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大江东去）
念奴 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人道是，三国周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念奴娇 大江东去 赏析 “大江东去，尽、千古风流人物”：起笔颇有气势，从长江着笔，巨大的空间；千古风流人物，广阔的历史时空，无数的英雄豪杰；将此二者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极为辽阔悠久的时空背景；浪淘尽，历史长河的冲刷。
是悲哀，也是一种通脱，通古今而观之的气度。
“故垒西边，人道是周郎赤壁”：如果说前边是一个气势非凡的大场景，那么，此时出现的则是一个细致精确的小场景，作为三国古战场的赤壁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苏东坡所写之赤壁与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赤壁绝非一处，对此，东坡有自知之明，因此在此处点出“周郎赤壁”在西。
此句在文中作用极大，既拍合词题，又为下阙缅怀周公瑾预伏一笔。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集中写出赤壁雄奇壮阔的景色：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
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总束上文，带起下片。
前文为我们描绘的精彩画卷不由不使人发出“江山如画”的赞叹；锦绣河山，地杰人灵，如画江山必生光耀千古的英雄豪杰，三国时候正是英雄云涌、奇才辈出的年代：横槊赋诗的曹操，驰马射虎的孙权，隆中定策的诸葛亮，足智多谋的周公瑾…… 上片立足写景，为英雄人物出场作铺垫。
“遥想公瑾当年……灰飞烟灭”：在三国这个历史舞台上，英雄人物风云际会，而最令东坡向往的是周瑜，以“遥想”领起五句集中写青年帅才周公瑾，既然是作者的向往，必然要挑选最能表现人物的素材。
史载，建安三年，孙策亲迎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建威中郎将”的官职，并同他一起攻取皖城。
周瑜取小乔，正在皖城战役胜利之时，而后十年他才指挥了赤壁之战。
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这一细节，以美人衬英雄，（西施、范蠡泛舟湖上）接下来从容貌仪态上写周瑜儒将风流姿态，大敌当前，谈笑自若，指挥镇定，强敌瞬间瓦解。
“故国神游……华发”：这里边有政治理想落空的悲哀，振兴王朝的祈望和有志报国的壮怀同黑暗的政治现实和横遭贬谪的坎坷处境大相抵牾，思绪深沉、感慨顿生，仕途蹭蹬、壮怀莫酬，词人自感苍老，同年方气盛卓有建树的周公瑾恰成对照。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历史现实交相震撼，词人于天地之中顿生达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放怀一笑，驰骋于山林、江河、清风、明月之中，洒脱情怀于此略见一般。
（坡仙） 本词极雄丽之至，大起大落，横绝今古。
既认知人生如梦，又极写人生之辉煌，使人难辨其究竟消极还是积极，人生功业虽辉煌而终归于梦，但纵使如梦毕竟曾经辉煌，也许如梦的辉煌人生更值得珍惜，更惹人向往。
古往与今来，哲理与人生，在雄长豪宕壮丽恢弘之中，隐然一种低徊婉转深隐幽微的情思绵绵不尽。
章法：上阙：高起然后低徊，平稳过渡后激昂慷慨至极，雄风浩荡，热烈奔放；下阙：抖笔荡开，长音袅袅，渐紧渐烈，沉郁过后，复归于沉静，旷远。
音韵：入声韵，短促有力。
诗歌是韵文，讲究节奏之美。
《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仙境出现时由原来的七字句换为四字句，使意外、突变更强烈。
另如“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
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
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诉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这雄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 慷慨雄浑，激烈悲壮。
惟楚有才什么意思
惟楚有材（wei chu you cai） 同义词有“惟楚有才” “惟楚有材”不是“唯楚有材”。
“惟”乃语气助词，这句话理解为“楚有才”。
出处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 惟，系语首助词，古籍惟、唯、维通用，如《书· 泰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 [湖北贡院旧牌楼] 湖北贡院旧牌楼 1655 年，林天擎到武昌府学（今武昌解放路西，大成路北）祭孔，诸生向他反映，武昌府学为鄂省乡学之冠，但校舍破败不堪。
学子们表示能体谅国家一时经济困难，愿将津贴捐出来维修校舍。
在林天擎大力支持下，修葺工程于两年后完成。
据《湖北通志》记载，新府学落成后，林天擎记下两年前学子谒见之事，并发出由衷感叹： “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
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
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
” 自林天擎后，武昌府学“嗣是代有修葺”，而且重视培养“楚材”的文字屡见于湖北方志。
1732年，巡抚王士俊说“楚材号天下久矣”，并希望“从此楚材辈出”。
另有一传说，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
这是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岳麓书院楹联] 岳麓书院楹联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
“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
然而，既然说是“楚材”，则当然源自楚国，与楚国人才关系理应很密切。
“惟楚有材”是从“虽楚有材”转化过来的，是因其意而引伸之。
“虽”、“惟”虽有一字之差，在内容上实际是一致的，都说的是楚国(地)有材，是很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规律的，故已成定论。
楚国地灵人杰。
人才济济，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一批第一流人才，甚至是世界性的第一流人才，故楚国人才既多又出类拨萃，品位极高，是可以登上中国和世界人才的殿堂的。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当年蔡人声子列举的四人，只不过是在晋、楚争霸中为晋所用的卿大夫之材，远不能代表真正的楚国之材。
