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经济新常态 东悉企业新记录是哪个报纸的口号
经济转型是常态，这种转型是需要一个适合的环境，如果还是那种浮躁心态，那么这种转型质量会很差，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是适合市场的职业教育，没有这个基础企业的研发怎么进行，现在的大学生毕业要花人生最好的二十年来房贷，那么这些年轻人会赚钱比较浮躁。
就像现在股市，什么杠杆其实就是泡沫，但是还是有人跑步进场，再则，满市场的信贷公司，其实就是高利贷，这些公司还勾结律师，使得那些缺钱的只要你占上他你就家破人亡，这些人还打着为国家创造gdp的口号肆无忌惮敛财。
这些都是妨碍我们经济转型的体制性问题，需要改革来改变。
全国质量月活动标语横幅口号
全国质量月活动标语横幅口号 篇一：2015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2015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口号 迈向质量时代建设质量强国 推动“三个转变”建设质量强国打造经济升级版实现质量强国梦 增强质量意识培养职业精神践行核心价值强化质量效益服务转型升级 质量提升标准引领 传递质检信任引导质量消费 夯实质量基础共建质量强国 共建质量大业共享发展成果 坚持以质取胜打造中国质量 提升质量调结构增长效益促转变推进质量共治开创质量时代 更高质量的发展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检验客观公正服务企业引导消费重视质量安全促进社会和谐 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质量新跨越建设质量强国共创美好生活 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推进质量诚信社会共治品质引领新常态共筑质量强国梦推进质量发展助力产业升级 篇二：质量月活动标语300条 质量月活动标语 1.质量是企业永恒的主题。
2.市场是海，质量是船，品牌是帆。
3.今日的质量，明日的市场。
4.筑质量长城，兴中华经济。
6.构造“质量、环境、安全”——一体化的管理体系。
7.建有质量文化的质量体系，创造有魅力、有灵魂的质量。
8.未来的成功属于质量领先者的世纪。
9. 21世纪——质量领先者的世纪。
10.铸造辉煌，唯有质量。
如何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
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
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
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
前一点，增长减速已经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
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
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
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二、“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
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
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
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
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
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
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
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
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
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
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
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
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
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
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
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
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
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
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
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
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
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
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
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
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
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
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三、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
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
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原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
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在“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
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
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
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四、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
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
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
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
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
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
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
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
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
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
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五、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
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
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
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
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
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
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
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
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
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
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
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
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
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
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
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
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
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
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
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
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
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刚才讲的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
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
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
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
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
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
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
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
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
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
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
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现在不少地区积极要求建立本地的自贸区。
但有些人按照过去的理解，把自贸区的优势理解为取得某些政策优惠。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
最近在和一些上海学者进行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
他们指出，世界的贸易规则，特别是投资规则正面临重大的改进升级。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
取得经验以后，再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
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总书记在深改小组10月27日的会议上对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目的作了清楚的阐明。
他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取得的经验。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
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中国旅游日的宣传口号是爱旅游爱生活,你怎样理解这一口号.
