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琪的人物事迹
那时侯他们青春，我们年少。
他们的歌声是我们的躁动~ 年少是青苹果、是蝴蝶、是红蜻蜓， 是阳光下五彩的玻璃弹珠~ 年少要爱、要走、要飞翔~ 最后是再见
年少的他们流着眼泪， 笑着说，我们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我们， 相信， 挥手， 等待~ 梦里落花的青春，如流水逝去
我们都不再年少~ 他们还会回来吗
还能回来吗
还可以回来吗
还应该回来吗
个人档案 姓名：吴奇隆 Nicholas 呢称：霹雳虎，霹雳暴风 生日：70.10.31 出生地：台北 身高：173 体重：65Kg 血型：O 姓名：苏有朋 Alec Su 生日：73.9.11 身高：172 血型：B 星座：处女 姓名：陈志朋 Benny 生日：71.5.19 星座：金牛 身高：170 体重：65kg 血型：AB [\\\/size][\\\/color] 听到他们的歌,我上初中, 他们解散,我们还试图写信质问台湾当局,为什么要让小帅虎服兵役,为什么不让他继续为我们歌唱, 他们单飞了,我们的心却空前的凝聚了, 高中时,听着他们的歌,我有了初恋, 听着他们的歌,我有了失恋 听着他们的歌,我已经大学,已经毕业，已经就业, 现在，已经快30了 青春不再,他们早以各自单飞,固守着一片自己的天空 而我们，还在 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曾经给我们带来青春梦的他们,还能否给我们带来一次全新的青春!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始末
1967香港暴动 反英抗暴的香港六七暴动 手持毛语录，胸带像章的左派分子在中环示威与警察对峙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当时参与者称之为反英抗暴，发生在1967年香港。
香港亲共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感召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
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
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丧失性命，另外超过800人受伤。
前奏 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展开。
各地红卫兵四出，国务院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亦被夺权。
12月，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
一件警民冲突事件，引发澳门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
澳葡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导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
1967年1月初，澳门左派发动罢市，中国更断绝澳门食水供应。
葡萄牙政府最后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并一度提出即时交还澳门。
香港的左派到澳门祝贺，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
经过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
5月6日包围厂房的劳方与镇压的警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
翌日，工人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
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语录，高喊共产党口号。
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拘捕127人。
当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
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
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
香港左派报章报导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学校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写有同胞勿近的炸弹。
黄皮狗指华籍警察，白皮猪指外籍警察。
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
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
之后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
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
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
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
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
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
7 月8日，约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的警察枪战，五名香港警察殉职。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
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
之后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粤语，是一种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
7月至8月，警方以武力还击，攻入各左派据点。
8月4日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
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
根据紧急法令，警方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逮解出境。
六十年代反英抗暴是香港历史很重要一幕，虽然群众后来采用了过激暴力手法，引致无辜人士死亡，可是抗暴运动开始是正义的运动。
对悲剧的发生，港英应负起最大的责任，香港左派领导人也要负起部分责任，人民大众的行动却理应肯定。
可能一般大陆人民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认识不多，香港殖民地奴化教育也使不少香港年轻一代错误理解此事，过分正面评价港英的暴力镇压和统治。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状况 大陆解放后，大批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大陆人士移居香港，香港人口急速膨胀，从不到五十万变成差不多两百万。
香港原来只是英国在华不平等贸易中转站和本地渔业港口，新增的人口对房屋和就业的压力十分大。
虽然来到香港的民族资本很快就开始投资活动，而且联合国对我国的禁运很大程度帮助了香港的转口贸易，但是还远远无法消化大量的劳动力，而港英政府也没有针对性的房屋政策。
所以香港在五、六十基本上是人浮於事，大量新移民在港九地区搭无数的木屋来居住，这些木屋区都是卫生环境恶劣，而且十几人挤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水电也不一定有供应。
除了生活艰难以外，港英政府在五、六十年代统治上还是老式殖民地思维。
