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经典电影的宣传语
特队是世界一些国家军队中,担负破袭敌方重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和其他特殊任务的部一般由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和领导，少数国家由国防部或军种领导。
具有编制灵活、人员精干、装备精良、机动快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等特点。
其主要任务是：袭扰破坏、暗杀绑架、敌后侦察、窃取情报、心战宣传、特种警卫，以及反颠覆、反特工、反偷袭和反劫持等。
队员素质要求高，一般从侦察部队和空降部队中挑选体格健壮、机智勇敢、文化程度高、具有献身精神和有一定作战经验的人员。
装备轻便、先进、高效，以手枪、匕首、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和掷弹筒等轻武器为主，还配发高级无声枪械、高级暗杀器械和药品、微型通信器材、特种爆破装置及水下作业装备。
有的还配备特种作战车辆、飞机和舰艇，及各种侦察器材、轻便工兵器材等。
训练严格,训练内容和要求主要有:进行多种激烈运动训练，增强体质、耐力和毅力；进行恶劣、恐怖条件下的心理素质训练，培养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能力；进行刺杀、格斗、渗透、爆破、暗杀、绑架、驾驶、通信、化装、外国语言等训练，熟练掌握各种技能；进行袭击、伏击等战术训练，学习有关战术理论，提高独立作战和相互间的协同动作与指挥能力。
一般采用部队训练和院校训练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特殊训练，全面提高特种作战能力。
特种部队初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英、美、法等国从作战部队临时挑选或招募优秀官兵组成小规模的突击部队，对德军实施侦察、破坏、袭扰、绑架和暗杀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陆军于1950年、西班牙陆军于1956年、英国于1959年相继组建特种部队。
越南战争结束后，特种部队进一步发展。
美国的特种部队已形成一个新的兵种。
各国特种部队的武器装备，也日趋先进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鉴于未来战争主要是中、低强度战争和高技术战争,世界不少国家进一步肯定了特种作战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特种部队的建设,其编成呈加强和扩大趋势,并注重装备质量和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
将美国特种部队称作是来自地狱的人，其实毫不过份——在大多时候，这些仿佛幽灵一般的部队都在从事着一些人所不知的勾当，发泄着美国的蛮横。
对于其对手来说，他们更无异于魔鬼的化身。
他们的出现，意味着死亡，意味着灾难。
目前，美国特种部队驻扎在世界64个国家。
1995年12月，当多国部队等待进入因战争而分裂的波黑时。
它的一些非常规部队早已在波黑境内执行任务——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潜水员们正在萨瓦河接近摄氏0℃的冰水中，忍受着河上泡肿的动物尸体散发的臭味以及漂流着的战争残留物，为进驻波黑的美军部队进行侦察，选择架桥的最佳位置；会讲多种语言的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兵，则在波黑境内同来自多国部队中的32个国家的参谋们一起协调部队的部署工作。
要是在10年前，一开始就让这些非常规军人参与一项重大任务，这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今天，像美国的“海豹”突击队、陆军别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民事和心理战部队、空军特种部队以及“三角洲”特遣队等这样一些特种作战部队，正在成为美军最渴望获得的部队。
由于美国近年来越来越习惯“世界警察”的身份，敏感于局部冲突、恐怖主义和化学。
生物及核武器的交易，所以其特种部队在这些方面所具备的独特能力使美国的大使和司令们颇为得意。
自1991年以来，美军特种部队的任务差不多增加了3倍。
虽然军队的总规模比1989年缩小了30％以上，但是特种部队的兵力和经费基本上没有变化。
更重要的是，自越战以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一直有着放荡不羁的恶棍名声，现在他们终于重新获得了最高军事和文职领导人的信任。
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亨利·H·谢尔顿上将本人就是一个“鹭鹰”（指特种部队的成员），曾任坦帕附近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人。
美特种部队在其军队中的精英地位一直是建立在其所经受的严格的训练基础上。
海军“海豹”突击队队员的入队训练就非常典型。
美海军特种作战中心设在加州科罗拉多，“海豹”的学员要在那里进行为期6个月训练，经历地狱般的磨炼。
“海豹”的学员们浸泡在冰冷的水中直到冻僵为止，被波浪打得晕头转向，扛着沉重的橡皮艇跑动。
在各种各样的训练中，他们学习各种技巧和团体精神。
例如，在生存训练中，“海豹”受训人员要学会手脚被绑住扔到水里而不被淹死的技巧，学会有节奏的呼吸，不时地沉到水底再浮到水面，这是一种代替踩水的节省体力的方法。
最难熬的是被称为“地狱周”的第5训练周，几乎5个夜晚不睡不眠，受训人员的承受能力可说到了极限。
历经各种考验后，多达70％的学员因不堪其艰苦而被淘汰。
1995年12月，有144人到圣迭戈的科罗拉多岛进行为期25周的海军基本水下爆破课目的训练。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即使学员已经开始学习战术、武器和爆破技术，严酷的体能训练也绝不间断。
如在7000英尺的高度刚跑完8英里的山路，还要做100个俯卧撑。
还有。
几人抬着电线杆跑动，以锻炼力量、协调和团体精神。
在训练中，学员们经常受罚，如没有掌握好小艇，受训人员要被罚躺在火里，任凭海浪的冲击。
第211班开始有144个学员和19个因伤治愈归队训练的上一期的学员，最后只有38名学员毕业。
除了体能外，现代特种部队的训练还注重外交和渗透能力，以及在炮火下保持冷静。
今天的大多数作战使命要求特种兵善于藏而不露，比如排雷或参加打击贩毒行动、帮助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
撤退难民、特别是进行秘密监视。
谢尔顿之前的特种部队前司令、退役将军唐宁说：“我们并不需要在酒吧斗殴中的打架能手。
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人：他能够走进一个酒吧，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地方并离开。
”在紧张局势下执行任务时，能否冷静观察可能意味着是消除危机还是引发危机。
1996年4月，一支特种部队特遣队降落在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以帮助那里的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摆脱内战的威胁。
此时情况已经很复杂，武装暴徒在使馆附近抢劫，站岗的“海豹”队员遭到枪击。
狙击手朝使馆院里打黑枪，直升机飞行员偶尔看到流弹从风挡玻璃前掠过。
但是，在将近两周时间里，这支部队未发一枪，撤退了2126人，最大限度减少了在使馆周围交火的可能性。
正是对这种纪律性和成熟的需要。
才是许多特种部队，特别是6000人的“绿色贝雷帽”部队，只吸收有经验的军士、准尉或上尉军衔以上军官加入的原因。
一本关于特种作战的新书《非常规战》的作者苏珊·马奎斯说：“他们一开枪射击。
事情就要完全变糟。
”陆军特种部队士兵由于其特种作战专业的原因，通常局限于世界上的某一地区，学习那里的语言，研究那里的文化。
这使他们获得了大多数外国武装部队得不到的“入场券”。
在波黑全境，有15个特种作战部队小组，每组大约6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自由地与当地人民交往，主要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语同他们交谈。
而其他北约部队大多驻在壁垒森严的军营里，只有巡逻时才外出。