这里，挂一漏万，不妨举一些在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作一介绍，以见一斑。
在政治军事上，楚国驰骋疆场八百多年，从筚路蓝缕，到立威定霸，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如审时度势、周文武成三代均尊之为师的楚国缔造者鬻熊；自称王，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创新精神的熊通(楚武王)、南定都郢，北通“上国”，抗衡中夏的熊赀(楚文王)；与齐桓公争霸后来居上，执辱宋襄公、“强楚主会”，继齐桓公之后登上中国霸主地位的熊恽(楚成王)； “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天下大事尽在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熊侣(楚庄王)；洞察形势，全力东拓，使楚国仍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行列之一的熊章(楚惠王)；大胆重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国振兴复强的熊疑(楚悼王)；北取睢、泗之间至泗水之上，西拓巴蜀，东收吴越，“临天下诸侯”，使楚国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的熊良夫(楚宣王)和熊商(楚威王)父子两人。
这些国君 (王)，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楚国和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是彪炳史册，永垂不朽的。
他们堪称为天才、通才，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遗产。
当然，在这些国君(王)的主政下，也有不少治国领军的良才，如斗子文、孙叔敖、叶公子高等人。
此外，还有三位大才应该提出来，他们就是伍子胥、范蠡和李斯。
伍子胥，楚国忠良之后。
由于楚平王的昏聩不明，伍子胥含冤出逃，后帮助吴国攻楚破郢，对自己的族国犯下了罪过，是伍子胥狭溢复仇心理留下的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是应予以谴责的。
但他帮助吴国很快发展强大起来，从历史总的趋势看，是有助于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祖国的大一统的。
而且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孙子兵法》就凝聚了他的、当然也是楚国的军事思想的结晶。
所以，伍子胥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应看成为楚国的良材。
范蠡入越后，先为越在吴作人质忍辱二年，后回越佐勾践复兴，终于灭吴。
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下海”经商，终老一生。
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财家，是楚国一难得的奇材。
李斯，荀子学生，在楚学成后入秦为官。
他向秦献灭六国、成一统之策，力主废分封、设郡县、焚诗书、谋私学、以法治国，对秦王政(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三人，虽为吴、越、秦用，但都在异邦大有作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楚材”，绝不可排斥在楚人之外。
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传说楚先祖祝融是三皇五帝时期观火授时的大科学家。
见于有明确史籍记载的，在经济、科学领域中作过突出贡献的有孙叔敖、苏掩、甘公、唐目未等人。
孙叔敖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水利专家和科学家。
他首创库陂池水利工程，首先为大江筑堤修垸，在楚境形成南、北灌溉网络，“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碑》。
他重科学技术，在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 时，遣具体筹办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粮食，制订出具体而又科学的计划，结果完全按此计划顺利地完成。
苏掩，楚康王时司马，他受命整治军赋，规划军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军赋制度改革，史称“苏掩庀赋”。
苏掩庀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制的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循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他所调查的九种田地，准确无误地反映了楚国水泽山峦的地形地貌，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不已，证明苏掩是多么注重实际、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政治家和科学家。
甘公、唐目未为天文明家。
甘公，《史记》谓齐人，《集解》谓鲁人，《正义》谓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
唐目未，亦为有名的天文学家。
楚人的数学成就突出，如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算数书》，就是楚人留下来的一部数学著作。
楚国铁器、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该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和名家的心血，充分地显示了其精湛的技艺，可惜的是名不见经传，成为有才华的无名氏群体了。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先秦时期最为活跃，时至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所谓百家，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
而在这各个学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创立者。
道家学派创立人是楚先哲老子，后续者不少，至战国中期，楚人庄子则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老庄并称，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登上世界哲学史的殿堂(如黑格尔就认为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
另一道家老莱子，尚清贫，曾教孔子以事君之道。