华人在政府里只能做基层工作，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民意只能透过港英委任的少数太平绅士反映，法律和政府档都只有英文本，一般人民是既不理解，也无法争取任何权利的，执法高层都是英国人或其它英国殖民地招来的白人，大部分有很重的歧视华人心态，对待华人自然是不闻不问。
除了种族隔离式统治手法外，港英还沿用以华制华模式，连结华人黑社会力量来维持基本社会安定，造成了政府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甚至英国委派的总督都牵连在内，上下无有不贪之官，员警、消防、水电以至医务人员无不定期有组织的收受贿赂。
据说总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离开香港时，光是随身的财物已有几千万港币之多。
六十年代初期，随著香港经济的起飞，社会财富开始高速增长，但是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也严重起来了。
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老板阶级，特别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香港英资财团。
经济的发展变化，通货膨胀，虽然香港工资也有所增加，但是对於广大的劳工群众来说，生活负担日趋加重，一家数口，单凭两夫妇的工资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
更严重的是，有一部份工人沦为失业者，流浪街头，生活得不到保障。
港英当局只顾掠夺钱财运回老家，不十分注重民生。
为了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资，香港的工人不断发生罢工。
根据统计，从六零年到七零年，香港的罢工事件有一九三件。
港英压迫左派爱国人士和一般工人大众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后期，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
港英当局纵容台湾当局在香港对新中国、香港左派机构的著名破坏活动有： 〈一〉一九五零年四月，台湾当局在香港启德机场制造的爆炸事件，炸毁了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七架飞机，阻止「两航」飞机归还新中国。
〈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震惊中外的印度航空公司「喀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
〈三〉一九五六年一月卅一日，台湾国民党的八六型战斗机在闽粤上空被中国空军追击，逃到香港，在启德机场降落。
港英当局不顾中国的反对和交涉，放走该战斗机。
为台湾当局以香港作为对中国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场所，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类似的事件发生三次。
〈四〉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港英当局放纵下，台湾特务及在港黑社会人物在九龙及荃湾蓄意滋事，策动暴乱，袭击左派学校、商店、工会，抢劫财物，毁坏屋宇，殴打无辜，这场暴乱共达三天之久，造成死伤三百余人的严重流血事件。
港英当局亲自动手镇压香港爱国同胞的主要事件有： 〈一〉强制取消、关闭香港华人制造业联会等一百四十二个华人团体。
〈二〉递解香港爱国学校香岛中学校长卢动出境。
〈三〉一九五零年一月，港英当局镇压电车工人罢工，发生了「罗素街事件」，工会被封闭，工会主席刘法及十多名职工被递解出境。
〈四〉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政府对香港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齐闻韶、马国亮、刘琼、阳华、白沉、沈寂、狄梵、舒适、蒋锐等十人，先非法逮捕，后强押出境，宣布『永远驱逐出境』。
〈五〉一九五二年香港教育署修订教育法例，有几条对学校进行「政治宣传」加以限制的条文，这些条文是港英政府「专政」的工具，用来镇压、扼杀亲中左派的学校。
〈六〉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港英政府不准广东的「粤穗慰问团」慰问东头村大火灾民的代表入境，制造了「三．一」事件，员警开枪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伤，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递解出境。
紧接著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以「载煽动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报》所有督印人费彝民等人，并判《大公报》停刊六个月。
〈七〉递解爱国警务人员曾昭科出境。
〈八〉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港英当局禁止香港新侨中学悬挂中国国旗和唱国歌。
〈九〉一九五八年八月递解香港培侨中学校长杜伯奎离开香港。
〈十〉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六日港英当局出动员警强行封闭中华中学，殴打师生和记者。
除了以上的事件，港英当局处处以防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禁止中国大陆反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电影在香港放映，一套有关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的书《红旗飘飘》也不准阅读，诸如此类的书籍，更不能公开贩卖。
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出现的镜头的电影都要删剪。
当年，歌星演唱电影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时，「共产党的恩情」的唱词也要改为「爹娘的恩情」。
大型史诗记录片《东方红》可以在菲大学校放映，然而港英却不准在香港上影。
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的这些恶意行动，并没有什麼灵丹妙药，只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再抗议、或提出「最、最最严重的抗议」。
亲中左派处於处处「挨打」的被动状态，香港的广大爱国同胞对港英当局的做法，早已不满，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大业，只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心中的反英情绪随时可以爆发，一旦爆发，是山洪爆发、是不可阻挡的洪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和中国人民各是什么态度,各产生什么影响
九一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1931年9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中正叩皓戌。
”[29] 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东北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
自然在九.一八事情之初，蒋介石并未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
同日（1931年9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于1931年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
”蒋氏同意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
