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以描写 为主要题材，通过 的生动故事，揭示了 ，暴露了 ，歌颂了 反抗精神。
.<水浒传>是以描写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通过一系列官逼民反的生动故事,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暴露了统治阶级残暴和腐朽歌颂了受压迫人民的反抗精神.
从工程伦理学看,一名卓越工程师应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工程师最重要的伦理责任就是对社会负有的责任。
虽然工程活动在实施之前经过了周密的论证，做了详尽的策划和安排，但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工程师社会实验”，对于这种社会规模的实验，工程师一定要审慎，也就是要对社会负责，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然，工程师们对社会所负的责任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工程师们还是有理由来负这个责任的：第一：虽然工程师们对于不可预测的工程实践和研究结果难以负责，但是他们对于可预测的结果应当负责; 第二：工程师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对于他人具有道德义务，像造福社会、不作恶，以及有效用；第三：工程师门有职业上的责任，增进福祉，避免伤害。
作为专业人士，人们期待工程师能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产品以及服务，并赋予工程师以权威、责任及信任。
社会责任肯定并推崇公众的信任。
最后，社会责任借由增加公众对于工程的支持，推动了公众对工程事业的支持和对工程职业的信赖，借由服务社会，树立工程师们的正面形象。
早在19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就出现了伦理章程。
早期的章程关注于诸如限制职业广告，保护小型企业，为企业投标提供咨询，以及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首要义务这样的问题。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大多数的工程伦理章程认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是对客户或雇主的忠诚，而很少提到对公众所承担的义务。
1974年，美国职业发展工程理事会（Engineering Council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ECPD）采用了一项新的伦理章程，该章程认为，工程师的最高义务是公众的健康、福祉与安全。
现在，几乎所有的章程都把这一观点视为工程师的首要义务，而不是工程师对客户和雇主所承担的义务。
然而，首要条款要求工程师做些什么，对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
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工程师发现首要条款被违反时，举报在道德上是否是必需的，或至少是允许的[8]。
举报问题最早是从一些经典案例中引伸出来的。
虽然这些案例很重要，但它们只涉及到工程师对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所负有的责任的一个方面。
举报仅仅出现在某些灾难或不道德行为将要或已经发生了的时候。
当前，工程社团的章程很少提到工程师在问题失控之前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努力。
这种缺失也同样地也反映在当前的工程伦理学的文献之中，它们趋向于关注过错和防范过错，而不是为了促进公众安全、健康和福祉而应该采取的措施。
利益冲突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
职业中的利益冲突指的是下述这种情况：某些职业利益会威胁到一个人的职业判断，使其判断因此变得不可靠（与人们所期待的相比）。
有关这个话题讨论参见戴维斯主编的文选《职业中的利益冲突》一书[9]。
保密性通常是与公共政策例外原则结合在一起讨论的。
虽然工程章程都有工程师通常应为客户担承保密的义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例外，支持这些例外情景的原则便是公共政策例外原则。
以上四个话题更多地是从个体工程师实践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那么还有二个话题是值得一提的，即职业自治和职业责任问题。
限于篇幅，这里仅略述职业责任问题。
当讨论到职业责任时，有两个趋势，一是作为职业的工程师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将由此所引发的问题归入下一个话题中讨论；另一个趋势是讨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
在后者中，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1）对责任概念的扩展与细化，2）对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相关关系的分析。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是什么
一、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记在阐述面向未来对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的要求时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
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14年12月20日，他在澳门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
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
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基础”。
今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总书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提出来，并把文化自信作为前三个自信的基础提到更高地位，意义极为深远；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趋成熟，给我们的自信提供坚实基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道路来自以史为鉴的发展进步，中国方案来自立足本土的实践成就，中国文化来自古为今用的文化传承，中国精神来自源远流长的精神志气。
坚持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也会让我们在这一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
二、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社会主义从它一诞生就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文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一种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主流、主旋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它的灵魂、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第十七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约包括三个方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思想等）；二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三是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蕴涵着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我们有民族文化的自信，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让中国文化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的思想公约数，成为统领和融通各族人民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家园。
只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坚定而自觉地做到文化自信，才能很好地认识和坚持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基础。