“双创”活动，泛指我国各地的城市与企事业单位等的两项创建工作。
2014年9月在上公开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双创”一词由此开始走红。
几个月后，又将其前所未有地写入了2015年予以推动。
在2015年6月4日的后，“双创”再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该次会议决定鼓励地方设立，对众创空间等、网络等给予优惠；对、孵化机构等给予税收支持；创新投贷联动、等融资方式；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的户籍、学历等限制，为创业创新创造条件；大力发展营销、财务等第三方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造信息、技术等共享平台。
如何在新常态下提高领导干部的执行力
为官不为”现象直接影响队伍建设，直接影响事业发展，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具有极其严重的危害，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因此，要深挖病根、找准病灶，从思想上、制度上、组织上综合施治、对症下药，根治“为官不为”毒瘤。
（一）从思想上解决“自觉执行”的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观念决定思想，观念不同于一般的方法，方法只能解决一招一式的具体问题，但观念却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素质，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方式。
因此，根治“为官不为”，加强执行力建设，首先必须从思想认提高领导干部对执行力建设的认识，强化领导干部的自觉执行意识，树立担当精神，培养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精神，做到真抓实干、敢抓能干、抢抓快干。
将解决“为官不为”的“懒政”问题作为持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问题之一。
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宗旨意识和从政道德教育，牢固树立“当官须为民、为官须有为”、“当官与发财应当两道”、“干部的价值就在于担当”、“不干事也是腐败”的理念，以干事创业为荣，以为官避事为耻，引导干部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干其事，建其功。
要通过持续深入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党的群众路线深入人心，使正确权力观在领导干部中扎根，成为领导干部的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
要持续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现党的作风建设从“运动式”向长效化、经常性转变，继而强化领导干部对落实力、执行力的深入认识，从思想建设上强化领导干部的自觉执行意识，将勤政和自觉执行变成一种精神信仰，一种工作态度，一种激情和动力，一种脚踏实地的行为。
（二）从制度上解决“必须执行”的问题。
同志讲过，制度的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一套经过科学设计的良好制度，可以使执行事半功倍，四两拔千斤，而不适当的制度，却适得其反。
因此，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建立科学的执行制度是保障执行力到位的重要保障。
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执行制度，充分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力，打破“人管人”的旧框架，真正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确保正确的决策得到强有力的贯彻和落实。
要积极探索建立“五责”工作机制，做到定责、诺责、履责、问责、考责，确保制度“强硬”，责任“归位”，监督“到位”，形成推动落实的合力，让“清廉为官、事业有为”成为领导干部队伍的新常态。
一是定“责”求准，让领导干部的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犯有执行力的“五病”症状，主要原因之一是思想政治素质出现问题。
因此要把日常工作准确定责基础上，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发挥好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现代科技媒体的作用，加强舆论教育宣传，在全社会营造求实效、重行动、负责任、抓细节的执行工作新局面。
为想干事、能干事、干实事的领导干部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环境，构建精神新坐标，让领导干部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
二是诺“责”求明，让领导干部把状态保持在办实事上。
健全岗位目标责任机制，把任务尽可能量化、细化，按照权责一致、人岗相适原则，提出实事承诺事项和年度目标任务，明确践诺举措、完成时限，签订履责责任书。
建立个人提诺、公开亮诺、群众评诺“立岗诺责”模式，结合岗位职责，年度目标任务，提出从政道德、定岗定责、业务能力、履行职责、一流业绩、完成实事、廉洁自律“七方面”承诺事项。
公开测评承诺事项，开展公开承诺的满意度测评，让干部把干事项目晒到桌面上，把状态保持在办事上，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
三是履责求“实”，促领导干部把能力展现在会干事上。
谋事以实，创业以实，做人以实，则事必善成，政必善治。
领导干部要热爱自己的岗位，善待自己的岗位，敬重自己的岗位，履行好自己的岗位，精心谋事，潜心干事，专心做事。
四是问责求“严”，把领导干部的操守体现在干净干事上。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对“为官不为”行为进行检查，从严治理，从严监督，从严问责，逼“庸”为“能”，逼“懒”为勤，逼“混”为“为”，逼不为者出局，形成一种工作干得好的是职责所系、干得不好的必须受到惩罚和以执行力为导向、以实效为目标、以业绩论英雄的风清气正加快发展的氛围。
五是考责求“真”，促干部把实绩体现在干成事上。
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坚持赏罚分明，以“五重五用三反对”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参考依据，从源口上抓起，为提高整个领导干部队伍执行力奠定基础。
“五重五用三反对”即（重品行，用忠诚可靠、顾全大局干部；重能力，用服务群众，善谋发展的干部；重担当，用敢于担责、善于创新的干部；重实干，用勤奋务实，善抓落实的干部；重公认，用业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反对跑官要官、论资排辈、庸碌无为的用人导向），确保领导干部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平台、干成事的才有地位，让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靠边站。
（三）从能力上解决“保证执行”的问题。
1、加强学习，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执行素质。
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古人也说过“学者非必为仕，仕者必为学”。
意思是讲，学习的人不一定要当领导，但当领导的人一定要学习。
也强调：领导干部既要有激情，有韧劲，更要办事管用。