由特种部队士兵和“海豹”突击队队员组成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上街了解民情，充当当地人与北约部队指挥官之间的沟通渠道。
五角大楼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他们做的事了不起。
他们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军事地位。
”虽然他们的许多任务都是公开的，但是仍有危险性。
一些令人胆战心惊的任务需要完成，比如追踪、识别和销毁化学、生物与核武器，以及监视不友好港口中的可疑船只和某些国家的导弹发射场，甚至摧毁所发现的东西。
另外一个更需要特种部队的领域是打一场“信息战”——袭击敌人后方的通信枢纽或指挥与控制中心。
尽管官方矢口否认，但许多专家认为，特种部队的行动还包括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绝密活动。
一些例行的任务也会产生出入意料的效果。
1996年夏季。
美军特种部队曾帮助训练秘鲁士兵执行营救人质等任务。
同年12月，秘鲁恐怖分子抢占了日本在利马的大使官邸。
4个月后执行举世瞩目的营救71名人质任务的突击队员中有许多是当时受训的学员。
海军2000名“海豹”突击队队员、陆军2000名别动队的队员以及“三角洲”特遣队主要还是执行“直接行动”任务。
写过几本有关特种作战方面书的一位前“绿色贝雷帽”士兵沃克说，“主要执行使馆撤退、捉拿恐怖分子、保卫机场安全等任务。
”美国特种部队喜欢标榜自己可以“执行无法执行的任务”，但在这种标榜的背后却充满了其痛苦的经历——1993年在索马里，陆军别动队队员进行了6次袭击，寻找穆罕穆德·F·艾迪德及其亲信。
但是，第7次的袭击成为一场灾难。
2架直升机被击落，18名别动队队员被打死。
突然来临的灾难主要归咎于“任务的隐蔽性”和不恰当地使用军事力量的策略。
美参议院的一份报告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尽管每个士兵执行任务都非常勇敢，“但是，像别动队这样一支无与伦比的部队的弱点之一，就是其成员及指挥官的这样一种信念——他们可以完成任何任务。
由于对特种作战部队的绝对信任，指挥机构对这类部队要比对常规部队进行更多的监督。
”这种反面论点可能提出了未来最大的危险——特种作战部队会成为他们自己成功的牺牲品，那正是越战初期所发生的事情。
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包括昏了头的肯尼迪总统，认为“绿色贝雷帽”和“海豹”是进行非常规战的主要手段，不会引起国内多大注意。
然而，今天的人们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而认为使用特种部队应该极为慎重，因为如果下这样，就可能导致任务的失败，失去军事领导人对待种作战部队的信任。
但是，现在到处都需要特种部队，到目前为止，美国特种部队驻扎在64个国家。
红色贝雷帽对特种分队成员最严格也最正规的测试，是力争戴上“红色贝雷帽”的训练。
对所有的人，不管年龄多大、军衔多高、担任什么职务，要求都是一样的。
他们必须每年接受一次考核，考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体能和心理测试。
体能测试时，要求进行8公里越野赛跑，其中要穿越较长一段沼泽地，或者让他们穿越“污染地带”，就是说要戴上三防面具奔跑。
在跑得筋疲力尽以后，紧接着还要进行一次100米短跑。
为了增加难度，在沼泽地带还要设雷障、火障或烟障的特别跑道。
在一些地带还有悬挂的卡车轮胎，他们通过火障时有可能碰到，并且还要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或快速奔跑，直至通过自如为止。
心理测试的内容是让他们应付那些试图挑动他们发怒的“捣乱分子”。
其办法是，这些“捣乱分子”跑到他们身边，辱骂他们，往他们身上扔泥块和火球等。
应试者不得和这些人交谈，默默无声地忍受侮辱。
通过这项测试以后，中间不休息，接着再进行4×400米的赛跑。
赛跑之后，接着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
只有成绩优异者才被录用。
第二部分测试内容与第一部分密不可分。
每个应试者都要在下述武器的发射中取得优异成绩，这些武器包括：RPG—7反坦克火箭筒、AGS—17自动榴弹发射器、PK／PKT通用机枪、AK74M突击步枪、斯特金和马卡洛夫手枪以及SVD狙击步枪。
第三部分测试内容可能是最严格的科目。
这项测试总共才12分钟，但应试者却觉得是度过“地狱般的12小时”。
这12分钟分4次进行，每次3分钟，相当于徒手格斗的一个回合。
每个回合换一个新对手，而每个新对手都是已戴红色贝雷帽的老队员。
格斗时，出现打腹部以下的次数很少，因为不允许。
测试的确是冷酷无情的，简直叫人无法相信，有被打掉门牙的、打裂嘴唇的、鼻子被打出血的或者眼睛被打青的，这些都不值一提。
有关军事家指出，俄各种特种兵超人的本领，完全靠“炼狱”式训练而成。
德国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在德内部称为边防第九旅，又名边防第9大队，简称GSG9。
共有队员约350名，编成多个战斗组，它始终处于临战状态，在人员上、技术上及战术上己全部实现了现代化，战斗力极强，是一支世界闻名老牌特种部队，特别令人称道的是，甚至以色列也曾请求第9边防队给予协助。
成长历程联邦德国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经济复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果。
与此同时，恐怖集团也在形成，暴力活动日见猖獗。
当时，有人建议效仿英、美国家，设立反恐怖特种部队，以打击国内国际的恐怖活动。
但因国人普遍对特种部队持反对态度，此建议因而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德国政府为避复活纳粹之赚，迟迟未正式组建特种作战部队。
1972军发生在慕尼黑菲尔斯滕菲尔德布鲁克机场上的血腥屠杀，为孕育已久的特种部队注入了一剂催产素。
1972年9目，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黑九月组织的恐怖为子劫持了9名以色列入质驾机逃跑，巴伐利亚州的警察试图拦截劫持者及人质乘坐的波音飞机，结果发生了惨痛的悲剧，9名人质和4名恐怖分子全部在弹雨中丧生。
为吸取教训，有效打击恐怖活动，联邦德国决定采纳一位与以以列特种部队关系密切的反恐怖专家的建议，于1972年到1974年便创建了一支专门从事反恐怖主义的特制干预部队，于是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终于降生了。
它的孪生兄弟——各州属机动特种大队也同时问世。
这支部队除了在国内的行动获得充分授权外，也具备国际特警的外交豁免权，以保护德国在国外人员及资产的安全。
根据分工，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主要对付好战的犯罪集团，各州的特种大队主要负责监视、缉捕或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对付单个的作案者。
因此，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通常在发生严重的绑架、谋杀、劫持人质、暴力骚扰和保护国宾以及德国政府首脑和政治家时才动用。
派遣出击的命令由内政部长通过热线发出。
显赫战绩1977年10目13日，联邦德国航空公司第181次班机从西班牙马卡略岛出发，在飞往法兰克福途中，遭4名恐怖分子劫持。
机上8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全部成了恐怖分子的人质。
17日，飞机在恐怖分子的挟持下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
恐怖分子为了尽快救出联邦德国监狱中的同伙，扬言若不答应要求便炸掉飞机并杀死全部人质。
德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自救行动。
他们派出的一支由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61名队员组成的2个突击小组，于17日下午7点30为在夜幕的掩护下，降落在摩加迪沙机场跑道外距恐怖分子约200米的一个沙丘后面。
61名突击队员，在1名英国反恐怖专家的协助下，于18日凌晨2点05分，用定向炸弹炸开了舱门，冲入飞机内，并将闪光炸弹投向驾驶舱。
在突如其来的袭击面前，恐怖射子很快被消灭，整个行动仅用了1分46秒。