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30] 而1931年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
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
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
”[31]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
（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1931年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
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1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32]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
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
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
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1931年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
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
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
9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
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
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
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
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33] 1931年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
”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
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34] 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
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
[35]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36] 1931年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
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
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37] 1931年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38] 1931年10月6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
[39] 据参加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
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40] 当时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也受到国民政府内部部分人士的严厉批评。
邵元冲（时任立法院副院长）指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
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邵元冲日记》，第774-775页）戴传贤（字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
”（《戴传贤、朱培德呈蒋主席九月哿电》，台北：总统府机要室藏，《革命文献拓影》，沈阳事变，第24—25页）1931年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
但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
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逐渐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公开通电率部抵抗，蒋介石致电嘉奖鼓励马占山称“我方采取自卫手段，其属正当。
幸赖执事（指马占山）指挥若定，各将士奋勇效命，得以催败顽敌，保全疆土，虞电驰闻，何胜愤慨”[41] ，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
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并正式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931年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
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
”[42] （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
）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
1931年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25] 张学良不予理会。
随后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
1931年12月25日和1931年12月30日，接替蒋上任的以孙科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26] ，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932年1月2日撤出锦州。
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中共态度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43] ，谴责日军侵略，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
九一八后日军抓捕游击队员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宣言中认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
……外国帝国主义看着中国国民党军阀已经不能消灭革命，看着他在中国的走狗军阀国民党等已经不能随心所欲的替它保护并扩张对华掠夺的利益，因此便直接占领满洲中国领土。
满洲事变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一句话，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看来，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
同样，他们依旧坚信“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学良及整个国民党在中国民众彼日本强盗大大屠杀的时候，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充分的表现了他们无耻的屈服，出卖民族利益的面目。