要求我们下大气力苦练内功，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能博学多思，做“知全局、懂本行”的行家里手，善于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的举措，领导工作的本领和应对危机的对策。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执政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核复杂而严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领导干部不仅面临着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且面临着精神懈怠和能力不足的危险。
并且这种考验和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对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业务知识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领导干部只有加强学习、不断学习，坚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复杂变化，不断丰富自身知识结构，掌握科学的执行方法，才能做到科学决策，才能做到正确贯彻政策、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2、强化五个意识，增强领导干部自觉执行的能力。
一是担当意识。
担当意识是增强执行力的基本要求。
说过“看一个领导干部，很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责任感，有没有担当精神”。
担当意识，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就是勇于担当、善于担当。
勇于担当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胸怀；善于担当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能力。
没有担当意识，什么工作都无法推进。
责任担当，才会在工作中迸发出无限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不畏艰难险阻，把各项决策部署执行好，完成好。
二是服从意识。
服从意识是增强执行力的重要前提。
服从意识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是讲政治。
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与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确保政令畅通，不允许有杂音。
总书记强调三个决不允许：“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这是习总书记的原话，对我们基层来讲，更应当坚守和执行。
第二是讲大局。
善于在大局中思考的领导干部才是成熟的干部，做事都应以大局为重，在大局中明确自己的责任，围绕大局开展工作。
第三是讲纪律。
也就是要讲规矩、讲程序、讲原则。
讲纪律是党员干部的刚性要求，更是执行力的本质含义。
只有讲纪律，才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锻造良好的干部队伍，才能确保一流的工作效果。
三是公仆意识。
公仆意识是增强执行力的思想基础。
公仆意识用副总理的话说，就是“为民打工”，这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思想境界。
强化公仆意识，就要强化群众观点。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对待群众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也是增强执行自觉的前提条件。
这点我们刚结束不久的党的群众教育路线学习教育实践活动也深入学习过，在这我就不详细说明。
四是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是增强执行力的首要条件。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任其职，就要尽其责。
负责任，是一种人格力量，是党员干部应有的职业操守。
责任意识的强弱决定执行力度的大小、执行效果的好坏。
能否按要求完成任务，能否高质量地完成任务，有无责任心是完全不同的。
要敢于负责任，敢于担当重任。
一件工作，如果不想做，可以找若干个理由，如果想做，就会有无数个办法。
“为官避事平生耻”，这是古话，对今天仍然非常适用。
五是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增强执行力的动力和源泉，也是提高执行力的法宝。
曾指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感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仅是对领导干部从事领导工作的基本要求，而且是衡量领导干部执行力的重要内容。
领导干部作为排头兵，开展工作光有干劲和愿望还不够，要敢为人先，要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善于创新，要敢于突破思维定式和传统经验的束缚，不断寻求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大胆创新中不断增强执行力、提升工作水平。
特别是当今社会变革进程加快，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过去的一些经验和传统的方法显然难以适应。
领导干部要不唯书、不唯上，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突破思维定势和传统经验的束缚，自觉培养创新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形成深邃的洞察力和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在工作中不按部就班、不墨守成规，准确地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操作性和针对性强的落实方案与实施办法，使执行更加到位、成效更加显著，发挥执行力的最大活力和最大效益。
3、注重效果，提高领导干部科学的执行方法。
提高执行力,关键要注意方法方式。
执行是方法的表现,方法是执行的载体和手段;执行只有依靠方法才能实现,方法只有通过执行才起作用。
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执行效果,就要领会意图，提高把握政策的领悟力，把政策把握准，把内涵吃得透，这是有效执行的前提。
我们的干部既要站在决策者的角度谋思路，又要站在执行者的角度想办法，要不断学习，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想得全、谋得准，才能抓好落实，赢得工作的主动权。
一是吃透上情，准确把握决策。
吃透上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仔细研究上级的决策，把决策的精神吃透吃准吃深。
只有认真领会、准确把握，才能使思想认识上同上级指示精神保持高度一致辞，才能增强执行的有效性，完成组织意图、上级指示、工作任务。
但现在我们有部分领导干部都是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仔细研究上级政策决策，使得执行效果偏离了轨道或执行不到位，用自己不正确不准确的理解代替了上级决策，致使工作或出现失误或做不好等等。
二是摸透下情，准确研判民情。
在乡镇过的干部应当体会到，执行上级决策部署过程中，如果对本地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客观环境和情况不掌握不了解，摸不透下情，那么执行起来势必造成事与愿违或政令不畅或出现“中梗阻”的状况。
