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阶段发展史
中国人民银行是1948年121日在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合并的。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国家中央银行职能。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至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
人民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中共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人民政权被分割成彼此不能连接的区域。
各根据地建立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各自发行在本根据地内流通的货币。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人民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和法定本位币。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体制、职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当天发出布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
194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由石家庄市迁入北平。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把中国人民银行纳入政务院的直属单位系列，接受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赋予其国家银行职能，承担发行国家货币、经理国家金库、管理国家金融、稳定金融市场、支持经济恢复和国家重建的任务。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着手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一是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境内流通的本位币，与各经济部门协同治理通货膨胀；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机构，形成国家银行体系，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整顿私营金融业；三是实行金融管理，疏导游资，打击金银外币黑市，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国货币流通，统一管理外汇；四是开展存款、放款、汇兑和外汇业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为迎接经济建设做准备。
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终结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建立了全国垂直领导的组织机构体系；统一了人民币发行，逐步收兑了解放区发行的货币，全部清楚并限期兑换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很快使人民币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对各类金融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充分运用货币发行和货币政策，实行现金管理，开展“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运用折实储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调控市场货币供求，扭转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的状况，终于制止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
同时，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业的调整，灵活调度资金，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快速成长，适度地增加了对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贷款；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为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在统一的计划体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银行体制，成为国家吸收、动员、集中和分配信贷资金的基本手段。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快，私营金融业纳入了公私合营银行轨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管理和货币发行的机构，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
与高度集中的银行体制相适应，从1953年开始建立了集中统一的综合信贷计划管理体制，即全国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运用，都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的管理办法银行信贷计划纳入国家经济计划，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
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的金融监督和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在国家计划实施中具有综合反映和货币监督功能。
银行对国有企业提供超定额流动资金贷款、季节性贷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贷款，对城乡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提供部分生产流动资金贷款，对农村中的贫困农民提供生产贷款、口粮贷款和其他生活贷款。
这种长期资金归财政、短期资金归银行，无偿资金归财政、有偿资金归银行，定额资金归财政、超定额资金归银行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期间虽有几次变动，基本格局变化不大。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为了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植，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
同年3月，适应对外开放和国际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改革了中国银行的体制，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的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以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
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和金融机构的资金调节，以保持货币稳定；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人民银行分支行的业务实行垂直领导；设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作为协调决策机构；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制度，初步确定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银行在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初期，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经济高速发展，为适应多种金融机构，多种融资渠道和多种信用工具不断涌现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改革机制，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