德国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的这一行动，受到了西欧各国的一致称赞，并一举名扬世界。
此外，边防第9大队还有摧毁巴勒斯坦赤军派和救出被索马里解放阵线扣留的人质等一系列成功的行动。
由于这类出色的行动，现在恐怖分子都尽力避开第9边防队。
例如，1981年黎巴嫩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波音727客机，不允许机长将飞机落在沙特阿拉伯机场加油。
恐怖分子说：第9边防队已到了那里。
我们去那儿，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
组织及装备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与其他国家的特种部队有所不同，它实际上是特种警察部队，在组织上隶属内务部，归内务部长指挥。
目前，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由司令部、4个突面部队和一个专家技术组组成，编制为200人，而目前实际拥有队员300人。
其任务主要是在非常时期担任重要人物的保卫、与恐怖分子作战等。
成员大多是具有冷静、沉着性格的中年人。
大约每30人为一个战斗组，全队可分为6至10个战斗组。
他们驻扎在波恩附近桑克—奥古丁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里。
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队员都是从志愿参加者中招收，择优录取。
人员主要来自联邦边防部队或正规警察部队服设一年以上的军人。
为了能成为第9边防队正式成员，这些20至25岁的年轻人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考验。
仅第一阶段的心理分析就要持续4至5小时。
只有30％的人能够通过这种考验。
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携带多种特种装备，如：微光夜视镜、特制手溜弹、微型手枪、催泪弹、微型高灵敏度无线电报话机、特种攀登装备、强光型鹰眼探照灯，以及可穿透厚30厘米的砖或高级防弹玻璃的高爆子弹等。
队员的制式装置主要是德国HK公司生产的MP5系列9毫米冲锋枪和每支价值3000马克的毛瑟66型精确步枪。
所携枪支皆配有消音器。
其200名队员每人都有标有自己名字的专用武器。
边防第9反恐怖大队的队员平时穿黑色制服。
根据不同的任务，选穿防弹背心，防火服，弹簧靴，戴四角防弹帽以代替贝雷帽。
但在某些行动中，有时穿的则是和空降部队相同的迷彩装。
训练及行动第9边防队的训练是在一座由高墙围着的模拟城市中进行的。
里面有住宅、高楼大厦、直升机、汽车并且有3架客机机体实物，因为这些目标都极易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并且稍有疏忽随时都会发生爆炸。
新队员入队后，要经过22周的专门训练，其中前13周课程主要着重于法律、武器操作、空手道等基础训练；最后的9周则是针对个人特性做较严格的个人专业技术训练，以及一连串极为严格、艰苦的反恐怖行动测试和考验。
一名第9边防队的成员首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镇静。
因此。
队员们经常接受心理学专家的帮助，学习应付各种极度紧张情况的本领。
专业技术训练是很艰苦的。
星期一到星期五，队员们每天训练8至10小时，只是在用简便午餐时才稍事休息。
不时还要进行强化训练：整整一周每天连续训练12小时。
他们要进行体质、射击、模拟游击战等方面的磨练。
第9边防队在采取行动前，首先必须进行充分周密的研究，因为涉及到人的性命。
保护人的性命高于一切，这是该部队的最高原则之一，也包括游击队员的性命。
队员们分成4个组，每组约30人，其余的为后备队员。
第一组专门对交通工具采取行动；第二组由伞兵组成l第三组负责观察、分析和找出最佳的攻击方式;第四组负责技术工作，专门使用和排除爆炸物、攻入建筑物等，并拥有神枪手。
理论课教室的墙上一直贴着这样两旬口号：为争取行动自由而奋斗和只有简便才能取得成功。
学员们经常减这两个口号，这是第9边防队员的基本品格。
因此，该组织不允许其成员炫耀自已是德国联邦警察中的明星，发现谁有这种想法就会被立即开除出队。
这也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第9边防队的所有成员都不能暴露身份。
在采取行动之前，队员们也是在这间教室里开会，研究讨论解救人质行动的一切细节。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首先请已获释的人来讲述情况，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事件发生现场的情报。
第9边防队还利用一切现有的视觉手段，如照片和录像。
在采取攻人现场的行动时，全靠动作迅速。
整个行动只有4至5秒钟。
但是，其余的活动可能很费时间。
通常在采取攻入行动之前，第9边防队研究形势和在事发现场附近进行训练甚至会花费两天时间。
他们说：进入的时刻要计算得十分精确，不能出丝毫差错。
美国特种部队的军官曾称，边防军第9反恐怖大队是一个不吝惜使用最先进装的部队，其高超的行动技巧乃是对手无法比拟的。
特种作战部队的作用1、大规模地区战争中的作用。
在大规模地区战争中，特种作战部队是美常规部队的“力量倍增器” 。
特种作战部队直接配合常规部队作战。
它通过援助与美国结盟的当地部队，骚乱敌军，并通过冲突结束后的重建活动， 巩固取得的胜利。
例如，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特种作战部队曾实施特种侦察和直接作战行动， 并在伊拉克交战线的后方执行了其他任务。
在诱使敌军错误判断多国部队作战计划的欺骗行动中， 在加速完成多国部队作战的过程中，特种作战部队都做出了贡献。
根据战俘交待，心理战传单和广播导致5万至8万名敌军投降。
由现役和后备役人员组成的民事部队负责管理离散人员和难民，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分发物品，并提供服务。
预备役民事部队还帮助科威特政府各部门制定和实施战后的迅速重建计划。
2、对付大规模毁伤武器威胁的作用。
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是冷战后时代美国及其盟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
当美军部队在某个战区面临大规模毁伤武器的威胁时， 特种作战部队可以采取慑止， 防御或摧毁方式支援正规作战部队对付这类武器的威胁。
特种作战部队运用心理战可向外国听众宣传美国决心并有能力阻止大规模毁 伤武器的扩散和使用， 以达到威慑的目的。
特种作战部队还可采取直接作战行动对武器系统、 贮存设施及指挥与控制中心实施精确打击，以威慑或摧毁此类武器。
特种作战部队的特殊侦察能力能提供无法从正常手段得到的实时情报，从而预防来自大规模毁伤武器的威胁。
3、在低强度冲突中的作用。
恐怖主义、非法活动、颠覆、暴乱以及政变等， 将继续成为一些国家或地区集团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主要手段。
一些国家利用这些手段破坏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削弱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 扰乱集体防务的协作，甚至直接攻击美国、盟国或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政权， 从而削弱地区安全。
鉴于特种作战部队的独特能力和低强度冲突的特点， 他们在低强度冲突中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对付低强度冲突不再侧重于达到摧毁敌人或，占领地盘这种军事目标， 而侧重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不冒战争风险的情况下，建立或恢复有利于地区或国际稳定的环境。
4、在近期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