”他们公开号召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
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自然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所以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但是各国帝国主义自己互相冲突的战争也日益紧迫。
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44] ，声称“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掩护，所以中共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因此当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时，中共中央竟再度开始高度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形势来了。
他们又一次声称：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正在使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
为此，他们要求红军立即“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45] 。
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中共中央迅速指导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面进攻，以逐步夺取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部署。
它在1931年12月4日给各苏区分局、各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专门发布了训令，宣称：客观形势“极端顺利”，因此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
在此总任务之下，大江以南之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
“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
总之，“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任何保守和等待，也“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46] 。
在进攻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红军趁着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对国民党统治区发起不断的进攻。
中央苏区在1931年底，先后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
[47] 湘鄂西苏区红军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湘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
[48] 鄂豫皖苏区红军于1931年11月发起黄安战役歼灭国军1.5万余人，1932年1月发动商（城）潢（川）战役歼灭国军5000余人[49] ……中央红军1932年2月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这正是在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正酣的时候，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
红军的军魂是怎样铸造的
南昌起义，打响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起义成功后，两万多人的部队分批撤出南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转战数省，苦战半年多，到湘南时仅剩八百余人。
“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
坐下来就靠屁股，根据地就是人民的屁股。
”没有根据地，饿肚子，睡露天。
跟着上井冈山的粟裕回忆说，从三湾改编就急迫地“找窝”，派人联络地方党组织四下打探，认为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落脚的理想场所。
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过去曾是“山大王”的乐园，而眼下却不是土匪窝，它是受过大革命时期革命风暴洗礼的绿林式农民武装的天堂。
与共产党员、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拜把子兄弟的王佐，都是被“逼上梁山”占山为王、劫富济贫的好汉。
此地方圆几百里，远离大城市，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红军要是硬闯上山，解决山上那百十号人几十条枪不在话下，但认为那样太狭隘、度量太小了，不能用武，只能用文。
嗣后，只带几个随员亲自上山登门拜访，并送上一百支枪的见面礼，两方遂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患难朋友。
正是这十足的绿林义气，为人民军队提供了第一个大本营，袁、王的两支百十号人马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
站稳脚跟，不等于能够远足。
有人投身革命，也有人动摇逃跑。
一团团长陈浩因战斗失利企图率部投靠敌人，成为下令处决祭旗的第一个叛徒。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专门打仗，而不知做群众工作。
红军也沿袭着“三操两讲两点名”的老规矩。
这必须要改
提出“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任务，将军队和老百姓变为鱼水关系。
自古以来，兵匪联结，烧杀抢掠不稀罕。
而红军仍有许多“老总”的脾气。
这立即要改
以“一切行动听指挥、打土豪款子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与“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写上了红色军旗。
自古以来，杀良冒功、杀降邀功者比比皆是。
红军也有打骂俘虏搜腰包的行为。
这绝对要改
明确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给路费”，由此迅速把其中的大多穷苦壮丁吸收到革命队伍。
自古以来，兵无常势，但不少兵家却总结不出一套简明扼要纵贯始终的战略。
而刚领兵上山半年的，就将奇与正、进与退、攻与守、打与藏诸般兵势，精辟而生动地归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这是我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的最初一页，并在打退敌人第一次“进剿”中立竿见影。
然而，这些前无古人的创新也给他带来烦恼。
他被湖南省委派来的特派员扣上了几顶帽子：“行动太右，杀人太少”，“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
也摘去了几顶帽子：“开除党籍”，取消前敌委员会，成了只担任师长的“党外人士”。
而更多的非议、更大的起落还在后面。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眼下还缺两路大军。
正如他说的“朱毛朱毛，有朱才有毛”那样，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部与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的实力与战斗力。