中国人民银行努力探索和改进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进计划调控手段的基础上，逐步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信贷和货币的供给，以求达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贷膨胀”、“经济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初步培育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责，划转政策性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改革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设立跨省区分行，同时，成立人民银行系统党委，对党的关系实行垂直领导，干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和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年9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人民银行的“三定”调整意见。
12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案）》。
有关金融监管职责调整后，人民银行新的职能正式表述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
”同时，明确界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调控部门。
”这种职能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一个强化、一个转换和两个增加”。
“一个强化”，即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
人民银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水平，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调控；加强对货币市场规则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监督与监测，密切关注货币市场与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之间的关联渠道、有关政策和风险控制措施，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一个转换”，即转换实施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式。
由过去主要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审批、业务审批、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监管指导等直接调控方式，转变为对金融业的整体风险、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转变为综合研究制定金融业的有关改革发展规划和对外开放战略，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协调发展和开放，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利益；转变为加强与外汇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与制订工作，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
“两个增加”，即增加反洗钱和管理信贷征信业两项职能。
今后将由人民银行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并参与有关的国际反洗钱合作。
由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
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
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
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况、开发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识大局、讲宏观、懂技术、胆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作用。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规定，将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并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为： （一）起草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完善有关金融机构运行规则；发布与履行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
（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三）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
（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稳定。
（五）确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维护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实施外汇管理；持有、管理和经营国家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
（六）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
（七）经理国库。
（八）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
（九）制定和组织实施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负责数据汇总和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十）组织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承担反洗钱的资金监测职责。
（十一）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十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国际金融活动。
（十三）按照有关规定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十四）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农商银行如何稳中求进的发展
农商行成功设立来之不易，在大连农村金融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农商行全体干部员工要倍加珍惜改革发展成果，坚定转型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找准差距，认清形势，增强转型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二次创业，脱胎换骨，努力打造现代农商银行。
就2013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曹煦副秘书长提出以下具体要求，一要形成二次创业和转型发展的共识。
要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明确发展目标和思路，形成发展合力。
二要抓住转型发展的关键。
要强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总行组织架构；增强合规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建设；加强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完善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加强人才管理，打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要加强IT系统建设，全面提升软、硬实力。
三要突出转型发展的重点。
要围绕市场需求，强化业务创新，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提供多样化的特色服务；同时要做好风险防控。
四要夯实转型发展的基础。
要结合落实农村金融倍增计划，加快发展速度，壮大资产规模；同时优化资产结构，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发展中的技术含量与创新含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五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要深入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抓住大连全域城市化建设全面推进的市场机遇，坚持三农定位，突出经营特色，做好服务三农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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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历程
