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简介
聂荣1899-1992） 中国军事家治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导人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次年春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到苏联学习。
1925年8月回国后，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成员、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
后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与向北伐军派遣中共党员等工作。
1927年7月中旬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参加南昌起义后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1928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初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后在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在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坚持秘密斗争。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团政治委员，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同年4月，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漳州战役。
1932年冬以后，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
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的主张。
过金沙江后，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
曾率部参加直罗镇和东征、西征战役。
1936年11月，参与指挥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7年11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旅团长。
1940年8月，在百团大战中，组织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
1943年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反攻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北平(今北京)市市长等职。
先后参与指挥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
1950年初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人部署人民解放军继续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的部署、训练、运输、供应、轮换等工作。
曾参与组建各军兵种领导机构和一批军事院校，并组织制定军事条令、条例等。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8年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59年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领导科技攻关，组织全国大协作，仅用5年时间就研制成功多种导弹和原子弹，不久又研制成功氢弹。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斗争。
1983～1988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水浒传中的王庆的性格特点
《水》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故事。
据《东都事略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
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此外,李□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
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
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
”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
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
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
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现在的《水浒传》基本一致。
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
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
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
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思想内容】《水浒传》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
作品开头写了一个一向被人厌弃的破落户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后来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一直被提拔到殿帅府太尉，而这位皇帝也不过是个专会串瓦走舍的浮浪纨□儿。
他的亲信大臣还有蔡京、童贯和杨戬等，他们构成了一个最高统治集团，蔡、高等人以他们的亲属门客为党羽心腹，如梁世杰、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贺太守之流，在他们的下面，则是一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从上到下，狼狈为□，残害忠良，欺压良善，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形成了一个统治网。
《水浒传》在揭露这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何欺压人民的罪行时，首先叙述了高俅迫害王进的故事，因为王进的父亲早年比武时，一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帅府太尉后,到任的第一天就官报私仇,无端责罚王进，害得王进连夜奉母逃走。
作者还写了高俅为了让儿子霸占林冲的妻子，千方百计谋害林冲。
高俅作为那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凶残、阴险的权□特点，也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朽的本质。
此外，《水浒传》中还写了地主恶霸的种种作恶行为，如郑屠霸占金翠莲，西门庆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结官府构陷猎户解珍、解宝。
【艺术成就】《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
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
《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
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版本】《水浒传》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流传极广，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版本有简本、繁本两个系统。
明清以来流传的版本较多，各本差异较明显，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种繁本。
总之，《水浒传》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自上到下的对人民的压迫者。
而受压迫的人中还有正直的上层人物，如柴进、杨志等。
有压迫就有反抗，《水浒传》写林冲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义，说明了“乱由上作”的道理。
《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杰的不义之财，也具有典型意义，它表现了人民对贪官污吏剥削行为的反抗和打击。
由这种反抗，也使晁盖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
“智取生辰纲”中白胜唱的一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更是唱出了历代被压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水浒传》写英雄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况，但是在逼上梁山这一点上，许多人是共同的。
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于生活不下去，他们不满官府的剥削，积极参加劫取“生辰纲”的行动，从而上了梁山。
解珍、解宝是由于受地主的掠夺和迫害起而反抗的。
鲁智深是个军官,他嫉恶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结果被逼上山落草。
武松出身城市贫民，为打不平和报杀兄之仇，屡遭陷害，终于造反，勇猛地向统治阶级进行冲击。
他是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过来的。
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场生活，养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毕竟也被逼上梁山，这说明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政治极端黑暗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必然发生分化，其中的一些人因受到当权派的排挤打击，起而反抗，也会投身于农民起义的洪流。
怒杀西门庆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吴用智取生辰纲 选自明代崇祯刻本《英雄谱》插图《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
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
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斗争活动，开始多半是出于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于个人报复性的反抗，后来上了二龙山落草，接着又参加梁山起义。
“智取生辰纲”最初就是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但晁盖等上梁山后，就更大规模地反抗政府了。
起义的武装，也是由小股发展到大股，最后都汇合到声势浩大的梁山泊。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
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
