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婺源被划到江西了
当然到屯溪买房了，屯溪是市中心，交通方便啊，岩寺我每次去就受不了化工厂空气味道，三区四县的混好的都往屯溪买房住，你估计听卖房的忽悠了，屯溪到岩寺至少15、6公里吧，就算划入中心城区，这建设过去要多长时间
就像屯溪至休宁修什么百米大道，号称屯休同城，但近两年发展不过去的，而且屯溪买房只会飞涨，现在好像全国两个国际旅游城市，一个是海南，一个就是黄山，黄山常年打口号学习海南岛，打造现代国际旅游城市，以后房价还会飞涨的，赶紧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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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景山看全景－北海起得早就天安门看升旗－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故宫－景山看全景－北海－回住处。
如果不看升旗,坐车去天安门广场，之后进故宫午门，出神武门，进景山南门，出西门，进北海东门，出南门，返回酒店。
第二天：长城－十三陵。
到德胜门坐919快车去八达岭，之后坐919慢车昌平西关换314、昌平22路到十三陵，之后坐314路昌平东关换919支1回马甸。
第三天：香山－植物园-颐和园。
坐车去香山，中间可去卧佛寺，植物园，然后坐331、737、634颐和园北宫门下车，出东门回酒店。
第四天：天坛－恭王府－小胡同－王府井。
早晨去天坛，出东门法华寺60路鼓楼下车去什刹海\\\/恭王府，之后东官房、北海北门坐111路灯市西口下车去王府井，之后回酒店。
第五天：北大－清华－园明园-动物园。
坐车到园明园东门，出来之后，坐车或步行去清华，北大，然后坐运通104到动物园，北京海洋馆，游玩后直接去机场或火车站。
北京旅游景点门票价格：故宫60 元（旺季）40 元（淡季）世纪公园65 元中国历史博物馆0卢沟桥10 元雍和宫25 元周口店猿人遗址20 元天安门15 元司马台长城30 元动物园15 元水关长城12 元北海公园15 元（旺季）5 元（淡季）八达岭长城45 元（旺季）35 元（淡季）恭王府60 元八达岭索道60 元人民大会堂10 元慕田峪长城35 元天坛公园15 元居庸关长城35 元（淡季）40 元（旺季）北京游乐园70 元定陵40 元（淡季）60 元（旺季）大观园15 元长陵30 元（淡季）45 元（旺季）中国军事博物馆0中央电视塔登塔50 元颐和园30 元（旺季）20 元（淡季）中华世纪坛30 元圆明园10 元十三陵博物馆0香山公园10 元碧云寺10 元住宿经济型酒店：龙福宫宾馆[聚福店]龙福宫宾馆[洋桥店]龙福宫宾馆[丽泽店]龙福宫宾馆[小营店]龙福宫宾馆[六里桥店]龙福宫宾馆[复兴路翠微店]
北京古城址变迁与水源的关系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
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
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
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
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
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
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
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
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
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
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
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
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
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
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
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
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
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
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
——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
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
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
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
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
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
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
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
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
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
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
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
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
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
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
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
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
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
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
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
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
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
（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