战国末曷鸟子著《曷鸟冠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又兼采法、兵等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另一发展。
儒家学派虽非楚人所创，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为荀子所创。
荀子虽为齐人，但他居楚约近二十年，还担任过楚兰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国完成的，当受到楚国思想文化的浸润，正因为他阅历广泛，受到楚人的广撷博取和开放性、宽容性的启发，所以他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成为先秦时期一位大思想家。
荀子的成就是在楚国完成的，称荀子是楚之良材，亦非不可。
法家兴盛于三晋，楚国亦为法家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如著名法家吴起在楚国变法，使他的主张和才干得以充分的施展。
后期法家韩非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则入秦大施才干，成为秦始皇一统大业的得力助手。
兵家各国均有，楚国军事统帅辈出，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怎么能没有兵家?可惜他们的军事实践未留下系统总结，以致难以窥见其思想光华。
然伍子胥、范蠡则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兵家。
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倡之神农之说，是在楚国大地中孕育出来的长盛不衰的思想精华。
他主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要求社会“均平”合理，深得人心，使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
许行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故其主张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行不失为楚人坚持发扬楚国思想传统的典范。
墨家虽非为楚人所始创，但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其中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楚人邓陵子，号称邓陵氏之墨。
墨家在先秦时代奉为显学，是代表小生产者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纵横家的先辈或创始人之一是楚人鬼谷子，史称鬼谷先生。
《史记》说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
他所著的《鬼谷子》一书，纵横捭阖，评论游说之术和“揣”、“摩”、 “权”、“谋”之策略，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堪称为当时一部外交学、心理学和攻关学的好教材。
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充满迷信色彩，但其中却亦含有一定辩证法因素。
战国末楚阴阳学家南公著《南公》二十一篇，可谓为阴阳学派中之大家。
秦灭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时不过十余年，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梁、项羽、刘邦继之，果然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建立了新兴的汉王朝。
这位南公，就很了解社会发展形势，其预言就饱含着辩证法，传为历史佳话。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楚材”更是突出见奇，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诗歌。
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
前已指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是继老子之后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他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大师和文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作家，《离骚》一诗是其代表作。
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等，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完全是在楚国的培养教育和楚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
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
他的精气说和历史观，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
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
我们荆楚大地的人们，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
楚国艺术发达，无论是书法、绘画，抑或是音乐、舞蹈，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
其中造诣很深的音乐家钟子期和操琴大师伯牙，高山流水，意蕴隽永，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楚国人才济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众多第一流人才。
楚国亡后，楚地人才却长盛不衰，辈出不穷。
历史上湖北曾出现几次人才涌现的高峰。
先秦以屈原为代表；东汉至三国时期，以王逸、黄香、庞统、费祎等；唐代襄州襄阳皮日休、孟浩然，复州竟陵陆羽，以及宋朝米芾等；明中后期，以张居正、熊廷弼、李时珍、“公安派”、“竟陵派”等为代表。
明末清初，湖北人文初况下降。
但至清末民初，人才又有上升趋势，这既得益于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也与自林天擎抚鄂以来的历届官员屡屡呼唤“楚材”有关。
从西汉到明清，近代以至现当代，也是代代都有第一流人才，简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如略推敲一下，荆楚大地历来就有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形成的人才群体。