特种作战部队行动的敏感性，不允许在本《国防报告》 中对其大部分行动进行具体的论述，然而，其在近期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可列举如下例子来说明：（1）特种作战部队继续支持美国中央总部在沙特和科威特的训练任务；（2）在海地“支持民主行动” 中，特种作战部队成功地运用了其在语言、文化和组织方面的技能，帮助海地恢复了稳定、民主和法制；（3）在“提供承诺”行动中（1992年7月至今），特种作战部队参加了联合国发起的对前南斯拉夫共和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活动；（4）特种作战部队的心理战和民事专家继续协助美国各个海外战区总部制订民主化援助 计划；（5）特种作战部队继续支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反毒品行动。
特种作战部队非常适合遂行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的许多新任务。
完成其中大部分任务需要发挥特种作战部队的传统能力， 但有一些任务， 如反大规模毁伤武器扩散和信息战等，相对来说比较新，是制订特种作战部队亲令的新课题。
特种作战部队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执行任务的情况表明， 特种作战部队无论是作为“催化剂”、和平时期任务的执行者， 还是作为袭击部队，都是一支非常宝贵的力量。
特种作战部队必须与常规作战部队、 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外国友军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红十字会等）密切配合，并掌握必要的主动权，以保持和加强其进行常规作战的能力。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民国历史
甲争后清朝面临许多政治和外交危机，革新与革命思潮涌现。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推翻满清帝制。
革命思想及主张逐渐得到认同并影响广泛之后，同华兴会、爱国学社、青年会合组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于武昌发动的辛亥革命成功，随后数月内各省回响，纷纷独立。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已经独立17省。
岌岌可危的清朝起用袁世凯任内阁总理。
虽然袁世凯发兵击溃湖北的革命军，但他希望议和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双方断断续续停战，并正式派代表于上海议和。
革命期间因有黎元洪与黄兴之争，久议不决中山自海外返国，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同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已经于191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为临时宪法，同时定南京为临时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大清帝国至此结束。
权臣袁世凯利用军事优势与政治手腕，在南北议和中取得绝对优势。
不久，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政府迁都至北京，史称北洋政府。
于此时期，中华民国遭遇两次危机，一次是袁世凯欲称帝的洪宪帝制，最终蔡锷等人发起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政府。
另一次为张勋发动的溥仪复辟，最终被段祺瑞所击败。
而后段祺瑞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随即发起护法运动，于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军政时期开始。
此时期，由西方引进民主及科学思想，发起许多运动。
以北京学者为首的新青年派等知识份子发起新文化运动。
而以南京学者为首的学衡派等知识份子则复兴中华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国成为战胜国，由于青岛归属问题使知识份子又发起五四运动。
北洋政府因为府院之争、贪污腐败（例如曹锟利用贿选担任总统）与军阀割据而动荡不安。
军阀局势最后为：据有东北、河北及山东的奉系张作霖（含鲁系）、河南湖广的直系吴佩孚及江南的新直系孙传芳。
当时广州护法政府则受实力派军阀牵制，之后又因陈炯明叛变使北伐失败。
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协助下重建，定出联俄容共政策，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口号，但这造成了共产党势力渗透至国民党中。
护法政府在苏联协助下成立黄埔军校。
1925年，护法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建立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
国军建立后东征陈炯明，平定滇、桂叛军，缔造了北伐契机。
最后以蒋中正为总司令于1927年发动北伐战争。
北伐期间，国军主力北上攻下长沙与武汉，击败直系后东征攻下南昌。
东路军经由闽浙，最后与主力军会合于南京，新直系溃败。
之后因为容共问题，蒋中正于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宣布清党，是为宁汉分裂。
随后武汉同意“分共”，与南京复合，史称宁汉合流。
遭到驱除的中国共产党则于8月1日发动南昌事件。
1928年西北军冯玉祥与晋系阎锡山加入国军，兵分三路攻向北京。
期间日本为阻碍北伐于济南引发五三惨案，国军避免冲突而绕道。
最后国军攻克北京，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沈阳皇姑屯车站遭日人炸死。
年底，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表面上得到统一。
1928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定南京市为首都，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
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并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训辞为国歌，并在台湾沿用至今。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在北伐成功后开始实施“训政”时期。
该时期至中日抗战结束后，于1947年颁行《中华民国宪法》时方告结束。
于抗战前的这段时期又称“黄金十年”。
外交上，外国在华特权通过外交途径逐渐收回。
为了建立运输要道，以南京与兰州为中心，建立连省公路和粤汉、浙赣陇海铁路。
建立广泛分布的通讯设施改善讯息传输。
财政方面则是稳定物价、改革银行和统一币制。
并且增大工业和农业生产。
为了提升民生品质，积极将立法和刑法系统现代化。
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立法禁止毒品买卖。
并且制定国语以帮助中国社会的统一。
这些改革增进了民众的统一感和自豪感。
但于国防上，中华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窘境。
由于中央推行军政统一使得地方派系被削弱，导致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恶化，最终地方各派系（如桂、晋及冯）陆续与中央发生了内战，史称中原大战，最后中央军胜利。
而后为了对付据守赣南的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起五次“剿共”。
中国共产党最后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撤退，最后抵达陕北。
日本于此期间逐步加强侵略，九一八事变后吞并东北并建立满洲国。
一二八事变意图侵略上海，国军成功抵御，最后停战。
随后日军借由长城战役、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吞并华北。
当时蒋中正定下“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旨在避免对日全面开战，与剿共同时并行。
但在中国共产党倡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内反日逐步高涨之下，以及张学良因多方剿共失利，最后于1936年12月策动西安事变。
