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蜜月与中美蜜月两个十年，哪个蜜月中国得到的好处
中苏关系：国成立后，采取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两个社会国家结盟，了中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这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外交工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后来，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甚至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在于：①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发展，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外交上受控于苏联。
如1958年，苏联要求在中国建设中苏共同所有的长波电台，还提出利用新中国海岸线长的有利条件建立联合舰队，此外还有台湾问题，赫鲁晓夫对中国政府的指责。
②苏联把两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公开化，并发展到两国关系的分歧，使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是苏联推行强权政权，企图控制中国。
苏联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对于中苏关系的演变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对苏联曾给予中国的帮助既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也要分清是非曲直，一分为二地分析评价中苏关系恶化原因之浅见 —读《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有感 一、 情人沦为朋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1950年2月14日，这是西方的情人节，就在这一天，中苏两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两国的关系如情侣般进入了“蜜月期”。
并开始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而俩国关系的变化和情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异曲同工之妙，正题之前，先戏谑一番：中国好比贫穷落魄的青年书生，遇上的是富家千斤，这位千斤也是仇家的女儿（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中国与沙皇俄国是有仇恨的），但是这位千金小姐却是无辜的，而且她的进步理念（意识形态）与中国小伙子是一致的，这个成为了俩个人相识之初的结合点，也是在处理相关事物时遵循的大原则，俩个人把这个凌驾于一些利益之上，这也使得开始时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久而久之，矛盾总是会出现的，在处理一些具体事物当牵涉到俩人实在利益的时候，就显得纷争较大了，这个时候，理念上的一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加上我们这位千金的大小姐脾气（大国沙文主义）时时会犯，严重伤害了青年的自尊心（民族感情），穷则穷矣，脊梁不倒，所以青年人早先耐心和善的脾气也变了，这下子千金小姐想着要使手段使青年屈服，女人往往是极端的，于是乎，千金小姐掐断了对青年书生的经济上的资助（撤专家），此时书生离大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对一心想着金榜提名（搞好经济，雄起于亚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穷书生来说可是致命的，穷书生空有骨气，没有钱买参考书复习，光靠着一本《四书集注》，那一年到底没考上，千金小姐还一直等着书生回心转意，到底没等到，隔了几年，书生上了金榜，那底气就更足了，从此陌路。
（背景音乐：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二、前人之见 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颇多，在此略述几中典型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
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
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持这类观点的不在少数。
2． 意识形态分歧论 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
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死我活”的境界。
但是，“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
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
”（骆晓会语）我以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没有更原则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不至于走到破裂的边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旁观系破裂的催化剂。
（孙泽学、唐年新语） 我个人其实并不同意意识形态分歧论，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国家之间的差异，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亨廷顿就划分了两个政治分类维度，在他的划分中，中苏和美英是在一个维度中的。
真的是交流无界限。
当然，中苏关系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万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不想重复历史唯物论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中作用。
只是想说，领导人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在那个时代，中苏俩国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
杨奎松在《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 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视野》 中共党史研究,1997） 4． 冷战思维论 40 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亦不例外。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事件其实并不足以导致双方最后的决裂，但是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显示了双方的不默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越来越容易争吵而且互不妥协，冷战思维在其中是有影响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总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沈志华. 《 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五期）党际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代替了国家见的正常和平等的交际。
特别是如中苏这样的两党都是执政党的尤其如是，时间一长，结果也就越糟糕。
而所提到的“某种结构性的失衡”我想原由也是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体制导致的缺陷。
即国家间的对话很多时候为党的关系所取代，党的关系很多时候又为领导者个人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不了现代政治中的沟通双方的有保障性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周期性的双边对话。
保障利益从长远来看，靠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而不应该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国人去好好思索一下的，千百年来，中国讲的是人情事故，这个是传统中国社会所特别重视的成分，而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庸，其实不然，是另一面的极端主义：关系熟的可以糊涂了事，而关系差的就会争个分明。
心里的天平总是倾斜的，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有制度化的保障。
可以很不客气地说，嘴上讲着原则的时候，做事情时却很容易丢失原则。
所以在在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只讲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苏联的大国主义固然对中国有伤害，但中国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好象不见得。
研究分析问题是在搞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希冀从中获得些借鉴，并非是要从历史的坟堆里拉死人出来做大批判的。
说苏联的大国作风伤害了中国，那么，斯大林时期应该是苏联民族主义和大国作风最厉害的时期，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中苏没有决裂，而到几年过后才决裂呢
显然，以苏联的大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来解释中苏间的决裂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中苏关系为什么会恶化
中苏关系恶化原因之浅见 —读《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有感 一、 情人沦为朋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1950年2月14日，这是西方的情人节，就在这一天，中苏两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两国的关系如情侣般进入了“蜜月期”。
并开始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而俩国关系的变化和情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异曲同工之妙，正题之前，先戏谑一番：中国好比贫穷落魄的青年书生，遇上的是富家千斤，这位千斤也是仇家的女儿（苏联脱胎于沙皇俄国，中国与沙皇俄国是有仇恨的），但是这位千金小姐却是无辜的，而且她的进步理念（意识形态）与中国小伙子是一致的，这个成为了俩个人相识之初的结合点，也是在处理相关事物时遵循的大原则，俩个人把这个凌驾于一些利益之上，这也使得开始时的关系比较融洽，但是久而久之，矛盾总是会出现的，在处理一些具体事物当牵涉到俩人实在利益的时候，就显得纷争较大了，这个时候，理念上的一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再加上我们这位千金的大小姐脾气（大国沙文主义）时时会犯，严重伤害了青年的自尊心（民族感情），穷则穷矣，脊梁不倒，所以青年人早先耐心和善的脾气也变了，这下子千金小姐想着要使手段使青年屈服，女人往往是极端的，于是乎，千金小姐掐断了对青年书生的经济上的资助（撤专家），此时书生离大考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这对一心想着金榜提名（搞好经济，雄起于亚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穷书生来说可是致命的，穷书生空有骨气，没有钱买参考书复习，光靠着一本《四书集注》，那一年到底没考上，千金小姐还一直等着书生回心转意，到底没等到，隔了几年，书生上了金榜，那底气就更足了，从此陌路。