清末近代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荆楚学人更是以族国命运为己任，积极地投身到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洪流中去，在洋务运动、民主革命中形成了宏大的人才群。
如以个人来计算的话，自秦汉以降，则数不胜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有良材、奇材、大材，甚至还是咤叱风云式的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
如果孙策没有死那么早的话，历史会变成怎样呢
孙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只活短的26岁，但对历史进程的影是巨大的，最直接的就是他打下了吴国的江山，奠定了三分天下中的一鼎，而他死后吴国的国土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更证明了他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孙策不死，三国的历史会不会改变
有多大的改变
既然是假设，那就应该有一个参照，同为君主，我们就先看孙策与孙权的区别。
应该有很多三国迷还记得，孙策死前对孙权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
”话中说的很明白，那就是孙策在两军对战乃至夺取天下这一方面比孙权要强，而孙权则在任用贤能保持国家稳定这一方面见长，两者似乎是一武一文，一猛一稳。
那么历史上的孙策是不是像他自己评价的那样呢
首先明确一点，孙策的第一句话相信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孙策17岁就随父孙坚征战四方，到二十来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了，军事经验十分丰富，甚至比诸葛亮还要好（要知道军事指挥能力的提高需要战场的历练，而不是光读读兵书就行的，诸葛亮在刘备死前一直未独立带过兵，刘备一直把他当萧何来用，刘备死后诸葛亮在前几次伐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低级失误，到后期才依靠他的天赋慢慢成熟），虽然可能和曹操比还有差距，但在统兵用兵上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相反孙权在参加的仅有的几次战役中表现了拙劣的军事指挥才能，要不是几位大将的拼死保护，恐怕连命都没了。
所以孙策在这一方面强于孙权是可以肯定的。
关键在于孙策的第二句话，按照意思就是孙权比孙策稳重，孙策可能保不住江东，而孙权反倒可以保住江东。
在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就是保江东需要什么?很明显第一点就是人才，有人才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策，才能让国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到现代社会仍然适用）。
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兄弟俩的态度是一致的，史书《三国志\\\/孙策传》记载孙策“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像吴国中的“二张”还有一大批武将都是孙策任用的，说明孙策是能够举贤任能的，而孙权也是一位能够听取部下意见的君主，因此两人都是能用人的明主。
而保住江东的第二点就是民心，只有国民同仇敌忾，才能抵御外敌，而这个又需要君主的威望来聚拢民心，在这一方面孙权显然不如孙策。
当时吴国人不仅呼孙策为“孙郎”，还叫其在战场上得来的称号“江东小霸王”，大家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称呼，想想之前有谁拥有“霸王”之称呢
项羽阿，再联想到吴中子弟多敬爱项羽，由此可见吴国人把孙策当成了项羽式的英雄，他们愿意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为这个“转世的项羽”而赴汤蹈火。
而孙权在在孙策死前都少有露面，继位时都有不少江东元老迟疑，市民们就更是怀疑了，可见他没有他哥哥那样的威望。
至于施展仁政提升民心是两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没有必要讨论。
经过这一番讨论说明孙策在安邦定国这一方面绝对不比孙权差，甚至由于早年的英武表现而比孙权有更强的资源。
至于为什么孙策会在临死前说这一段话，个人估计，由于孙权当时继位才17岁，没有威望，而孙策为了让弟弟拥有信心，才说这段话让弟弟知道他也有比哥哥强的地方。
同时也是给江东元老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他们：“我这个弟弟争天下虽然不行，但保住已有的成果还是可以的。
”以防这些人觉得君主无能而叛变。
说完君主的对比，我们知道孙策如果在位，那么东吴不仅可以保住，且有更大的发展可能。
那下面就来讨论孙策在位对天下大势的影响。
首先明确一点，孙策这个人是不会甘愿在江东做他的“小霸王”的，那么征战就成为必然，而矛头毫无疑问会指向刘表，不仅因为那是他的杀父仇人，更重要的是那里有荆州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已打拼多年的孙策应该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即使预见不到，周瑜这样的战略家也应该会给出相应的建议。
而综观孙刘两家的实力，不论是从统帅的才能，将领的实力还是士卒的精锐程度上看，孙策显然要比刘表强，那么战争的结果就很明显了，刘表必败，关键就看孙策要花多长的时间来征服荆州。
（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到刘备会帮刘表守荆州，我的意见是，刘备这时候实力很弱，几乎无法对战争进程造成多大的影响，至多延缓一下，更何况他还要时不时地应付曹军的进攻和刘表的猜疑；而从孙权杀败黄祖之后刘表询问刘备时刘备的回答可以看出，刘备是不希望招惹孙氏的）为什么要看时间呢
因为别忘了，另一位强大的对手曹操也在向荆州步步紧逼，势头相当猛。
那哪一个更可能抢先开入荆州呢
答案是孙策。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孙策手下的吴军熟悉水军战术，要知道防守荆州或进攻荆州都必须熟悉水军的使用（像关羽兵败之前虽然徐晃击败了关羽在襄樊北部的陆军，但对南面围城的水军却无可奈何，要不是吕蒙背后偷袭，关羽最终很有可能攻下襄阳），而曹军显然在这一方面要差得多，自然进攻的脚步会比较慢。
其二，孙策毕竟是江东来的人，也就是南方人，而曹军是北方人，荆州人可能会更乐意接受孙氏的统治，更何况孙策相比于曹操，名望，实力一点都不差，还没有曹操一直流传的“汉贼”之名，所以孙策更容易获得荆州的民心一鼓而下。
假如孙策能够按照设想中的情况抢先夺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荆州，那么此后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会因为这一局面而改变，因为刘备当阳兵败之后就是经过荆州向南逃窜的，而曹操也是在攻下荆州之后才威胁要攻打江东的。
那么刘备能不能为孙策所接受
会不会被曹操灭了
曹操还会不会轻易地向孙策宣战