最后蒋中正同意停止剿共，收编红军为八路军与新四军。
此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改写了中国现代历史。
不过，由于国民政府仍无强大的经济力与武力对日抗衡，当时只能避免对日全面作战。
1937年7月日本引发卢沟桥事变，攻陷华北。
蒋中正定下“以空间换时间”、固守耗敌以待国际局势转变。
8月上海发生淞沪会战，国军战败受创惨重，但也将日军战略改为由东至西入侵。
首都南京沦陷后，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震惊国际。
国民政府则迁都至重庆。
而后南北日军欲会师徐州时，国军于台儿庄击溃之，史称台儿庄大捷。
而后为了防止日军南下及西进，国军决堤阻敌。
当时国军军力共170万人。
因战争爆发，立宪延后。
中国共产党所属的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亦加入抗战，共约五十万兵力。
该两支共产党军队参与敌后游击战对抗日军并巩固本身的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力量。
其中较有名的战役为平型关之役（国共联合）与百团大战。
1938年8月至10月发生武汉会战，日军攻下武汉。
同期间又登陆大亚湾，攻下广州并侵略华南。
由于战线拉长，日军转入相持阶段。
1939年期间双方于豫鄂湘桂各省交战。
日军三次南下长沙皆为国军击溃，史称长沙大捷。
在沦陷区，国军与共军开辟敌后战场并展开牵制与游击，使日军仅能控制据点与交通线。
日本为了管理占领地并达成“以华制华”目的，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在外交上，美国力促中日和谈。
但由于日方条件过高，中方难以接受；以及日本占领法属中南半岛，和谈最后破裂。
1941年7月美英中荷各国成立“ABCD包围网”以对日禁运。
最终日本于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开启太平洋战争。
中国遂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并正式对日宣战。
蒋中正任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任参谋长。
英国开放滇缅公路补给物资，英美各国亦对中签订平等条约。
由于英美各国采“先欧后亚”策略，中国仍未减轻负担。
日本意图切断中国补给线，于1942年攻击缅甸，国军派远征军入缅援英。
最后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
1944年中英盟军反攻收复缅北，并建立中印公路。
这段期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先后打通了平汉、汉粤线，建立大陆补给线。
并攻至独山，一度威胁重庆。
1945年时，美军已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国军在中美空军支援下牵制日军并轰炸大陆补给线。
日军意图反制而发动豫西鄂北会战与鄂西会战，国军皆防卫成功。
4月国军发动反击，至8月收复广西全境，并意图收复华南。
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弹，苏联亦依据《雅尔达密约》对日发动战争，占领中国东北，攻灭满洲国。
最终日本天皇裕仁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于美舰密苏里号签署降书，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抗战胜利，中华民国收复东北与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抗战期间，国军虽然因为装备、经济等因素不如日军，使得在多次战役中难以取得优势。
但是国军成功拖住日军军力，并在部份战役获得胜利。
日本部分军力受中国牵制，让盟军得以在海空两面对付日军。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远离主战场，其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形成割据的局面。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确定以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党派平等、地方自治之途径达到和平民主建国，并尽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制宪事宜。
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隔年1月于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各党平等协商并确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同年夏，国共双方发生严重武力冲突，遂爆发国共内战。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2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拒绝出席下，各省其余选出代表在达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于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基于同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中华民国宪法》。
《宪法》于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蒋中正提出之“动员勘乱”与行宪并进的方针，。
7月7日，七七事变十周年际，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自行组织联合政府。
11月21日至23日，全国举行国大代表选举。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开幕。
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修改宪法案，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得为紧急处分。
国民大会第十三次大会选举总统，由蒋中正当选。
至于副总统选举，经多次复选后，最后由李宗仁当选。
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派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同日，国民大会闭幕。
5月20日，蒋中正、李宗仁就任总统及副总统职，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宪政时期开始。
1948年国军登陆东北，孙立人屡屡击败共军，直逼哈尔滨。
但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停战，孙立人也与个性保守的上级杜聿明意见不合，蒋中正只好将孙立人委以虚职再迁调台湾练兵，使得东北战况随之逆转[38]。
9月辽西会战爆发，共军将领林彪南下围攻锦州，廖耀湘救援失败。
锦州、沈阳先后沦陷，东北失守，国民党内要求蒋辞卸呼声甚高。
另外，早在同年9月济南失守，山东沦陷，共军逼近徐州。
11月爆发徐蚌会战。
由于战略规划错误，刘峙与杜聿明仅坚守陇海线，使得国军防线被共军切割包围，国军于隔年1月溃败。
当时华北受到孤立，1948年11月平津会战爆发，东北共军入关，在天津沦陷后傅作义投降，华北全数沦陷。
最后蒋中正宣布下野，仍任国民党总裁。
总统由李宗仁代理，并向共军求和。
1949年4月，国共举行了北平和谈（即“划江而治”），但中华民国政府对共产党的要求无法接受，谈判破裂，代表张治中滞留北平不归。
而后共军大举渡江，国军江阴要塞投降，南京沦陷，李宗仁将政府迁往广州。
稍后依序迁往重庆、成都及西昌。
李宗仁见大势已去，赴港后逃至美国。
蒋中正于西南持续作战，最终放弃大陆地区，政府迁往台北，大陆易帜。
另外，台湾光复后，由于负责政务接管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不当引发民怨，最后发生二二八事件。