因此，执行决策部署必须对客观实际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要深入实际，深入村屯，深入群众，切实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听真心话，看真情况，充分考虑客观事物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和趋势发展变化，做好社会风险评估。
只有把实际情况掌握清楚，了解情楚，执行起来才能得心应手。
三是要结合实际地执行。
要找准上情和下情的结合点，把上级决策部署和本地本部门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制定可操作实施方案，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方力量，这样才能确保执行力到位，才能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如何做好新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电子网络铺天盖地，知识信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科学理论不断更新，希望与困惑，机遇与挑战，成功与失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在干部职工的生活之中。
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环境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如何让思想政治工作充满时代性和感召力，只有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突出时代性，注重针对性，增强实效性，发挥主动性，才能让思想政治工作适应快速变化的新形势，才能使干部职工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力量进一步凝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知识支撑。
一、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1、闭门造车脱离干部职工思想实际设想问题，人为设置伪问题甚至假问题。
今天的社会环境从封闭到高度开放，思想多元易变，思想隐蔽性明显增强，但是，坐在办公室设问题、树靶子的现象仍然存在。
2、政治教育方法简单。
停留在传统说教层面上，把开会、发文件、提口号等同于思想政治工作，脱离职工思想变化、业务工作，与热点难点问题结合不够，囿于单纯讲道理、学理论的陈旧工作模式。
3、教育手段单一。
“一杯茶，一支烟，一篇讲稿读半天”，“一块黑板一支笔，拿着教案念到底”。
讲者吐沫飞溅，听者昏昏欲睡。
随着时代的变化，被教育者的思维、眼界、知识储备正发生急剧变化，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4、不注重效果。
教育囫囵吞枣，一人感冒、大家吃药，一锅药汤大家喝，一剂药方大家吃。
还有的搞一些假大空的东西，甚至忽悠人、糊弄人。
检查工作只看教育时间落实没有，不注重看效果怎样、行动怎样，形式上轰轰烈烈，效果却差强人意。
二、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牢固确立的几点思考： 1、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想开展工作。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在新常态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干部职工的智慧凝聚加快发展上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当前交通运输事业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迫切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汇聚“正能量”、提供“原动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引领干部职工积极投身构建和谐交通、文明交通的具体目标上来，想方设法引导和帮助职工提高教育技能、业务理论知识和服务管理水平，从而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服务大局的目的。
2、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天地之性，人为贵”。
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办群众之所需，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其次是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畅通信息渠道，确保职工群众的意见能及时上达;要保障好职工群众的民主权利，认真听取和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
再次是摆正位置，放下架子，换位思考，充分理解职工、尊重职工、关心职工，努力营造“快乐工作、快乐生活”的良好氛围。
最后要注重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职工，只有通过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才能真正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
只有以艰苦深入的作风发现问题，以望闻问切的方法分析问题，以锲而不舍的精神解决问题，让教育回归到它的本身使命上来。
3、尽其所能，解决实际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针对现实问题发挥引领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功能，是教育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
思政政治工作不是“万能药”，耍嘴皮子，空对空，招人讨厌。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实际问题，不论在日常的学习、生活或工作中遇到这样那样的情况、问题或困难，甚至委屈，总是希望得到组织和领导的理解、关怀和帮助。
为此，应区别对待，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解开心中的疙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好话一句三冬暖。
”实际上，对那些受了挫折、委屈、处境困难的人，一句温馨的话、一个真挚的微笑、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杯冒着热气是水，就可能让他们感念一生。
时代在变，人在变，但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人鼓舞人与时代同频共振发挥“正能量”的起点和落脚点没变。
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辱肩负的光荣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兢兢业业，引领干部职工振奋精神，爱岗敬业，脚踏实地，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奉献聪明才智。
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和知识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