重农抑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李悝变法、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
” 商周时期 ：国家曾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发展。
后来社会上出现日益严重的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等危及政权统治等问题，于是出现重农抑商思想。
战国时期：强调耕战、加强中央集权于是出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
商鞅在秦国实现变法时，首倡“重农抑商”。
西汉初：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商人却囤积牟利。
汉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严禁商人购置土地，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经济造成阻碍。
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
中唐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有了某种松动。
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使商人地位得以提高。
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国家财政收入也从商业税收中得到了很大的补充。
但统治者认为商品交换不能够创造新的财富，对商业发展并不采取鼓励政策，还经常以各种方式对商人进行盘剥，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至于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谈中国近代钢琴音乐的发展史
钢琴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相当于晚浪漫主义时期。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1949 年前，中国钢琴曲创作数量很少。
现代音乐流派非常多，1949 年到1966 年，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民歌加和声”的思维模式，1966 年到1978 年，只有由“样板戏”旋律改编而成的钢琴曲才能生存，直到80 年代，中国钢琴创作的风格才真正开始走向多样化。
1.西方的钢琴来到陌生的东方古国 公元1601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朝见明朝皇帝，在他贡献的礼物中，有一件乐器，中国史书上称为“七十二弦琴”，实际上就是钢琴的前身，古钢琴的一种，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
皇帝想听听，于是命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学了一个月的弹奏法，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对西方科技、文化感兴趣的帝王之一，而且还有亲身学习西方音乐的实际行动。
1673 年，经人推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应召，担任康熙的音乐教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
皇帝学习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史料记载，1703 年，也就是师从徐日升的30 年后，他还能在古钢琴上演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将中国乐曲在西方键盘乐器上再现出来，这表明他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
康熙在位的时间是1662—1722 年，相当于欧洲巴洛克音乐靠后的时期。
康熙个人爱好西方音乐，但并未颁布御旨广泛推进，普及巴洛克音乐。
有确切记载的钢琴（不是古钢琴的传入），是1842 年（已经是肖邦的时代）中英签了《南京条约》后，英国商人认为中国是个广大市场，一个钢琴商行运来大批钢琴到中国，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实际并不存在他们想象的钢琴市场，这批钢琴后来也就下落不明了。
到了19 世纪、20 世纪之交，也就是欧洲浪漫音乐进入末期之时，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教会学校，才开始有民间的钢琴教学活动，但仍然人数较少，影响力也不大。
钢琴真正在中国大地站住脚，取得社会性的地位，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当中实现的。
“学堂乐歌”是将某些日本、欧美歌曲的曲调，填上具有反封建思想、要求富国强兵内容歌词的歌曲。
这些与传统音乐大有差别的新音调、新的音调，中国固有的乐器难以为它伴奏，于是钢琴、风琴参加进来。
这说明一种乐器、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当它符合某种社会性的需要时，才能在这个社会里存活下来。
2.中国人的钢琴演奏才能 新的乐器来了，首先要学会使用它，钢琴教学活动也同时出现了。
最初的教会学校已经有了最早的钢琴教学。
到了1919 后，北京、上海相继成立了许多音乐社团，其中大都有钢琴教学。
与此同时，在一些高等院校内也有了更系统、更正规的钢琴教学，如“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高师音乐科”、“北京艺专音乐科”等。
1927 年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中国的钢琴教育进入了更专业化的高水平时期。
在中国人学习钢琴的早期，很自然地主要由外国人担任教师。
但中国优秀学生掌握钢琴技巧的能力却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例如，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的萨哈罗夫，原来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在欧洲也是一流的演奏家，当著名的中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请他留在上海任教时，他曾表示，在中国有什么可教的呢
只是在萧友梅一再挽留下，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他的授课。
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后，就立刻喜欢上了聪明的中国青年，直到去世也没有离开中国。
我国第一代钢琴家李献敏、李翠贞、丁善德等，都是他的学生。
还有意大利人梅百业也教钢琴，著名钢琴家朱工一、傅聪等人就是他的学生。
50 年代，原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钢琴家、钢琴教授与中国钢琴界往来频繁，对提高中国的钢琴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中国钢琴水平迅速提高，仅1951—1964 年间，就有13 名我国钢琴家在20 次不同的国际比赛中获奖，其中包括傅聪、顾圣英、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等人。
而我国的钢琴教授丁善德、朱工一、周广仁、吴乐懿、李其芳等又都应聘担任过各种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
“WG”过后，特别是80 年代，在中外音乐的广泛交流中，新一代钢琴家成长起来。
例如李坚、韦丹文、许裴平、孔祥东等等，都在重大比赛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同时，在普及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钢琴进入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之中，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几乎都卷入到了“钢琴热”之中。
3.中国的钢琴曲 当今，中国人不仅能弹好钢琴，而且还能制造达到相当水平的钢琴。
然而，钢琴来到中国的最重要的意义还不限于此，而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中国的钢琴曲的创作，这段历史已有90 年之久。
20 世纪最初的20 年里，中国钢琴曲的创作可以以赵元任为代表。
赵元任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大约1913年，他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曾为风琴改变一首乐曲《花八板与湘江浪》。
钢琴是立体、多声的乐器，当我们在钢琴上弹出一条中国曲调时，立刻就遇到一个如何处理多声结合的问题，中国传统音乐思维主要是单声的，欧洲虽然已经有了多声音乐的系统技术体系，但却往往不适合中国的曲调。