此事件加深省籍情结，使台湾民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促使日后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3月，由于在美国的李宗仁不愿回国，于是蒋中正在台湾复行视事。
借由原大陆地区国大代表，蒋中正行连选连任，先后担任第一至第五任总统。
此时政府财政匮乏，只好使用抢运来台的黄金解危。
期间东南沿海依旧动荡不安，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
由于国军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南岛、万山群岛与舟山群岛先后沦陷。
在金门先后发生的古宁头战役、九三炮战（1954年）及八二三炮战（1958年），由于国军抵御成功，使得中华民国逐渐安定。
另外，据守滇南的国军撤至缅甸北部，最后部份军队返台。
中正国际机场，为十大建设项目之一，现改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1951年韩战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协防并给予美援贷款，使中华民国脱离在国际上的暧昧地位并稳住局势。
1951年台湾省实施地方自治。
省议员及全台县长市长举行选举。
为了抗共，蒋中正宣布“戒严令”，冻结《宪法》，并加强“反共抗俄”宣传。
虽然安定内部，但使民主宪政的推行打折扣，造成许多因反对言论或行动被指为“匪谍”而受到迫害，史称白色恐怖时期。
1966年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到1970年代之前，中华民国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上中国席次的合法代表，然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
内政方面，陈诚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39]，稳定农业。
工业方面，借由土地改革，带动了民营企业和工商业发展，并以加工出口导向为主。
1971年由于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次，使得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
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幅度滑落，之后在国际上多以台湾为称呼。
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使得在1973年11月时行政院院长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以及十二大建设以稳定经济发展。
这些行动促使经济发展，使得在1980年代后的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劳力密集的工业，并朝向服务业发展。
在民生富裕的背景下，台湾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能量皆在此一时期累积。
蒋中正于1975年4月5日病逝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续任总统至1978年届满。
随后由蒋经国担任第六及第七任总统，他促进本土化及民主化的发展。
1978年美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
为了因应国际情势的演变，及解决国内民主改革的需求，蒋经国逐步推动民主化。
1987年对民进党成立采取宽容态度。
继而宣布解除戒严、开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两岸交流于此开始热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北，李登辉继任总统。
1989年，政府开放组党。
1990年，李登辉被国民大会选为总统。
此年大学生为了万年国会问题发起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学运）。
为了使宪政回归正常，李登辉认同此学运并宣布修宪及改选国民大会，最终使总统得以公民直选。
1994年，中华民国首次举行省长及直辖市长民选。
1996年，在第四次台海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及美日等国际的关注之下，李登辉最后于首次正、副总统直选中与连战竞选成功，其总统职位得以顺利连任。
为了化解省籍情结，他提出“新台湾人”的理念，并希望台湾成为亚太营运中心。
1997年，在香港主权移交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开始加强对台湾主权的主张，而中华民国则力图保持本身政治与经济的稳定。
2000年，第十任总统选举最后由民进党的陈水扁与吕秀莲当选总统、副总统，成为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
此时因为政党恶斗、中国大陆崛起与媒体乱象的影响，台湾在政治、社会及经济等领域均显得动荡不安。
到了1980年代，因为工资上涨、环保以及对岸崛起等诸多因素，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产业外移的问题[40]。
加上政府提倡高科技发展，最终形成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比例逐渐过半的状态。
2002年8月，陈水扁公开表示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国内外不少争议。
2004年，陈水扁在第十一任总统选举以微小差距胜出并获得连任。
由于在投票前一天发生三一九枪击事件，使得这次选举蒙上一层阴影。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表示“一个中国”的主张。
这使不少台湾民众感到不满，于3月26日发起三二六护台湾大游行，表示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诉求及决心。
2006年，由于陈水扁的家属及亲信疑似贪污，遭到立法院三次提起总统罢免案，这是行宪后首次提出总统罢免案，但并未通过。
2008年的立法委员选举采用单一选区两票制。
选举结果显示出许多小党因没有获得席位而泡沫化，使部分弱势族群代表无法在国会殿堂代表所属族群发声。
由于以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获得四分之三席次，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
民进党的失败则被认为是因为选民对陈水扁政府失望，投下了不信任票。
2008年第十二任总统选举由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与萧万长分别当选总统、副总统，再次政党轮替。
运动会入场式道具
又要开运动会了，开始想运动会入场式花样，学生除了放气鸽子外还有几个新创意如： 每人手拿各种球（篮球或足球或乒乓或羽毛球拍） 跳竹竿舞 举大的五环 男生打扮成野人，女生打扮成天使（难度有点大） 带不同颜色帽子，组成不同字 每人手个风车 每人手持花环 一面大国旗把全班遮住 不知道哪种好，还有没有更好的 阿 ，各位大侠指导指导。
西班牙内战时的“热情之花”的资料
情之花原名多洛雷斯·伊丽面是比较详细的介绍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1920年参与创立西班牙共产党，1930年任西共中央委员，1932年任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年接替何塞·迪亚士任西共总书记，同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60年起任西共主席至今。
伊巴露丽1895年12月9日出生在比斯开省加利亚泵尔镇一个矿工的家庭，少年时曾当过女仆。
正象她自己说的，她是矿工的女儿，矿工的妻子，矿工的姐妹。
20岁时，她与西斯陶船厂的工人胡里安·路易斯结了婚，并同她丈夫一起加入了索莫罗斯特罗市的社会主义组织。
从这时起，她就以西番莲(英译是热情的，中文译为热情之花)的笔名为工人出版物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