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
”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
《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
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
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
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
”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
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
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
“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
《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
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
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
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
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
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
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
“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
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在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
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
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
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
”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
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
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
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
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
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
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
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
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
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
这个看法尚有争论。
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
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
”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
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
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
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
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
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
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
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
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
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
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
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
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
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
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
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
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
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
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
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
’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这样便脱身而去了。
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
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
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
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
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
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
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
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
《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
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口号有哪些
1,夏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评估：夏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屠杀百姓极其残酷。
这个话很有名，国人迎接商汤，放逐了他。
虽然起义的具体事件不可考证，但是鉴于这个“口号”的激烈性，推定为有吧。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5； 2，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伐无道，诛暴秦。
评估：这个口号确实厉害，当时还有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
——是啊，有种吗
为什么你享富贵我们内受苦
确实有煽动性。
宋代统治者把它改造成“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看来皇帝还是有种的，但毕竟是让步了，并号召大家好好读书去，也算聪明。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9； 3，赤眉军：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评估：樊崇是农民，不识字的，也学起汉高祖了，呵呵。
这种强调秩序的口号虽然不如别的类型响亮，但是开宗明义，具体实在，很容易让百姓了解自己，支持自己。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7； 4，李通：“刘氏复起，李氏为辅。
” 评估：汉朝时期迷信盛行，图谶、纬书流传，预言性的东西很时髦。
这是“半仙”李通劝刘秀起义，给他打气的话。
口号类型：迷惑型； 煽动指数：6； 5，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评估：这时候预言性的东西更吃香。
张角是一个医生，一个老道，半个秀才。
素质不错，组织能力很好，但军事一般。
当时的东汉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是封建豪强都兵强马壮，如果不各地同时起事，没有成功的希望。
口号类型：迷惑型。
煽动指数：8；6，王薄: 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评估：隋朝末年，炀帝剥削残酷，大兴土木，巡幸游乐，徭役、兵役甚为繁重，民不聊生，终于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大业七年（611），炀帝为征高丽做准备，征发全国兵、民数百万，“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尤其是山东、河北地区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加上水旱灾荒，隋末 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首先在这里拉开。
这个口号用诗的形式告诉民众——已经没有活路了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8； 7，李密：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评估：这是李密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因为李密也是社会上层，不可能象农民一样提出深层次的建议，而是从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上攻击。
不过文笔是好，留下了一个成语：罄竹难书。
口号类型：声讨型； 煽动指数：8； 8，黄巢：天补均平 评估：黄巢“均平”的提出，在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9，王小波、李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评估：随着历史经验的总结，农民起义口号的迷信色彩逐渐淡化，所提问题逐渐指向封建制度本身，而且越来越明确、具体和系统。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7； 10．钟相、杨么：等贵贱，均贫富。
评估：相杨么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等贵贱”的口号，这次起义由钟相策划和发起，但起义正式爆发不久钟相即牺牲，之后五年的斗争都是在杨么的率领下进行了。
在杨么失败后，降于岳飞的义军也都成了抗金的中坚。
这个口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对政治地位问题提出了目标，即“等贵贱”。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11, 韩山童、名福通红巾军：明王出世；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评估：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迷信性很强，但是有一个特点，借助外来“明教”的力量，加上本来就激烈的民族矛盾，所以最后由朱元璋取得成功。