本世纪初的20 年间，中国作曲家都在探索如何克服这一难题。
1915 年赵元任又写了一首《和平进行曲》，这是正式发表的第一首中国钢琴曲。
30 年代，对中国钢琴曲创作来说，一件大事是“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创作比赛。
1934 年，游历中国的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深深地迷上了中国音乐。
为了在世界各地演奏中国音乐，由他发起、出资，上海音专协助，组织了这次比赛。
获得这次比赛第一名的作品就是著名中国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专学生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除此之外，他还在30 年代写了《晚会》《怀念》《小曲》。
这些钢琴曲都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精致的笔法，其中《晚会》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之一。
40 年代，丁善德教授最负盛名。
他自幼学习民间音乐，1928 年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琵琶，后改学钢琴，师从萨哈罗夫。
1935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录制了第一张唱片。
后在天津、北京、上海从事教学、演奏活动。
1945 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曲《春之旅》组曲。
1947 年赴法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巴黎写了两部钢琴曲《序曲三首》和《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
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瞿维的《花鼓》，江文的《小奏鸣曲》、《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和《第四钢琴奏鸣曲“狂欢日”》。
50 年代及60 年代，丁善德创作了《第一新疆舞曲》、《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陈培勋写了四首以广东民间音乐为主体的钢琴曲：《卖杂货》、《思春》、《旱天雷》和《“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桑桐创作了《内蒙钢琴曲》等等。
70 年代末，杜鸣心改编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组曲》、周广仁改编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80 年代，随着WG结束，改编曲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渐趋完结，中国钢琴曲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最重要特点就是多样化。
汪立三1982 年发表《东山魁夷画艺》，还有《他山集》。
80 年代是一个多产的时期。
4、中国钢琴作品 解放后，钢琴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建国初期的十几年里，钢琴作品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创作的钢琴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生动的音乐形象，大都具有明朗的意境和蓬勃的生气。
其次在和声、复调方面都用得比较大胆。
第三，留学生的作品受俄罗斯———苏联乐派的影响，在技巧上比较工整，结构上比较严谨。
70 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创作在艺术风格和技巧上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少作曲家对如何将民间歌曲及传统的或现代的民族器乐进行钢琴化的处理，并取得很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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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现代音乐流派的分类方法 在自动流派分类系统中，需要判定一酋歌曲的流派特征。
针对这个问题，许多系统将一首歌...探析基于内容的中文音乐自动分类技术 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量 音乐 数据可以在网上流通，多媒体数据库中的...小论音乐课程改革在农村教育中的应用 目前，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在全国全面实施，这其中也包括音乐课程改革。
有些地方...钢琴传入中国不过百余年，相当于晚浪漫主义时期。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是一个艰难的历程。
1949 年前，中国钢琴曲创作数量很少。
现代音乐流派非常多，1949 年到1966 年，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民歌加和声”的思维模式，1966 年到1978 年，只有由“样板戏”旋律改编而成的钢琴曲才能生存，直到80 年代，中国钢琴创作的风格才真正开始走向多样化。
1.西方的钢琴来到陌生的东方古国 公元1601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朝见明朝皇帝，在他贡献的礼物中，有一件乐器，中国史书上称为“七十二弦琴”，实际上就是钢琴的前身，古钢琴的一种，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
皇帝想听听，于是命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学了一个月的弹奏法，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对西方科技、文化感兴趣的帝王之一，而且还有亲身学习西方音乐的实际行动。
1673 年，经人推荐，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应召，担任康熙的音乐教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
皇帝学习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史料记载，1703 年，也就是师从徐日升的30 年后，他还能在古钢琴上演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将中国乐曲在西方键盘乐器上再现出来，这表明他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
康熙在位的时间是1662—1722 年，相当于欧洲巴洛克音乐靠后的时期。
康熙个人爱好西方音乐，但并未颁布御旨广泛推进，普及巴洛克音乐。
有确切记载的钢琴（不是古钢琴的传入），是1842 年（已经是肖邦的时代）中英签了《南京条约》后，英国商人认为中国是个广大市场，一个钢琴商行运来大批钢琴到中国，但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实际并不存在他们想象的钢琴市场，这批钢琴后来也就下落不明了。
到了19 世纪、20 世纪之交，也就是欧洲浪漫音乐进入末期之时，上海、北京等地出现了教会学校，才开始有民间的钢琴教学活动，但仍然人数较少，影响力也不大。
钢琴真正在中国大地站住脚，取得社会性的地位，是在本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当中实现的。
“学堂乐歌”是将某些日本、欧美歌曲的曲调，填上具有反封建思想、要求富国强兵内容歌词的歌曲。
这些与传统音乐大有差别的新音调、新的音调，中国固有的乐器难以为它伴奏，于是钢琴、风琴参加进来。
这说明一种乐器、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当它符合某种社会性的需要时，才能在这个社会里存活下来。
2.中国人的钢琴演奏才能 新的乐器来了，首先要学会使用它，钢琴教学活动也同时出现了。
最初的教会学校已经有了最早的钢琴教学。
到了1919 后，北京、上海相继成立了许多音乐社团，其中大都有钢琴教学。
与此同时，在一些高等院校内也有了更系统、更正规的钢琴教学，如“北大音乐传习所”、“北京女高师音乐科”、“北京艺专音乐科”等。
1927 年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中国的钢琴教育进入了更专业化的高水平时期。
在中国人学习钢琴的早期，很自然地主要由外国人担任教师。
但中国优秀学生掌握钢琴技巧的能力却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例如，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任教的萨哈罗夫，原来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教授，在欧洲也是一流的演奏家，当著名的中国音乐教育家萧友梅请他留在上海任教时，他曾表示，在中国有什么可教的呢
只是在萧友梅一再挽留下，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了他的授课。