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所以，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更广泛。
文化自信渗透在“三个自信”之中，文化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它不像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都有特定的存在空间。
比如说，道路自信讲的是路径，理论自信讲的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讲的是行为规范。
文化自信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在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都存在，所以文化自信的影响更广泛。
文化自信更深厚。
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将影响深远，文化是人各项活动里面的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传统。
文化一旦内化于心，就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一旦文化自信树立起来，这个影响不仅是深厚的，而且是长远的。
有了这种文化自信，我们就有信心建设强大的、走向世界的、支撑经济实力的文化软实力。
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文化自信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
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
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
正如同志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我们讲中国的成功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个中国具体实际就包括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
这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和方向。
站在中国和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起点上，我们坚持和倡导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保持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
长期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决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文化自信就是礼敬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历史，宏观地看，主题是民族复兴，主线是胜利进步，主流是成绩成功，本质是为了人民。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攻坚克难的勇气，也是因为我们党没有丢弃来时的道路、“老祖宗”的理论和原创性的制度，还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不忘初心。
纵观世界政党史，凡是丢弃了的，教训很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醒、要自信。
今天，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财富之后要着力补齐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短板，在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家硬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之后要着力补齐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短板，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开启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当代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东方文明大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公认。
中国元素从古到今都是世界许多地方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
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暗淡，但是我们今天传承创新，走出阴影，昂然向前，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美丽世界，中华民族文化造福世界文明。
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
对待传统文化，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我们讲文化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
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含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含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五、文化自信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谱写中国方案的现实精神力量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三层含义：它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并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点。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它的产生和形成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最新高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我们要坚持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在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同时不断增强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当前，在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多样文化的难度增加。
从国际看，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因素，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会长期存在。
刘云山同志指出：“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文化纲领和政策的制定，都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和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更好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第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倍加自信。
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还有西藏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
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
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都是值得我们自豪与自信的。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 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体现了中国人一如既往的文化自信。
同志告诫我们： “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坚持自信。
现在我们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更应该坚持自信。