严格地说，这是古代农民起义成功的唯一一次。
口号类型：迷信型； 煽动指数：9； 12，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评估：矛头针对性强，但是没有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
口号类型：激励型； 煽动指数：9； 13，李自成：均田免粮。
评估：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均田免粮”的口号已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标志着当时农民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8； 14，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评估：这个口号继承了先前“等贵贱，均贫富”的具体内容，又用基督教的形式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世界的蓝图，确实是进步了。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9； 15，义和团：扶清灭洋。
评估：最糊涂，也最失败的口号。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5； 16，同盟会：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评估：这个起义口号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政策，而把民族矛盾放在首位，激励国民。
可惜“平均地权”一项国民党最终也没有实现，被共产党打败，也根本是因为这个“平均地权”。
口号类型：政策型； 煽动指数：10还有：陈汤的“明犯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
”杨慎的“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正在今日。
”等等
日军侵华史
日军侵华的历史很长,不应只从1931年,甚至是1937年算起 因为太长,1939年以后的历史参照楼上的回答 小日本1894年开始侵略中国 1894年（甲午年） 8月1日日本对中国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这次战争是由于日本用武力侵占朝鲜，并于7月偷袭中国海陆军而引起的。
据日本中冢明教授1994年7月22日披露，他发现的历史资料证明，甲午战争完全是经日军周密策划后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部历史资料记载，日军拘禁朝鲜国王后，强迫他请求日军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然后日军以此为借口，“向清国开战”。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中国清朝北洋舰队在黄海交战，中国海军在海战中受挫。
10月26日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相继攻占大连、旅顺、营口，牛庄等地。
11月22日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媾和。
1895年 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4月17日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了。
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2）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对日通商口岸；（5）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投资设立工厂；（6）日本享有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等特权。
在这项条约上签字的清朝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本政府代表为伊藤博文。
5月4日日本因俄、德、法等国的干涉，决定“放弃”辽东半岛。
11月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
1896年 3月－5月日本在沙市、厦门、苏州、杭州、重庆等地相继设立领事馆。
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1897年 3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
5月13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杭州租界协议书。
6月30日日本在辽宁牛庄设立领事馆。
1898年 4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朝政府，强迫清朝政府声明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24日，清朝政府复照日本政府，声明中国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7月16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1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沙市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2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
1899年 4月2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0月2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厦门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900年 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派遣25000名官兵，作为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的八国联军的主力。
8月14日由日本等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8月24日日舰“和泉号”的陆战队在厦门登陆。
28日，又从台湾派两个步兵连侵占厦门。
1901年 4月3日日本在南京设立领事馆。
9月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等11国在北京签订，同意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天津、山海关沿线的12个地区，赔款白银4．5亿万两，日本从中分得3479．31万两。
9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重庆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3年 1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
4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签订扩大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4年 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
10日，日俄战争爆发。
12日，清朝政府宣布对日俄战争保持中立。
俄国战败，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根据和约规定，俄国将辽东半岛的租惜权和“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的干线、支线及其沿线属地上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
1905年 4月4日日本在长沙设立领事馆。
10月17日日本在辽阳设立关东总督府。
12月22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同意根据日俄朴茨茅斯和约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并在中国东三省增加开放城市和港口，安东和奉天之间军用铁路由日本经营，禁止修建与“满铁”平行的线路。
1906年 5月－11月日本先后在安东、奉天、广东新民设立领事馆。
11月26日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
12月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本归还营口的协议。
营口是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占领的。
1907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扩大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3月－11月日本先后在哈尔滨、吉林、南京、汕头、长春设立领事馆。
4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新奉（新民－奉天）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协议。
据此，清朝政府将以高价收买日本所营新奉铁路，并向日本借款修建吉长铁路。
5月30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设立大连海关协定。
协定规定，由日本人任税务司长；从海路运进大连的货物，不征进口税；经旅大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要征收进口税。
6月28日清朝政府通知日本，同意根据1905年中日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开放风凰城、辽阳、宁古塔、珲春、三姓、海拉尔、爱辉等7个城市。
1908年 3月13日日本就日本私运军火船第二“辰丸”号在澳门海面被清舰扣留一事，向清朝政府递交备忘录。
3月15日，清朝政府决定致歉和赔偿损失。
这一事件激起广东等各地人民的不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年之久。
9月10日日本在辽阳、铁岭设立领事馆。
1909年 9月4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有关间岛问题协议，规定开放吉林省的龙井等地。
同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有关东三省5个问题的协定，承认日本政府在抚顺、烟台两地的采煤权；安春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的矿务，由中日两国合办；承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线等。
11月4日日本在吉林省龙井设立间岛总领事馆。
1910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两国邮政关系协议。
清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在中国设邮局的合法性。
3月24日杭州发生与日本商人冲突事件，有7家日本商店被毁。
6月8日，清朝政府赔款白银1万两。
4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架设鸭绿江铁桥协议。
1911-1919年 1911年 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指令日本驻清公使通知清朝政府，日本将供应付伐辛亥革命所需武器弹药。