为了更好地动员、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把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改造成一个民主、进步的社会，1920年4月15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马德里人民之家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改组青年联盟为共产党，青联的报纸《复兴报》改称《共产党人报》，成为党的第一份机关报。
伊巴露丽参与了党的创建工作，同索莫罗斯特罗的社会主义小组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党。
1921年3月，她还出席了西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党诞生后，处于地下状态，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当时，伊巴露丽担任了一些共产党报纸的编辑，积极地宣传党的这一任务，在群众中进行鼓动。
她还是比斯开地区党的委员会成员。
她在党内十分活跃，影响逐渐扩大，1930年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
这一期间，西班牙的国内矛盾日益激化，西班牙各阶层人民同君主专制政权展开了激烈搏斗，赶走了西班牙的君主，于1931年4月14日宣告成立共和国，首都马德里邮局大厦和雅典内奥俱乐部顶上升起了共和国旗帜。
人数不满8百的共产党也摆脱了11年来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下艰苦奋斗、饱受摧残的局面。
1932年，党的历史出现了伟大转折。
这年的3月17日，西共在红色的塞维利亚举行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伊巴露丽出席了大会，并参与主持了会议。
协助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纠正了妨碍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党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方针，使党进一步得到巩固，扩大其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
在这次大会上，伊巴露丽的形象第一次为全国所知。
她被选为西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主管妇女工作的书记。
同年，她去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1934年，西班牙人民奋起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分子的活动进行斗争，国内组织了妇女反战反法西斯西班牙委员会(10月起义后被取缔)。
共产党直接领导9直2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了这一组织。
8月，伊巴露丽率领了它的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了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向各国妇女介绍了西班牙妇女的斗争情况。
同年10月，为了阻止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发展，西班牙许多地区的劳动大众在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和起义。
在阿斯图里亚斯，英勇的人民团结一致，掌握了武装，使工农政权的旗帜在那里飘扬了15天。
这场斗争扩大了西共的影响。
伊巴露丽在斗争中以她那热情洋溢的演说闻名全国，热情之花的名字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所熟知、所喜爱，伊巴露丽成了广大工人敬仰的领导人。
在反动政府用高压手段血腥镇压了10月起义，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后，1935年为了争取各国工人对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支持，伊巴露丽不顾艰险，徒步越过边境，到巴黎参加捍卫西班牙工人的集会，会后，又步行穿过边境，返回国内。
同年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她被选为执委会候补委员。
1936年，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国内各左派力量于1月15日订立了人民阵线公约，确定了反法西斯民主革命的纲领，参加了2月16日的新议会选举，结果，人民阵线在议会获得多数，伊巴露丽也当选议员(次年还被多数派推选为副议长)。
国内法西斯势力并不甘心于选举中的失败，7月18日，他们在全国各城市发动了叛乱，西班牙进入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6一1939年)。
伊巴露丽作为西共的领导，在这场革命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她还同前来帮助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热情之花的文章和演讲到处鼓舞、激励着革命人民的斗志。
在马德里保卫战前夕，她在电台中的讲话中豪迈地宣告：马德里将是法西斯主义的坟墓，这句话成了当时战斗中振奋人心的口号。
由于反动势力的加强，革命人民在战争的第二年处境艰难，人民阵线中右翼的悲观情绪和投降竭力加剧了。
为了阻止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倾向蔓延，伊巴露丽热情地劝告前线部队的政委们坚守岗位，并领导了首都举行的反对投降主义者的示威游行。
由于国内外不利原因，叛军与意、德法西斯干涉军得逞了，坚持了32个月的共和国政府终于沦陷。
为了避开法西斯的无情报复，并继续为西班牙的民主自由独立而斗争，伊巴露丽和其他西共领导、党员一起流亡国外。
1939年3月，她先到法国，而后转到了苏联。
沉痛的失败没有使她沮丧，在内战结束后一星期，她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捍卫了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在那些历史性时刻，共产党忠实于自己的革命原则，遵循人民的意志，支持了代表人民意志的政府；我们支持了共和国和民主，……民主共和国万岁! 从此时起直到1977年，她一直流亡国外，继续领导着西共在国内进行反佛朗哥独裁统治的艰苦英勇的地下斗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共中央发表了声明，号召西班牙人民实行全国团结，阻止与德国法西斯的联盟，阻止西班牙参战。
伊巴露丽在苏联领导着党积极地为这一路线而斗争，试图把西班牙人民组成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国内阵线。
她还积极地投身于国际反法西斯运动。
同年，西共总书记迪亚士病故，党授命伊巴露丽接任了总书记一职。
此时她还参加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工作，担任了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成员。
就在这——年，她的儿子、苏联英雄鲁宾(1920-1942)在斯大林格勒的激战中牺牲了。
伊巴露丽忍住悲痛，更加坚强地领导着西共，进行着斗争。
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伊巴露丽以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资格，签署了解散宣言。
1945年法国解放后，她前往巴黎，并于当年参加了国际妇女大会，当选为世界民主妇女同盟副主席。
1947年3月她在巴黎主持了西共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6月代表西共出席了法共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由于冷战的出现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形成，西方的反共逆流泛滥一时。