这些在孙策不死且占领荆州的情况下都是值得从新讨论的。
按照常理，孙策征战一生，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从未惧怕过任何对手，所以对于曹操虽不会轻视但也决不会惧怕。
而当初刘备投靠孙权得到接纳是因为孙权本人对于自己的实力不够放心且对于刘氏的仇恨没有父兄辈那么强烈（注意此时刘备与刘表已认了同宗，所以江东有些人认为刘备和刘表一样是敌人）。
现如今在孙策信心百倍且很可能敌视刘备的情况下，刘备是否能得到孙策的接纳呢
还是投奔他势力而灭亡
（据当时情况下，投奔其他势力为曹操所灭可能性很大，且其他势力也不一定能接受）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孙策仍会接纳刘备。
因为孙策本身就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君主，加上周瑜这样的战略家的辅佐，他们一定能够预见到曹操一旦消灭刘备，剩下的对手就只有自己，而面对曹操的威胁，对策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投降这个字眼是不会存在于孙策和周瑜的脑中的，因为他俩天生就是鹰派。
那既然要对抗强敌，有帮手总是好的，虽然孙策可能因为刘表而不喜欢刘备，但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一定会放弃个人的恩怨为自己的集团谋取根本的最大利益，更何况和刘备合作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优势（刘备是“皇叔”，且一直是振兴汉室的代言人）。
所以刘备是能为孙策接纳的，这也直接避免了刘备的灭亡。
那么反过来，曹操还会不会进攻孙策呢
如果进攻，结果又如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说会，也有太多的理由说不会。
因为一方面，曹操对孙策是很敬畏的，当年得知孙策风卷残云般地攻下江东后，曹操叹到：“狮儿难与争锋也
”由于忌惮孙策，还与其联姻，可见曹操是绝对不敢小视孙策的（青梅煮酒中曹操说孙策籍父之名非英雄，其实那是为了单说刘备而如此，未见得是曹操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江东基业实际上是孙策开创的，他用短暂的一生做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完的事），所以曹操是不是会进攻孙策就很难说。
而另一方面，既然孙策这么强，那要是在准备上几年，孙策只会变得更强，到时候就更难对付，那还不如趁现在把他连刘备一起除掉，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总之，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各位自己去想象。
而如果曹操决议开战，那么我想战役的结果是不用说的，曹操仍然无法取胜，因为孙刘联军取胜并不是因为有了东风或者某某人的诈降，其根本原因是曹军在水战方面的巨大劣势和曹操本人的轻敌与准备不足，所以不管吴国的君主是谁，孙刘联军都将取得胜利。
现在来看，不管曹操是兵败还是屯兵江北，刘备的生存环境都会被压缩到极限（这里的假设是荆州已被孙策占领，而刘备也不可能借到荆州，因为历史上刘备借荆州是在占领荆州的情况下再向孙权借的，有点强抢地盘造成既成事实的意思，而在这里这一条件已不存在）加上孙策的霸气和周瑜的谋略以及东吴整体实力的相对强大，本人认为此后进取西川的很可能是东吴，而最后刘备只会成为一个发展不大的小势力，进而天下就会逐渐演变为孙曹两家的对决。
岳飞之少年时代的原文及翻译
【原文】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汤阴〕今属河南省。
人也。
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
未弥月〔弥月〕满月。
，河决内黄〔内黄〕今属河南省。
，水暴〔暴〕突然。
至。
母姚氏抱飞坐臣瓮中，冲涛乘流而下，及岸〔及岸〕靠岸，得不死。
飞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沉厚寡言〕深沉宽厚，很少说话。
，天资敏悟，强记书传〔书传〕指经书及解释经书的著作。
，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
家贫，拾薪为烛〔拾薪为烛〕捡来柴照明。
，诵习达旦不寐〔诵习达旦不寐〕(一直)读到天亮，不睡觉。
。
生有神力，未冠〔未冠(guàn)〕不到二十岁。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
，能挽弓三百斤，学射于周同。
同射三矢皆中的〔的(dì)〕箭靶子。
，以示飞；飞引弓一发破其的〔飞引弓一发破其的〕岳飞拉开弓射一箭（就）穿透了靶子。
引，开弓，这是“引”的本义。
发，把箭射出去，这是“发”的本义。
，再发又中。
同大惊，以所爱良弓赠之。
飞由是益自练习〔益自练习〕练习得更勤快。
益，更加。
自，没有实义。
，尽得同术。
未几，同死，飞悲恸不已。
每值朔望〔朔望〕朔，夏历每月初一；望，夏历每月十五。
，必具酒肉，诣同墓奠〔奠〕祭奠。
而泣，又引同所赠弓发三矢，乃酹〔酹(lèi)〕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
。
父知而义之，抚其背曰：“使汝异日得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使汝异日得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如果你将来能够为国家效力，你定然会为国、为正义而献身吧?使，如果。
异日，他日、将来。
其，表揣度。
!”应曰：“大人许〔许〕同意。
儿以身报国家，何事不可为!” 【翻译】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
出生之时有象鹄一样的大鸟在岳家的屋顶上飞鸣，因此取名为“飞”。
尚未满月，黄河决堤，洪水突然而至。
岳母姚氏抱着岳飞坐在大缸里，顺着洪流而下，终于靠岸逃生。
岳飞年少时就很有气节，沉稳忠厚，很少说话。
天资敏捷聪慧悟性好，能清楚地记住（许多）书与传〔书传：指经书及解释经书的著作）。
尤其喜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
家里比较清贫，捡木柴作为火烛照明。
背诵复习一直到天亮都不睡觉。
（岳飞）天生就有非常大的力气，不到二十岁〔未冠(guàn)：不到束冠。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加冠之礼〕，能挽起三百斤的弓剑。
（岳飞）跟着周同学习射剑，周同能同时发射三支箭都能中箭靶子，以此做给岳飞看；岳飞拉开弓射一箭（就）穿透了靶子，再次发一箭又中。
周同大吃一惊，把自己所喜爱的好弓箭送给岳飞。
岳飞于是就练习得更勤快，全部得到了周同的箭术。
没有多久，周同死去，岳飞十分悲痛。
每缝夏历每月初一和十五，必定会准备酒肉，到周同墓前祭奠，并流泪，再次打开周同所赠的弓箭发了三支箭，这才把酒洒在地上，以示祭奠。
（岳飞的）父亲知道他的情义，抚摸他的背说：“如果你将来能够为国家效力，你定然会为国、为正义而献身吧?”（岳飞）回答说：“父亲大人许可同意，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报效国家，没有什么事不能做!”