11月25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干涉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 1月中国革命政府向三井物产会社借款30万日元，购买武器。
1913年 10月5日中日双方就修建“满蒙铁路”问题交换公文。
10月6日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1914年 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把中国山东省的胶州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
8月17日日本铁道守备队在郑家屯附近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日本向该地进驻一个连的军队。
9月2日－11月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山东的龙口、潍县、青岛等地，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全线。
1915年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针对中国政府要求日军撤出山东的照会，提出了秘密条款，共有5号，分为21条，即“二十一”条。
其5号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特权；（3）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和潮州之间有修筑铁路权等。
5月25日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及第4号用命令宣布外，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
7月14日日本在九江、济南设立领事馆。
8月6日中日就重新设立青岛中国海关问题签订协议。
1916年 8月13日日军非法进驻郑家屯，与奉天28师发生冲突，即郑家屯事件。
1917年 2月－3月日本在赤峰、通化设立领事馆。
11月2日日、美双方就中国问题交换公文（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11月9日，中国通知日、美两国，中国不受其协定的约束。
1918年 1月日本“满铁”开始管理吉林-长春铁路。
5月16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共同向苏联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出兵，并给日军提供方便。
6月－8月日本在郑家屯、成都设立领事馆。
8月8日日驻华公使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议共同向满洲里方面出兵，北京政府表示同意。
1919年 1月27日凡尔赛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口号，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9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北京政府的徐世昌提供财政支援。
9月29日日本在湖北宜昌设立领事馆。
1921－1928年 1921年 5月13日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军。
5月17日日内阁决定支援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
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等9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
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主要的条约有：（1）共同镇压远东人民，首先是镇压中国人民，为此美、英、法、日签订；（2）争夺海上霸权，按一定比例规定海军力量的美、英、日、法、意；（3）根据美国的《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等。
会议期间，中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协定，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借款赎回，胶济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开放胶州租借地为万国商埠。
1922年 1月－12月日本在芜溯、张家口、满洲里设立领事馆，在青岛设总领事馆。
1923年 1月日本和中国商定给胶济铁路证券贷款4000万日元。
3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日本拒绝。
中国各地相继示威游行，要求收回旅大。
6月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示威的码头工人，造成惨案。
1925年 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成为“五（三竖一横）”运动的导火线。
1926年 3月12日日本4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配合直、奉军阀天津，反对以冯玉祥为首的临时政府。
1927年 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
4月6日日本币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
4月11日，日、美、英、法、意5国驻武汉领事反诬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4月22日日首相田中义一发表施政演说，叫嚷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能置之不理”，并指示日公使，对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予以“道义声援”。
5月28日日政府发表出兵山东的声明。
从旅顺调遣陆军约2000人到青岛。
上海等地掀起反对日本侵占山东、抵制日货运动，9月，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军。
6月27日－7月7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举行东方会议。
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7月 25日呈送日皇一个秘密奏折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及蒙古。
吾人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当吾人得以统治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及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华外交官在大连开会。
决定以300万日元贷款的条件，唆使张作霖取缔排日运动。
10月13日－11月8日蒋介石访问日本。
11月5日，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蒋要求日本协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12月13日日、英派遣军舰掩护广东的李福林反动军队，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 4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向第六师团发布动员会。
2日，发表向山东再次出兵的声明。
5月3日日军向济南发动进攻，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同年10月，中日就此惨案举行谈判，1929年3月29日达成协议：由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解决，南京政府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协定换文两个月后，日军撤出山东。
5月18日日本分别通知北平和南京当局，重申“如战争波及满洲时，为了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
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抗议。
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被迫从北京乘火车撤回东北的途中，经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12月29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决定东三省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日本表示抗议。
1929-1933年 1929年 6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
1930年 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正式签订。
根据协定，日本仍享有优惠国待遇；中国国民政府获得关税自主权，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
1931年 2月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
7月初日本制造万宝山惨案。
日军在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强迫朝鲜侨民挖掘良田引水修坝，枪杀和逮捕当地农民。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干的，悍然对附近的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
19日，日军侵占沈阳。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更加得手，迅速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 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
28日夜间，日军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
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4度更换司令。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淞沪抗战遭到破坏。
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
3月24日，在美、英、法、意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停战谈判。
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又称）。
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3月9日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
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
10日，溥仪致函关东军司令，“委托”日军维持国防和治安、管理铁路，并聘请日本顾问。
3月13日蒋介石就伪“满洲国”的成立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
政府虽痛恨溥仪等等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继续执行其不抵抗政策。