当时法国查封、迫害了西共在那里的机构，于是她又与卡里略等西共领导人一起在1948年一1949年间移居布拉格，不时还到莫斯科居住，并出席了1952年苏共召开的十九大，以西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讲了话。
西法边界是在1951年重新开放后，西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遣许多党员回国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使西共在国内的民主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1954年9月，西共在布拉格召开了五大。
伊巴露丽在会上作了题为《西共为西班牙的独立与民主、彻底改变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纲领》的报告，指出党要9重4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1937年一1955年)为完成民主革命，扫除农村的封建残余，取消同美国缔结的侵略性条约，重建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而斗争。
这次大会制定了一个民主革命的新纲领，并再次选举伊巴露丽为总书记。
1956年2月，她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在会上代表西共发言。
苏共二十大后，西共中央也在伊巴露丽主持下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8月全会(1956)，圣地亚哥·卡里略作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伊巴露丽作了闭幕词。
会议为以前的铁托分子平了反，进一步消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加强了党的国内组织的权力，全会确认了党在6月声明中所宣布的路线：主张国内和解，加强各左派力量的团结，充分利用现有的合法权利，用和平的手段推翻佛朗哥政权。
全会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一条西班牙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伊巴露丽在发言中强调了要重视接近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天主教和法朗吉工会，特别指出，西班牙的天主教主义不再是为反动派和封建主义服务的力量，要扩大国内的统一战线。
在全国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民主斗争浪潮中，西共于1960年1月在布拉格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再次明确提出了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路线，认为这一路线将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的基础上，行使权力并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强调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伊巴露丽领导了大会的工作，并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一职由卡里略接替。
西共的六大路线对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流亡东欧期间，她还分别出席了1957年、1960年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
1961年11月又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
她还访问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和1959年曾两次来华访问。
她还到过古巴。
在国际共运中，伊巴露丽主张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方针。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她领导下的西共加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与欧洲一些共产党、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共同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68年8月21日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伊巴露丽与卡里略等西共大多数领导人正在克里米亚，她当即前往莫斯科，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两天会谈，同卡里路、隆哥、巴叶塔一起要求苏共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
以后她还公开对这一事件的发生表示遗憾。
1974年10月．由她与卡里略为首的西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公报指出，双方的关系建立在尊重平等和独立以及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基础上。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政局出现转折，西共于1976年4月在国内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欢迎。
次年5月13日，伊巴露丽也从苏联返回国内，结束了38年的国外生活。
这位德高望重的共产主义老战士立即投身于国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她在矿工集中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参加了当年的选举，当选为众议员。
在西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召开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上，她继续当选为党的主席，并同新一代党的领导人一起，努力维护党内团结，坚持反对党内分裂活动，谴责了外国党干涉西共的行为，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地捍卫党的独立自主路线。
半个多世纪以来，伊巴露丽兢兢业业、不屈不挠地在西班牙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奋斗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在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国际共运中赢得了尊敬。
当年的热情之花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但她没有离开岗位，继续为西班牙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着。
伊巴露丽不仅是西共的卓越领袖、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还是出色的宣传鼓动家。
她写了许多著作、文章，并且是西共中央的西共历史编委会主席(1960年出版)，她1963年写成的自传《唯一的道路》被译成几种文字出版。
她还是《西班牙战争与革命》一书合著者之一。
1984年出版了她的新著《热情之花回忆录》，1985年已出中译本。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说过 It is better to die on your feet than to live on your knees.(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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