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是哪个时期的口号?
很明显是长征时期的口号。
长征的目的是北上抗日，而经过四川时会被四川军阀刘湘阻挠。
“逃离北上广”是一个口号，还是发泄压力的借口
燕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央红军的长征战标么
史学界有两种分歧的。
一种意见认为红征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北上抗日。
王健英、王廷科等人持这种观点。
王健英在《试论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理由： 第一，“早在长征以前”，党就“发表《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并“公布《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这样，在当时“‘红军北上抗日’已经成为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和基本口号，已经变成深入军心，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行动口号”。
第二，中央红军的长征是在“北上抗日” 的旗帜下进行的。
“红军长征出发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红军北上抗日’作为党既定的政治军事基本方针、基本口号，在长征前后都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
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是在 ‘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三，“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根本方针。
虽然遵义会议既没有讨论‘抗日问题’，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为当前行动方针，但这不等于党中央放弃了从长征出发就高举的‘红军北上抗日’的旗帜”。
“事实上，遵义会议及其后，党和红军继续坚持北上抗日的口号”，这可“见于遵义地区和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如‘红军是抗日反帝的主力军
’、‘要求北上抗日
’、‘加入红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去
’、‘白军兄弟不打红军，拖枪北上抗日去
’”等；还可见陈云、成仿吾、杨成武等老同志回忆中提到朱德、当时讲话都讲到“抗日”，而且及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遵义会议后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确定‘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战略行动方针，为坚持实现这一方针进行了正确斗争，是引导三大主力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决定因素”。
出席198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些同志也认为：“长征就是北上抗日。
理由是：（1）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发表了《共同抗日宣言》，提出‘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2）公布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3）在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 ‘北上抗日’的旗帜，进行北上抗日的宣传；（4）遵义会议决定了‘渡江北上’的方针；（5）沙窝、毛儿盖会议提出了北上抗日问题”。
王廷科也认为：“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虽然红军“在内线作战无法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情况下”，“作战略转移，在军事上的直接目的自然是保存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但是红军长征从一开始又是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高举着抗日反蒋、抗日救国的旗帜”。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并不是为了北上抗日。
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一部分同志持此说。
他们认为：“尽管党中央早就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但是，在蒋介石重兵‘围剿’妄图全歼红军的形势下，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更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为了北上抗日。
”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红军的“紧迫任务，是冲破敌人的‘围剿’，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寻找红军可以生存发展的立脚点”。
第二，从“长征途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及变化看”，“长征中战略落脚点的选择不是起先就决定去北方立脚，向日本侵略军开战”。
第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的几次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看，都没有讨论过抗日问题”。
第四，“长征中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三个北上抗日电报是上海中央局发的，而不是党中央在长征中发出的”。
总之，“只有长征胜利了，解决了红军的生存、立脚问题之后，才有红军的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