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
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
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
（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
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
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
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
（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
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
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
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
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
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
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
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
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
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
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
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
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
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
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
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
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
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
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
——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
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
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
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
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
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
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
《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
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
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
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
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
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
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规范”，最后才能有合格的人选标准、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附关于所谓罗哲文到重庆美军司令部画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另详）；5)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亦首先需要翔实的文物资料。
有关徽州的诗词、文化
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孕育了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
在社会、经济、教育、哲学、经学、医学、绘画、艺术、印刷、雕刻、戏曲、文学、饮食、科技、工艺、建筑等几乎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徽州人占尽风流，贡献卓著，文成风、学成派、商成帮、俗益雅，独领风骚千百年。
1999年底，黄山市举办了一次“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评选”，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大教育家陶行知，大思想家朱熹，文化巨子胡适，大哲学家戴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大画家黄宾虹，珠算大师程大位，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张小泉剪刀”的发明者张小泉等，他们都是由发达的徽州教育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不仅在徽州影响很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都有重大影响。
毕 升 毕升（
—约1051），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歙县人。
毕升是徽州一位没有功名的布衣，一生喜爱钻研技术。
北宋庆历年间，毕升有感于传统雕板印刷的繁杂不便，潜心研究泥活字印刷技术，他发明了在粘土坯上刻字，一字一坯，然后烧硬的泥活字，使印刷工艺得到了质的飞跃，速度大大加快，错字可以单独更换，可以重复使用活字，实现了人类印刷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
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升的业绩有专门记载。
方 腊 方腊（
—1121），北宋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歙县人。
方腊出身贫苦，以种地和箍桶为生。
成年后，客居浙江淳安县（宋属睦州青溪），帮工度日。