当他全身心投入工作后，就立刻喜欢上了聪明的中国青年，直到去世也没有离开中国。
我国第一代钢琴家李献敏、李翠贞、丁善德等，都是他的学生。
还有意大利人梅百业也教钢琴，著名钢琴家朱工一、傅聪等人就是他的学生。
50 年代，原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钢琴家、钢琴教授与中国钢琴界往来频繁，对提高中国的钢琴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后中国钢琴水平迅速提高，仅1951—1964 年间，就有13 名我国钢琴家在20 次不同的国际比赛中获奖，其中包括傅聪、顾圣英、刘诗昆、殷承宗、李名强等人。
而我国的钢琴教授丁善德、朱工一、周广仁、吴乐懿、李其芳等又都应聘担任过各种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
“WG”过后，特别是80 年代，在中外音乐的广泛交流中，新一代钢琴家成长起来。
例如李坚、韦丹文、许裴平、孔祥东等等，都在重大比赛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同时，在普及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钢琴进入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之中，全国所有大中城市，几乎都卷入到了“钢琴热”之中。
3.中国的钢琴曲 当今，中国人不仅能弹好钢琴，而且还能制造达到相当水平的钢琴。
然而，钢琴来到中国的最重要的意义还不限于此，而是由此产生出来的中国的钢琴曲的创作，这段历史已有90 年之久。
20 世纪最初的20 年里，中国钢琴曲的创作可以以赵元任为代表。
赵元任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大约1913年，他还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曾为风琴改变一首乐曲《花八板与湘江浪》。
钢琴是立体、多声的乐器，当我们在钢琴上弹出一条中国曲调时，立刻就遇到一个如何处理多声结合的问题，中国传统音乐思维主要是单声的，欧洲虽然已经有了多声音乐的系统技术体系，但却往往不适合中国的曲调。
本世纪初的20 年间，中国作曲家都在探索如何克服这一难题。
1915 年赵元任又写了一首《和平进行曲》，这是正式发表的第一首中国钢琴曲。
30 年代，对中国钢琴曲创作来说，一件大事是“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的创作比赛。
1934 年，游历中国的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深深地迷上了中国音乐。
为了在世界各地演奏中国音乐，由他发起、出资，上海音专协助，组织了这次比赛。
获得这次比赛第一名的作品就是著名中国作曲家、当年上海音专学生贺绿汀的《牧童短笛》。
除此之外，他还在30 年代写了《晚会》《怀念》《小曲》。
这些钢琴曲都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精致的笔法，其中《晚会》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之一。
40 年代，丁善德教授最负盛名。
他自幼学习民间音乐，1928 年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琵琶，后改学钢琴，师从萨哈罗夫。
1935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同年录制了第一张唱片。
后在天津、北京、上海从事教学、演奏活动。
1945 年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钢琴曲《春之旅》组曲。
1947 年赴法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在巴黎写了两部钢琴曲《序曲三首》和《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
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瞿维的《花鼓》，江文的《小奏鸣曲》、《钢琴叙事诗“浔阳月夜”》和《第四钢琴奏鸣曲“狂欢日”》。
50 年代及60 年代，丁善德创作了《第一新疆舞曲》、《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陈培勋写了四首以广东民间音乐为主体的钢琴曲：《卖杂货》、《思春》、《旱天雷》和《“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桑桐创作了《内蒙钢琴曲》等等。
70 年代末，杜鸣心改编的舞剧《红色娘子军组曲》、周广仁改编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储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80 年代，随着WG结束，改编曲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渐趋完结，中国钢琴曲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最重要特点就是多样化。
汪立三1982 年发表《东山魁夷画艺》，还有《他山集》。
80 年代是一个多产的时期。
4、中国钢琴作品 解放后，钢琴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建国初期的十几年里，钢琴作品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创作的钢琴作品，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生动的音乐形象，大都具有明朗的意境和蓬勃的生气。
其次在和声、复调方面都用得比较大胆。
第三，留学生的作品受俄罗斯———苏联乐派的影响，在技巧上比较工整，结构上比较严谨。
70 年代以来，中国音乐创作在艺术风格和技巧上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不少作曲家对如何将民间歌曲及传统的或现代的民族器乐进行钢琴化的处理，并取得很大成就。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概念及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那就选理科的化学生物，然后还要地理啊。
地理偏向理科，不用像政史那样背，只要能看得懂地图，一切都好。
什么是买办主义
买办亦称“康白（葡comprador）。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替外国资本家在唐廷枢:中国买办第一人市场上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
在中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
“买办”一词，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清初专指为居住广东商馆（见“十三行①”）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买人或管事人。
鸦片战争后，废止公行制度，外商乃选当地中国商人代理买卖，沿称买办。
其性质既是外商的雇员，也是独立商人。
嗣后，外商为了减少买办的中间佣金，逐渐采取与中国人直接交易的方法，买办遂转化为单纯的外商雇员，称“华经理”或“中国经理”。
[编辑本段]简介 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
买办阶层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自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买办阶层与官僚、资本家结合在一起，形成“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是旧中国“三座大山”之一。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
当时的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水域的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一职，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
为突破这一限制，美国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获得清政府承诺，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份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
[编辑本段]起源 “买办”，从本质上讲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
“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Comprador“康白度”）的义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
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居间人或代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