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重新回到党代表的岗位，全军迅速由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
由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当敌人第二次“进剿”时，朱毛决定采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先打弱后打强，前后击溃赣军两个团又一个营。
5月中旬，敌人五个团再次进犯，我军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全歼赣军一个团，缴获光洋二十余担。
6月下旬，敌军再以八个团围攻，我军以小部钳制湘军，集中主力攻打赣军，又全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创造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辉煌战绩。
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法，正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拿手好戏。
然而，湘赣边界的军事胜利与土地革命的高潮，很快被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向“湘南发展”的错误指导推向低谷。
他对“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等意见置若罔闻，硬拉着主力下山，留下较弱的两个团守山，而敌人趁机猛攻，结果不但宁冈失守，连周围边界也遭受严重失败。
若非留守军民利用山险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来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击中敌人冲锋密集区，诗词里就不会有那首斗志昂扬的《西江月·井冈山》。
面对交织的成功与失败，从理论上寻找着起死回生的新起点，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系统总结了“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一小块、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的种种原因，从根本上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这年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七百多人与朱毛会师，至此，红四军成为全国各根据地兵员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七打铁先要自身硬，杀敌先要气势壮。
红军在接连取得胜利的同时，许多严重妨害团结的错误思想也开始露头，直接导致了强攻郴州的“八月失败”。
1929年6月，在《给林彪的信》中尖锐指出，“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
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
”像“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
”“马夫没有吃饭也要党去管吗
”以及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思想、绝对平均主义等，如果毫不犹豫地反对之，红军就无法彻底改造。
果不其然，红四军七大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没有当选，反背上了“严重警告”处分，被迫离开部队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9月，红四军八大在一片极端民主化中开了三天毫无结果的会。
此时，国民党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也听到他病故的误传，专门发了“讣告”予以“追悼”。
11月下旬，病中的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一场人为地将朱毛分成两派的无原则争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重归于好。
年底，红四军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九大，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大会通过了他起草的八个决议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决议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从而使红军从理论上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走上了新型军队的成长之路。
古田决议定前程，古田会议放光芒
1930年 1月，赣南红六军成立， 2月，洪湖第八军成立，4月，闽西红十二军成立，鄂豫皖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5月，东江成立红十一军……扩红，扩红，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军团刚完成扩建，就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空前考验。
11月初，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的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企图一举荡平红军。
依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实际，提出了以主动退却“诱敌深入”的方针，使各路敌军一进入根据地就处处耳目闭塞，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补给，而对红军的行动一无所知。
为了极大地鼓舞军民的必胜信念，他为盛大的誓师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把高深莫测的战略战术变成了通俗易懂的战法阵法。
打蛇先打头。
12月敌张辉瓒第十八师一万四千人孤军深入，在龙冈跌入了红一方面军四万余人的伏击圈，乘着浓厚的晨雾，红军九个小时全歼了该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
接着乘胜追击，在东韶山又歼敌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万五千多人，缴枪一万二千多支，余敌仓皇逃溃，从而取得了红军建立三年来最巨大的胜利。
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
1931年4月，蒋又调集二十万兵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构筑了八百里的战线，分四路同步推进。
红军则继续以“诱敌深入”为计策，决定以优势兵力先打较弱之敌。
5月19日，趁敌王金钰部第二十八师、四十七师脱离坚固阵地向龙冈、东固冒进，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发起猛攻，歼其大部，首战告捷，接着连续十五日长驱七百里向东横扫，五战五胜，歼敌三万多，缴枪两万余支，痛快淋漓粉碎了来犯之敌，并占领赣东、闽西广大地区。
苦战未休，蒋自任总司令，又于7月调集精锐部队三十万人，陆空并举，采取“长驱直入”之计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寻找红军决战。
而红军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为对策，首先以千里大迂回绕过锋芒，乘隙折插到敌背后，歼其第四十七师，击溃敌五十四师，又接连克敌四个师，此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一万四千余支，使蒋介石叫嚣的“三个月消灭共军”的誓言又一次破了产。
