我们同样责任重大。
因此，我们要面向全体学生，把每个学生都看作同等重要。
新加坡教育部颁给校长的委任状上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在你手中是许许多多正在成长的生命，每一个都如此不同，某一个都如此重要，全都对未来抱着憧憬和梦想，他们依赖你的指引、塑造和培养，才能成为更好的人和有用的公民。
而同时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的推动作用，由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于是，大力提高民族的创新素质就成了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教育义不容辞的担负起了培养创新精神、发展创新能力的责任。
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以德育为本，提高学生继续学习，主动发展的能力；更应当承认学生的差异性，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
5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就曾倡导儿童“六大解放”。
它是培育创新素质的要旨，也是高度教育民主的体现。
即：解放眼睛，敲碎有色眼镜，教大家看事实。
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使大家想得通。
解放双手，甩掉无形的手套，动手向前开辟。
解放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谈出真理来。
解放空间，让孩子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
解放时间，使大家有空思考、学习、干事和娱乐。
如果说陶行知先生的“六大解放”是我们教育教学的航标灯，那在我们的现实教育中具体又应从那几方面入手呢
一、从教师自身入手，更新教育观念。
反思我国近三十年的教育历程，应该达成一个共识：应试教育极大地阻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而这其中教师的思想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此，教师教育观念的更新已迫在眉睫。
那教师观念的更新从何做起呢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落脚点：从长远目标来看，必须转变教育为升学服务的目标观，树立教育是为提高国民素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目标观；从教学的根本目的来看，必须转变一味地教会学生解答、掌握结论的目的观，树立引导学生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思维，发展能力、激发冲动，从而主动寻求和发现新问题的目的观；从教育的空间来看，必须打破囿于学校、囿于教室的教育空间概念，树立课堂向社会延伸、向影视报刊等传媒延伸、向电子网络延伸的空间概念：从评价标准来看，必须转变以考试分数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质量观，树立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个性特长充分发展的教育质量观；从教育对象和手段来看，必须转变只重视少数尖子生，而轻视大多数学生，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的教学观，树立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知识学习与智能发展相统一的教学观。
认识是行动的前提条件。
教师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几点，才能在实际教学工作中科学的运用。
二、从课堂入手，减轻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
在更新教育观念的同时，教师还必须认识到课堂教学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形式，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交给学生更多更好更精更获得知识，以此来减轻学生课后过重的课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因此，教师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素质，刻苦钻研教材教法，针对学生实际、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的不同，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上好课。
曾经有所示范小学提出过“四有”、“五尽量”，我认为对我们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和质量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四有”是教师上课前就必须做到的。
即：脑中有“纲”，就是既要熟悉所教年级，所教科目的具体要求，又要了解相邻两个年级大纲的要求；胸中有“本”就是指对教材要烂熟于心；目中有“人”，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要把注意力放在学生身上，能驾奴课堂，随机应变；心中有“数”，就是要因课制作设计需要的教学思路。
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课堂上再做到五尽量。
即：学生能讲的，尽量让学生讲；学生能写的，尽量让学生写；学生能做的，尽量让学生做；学生能读的，尽量让学生读；学生能想的，尽量让学生想。
这样的课堂坚决改变了单向灌输，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了学生，让学生从分数的奴隶成为自我发展的主人，学习的主人，促进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
三、从课外活动入手，尊重学生个性发展。
“减负”之后，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
这段时间学生干什么
学生的自觉性，原则性较差，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以为放任自流的话，对学生的健康发展很不利。
因此，教师应和学校、家长一道管好学生的课余时间，开展多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所谓尊重学生个性发展即：教师和家长不得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报名参加自己喜爱的课外活动。
如：乒乓球、棋类、写作、奥数、手工制作、计算机、书法、绘画、朗诵、演讲、故事会等。
在课后适当开展这样的活动，既不影响学生正常休息，也不影响学生的课堂学习，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又多了一块自由发展的芳草地，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四、从影视教育入手，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五好”“德”为首；有才无德是毒品，有才有德才是正品。
可见，良好的思想品德对高素质人才的发展有多重要。
因此，作为教师应积极有效的利用每周的“两课”（即：思想品德课和班会课）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当然，如果教师只是空洞的、教条式的要求学生怎样怎样，学生势必产生逆反心理，结果会适得其反。
这方面的教育，那所示范小学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每两周组织学生观看一部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优秀影片。
看完后，采用学唱影片经典歌曲、演讲影片故事、评书影片人物、对照影片优秀人物自查、写影评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以潜移默化的思想品德代替空洞的说教。
我们可以将这样丰富多采的活动充实到我们的“两课”当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良好的道德品质的洗礼。
欧洲历史上不仅是著名画家也是杰出的科学家的人是?
达芬奇
如何看待张为维的中国人你要自信?