北宋末期，政局日益混乱，统治集团奢侈的生活和对外求和所耗费用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方腊有感于朝政的腐败，对不聊生的现状异常愤慨，于是利用明教的信仰形式发动劳苦大众，以武力反抗黑暗社会。
1120年（宋徽州宣和二年）10月初，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后，迅速移师睦州，以帮源为义军大本营，并举行了“漆园誓师”，痛斥黑暗朝政，发布行动纲领，改元“永乐”，自号为“圣公”，正式建立了农民政权。
当年12月，起义军展开强劲攻势，连克浙江建德县、安徽休宁县、歙州以及东南政治中心杭州，并以杭州作为新的指挥中心。
方腊调度有方，在半年时间内将起义烽火燃到江浙皖赣四省，占领了六州52县，宋王朝一时大为惊恐，急派童贯带兵15万前往围剿。
1121年春，杭州失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基地。
初夏，战败被俘，同年在河南开封遇害。
朱 熹 朱熹（1130—1200），南宋大学者，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
字元晦，号晦庵、晦翁，别号紫阳，古徽州婺源人。
1148年考中进士，曾任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
死后谥赠大师，封徽国公。
仕图多坎坷，潜心治学。
研究领域很广，在哲学、经学、教育、音韵、文学、地理、考古、自然科学等方面都有伟大贡献，他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著称。
与程颢、程颐等共创的理学史称“程朱理学”，为继孔子之后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统官方哲学，远涉海外，影响世界；重视教育，创办书院，所撰《白鹿洞书院提示》对后代教育事业的影响深远；著述巨丰，其中《四书集注》58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圣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讲学于徽州，从其弟子者众，“朱子之学”也就构成了“新安理学”的开山之学，并进而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
《宋史》有传。
程大位程大位（1553—1606），字汝思，号宾渠，休宁率口（今屯溪）人，自幼聪敏好学，尤喜数学。
少时随父外出经商，遨游吴楚，博访闻人达士，遇有“耆通数学者，辄造访问难，孜孜不倦。
”程大位在商务往来中，有感于传统筹码计数法的不便，决心编撰一部简明实用的数学书以助世人之用。
为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不惜重金购求遗书。
四十岁时，倦于外游，便弃商归故里，认真钻研古籍，撷取名家之长，历经二十年，于明万历壬辰年（1592）写就巨著《算法统宗》十七卷。
其后六年，又对该书删繁就简，写成《算法纂要》四卷，成为后世民间算家最基本的读本。
《算法统综》详述了传统的珠算规则，确立了算盘用法，完善了珠算口诀，搜集了古代流传的595道数学难题并记载了解决方法，堪称中国16—17世纪数学领域集大成的著作。
这两部巨著是我国古代最完善的珠算经典之作，开创了珠算计数的新纪元，明末，日本人毛利重能（1592—1596年留学中国）将其译成日文，开日本“和算”之先河。
清代前期，该书又传入朝鲜、东南亚和欧洲，成为东方古代数学的名著。
程大位的另一发明是“丈量步车”，以竹篾制作，类似今天的皮尺，上标长度单位，相对木尺是重大革新。
程大位故居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前园渠东9号，建于明弘治年间，由主楼、祀祖楼、宾园组成，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
1986年9月18日，程大位逝世380周年之际，修葺一“新”的故居被辟为纪念馆。
程大位的功绩，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清康熙后期，程氏族子孙在故居对门兴建了覃思堂，以资缅怀瞻仰，1990年辟为珠算资料馆。
走进馆中，犹如步入琳琅满目的算盘城。
金、银、玉、石、瓷、象牙、硬木等质地无所不有，式样囊括筹、珠、龟纹、八卦等数十种。
最大者长1.75米，81档，是屯溪老街“同德仁药店”为配药计算方便而用的柜台算盘；为便于进行复杂的加减乘除混合运算，制造出一种五层梯形算盘，“步步高”的勉励色彩暗含其中；最令人惊叹的要数最小的银戒算盘，长只13毫米，9档，珠小如粟粒，针尖拨动自如；还有诸如针线包算盘、水烟筒算盘……戴 震 戴震（1723—1777），清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字东原，休宁隆阜（今屯溪）人。
戴震出身于贫寒之家，幼读私塾，以过目不忘和善思好问著称。
传说有一次，老师教授《大学章句》，愈听愈觉得可疑，于是向老师发问：“此何以知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老师难以回答这个出乎意外的疑问，于是抬出朱熹这一权威，“这是朱文公说的”，意在告诉戴震不必再生疑问。
不料，戴震仍发疑：“朱文公怎么知道如此呢
”老师听后，无言以答，叹曰：“此非常儿也
” 18岁时，戴震因家境困难辍学，随父前往江西南丰，以贩布为生，其间曾一度在邵武设馆讲学。
20岁返乡，拜婺源名儒江永为师研究学术，并往南京族人戴瀚处学习八股时文。
28岁补县学诸生。
33岁避仇人而入京城，寄居徽州会馆，在艰苦环境下钻研。
1762年考中举人。
其后六次参加进士考试，由于思想观念与程朱理学不尽吻合，均未及第。
51岁时，经《四库全书》总编纂纪昀推荐，入《四库全书》馆为专职纂修官。
53岁被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职务。
不久，因为劳累过度而患病，又被庸医误诊，不幸病逝于北京崇文门西的范氏颖园。
灵柩由夫人率子运回故乡，葬于休宁县商山乡几山头前。
戴震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代宗师，他学识渊博，天文、历算、历史、地理、音韵、训诂……无不精通，当他初入京城时，在京著名学者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人都为戴震学问的渊博而折服，“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戴震的思想深度和学术水平无疑是中国十八世纪的高峰标志。
然而，一代宗师的一生却是悲剧性的，直到晚年已经誉满海内时，仍然一贫如洗，他的学生段玉裁感叹道：“先生之才，而不公卿，礼乐黼黼，以光太平。
”戴震逝世后，学者王昶撰《戴东源先生墓志铭》、钱大昕撰《戴震先生传》、洪榜撰《戴东原先生行状》、门生金坛、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详细地记述了戴震一生的坎坷和学业情况。
戴震是“乾嘉朴学”的领袖，治学以训诂名物入手，在精严考据的基础上阐发义理，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比如，他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阳、阴、入对转达理论。
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七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一卷，总结了历代的数学成果。
戴震一生遵循“由声音文字求训，由训诂以寻义理”的方法，对经书和其它古代经典作了创造性的疏证，主要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礼仪考正》、《中庸补注》、《方言疏证》、《古历考》、《考工图记》、《水地记》、《勾股割圜记》、《绪言》等50余种。