3月1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宣称：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须经过驻地的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
1933年 3月日本和伪满政府签订“委任经营合同”，将伪满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全部财产，交给“满铁”。
3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东北军曾在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后因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使日军长驱进犯滦平地区，直逼平津。
5月31日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抵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力非武装区，这样，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于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7月－10月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密谋联合“围剿”滦东抗日武装力量，进攻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10月8日－24日日本为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派代表与中方代表在北平、南京、东京多次会谈。
国民政府答应与伪满通车、通邮，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2月11日4艘日舰开入福建马江，协同蒋介石军队占领厦门，镇压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的抗日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1934－1936年 1934年 3月1日伪满政府和日本政府就伪满实行帝政交换公文。
同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称帝，年号“康德”。
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以对记者谈话方式发表对华政策的“非正式明”，说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地位”，不容许其他国家对华采取共同行动；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为日本单独的权力，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唯有加以排斥，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10月21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 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说要与中国“亲善”。
日驻华使节据此 于29日、30日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
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其后，汪精卫也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间纠纷，并派王宠惠赴日会谈。
2月27日，蒋、汪联名训令严禁反日活动。
5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双方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
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借口中国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掌握在华北的实际统治权，同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国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正式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3日答复。
7月6日何应钦在与日方秘密会谈后，复函梅津表示接受全部条件，通称《何梅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10月－12月日本制造“华北事变”。
10月22月，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
11月7日，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反而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会长，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1936年 1月21日日本广田弘毅外相发表对华三原则的演说，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5月6日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
协定规定。
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日军驻扎华北铁路沿线，日本派人担任伪军的政治和军事顾问。
5月12日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内蒙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11月23日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起抗击侵犯绥远省东北区的日本侵略军，收复百灵届（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这一事件被称为“绥远事件”。
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努力调停下和平懈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7日，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
同日，日本外相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如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日本政府不能置之不理”。
1937－1938年 1937年 4月6日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决定“对华政策”和“华北问题指导方针”主要内容是使南京政府逐步放弃容共。
依赖欧美的政策，促其接近日本，特别是在华北主动协助实现“日、满、华合作”。
7月7日日军悍然炮攻宛平城和进攻城外的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
即“七?七”事变。
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抗战。
从此，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成。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对日作战。
7月28日日军开始对华北发动全面进攻。
宋哲元等退出北平，日军侵占北平。
8月13日日本以8月9日日本官兵2人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被击毙一事为借口，出动大批海陆军和飞机进攻上海，是为“八?一三”事变。
上海守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
这一事件还严重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抗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严惩南京政府的声明。
日本海军首次出动飞机轰炸南京。
8月15日中国政府颁布对日抗战总动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5日日本海军发表封锁全中国沿岸宣言。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与日军板垣师团4000余人作战，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俘战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是为“平型关战役”。
这一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11月11日日军攻占上海。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被杀害者达三十万人之多。
1938年 1月16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说，“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向台几庄发动进攻。
4月3日，中国军队以40万优势兵力，包围进攻台几庄之敌，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第5师团一部，至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胜利。
3月28日在日本扶植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为“行政院长”。
6月24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方针”：集中国力直接解决“支那事变”，“在本年内实现战争目的”。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东。
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
11月3日日本近卫文（上麻下吕）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
11月20日高崇武、梅思平同日本影佐大校在上海签订以反共卖国为内容的“日华协议记录”。
协议规定，日本政府将此“协议记录”发表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适当时机建立新政府。
11月26日日军占领深圳。
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
20日，汪在河内发表声明向日本投降。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1939-1944年 1939年 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5月31日汪精卫到达日本。
在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和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大臣举行会谈，汪在会谈中表示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推行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
6月6日日本“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同时策动蒋介石投降，说蒋介石“亦可参加新政府”。
9月20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设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