刘备打东吴的目的，真的是为关羽报仇吗
备坚持攻打东吴，并非要为关羽报仇 刘备坚持攻打东吴，并非要为关羽报仇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和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刘备倾蜀汉全国之力攻打东吴，是为了给死于东吴之手的义弟关羽报仇。
我却认为，刘备之所以出兵攻吴，并不单纯是为了给云长报仇，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为什么说刘备伐吴不是为关羽报仇呢
首先，我们看，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所害是公元219年冬，而刘备大举伐吴则是在时隔近两年之后，曹操病逝，曹丕称帝，刘备也称帝后的221年。
如果说刘备珍惜桃园结义之情，誓为义弟报仇的话，为什么关羽遇害当时不发兵，却会在两年后才发兵呢
这对于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来说是不合情理的。
其次、刘备与关羽的关系并不足以使刘备起全国之力为弟报仇。
刘备和关羽的友谊在早年间的确是非同寻常的，但在刘备入川后却发生了变化，两人关系越走越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以下三点作证： 第一，刘备重用马超（虽然只是表面上的重用）。
关羽给孔明寄信，问马超，实际上，就是不满的表示。
诸葛亮深知关羽的性格和来信的用意，回信中大夸关羽，平息了这场风波。
而后，刘备把黄忠提高到和关羽平级，这引起了关羽的更大的不满。
对于这种后果，孔明是早有见地的，对刘备说，“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而刘备说，“吾自当解之”（见黄忠传）。
可是，刘备所谓的自解之，不过是派费诗去罢了。
结果，关羽大怒，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费诗好说歹说，才安抚了关羽（见费诗传）。
由此二事可见，刘备和关羽的关系已大不如前。
第二，刘备令关羽手握重兵、统领荆州，但实际上并不放心。
荆州除襄阳外，还有两处要地，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前者，那就是江陵和公安。
刘备派糜芳守江陵，派士仁守公安，一个是妻舅、一个是老乡，而且全是庸才，其目的决非帮助关羽守荆州，显然，是为了监视关羽。
二人与关羽也有不合，在关羽和曹仁作战期间，他们的后勤工作做得就很烂。
第三，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也就是说，从荆州和汉中两路出兵夹攻魏国，以图中原。
然而到了刘备进位汉中王时，命令关羽起荆州之兵攻魏，而益州自始至终未发一兵一足。
仅靠关羽的一个地方军团怎么能和魏国的一国之力抗衡呢
即使没有吕蒙“白衣渡江”，关羽的攻势也会强弩之末。
有人说这是诸葛亮的用兵失误，实际上，刘备又怎会不知呢
刘备之所以不发兵，也许就是认为关羽有功高盖主之嫌。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刘备进位汉中王时，和关羽的关系已不如桃园结义时那般亲密，关羽的死，也不足以令刘备冒亡国的风险攻打东吴。
那么，刘备冒如此大风险，不顾群臣反对，倾全国之力攻打吴国又为了什么呢
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刘备急欲在有生之年恢复汉室。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时，已经61岁。
一代枭雄，戎马一生，为的就是汉室中兴，而今虽在古稀之年称帝，但毕竟是偏安蛮夷，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振兴汉室、匡扶中原。
而以当时之国力，打败强大的魏国困难太大，而东吴没有了周瑜和鲁肃实力已大不如前。
如果起全国之兵力全力攻打吴国，一旦取胜则可以与魏国二分天下，那时再图中原倒有几分胜算。
第二，刘备伐吴，也是被局势所逼。
失去荆州，蜀汉仅占益州，虽然成都平原也是“天府之国”，但和中原广大地区相比，其经济实力是无法相比的。
而荆州是用兵之必争之地，况且如上文所述，诸葛亮在《隆中对》就讲要以益州和荆州互为救援。
现荆州已失，以益州之地仅可固守保国而已，攻克中原难度太大，而诸葛亮向来以“联吴抗曹”为方针，是不会与东吴开战夺取荆州的。
刘备自知年事已高，他死后必不会有人再提起夺取荆州，因此，他必须在固守保国和冒险出兵之间选择其一。
刘备选择出兵，也是为了给蜀汉一个打开局面的机会，只是他没有料到张飞因暴躁的脾气而被奸人所害，又因为自己轻视陆逊而陪上了全国之兵，自己只能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第三，为了关羽，但不是为其报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仁义之名。
刘备素来以仁义而名满天下，今其义弟遇害，若他丝毫没有表示，则大大有损于其仁义的名声，甚至会背负“不义”之名。
虽然以诸葛亮为首的朝中众臣反对伐吴，但刘备如果果真不发兵攻吴，也必定会给后人留下口舌，况且三弟张飞当时就不会答应。
而且，有上述两点原因，刘备自然是坚定伐吴的决心，只是以“为弟报仇”为出兵之名罢了。
正因为如此，刘备才会倾全国之力攻打东吴，但却因为自己的骄傲和不听劝告，断送了蜀汉的江山，若非是刘备的一时疏忽，没准历史真的会被改写也不一定
以武昌起义为例说明辛亥革命发生的必发性和偶然性
从事件表面而言，武昌起义确实有其偶然性和突发性。
有人甚至提出了武昌起义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1]，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偶然事件，这一点，当时社会各阶层均感意外和突然。
（一）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意外。
首先孙中山在起义前从未部署在湖北的革命起义。
武昌起义不是以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直接领导。
事发后，孙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之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2]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毕生领导的十三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而这次起义又不是孙中山为总理的同盟会的名义直接领导的，最后却成功了，而且领导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有的甚至只是受到革命影响还未参加任何革命团体的小人物，革命领袖孙中山当然觉得意外。
（二）革命党人感到意外一些革命党人不仅没有把湖北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相反对湖北的革命形势未抱希望。