戴震还主持纂修了《汾州府志》，成为后代修志人员参考的范本。
后人揖有《戴氏遗书》16种59卷。
《清史稿·儒林传》有传。
1924年，戴震诞辰二百周年时，在戴震故居——摇碧楼设立戴氏东源图书馆，后改成戴震纪念馆。
屯溪戴震公园就也以戴震命名。
王茂荫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清代财政学家。
歙县杞梓里人，后移居雄村义成。
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
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
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
1851年，王茂荫献《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
1853年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
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使节写进《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里。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附注中，记述了王茂荫提出“兑现”主张而受指斥的事。
王茂荫著述有《王侍郎奏议》10卷及《皖省褒忠录》。
《清史稿》有王茂荫传。
詹天佑 詹天佑（1861—1919），近代著名铁路工程专家、中国铁路事业的创始人。
字春诚，徽州婺源人。
早年家贫，后获岳父资助赴欧洲留学。
1905—1909年，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条自己设计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创造了不少施工新法，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铁路工程专家，奠定中国铁路事业基础。
赛金花赛金花（1864—1936），原名郑彩云，晚年又名曹梦兰，黟县龙江乡郑村人。
赛金花出生于苏州，父亲是一位贫穷的轿夫。
父亲病逝后，少年赛金花为生计所迫，被迫为娼。
不久，因色艺双全而又善解人意成为苏州名妓。
其后，歙县籍状元洪钧奉命出使德、俄、荷、奥四国，原配何夫人拒绝随行，洪钧于是花钱将赛金花买来做妾，充为公使夫人出行。
在德国等地，赛金花学会了德、英等语言，并凭借自己的伶俐和美貌获得了德国上层人士的青睐。
洪钧离任回国后，不久即去世。
状元府的遗老遗少们，不愿让这位曾经当过妓女的小妾来辱没他们显赫的门庭，便将赛金花赶出家门。
赛金花辗转来到北京，重操妓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惶西逃。
八国联军大肆烧杀劫掠，一个偶然机会，赛金花与旧日相识、联军统帅瓦德西接上了头，两人同居数月，并经常乘马并行于市。
京城人称“赛二爷”。
在赛金花的劝说下，瓦德西加强了对部队的约束，减少了妄杀乱掠的恶形，一时赛氏门前车水马龙，贵族子弟纷纷拜她为干娘，李鸿章也派儿子李经才面见赛金花，请她设法促成早日签定和约。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一些人争相访问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庚子事变”后，清廷感到颜面大伤，于是以虐待婢女为由，将赛金花发配回原籍黟县。
此后，赛金花又嫁给一位曹姓人士为妾，曹死后被族人驱逐，重返京津为鸨谋生。
赛金花晚景凄惨，行同乞丐。
1936年，赛金花贫病交困，死于北京居仁里，终年67岁。
目前，黄山鼎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投资修复赛金花故居。
故居计划占地40余亩，除了依据原貌恢复的赛金花旧居，还有体现徽派建筑、“三雕”经典的赛氏祖居，用于展示珍贵图片、表演当地小调的展览厅和 徽派园林。
故居的修复，将向人们展现出那段可歌可泣的人物历史和徽派园林 黄宾虹黄宾虹（1865—1955），歙县潭渡村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
名质，字朴存，别号予向、虹叟、虹庐，因家乡建有宾虹亭，中年更名宾虹。
黄宾虹出生于浙江金华（父亲在金华经商），1876年，13岁的黄宾虹回歙县应童子试，此后，在故乡陆陆续续生活了30余年。
在此期间，黄宾虹曾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发生了一些颇富传奇色彩、耐人寻味的故事，在家乡广为传颂。
他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坦然陈述变法主张，他与谭嗣同在贵池相会，共商变法大计。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仁人志士被杀害，宾虹大声疾呼：“鞑虏不除，国家不可为也
”后又去芜湖，参加陈独秀等人组织的“安徽公学”任教习，与同盟会骨干柏文蔚、陈去病、汪鞠友多有联系。
此后还借纪念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为名，与清末翰林许承尧一起在歙县县城新安中学堂组织“黄社”，联络革命力量，训练有志青年忠心报国。
1907年，为了给革命党筹集经费，宾虹将一位曾经给太平军铸过钱的李师傅带回家中，秘密铸造铜圆，眼看就要铸成时，却被人告发，只得匆匆拆毁机器，告别家人只身逃往上海。
在上海期间，黄宾虹专心从事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研究，曾与邓实等人合编画报《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从书》，并在上海各艺术院校担任教授。
1937年移居北平，从事美术和故宫的文物鉴定工作。
北平沦陷后，拒绝与日伪政府合作，闭门著述，研习画艺。
1948年秋，应聘担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定居于西湖栖霞岭。
1949年以后，历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教授等职，曾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荣誉称号。
黄宾虹是现代画坛上成就卓著的一代宗师，作为“新安画派”的后起之秀，他早年山水画受李流芳、程邃、程正揆和髡残影响较大。
中年以后，艺术立场从着重师法古代大师转到重在师法自然之上，从50岁到70岁，他遍游名山胜境，九上黄山、五上九华、四上泰山，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写生图稿。
70岁以后，画风大变，作品浑厚华滋、意境深邃，卓然自成一大家，以精于墨法，善用焦墨和浓墨著称，与齐白石并称为“北齐南黄”。
在美术理论上，黄宾虹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了“平、留、圆、重、变”五字笔法和“浓、淡、破、泼、焦、积、宿”七字墨法，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除水墨丹青外，黄宾虹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柳亚子赞他“诗才不亚于画才”。
篆刻方面，是国内闻名的秦汉印玺收藏大家，多年浸润其中，出手不凡。
书法、文物鉴定、美术史等领域也都建树颇高。