评价张为维的： 张为维说了大实话，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发展，为中国人树直了腰杆。
他客观地认识了中国，呼吁每一个中国人要自信地看待自己的祖国。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发展 “当你没有自信的时候，当你没有担当的时候，正能量不够，谣言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回顾2011年8月，张维为在上海图书馆演讲时，回应温州高铁7·23事故的争议，张维为解释了自信的重要性，也打开了大家理性看中国的视野。
张维为表示，应该汲取教训，建立中国自信。
他认为，相比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时速250公里的动车在中国安全运行了五年，一个春运所运载发送的临客超过德国十年运输水平。
7·23事故中，有责任，要追究，但是，谣言四起，以此否认铁路人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是愚蠢的，是没自信的表现。
他还表示，相比偶然的事故，纠缠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贫困，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有数据显示，按照我国扶贫标准，1978-2010年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印度夏天热到40度都没有空调，电力不够，一个小时的讲座要停电一次，不是远郊，基本上就是贫民窟，我去过的中国三十多个县城都比它好，要实事求是。
”与其他国际贫困国家相比，中国的贫困人口有房子、有地，吃饭还是三菜一汤，张维为希望青年人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做到心里有数。
中国有些东西没必要跟西方接轨 通过在西方生活的24年经验，以及走访多个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张维为得出结论，中国的发达板块已经形成，发达板块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过西方。
中国无论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还是道路的安全性都高于发达国家，无论是地铁、火车、机场、商业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
在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对“中国模式”提出了诸多怀疑和猜忌。
对此，张维为曾做过一个研究，他的结论是，“70%的中国人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张维为表示，美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的迫切性，比中国还要强，中国制度的执行和成果是对怀疑最大的回击。
计划经济让我们如今仅一项就将近4万亿美金，这比整个俄罗斯的GDP加上东欧、中欧，以及东亚国家的GDP的总和还要高，中国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维为认为，作为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这样才能保证人民自信，不被美国忽悠。
很多人渴盼中国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我们所做的不需要西方认可，没有必要，有些东西，要接轨，有一些东西不需要接轨。
”张维为说。
该如何平视美国，平视西方呢?张维为根据自己的研究指出，实现中国梦，超越美国需要有具体的目标，如经济总量的超越，民主制度等几个方面的超越。
曾说，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代价，没有独立怎么可能做出独立的决策，没有群众基础，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事情的。
张维为借用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表示，世界上存在各种不同的模式，发展、演化、竞争，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最后比较好的模式胜出。
十八世纪开始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今天反超西方，赶超成功，这是中国模式的成功。
最后，张维为劝告想留学的年轻人：去美国留学，继续做中国梦，到美国学习以后，到中国来发挥特长。
“今天的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很快就两个英国，经济规模不一样了。
中国人自己自信，一定会超越的，天高任鸟飞，方方面面的人才都会从在座的年轻当中涌现出来。
中国青年，你要自信!”张维为最后说。
简介张维为 张维为毕业于外文系，在研修硕士、博士，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
他撰写了《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中国三部曲”(包括、《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等多部中英文著作。
在他看来，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国家，中国崛起所取得的成绩，超过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人要从国际视野中找到中国自信。
顾颉刚其人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
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一个读书世家,1897年入私塾读《四书》。
祖父、祖母和家仆都极能讲故事,顾颉刚从小就听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
1906年入当地一所公立高等小学,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
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
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
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
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
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时值夫人病逝,他回家闲居,心情郁闷,无法着手古史研究,于是便搜集起歌谣来。
先在家中搜集,逐渐向邻居亲友搜集,一二年间竟搜到歌谣数百首,并其他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若干。
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
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
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
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
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
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
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
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
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
“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
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
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
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
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
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
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代理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等。
年底,与何思敬、钟敬文等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后改名《民俗》周刊）顾颉刚撰写了发刊词。
民俗学会还成立民俗物品陈列室,派员到韶关、云南等地考察、搜集唱本等民间文艺资料,创办民俗学传习班,顾颉刚主讲“整理传说的方法又编辑出版民俗丛书。
顾颉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论著及其与师友的通信资料曾汇编成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相继出版,《妙峰山》和《苏粤的婚丧》〈与刘万章合作〉也出版了。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
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
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又兼在北大上课，主编《燕京学报》。
自到燕大后，顾颉刚专心于古史研究,决定对旧系统的古史作出清理,先后撰写了大批论文,如《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洪水之传说及治水之传说》等。
治史过程中,顾颉刚曾以很大的精力研究《尚书》,发现其中《禹贡》等部分牵涉问题很多,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搞清有关问题。
这样,顾颉刚于1933年在北大和燕大开设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
《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
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
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
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
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
编印《老百姓》旬刊。
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
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教授,在《益世报》上辟办《边疆》周刊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
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
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
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兼出版部主任。
冬,迁北碚,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教授等职。
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
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
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
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
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文系教授兼主任，又兼震旦大学教授。
解放以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文系教授,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
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
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7年,发表《息壤考》。
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
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
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50年代， 顾颉刚“到京8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 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 苦闷已极。
”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
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因病逝世。
之后数年内,遗稿《〈禹贡〉中的昆仑》、《酒泉昆仑说的由来及其评论作》、《〈山海经〉中的昆仑区》、《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六月雪〉故事的演变》等陆续得到发表外,顾颉刚尚有数百万字的笔记未曾面世。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
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
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
《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
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
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
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
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元君女神的盛况作了考察研究,分析各种人朝拜、祈福的迷信心理和庙主假神戚敛财的实质,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
这体现了顾颉刚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观点。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
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
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
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
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
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
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
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
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
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
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