1911年9月29日反清志士雷铁崖，就撰文抨击“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批评湖北人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既远逊于“拼死以争”的川人，又落后于“亦尚有罢课开会之举”的湘粤两省，“声息俱无，群仰清政府鼻而嘘而沫”。
③把湖北看成是清朝政府堡垒地区。
但他怎么也未想到正是被革命党人高层不看好的湖北却打响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枪声。
（三）武昌起义内部也感到起义这么快成功实属意外由于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要冲，是重要的农业地区性和洋务运动核心地区，所以武昌起义既存在容易成功的可能性，又存在容易遭到镇压的危险。
加之武汉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到起义前夕仍未做好协调组织工作。
而共进会，文学社在同盟会领导下只是影响力不大的分支机构，其作用，名气都不能堪当领导起义的重任。
所以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最佳人选落在黄兴身上，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黄兴只注重两广和云南地区而忽视武汉的做法很不满，而且黄兴领导的武装起义都未成功，湖北的革命党人认为是“常败将军”，加之黄兴此时在海外并明确表示不看好湖北的革命形势，甚至要求推迟起义，可以说武昌起义群龙无首，仓促上阵，以至起义成功后找不到合适的领军人物，只好在革命党人强逼下找到黎元洪充当重任。
（四）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顽固派人士感到意外，当时武汉是清朝新军重点布阵的地方，设一镇一协统，新军人数在全国是较多的，实力也是很雄厚的。
但起义爆发后，在革命党人强逼之下，黎元洪作为清朝军事将领被迫出任湖北军政府总督，武汉军政各界都感到意外，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
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时绝对优势的顽固派以学生的心理打击，导致总督瑞澄逃跑，镇协张彪没有倾力镇压起义，在客观上有利于起义的成功。
二、武昌起义发生的必然性（一）清末政治社会矛盾加剧，客观上促成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辛亥革命之前，晚清政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已经积累到爆发的临界点。
首先，从太平天国之后，汉族地主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一大群以军功起家的汉族士大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封疆大吏。
他们和以前的督抚不同之处，不仅自己手里有只听自己指挥的军队，而且通过在战争中形成的厘金制度，扩大了手中的财政权[3]。
于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一再上演。
满清贵族的势力实际上遭到巨大削弱。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面对地方上日益滋长的反清浪潮，满清当局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再进行大规模镇压了。
其次，自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失败对政治系统施加了巨大压力。
对外战争的失败打破了长期存在于传统士大夫心中的文化自尊，天朝上国的迷梦一旦被打破，就有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将检讨的目光转向政治制度自身。
这种局面对清政府的合法性是极大的冲击，特别是领土的割让，更使普通民众和部分精英阶层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
19世纪末的自强和救亡图存运动固然反映了部分政治精英企图在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同时反映了满清政府合法性日益削减的现实。
再次，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反清风潮越来越烈，已经形成了不可遏制之势，甚至许多军队都受到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倒向了革命阵营。
辛亥革命前夕“以相当多的留日士官生为军官的‘新军’各派都拒绝给中央提供支持”[4]。
到了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农民的抗捐斗争、各阶层人民的收回利权运动，以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领导的武装暴动，已经形成了遍地烽火的局面，使统治者感到“防剿俱穷”，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政府已危如累卵了。
辛亥革命的爆发说明，在旧的政治体制内以旧势力为代表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小修小补已经难挽大厦之将倾。
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5]。
（二）清末新政的客观使然由于清末政治体制抱缺守残，国力衰退，任人宰割。
一些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乃至文化，而武汉就是这一实践的受益者。
特别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致力于以“求富”为目标的“振兴实业”，先后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湖北炼铁厂、丝麻四局，修建京汉铁路，修筑堤防，引进农业科技，兴办教育，推行新学制。
尤其是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
仅1904年湖北派往各国的留学生在全国列第三位，德国25人、法国10人、英国23人、美国11人、比利时24人、日本5000余人[7]。
虽然张之洞主管愿望是借助清末推行的新政维护清朝政治统治。
但客观上在海外接受了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留学生们，成了辛亥革命的启蒙者和实践者，成了推翻旧体制最强有力的掘墓者。
清末新政还包括编练新军。
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把编练湖北新军视为重要工作。