黄宾虹一生著述和绘画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黄山画家源流考》、《古画微》、《画学通论》、《虹庐谈画》、《宾虹草堂藏印》、《宾虹画语录》、《宾虹诗草》、《黄宾虹画集》等。
潭渡黄宾虹故居怀德堂建于清朝中期（1718年），现辟为 “黄宾虹纪念馆”。
黄宾虹热爱祖国，他将毕生收藏的书籍1800余册，印本、拓本、碑帖270余种，古文物、古印、铜器、玉器、瓷器、砖瓦砚580余件，古今名家书画 2320 余件，自作书画5700余件，还有手稿和遗物，总计达万件之多，全部捐献给国家。
他同样爱家乡，71岁高龄，还回到故乡省亲扫墓，并常在画幅下方加盖“黄山山中人”印章，永志不忘可爱的故乡。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现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原名文浚，曾用名知行，歙县黄潭源村人。
15岁入学读书，先后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杭州广济医学堂、金陵大学文学系。
1914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
1917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
1923年，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7年，在南京郊区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并提出了“社会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
1932年，创办了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和国难教育社，提倡“小先生制”主张教育深入民间，为民众服务、为抗日救国服务。
1944年10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中央常委和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编《民主教育》杂志和《民主》周刊。
1946年1月，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与李公仆等人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担任校长。
同年7月25日，因积劳成疾逝于上海。
陶行知毕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提出“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的口号，并且真正做到身体力行，同贫苦学生同劳动、同甘苦。
在晓庄师范的茅屋礼堂两旁有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体现了陶行知面对工农大众的教育方针。
陶行知成名以后，生活依然俭朴，他曾自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对联自勉。
鉴于陶行知崇高的精神境界和创造性的工作业绩，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尊称他为“万世师表”。
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第一位就是陶行知，苏格拉底排第二位。
为了纪念陶行知，歙县崇一学堂旧址被建成了陶行知纪念馆，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
胡 适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绩溪县人。
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留学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
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
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
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
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
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
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
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
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
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
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
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
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
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
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
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
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张 曙 张曙（1909—1938），原名恩袭，歙县坑口柔岭下人。
1926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后又转入南国艺术学院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
先后参加南国社和左翼戏剧家联盟等进步文艺团体，在田汉、萧友梅的指导下，进步很快。
学生时代，因积极参加进步的文艺活动，曾两次被国民党当局罗织罪名，投入监狱。
1933年参加“苏联之友社”，与聂耳、吕骥等共同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歌曲研究会。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被党组织派往长沙，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抗日进行曲》、《还我河山》、《保卫国土》等表现人民强烈救国热情的歌曲。
1938年在武汉至桂林的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遇难。
周恩来曾评价：“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的两员猛将。
” 张曙创作了200多首革命歌曲，也曾以优美的歌声抒发对美丽故乡的眷恋之情，如《日落西山》中唱道：“日落西山满天霞，对面来了个俏冤家，眉儿弯弯眼儿大，头上插了一朵山茶花……”无论词、曲，都洋溢着朴实无华的徽派情韵，活灵灵地勾勒出新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