（背景音乐：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二、前人之见 关于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前人的研究颇多，在此略述几中典型观点： 1．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论 中苏关系包括中共和苏共、中国与苏联相互关系这样两个层面。
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总是以社会主义老大哥自居,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
尤其以波匈事件为甚，很好了暴露了这个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苏联的大国作风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而中国则一直以来追求平等的原则，最终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持这类观点的不在少数。
2． 意识形态分歧论 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中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是中苏结盟的纽带。
而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发展到后来，两个执政党之间的论战都上升到了马列主义的高度，是“你死我活”的境界。
但是，“中苏两党及其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互曾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尽力维护团结,减少分歧。
如果没有其他更关键的因素,意识形态分歧不可能将中苏关系引向绝境。
”（骆晓会语）我以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没有更原则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不至于走到破裂的边缘，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旁观系破裂的催化剂。
（孙泽学、唐年新语） 我个人其实并不同意意识形态分歧论，因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没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国家之间的差异，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亨廷顿就划分了两个政治分类维度，在他的划分中，中苏和美英是在一个维度中的。
真的是交流无界限。
当然，中苏关系要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作分析，但也千万不能局限其中。
3．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论 不想重复历史唯物论关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中作用。
只是想说，领导人在国家外交中的作用往往是无形的，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在那个时代，中苏俩国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
杨奎松在《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中认为,中苏两国领袖在革命理念上的歧异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
“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两国党的领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 李丹慧认为,中苏最高领袖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 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视野》 中共党史研究,1997） 4． 冷战思维论 40 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苏关系亦不例外。
“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等事件其实并不足以导致双方最后的决裂，但是双方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显示了双方的不默契，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双方越来越容易争吵而且互不妥协，冷战思维在其中是有影响的，在那种国际环境下，双方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总之,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沈志华认为:“中苏关系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范式和准则中的某种结构性失衡”（沈志华. 《 赫鲁晓夫、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五期）党际间领导与被领导的范式代替了国家见的正常和平等的交际。
特别是如中苏这样的两党都是执政党的尤其如是，时间一长，结果也就越糟糕。
而所提到的“某种结构性的失衡”我想原由也是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体制导致的缺陷。
即国家间的对话很多时候为党的关系所取代，党的关系很多时候又为领导者个人关系所取代，从而形成不了现代政治中的沟通双方的有保障性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周期性的双边对话。
保障利益从长远来看，靠的不是人，而是制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而不应该仅仅去追究哪一方的责任。
”我想这个是很值得国人去好好思索一下的，千百年来，中国讲的是人情事故，这个是传统中国社会所特别重视的成分，而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自认为是中庸，其实不然，是另一面的极端主义：关系熟的可以糊涂了事，而关系差的就会争个分明。
心里的天平总是倾斜的，常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没有制度化的保障。
可以很不客气地说，嘴上讲着原则的时候，做事情时却很容易丢失原则。
所以在在看待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时，只讲苏联怎么样怎么样，苏联的大国主义固然对中国有伤害，但中国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好象不见得。
研究分析问题是在搞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希冀从中获得些借鉴，并非是要从历史的坟堆里拉死人出来做大批判的。
说苏联的大国作风伤害了中国，那么，斯大林时期应该是苏联民族主义和大国作风最厉害的时期，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中苏没有决裂，而到几年过后才决裂呢
显然，以苏联的大国主义对中国造成了伤害来解释中苏间的决裂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求中苏关系。
时间从1921年到苏联解体。
简单概括。
1921年--1949年，苏联支持指导】中国共、的革命，跟政府也保持着合作关系1949年10月2日，承认人民共和国，中苏建交1949年--1053年，斯大林时期，中苏政治关系进入蜜月期1953到1960年，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援华，但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两国关系转冷1960年---1969年，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将近10年的口水战开始1969年3月初发生【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剑拔弩张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关系逐步解冻，正常化
苏联解体的原因、经过、及时间与背景分别是什么?
我听老人讲的…为了炼钢 把粮食都收上去了 说是埋了…然后就是后来的三年大饥荒…上天这是要收回一些人去 那也不是老百姓啊 而是那些可恶的领导人 是他们导致的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些该死的
两弹一星的故事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最初是指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
“两弹”中的一弹是原子弹，后来演变为原子弹和氢弹的合称；另一弹是指导弹。
“一星”则是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学高峰征途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的人间奇迹。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
他们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
他们所具有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显示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决心和能力。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
为了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研制“两弹一星”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位科技专家，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新一代科技工业者的光辉榜样。
让所有中国人记住他们
“两弹一星”精神是民族正气的史诗，“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为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跃，创造了宝贵的经验。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的国防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一支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协作的科技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奋发图强的信心和力量。
“两弹一星”的伟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