他主观目的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式武器和建制、训练方法，建立一支近代化军队，以强化垂危的清王朝，同时也形成张之洞的个人军事力量，到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有一镇（相当于一个师）一混成协（相当于加强旅）总计两万多人，在全国新军中力量是较强的。
尤其重要的是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钟，不仅注重硬件建设，更注重软件建设，大力推进士兵文化提高，办有各类军事学堂，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招募新兵有文化者优先录用。
如1905年在黄陂招募新兵96人中，就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
有知识的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旧式军队所没有的。
这就为接受新思潮提供了条件。
事实上，张之洞苦心经营湖北新军也走到了他的主管愿望的对立面。
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分子成了武昌起义的发动者，士兵的大多数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站到革命党一边。
而且，由湖北新军派往各省指挥新军训练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
如新疆、山西、陕西、湖南等省就有湖北新军训练骨干成为当地的重要人物。
（三）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在武汉社会矛盾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的过程中，武汉革命力量也蹶而复起，发展壮大。
自日知会被破坏后，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
在反动当局的防范和高压下之下，公开的、大规模的活动虽不可能进行，但分散的、小团体的革命活动却在各种缝隙中迅速发展。
从1907年开始，武汉地区各种革命小团体竞相破土而出。
诸如同兴俱乐部、集贤学社、军队同盟会、种族研究会、中华铁血军、群治学社、自治团、军队同盟、将校研究团、武德自治社、兰友社、钟祥学社、忠汉团铺仁会、蕲春学社、振武学社、德育会、数学研究会、群英会、黄汉光复党、竞存社、神州学社、义谱社、振武尊心社、柳营诗社、益智社、文学研究社、自新文学研究会等[8]。
这些小团体，少则几人，多则百十人，并采取了有保护色的名称，活动也很机密。
如此众多的小团体的出现，反映了武汉地区深藏的革命潜力。
武汉地区近代知识分子群不断扩大，其中不少人参加新军、或在社会上进行革命宣传，而广大工农又越来越对清政府增长不满情绪，在当时不可能进行公开政党活动和革命活动的环境下，声气相投、自由组合的这些小团体就成为革命力量集结的一种形式。
但这些小团体也带来了门户之见和宗派习气，经过分化、组合、终于演变为武汉地区两个分途并进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
文学社正式形成较晚，但组织则源远流长。
文学社的前身，可上溯到湖北军队同盟会。
后演变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
再演变为文学社。
由蒋翔武任社长。
社员多分布在新军中，人数达5000人之多。
与文学社相伯仲，武汉地区还有另一重要革命组织——湖北共进会，主要负责人为孙武等。
共进会于1907年发端于日本东京。
成立后仍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并自称为同盟会支派。
湖北地区共进会在辛亥革命前曾秘密联络长江会党，谋举事，遭失败。
因会党举事未成，亦转谋新军。
7月23日，谭人凤受黄兴之托，携款800元到汉口和孙武、居正密谋建立机关，运动起事。
居正和谭人凤来鄂，使湖北共进会与同盟会发生了联系。
当时，黄兴正谋划广州黄花岗起义，孙武等大力加强共进会在新军中的工作，以至共进会和文学社常常发生争夺社员的现象。
为了联络军中同志，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吸引了许多人入共进会。
一个月后，同兴酒楼迁蛇山后巡道岭九号，改名同兴学社。
4月，杨玉如等于武昌胭脂巷11号设立分机关。
刘公亦自襄阳到武昌，居雄楚楼10号杨玉如家中，担任进进会入会主盟人。
当湖北共进会加紧准备，以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广州起义已败于倏忽之间。
孙武等人并没有后退，他们决心变“响应”为“首义”，以进击的姿态在武汉发难。
（四）四川保路运动处置不当，加速了武昌起义的步伐。
1911年夏季，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处置处当，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投入监狱，引发了1911年9月7日的群众示威。
抗议和起义随即遍及全省，一批县城宣布独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不到一个星期，四川一片混乱，当局也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之中。
朝廷答应给铁路投资以全部赔偿，但为时已晚，示威活动仍在继续。
北京从湖北调军队归钦差大臣端方指挥，命令他必要时以武力恢复秩序[9]。
清政府调兵入川导致湖北的兵力空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成了起义指挥机构，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
但是由于泄密，起义指挥机构遭到破坏，几个主要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出武昌，清政府则按照缴获的名册搜捕，逼使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以前策划的起义，如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是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想到起义会在突然之间取得如此快速的成功。
武昌起义所以有“首义”之称，主要在于它推拿了满清政府倒台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苦命党人士气大振，集中力量迅速攻占了南京。
1912年元旦，民国政府建立，意味着新的政治纪元开始。
所以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其实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也有当时政治情势变化的偶然性，可以称之为水到渠成的偶然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