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中日政治文化对比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轰轰炮声,近代文明之光开始透进沉沉神洲.1853年,美国海军一支小型舰队,野蛮驶进江户湾的蒲贺港,我自闭关眠不动的日本朝野,也诚惶诚恐地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威力.两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相距仅十余年,但迈向近代化的速度与结果的差异是惊人的.中国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用了近70年,才完成了近代化的一小半.日本则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150—200年走过的道路,20世纪初日显世界强国端倪.个中原因及带给我们的教训,值得深究.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
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
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
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
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
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
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
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
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
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
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
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
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
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
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
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
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
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
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
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
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
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
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
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
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
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
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
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
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
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
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
”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
”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
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
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
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
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
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
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
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
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
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
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
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
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
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
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
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
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
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
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
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
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
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
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
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
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
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
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
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
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
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
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
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
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
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
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
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
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
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现。
中日甲午战争提出的口号
在现在有一些不好理解，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确是甲午战争中，日本人舆论战提出的口号。
这实际上是利用中国内部的矛盾，掩盖国家间的侵略。
当然，也略微有一些‘小中华’的思想，在朝鲜、日本，实际上一直有这种想法，主要是在清朝建立后，认为其不是中华正统，是野蛮人的政权。
高分征集中日韩文化交流口号
“共荣” 建立“日、满”“大东亚共荣圈” 侵华是为救中众 慈爱的日本来日华合作的 奋战救中国 “日中亲善”亲日是中国民众的需要“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大东亚圣战必胜”
中日近代史发展状况对比
我不知道你对近代的定义是什么。
就我理解的近代中日的发展写点东西吧就。
首先，中日在进入近代之前都是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
但是中日的封建制度有很大差异，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制，而日本的封建制度更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
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之后，两国面对的都是如何发展，如何应对新的世界，如何维护自身权益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点，如何自强，如何不沦为别国的附庸。
在这之前，日本有很长的时间都是中国的附庸，除了在宋朝灭完之后，日本对华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明亡之后，由于中国部分学者的留日讲学，日本对清朝并没有多大的好感。
这一点从后来的清日战争中日本的舆论宣传就能看出来。
日本被美国打开国门之后，黄金外流，物价飞涨，国内矛盾尖锐，而当时的幕府正一步一步的跟着清朝向深渊滑去。
清朝的步步忍让日本国内的武士阶级和资产阶级认识到倒幕运动的必要，因此在举着天皇的旗帜之下推翻了幕府统治。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
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而相比同时期中国的清末新政，只不过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当然，想贯彻也没那份实力。
当然，这只是在对待是手就还是革新的问题。
这个问题引出的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间的差异了。
其他的还有别的方面，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的差异，对待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等等一系列问题。
文化上，日本的西化与中国的西化之间的差异，需要比较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中的文化政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东方文化的态度、方式的差异。
军事上，近代以来中日在陆军和海军发展策略上的差异，清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军事策略，军事力量的对比，往后一直可也延伸到日本的大陆政策，侵华，中国的抗战等等。
好了，该吃饭去了。
暂时就写这些吧。
你看看行不
甲午中日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什么口号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中日近代改革比较
历史背景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
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所实行的苛政，不时激起众多以务农为业的百姓反弹。
对外则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大清帝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继续活动；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时期，在日本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
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在商品经济型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
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
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
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
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
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 ，主要集中在长州( 今山口县 )、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 今高知县 )、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
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
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 ，展开了要求改革幕政 、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倒幕经过 1863 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
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
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
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 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
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
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 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 )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
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
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
1868年( 戊辰年 )1月3日，天皇发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废除幕府 ，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8日及 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 王政复古大号令 ”为非法。
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 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 )，德川庆喜败走江户。
戊辰战争由此开始。
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 年 5月 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
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 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畯廓( 在函馆 )，戊辰战争结束。
新政府的改革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 五条誓文 》，6月11日公布《政体书 》。
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
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
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
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逐步废除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
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
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
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
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
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
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
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
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 年 ，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 、文明开化的口号下 ，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 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
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 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
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 。
1890 年发布《 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
与财阀紧密勾结的萨摩、长州等强藩出身的军阀、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推行“藩阀政治”。
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并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在对外关系方面 ，随着国力日渐充实 ，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条约。
从1894 年开始修改条约，至 1911 年终于全部废除 。
明治初年 ，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
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
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
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
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历史意义 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福泽谕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论也在此时成为正论。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
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
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
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特别是现代文学与欧式风格建筑）。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
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1871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
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
1873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
另外还统一了货币。
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
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
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
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
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
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新式银行。
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
到20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
中日的文化差异
首先是中日两国的文字。
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古代的甲骨文，经过夏商周朝战国时期的发展，到汉唐时代，经济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文明进入了辉煌时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而当时的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触到了中国发达的文化，通过派出使者等方式，对中国的文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着，日本的假名和汉字便是来源于中国的文字。
但是中日两国的汉字很多有其不同的意思。
中国人一般都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汉字，并把汉字带回日本作为母语，但很少有人知道现代汉语中有的词汇是近代从日本返销中国的。
如今，汉语热在全球逐渐升温，带着固有的汉语思维去理解日本改造后的汉字，就会闹出很多笑话。
比如，猪和豚，这两个字在现代汉语里意思基本相同，在日语里却有质的差异。
猪在日语里是指野猪，野猪在日本是受尊重的动物，是勇敢奋进的象征，日语里就有猪突猛进的称誉。
而豚就是指一般的肉猪，家猪，其形象总是和肥胖、懒惰、愚蠢、肮脏联系在一起。
中文的猪传到日本，变成了野猪，这是日本对汉字的能动改造。
二是中日的礼仪文化。
中国的礼仪主要来自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影响。
儒家思想的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而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
日本人强调和，这种思想的本质与中国儒家思想是相一致的，人人安守本分的说法更是直接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
而中国人讲客观事实，所以用客观陈述句来讲，这些都是中日之间表达的差别。
明白这些，反而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所提倡的文艺复兴的口号，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在我们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三是中日两国不同的饮食习惯，日本目前已经被誉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各国营养专家都认为，日本人的长寿与其传统饮食以及烹调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日本属于岛国。
清澈丰富的水源孕育了日本的饮食文化。
日本料理又被称为水料理。
在日本人的餐桌上，雪白的米饭、碧绿的生菜、红色的鱼片、橘色的胡萝卜，无一不是清爽可口而且都最大量地保持了食物本来的味道。
东京慈惠医科大学健康医学中心的负责人和田高先生曾经说过，日本传统饮食以鱼类和蔬菜为中心，摄油量少，这样能够防止能量的过分吸收。
日本人的主食是米饭，看上去很普通的米饭含有糖、优质蛋白质、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均衡。
与面食相比较，吃米饭使胰岛素的分泌要慢很多。
这样人的肠胃会相对舒适，情绪也比较稳定。
日本人习惯吃和食，和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其本质只有三种日常食物：米饭、日本酱汤、时令蔬菜。
而一谈到中国饮食文化，许多人会对中国食谱以及中国菜的色、香、味、形赞不绝口。
中国人爱食用粗粮，粗粮的营养物质要比细粮多。
中国人爱食用植物油，中国人的饭桌上煎炒烹炸的食物较多，所以难免都是经过植物油加工的。
中国人饭前饭后多喜欢喝一杯茶，喝茶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
可以弥补吃油多的误区。
中国人做饭时喜欢加入葱、蒜、盐、酱、醋、辣椒等作料，能起到杀菌、消脂、增进食欲、帮助消化等作用。
虽然两国的饮食习惯大不相同，但都各有各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