只有坚持自信，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往前发展，才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团队合作的意义是什么
毫无疑问，团队精神是每一个集体要完成目标必基本特征，所有的公司对自己的员工必须拥有的素质之一，公司安排这样的活动其实主要还是在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和相互合作的能力，使得大家可以很快的去融入这个团队。
然而在活动中出现了好多与公司的要求不相符合的不和谐现象：事前于经理要求大家六个小组必须相互照应，不得出现队伍小组之间脱节的现象，然而好多学生只是为着自己考虑，完全不顾其他同学的利益和团队的合作。
许多男生自持身强力壮，始终嫌整个队伍走的太慢，始终在队伍最前面，丝毫没有顾忌很多体质较弱的同学和大多数女同学跟不上的现象，其次是公司为了锻炼大家，在食物供给上面有意的供给大家比较少的食物，好多人都是没有顾忌，一窝蜂的上去哄抢，我觉得后面的一种现象还是稍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家都是先满足自己的一点需求，只能是先满足自己了....一个不当干部，不会为大家着想的人大概不大可能想到全体成员，这个我是抱着理解的态度的，但是后者的话就有些是在是不像话了，自持能力高就可以完全脱离团队吗
一个团队是要求全体一起强大还是个人强大呢
答案很明显。
再说我们做it的，团队精神更是必要，不可能某个人实力强到了可以完成全部模块的地步，大家都是负责各自的模块，但是即使是你的模块完成的时间再早，如果其他模块无法完成的话，你依然没办法进行下一步，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帮助那些技术能力差点的团队成员完成他们的部分，这样项目才能继续前进。
这个道理和这次活动很类似，大家都走自己的路，但是有一个人没到，就不能算是迈普的实习生全部完成了徒步行军，那些体力好的同学只能是和其他同学一起相互扶持，帮助他们让这个团队走的更快。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红日书籍
《红日》，吴强所著红色经典小说，描写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歼灭国民党部队整编74师的故事。
故事以军长沈振新、政委丁元善所率领的一支部队为主线，环绕着山东战场上著名的莱芜、孟良崮两大战役，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内容梗概： 1946年深秋，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开始向华东解放区疯狂进攻，我人民解放军沈振新所部一个军奋起抗击，杀退了敌人。
面对敌人第二次更加猛烈的进攻，经过一番苦战，涟水终于失守。
我军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实行战略转移。
涟水战役失败后，我军指战员思想一度处于愤怒和压抑的状态。
军长沈振新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以致坐卧不安，懊恼异常。
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渴望带领自己的部队有朝一日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
沈振新带领部队进入山东北部休整待命。
大家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以求进一步增强战斗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战斗情绪重又进入昂扬奋发的状态。
这时，蒋介石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发动了全国攻势，妄图以优势兵力，将我华东战场三十万大军逼至山东沂蒙山区，以求最后决战。
在敌军南北夹击的形势下，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经过缜密布置，决心分批吃掉敌人，以求打开缺口，粉碎敌人合围的计划。
我军战略反攻的目标首先确定在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上。
沈振新奉命率部参战，战士们冒着严寒，踏着高低不平的山路，经过急行军，准时到达莱芜城北吐丝口附近地区，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李仙洲部五万余人的包围。
莱芜战役打响了。
我军在30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
沈振新部迅速攻占吐丝口外围阵地。
但敌人凭借坚固的地堡攻势和精良的武器装置，仍在负隅顽抗，与我军不断纠缠，双方一度处于僵持状态。
在这关键时刻，沈振新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把作为预备队的刘胜、陈坚的老虎团调往前沿，组成一支突击队，越过敌前沿，冲破火力网，插入吐丝口心腹地区。
老虎团指战员奋不顾身地继续向前突进，很快冲破最后防线，攻占敌军师指挥所。
敌师长何莽见大势已去，仓惶化装出逃，被我战士发现生擒活捉。
吐丝口失守，迫使龟缩在莱芜城中的李仙洲率部突围。
但在进入我军伏击圈后，终于走投无路，司令官李仙洲也被活捉。
莱芜战役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取得了胜利，歼敌五万六千余人，从而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逼围攻。
蒋介石为了在华东战场上挽回败局，飞抵济南，亲自督战，又命令他的王牌军74师，回苏北长驱直入山东境内，企图以它为核心摆成龟形阵势，在孟良崮一带与我华东野战军进行决站。
我华东野站军决定对单兵冒进的七十四师进行包围，坚决消灭它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74师是蒋介石手下的特等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号称常胜将军。
此人凭借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加上装备精良，因此骄横异常。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危机。
仍然以孟良崮一带为据守中心，试图通过中间开花的形式，让其他部队配合歼灭我华东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我军沈振新部接到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
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为报涟水失败之仇，欲与74师一比高下。
孟良崮战役开始后，在副军长梁波直接指挥下的刘胜、陈坚老虎团歼灭了74师一个辎重连，又抢占了垛庄与孟良崮之间的一个重要高地，堵住了敌人逃生的最后一个缺口。
他们与友邻部队组成的一个坚强的包围圈对敌人形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这时，被我军放回的敌营长孙小甫回部队劝降，74师的侧翼83师又失掉了万泉山阵地。
这一切使张灵甫大为恼怒，于是调动大批飞机，对围攻的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以图报复。
包围74师的口袋进一步收缩，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军长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胜、陈坚的总部队首先攻上了山腰，敌军仍在顽抗。
我军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前仆后继，拼命向前。
团长刘胜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情绪，奋不顾身攻占了孟良崮最主要阵地玉皇顶。
我军以一部坚守玉皇顶阵地，以有利地形对付前来增援的敌人，同时又派出一支精干的队伍，从绝壁悬崖上踏出一条路来，直捣敌人的指挥机关。
战斗进入到最后阶段，孟良崮山头的敌人还在作垂死掐扎。
攻上去!军长一声令下，绿色信号弹射向空中，我军像离统之箭冲向敌人的阵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山上大部分敌人被消灭，最后仅剩下张灵甫盘据的山洞。
我军一支小分队在杨军带领下出奇制胜，机智勇敢地接近了敌人的巢穴，与洞外及洞里的敌人展开了血肉的拼杀。
张灵甫仍在负隅顽抗，战士们向洞中射出一排排愤怒的子弹。
张灵甫，出来!山洞里除去枪声和战士们怒吼的回音之外，没有别的声音。
当战士们冲进山洞时，发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张灵甫已被乱枪打死。
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终于全军覆没，我军夺取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
孟良崮的主峰上扬起了我军胜利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