三次反“围剿”，军事思想得到了最严酷的考验，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已经成为广大红军指战员克敌制胜的法宝，根据地建设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潮。
但随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党内滋生的本本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机会主义、个人主义、关门主义、家长作风等错误倾向占了上风，像毒素一样严重腐蚀着党和红军的肌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口号像刀斧一样切砍着官兵的肢体。
一个党、一支军队背着如此杂乱而沉重的思想包袱，岂能轻装上阵
元气大损，又能走多远
八 教条主义害死人
打仗是要死人的，打胜仗的诀窍在腿上，但党的“左”倾错误路线坐而论道，只用了一年多，就把英勇善战的红军引向了失败的深渊。
已是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被王明遥控的“钦差大臣”戴上了“保守”、“退却”、“富农路线”、“游击主义”、“狭隘经验论”、“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十几顶帽子，以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设置，把排除在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政府工作。
离开了他，红三军团硬打赣州吃了一个大苦头；离开了他，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的国民党军十九路军，本可以成为红军重要一翼的友军，但博古、李德把十九路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眼看着让蒋介石分化瓦解。
而运用三次反“围剿”经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则加剧了的孤立，也助长了骄傲轻敌情绪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的气焰，死拼消耗的“阵地战”、不计代价的“短促突击”与两个拳头打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愚蠢透顶的战法，就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噩梦。
闻讯“中共内讧”，大权旁落，1933年夏，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集中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采用“碉堡推进、处处设防”的战法，一步步将红军压缩在“国门”之内。
四年五役，敌人“围剿”的兵力从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到眼下的一百万，而苏区所能提供的民力、给养快到极限。
在这危机重重面前，红军本有足够时间跳出外线乘机捣虚，而独断专行的“太上皇”李德，却一意孤行“多路分兵”，“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打仗”，这等于把红军的双手捆死，把双脚用铁钉钉在狭小的区域内。
到了8月，苏区的七十个县只剩下六个，红军的突围转移势所难免。
1934年 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部队率领八万余人告别红都瑞金，踏上了一条不知尽头的转移之路。
天塌地陷，濒于绝境，没有领过兵的博古唉声叹气，凭着洋书本瞎指挥的李德一筹莫展，几乎被架空的周恩来左右周旋，病未痊愈的痛心疾首，没有决定权的朱德彻夜不眠。
“大搬家”的队伍被失败、怀疑、不满情绪笼罩着。
红军边打边撤，穿赣县、出湘南，连续冲破三道封锁线，决定从广西的全州、兴安间突破湘江，但遭受到优势敌军的四面夹击，血战五天五夜，终于跳出了封锁墙，但却付出了五万多人的沉重代价，一下子锐减到三万多人。
蒋介石觉察到红军企图北上与湘黔边境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便集结二十万兵力设置了四道防堵线，而博古、李德仍坚持原定计划往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身处逆境的果敢提出应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样，红军才在继续激烈争吵中艰难向西出湖南、入贵州，占通道、夺黎平，剑指遵义，找到了一线生机。
在这之间的西行路上，中央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上，据理力争，其他同志仗义执言，为后来的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铺垫了重要基础。
在通道县恭城书院的中央紧急会议上，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的意见；瓮安县猴场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解除了二人的指挥权与决策权，决定立即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呼……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1935年新年，红军取得了强渡乌江战斗的胜利，占领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的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着重批判了博古、李德“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等严重错误，从而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者，遵从大义也。
自此，红军在的英明指挥下，四渡赤水，冲出重围；巧渡金沙江，调虎离山；飞渡大渡河，跨越天险；翻越大雪山，绝处逢生；会师两河口，战胜分裂；穿越大草地，同生共死；计定哈达铺，飞赴陕北；激战腊子口，杀声震天；登上六盘山，落脚吴起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 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 ”这一问，天地惊、鬼神泣。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一说，疑云散、谜将破。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万里长征路，每一步都大写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交织着弹尽粮绝饥寒交迫，铭刻着荒无人烟雪打霜欺，回荡着无私无畏不屈不挠，飘扬着钢铁意志必胜信念。
“用兵真如神
”从血泊走过来的红军官兵，有一万个理由，发自内心为英明领袖高唱着一曲曲深情无比的赞歌。
九 艰难困苦，是试金石磨刀石，是炼丹炉炼钢炉。
红军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不战胜围追堵截，不亲历生存极限，不经受千锤百炼，就不能下山救世，就不可能成为打不散、拖不垮、愈挫愈勇的钢铁之师，就难以担当起打日本、救中国、推翻三座大山的神圣使命。
然而，红军的奥秘远远不仅于此。
用了什么法术，像巨大的磁铁一样，把那些穷困潦倒的流氓无产者、农民特别是备受欺凌的娃子、干人、农奴吸引到了革命队伍
显了什么神功，像树上生衣一样，将那些目不识丁、充满私欲、毫无纪律、迷信鬼神、胆小怕事的工农大众，迅速再造成了生动活泼的宣传队员、大公无私的先锋、坚决服从命令的勇士、不怕鬼神与敢打敢冲的英雄
开了什么药方，像妙手回春一样，医治了红军的花柳街巷、赌博吸毒、贪污盗窃、营私舞弊等腐败痼疾，把红军打造成了体格强健、心明眼亮、忠实可靠、斗志昂扬的文明之师
得了什么秘传，像战神指路一样，短短10年，就把游击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与近战、夜战、心战运用到极致，让人民战争成了埋葬一切敌人的汪洋大海
千山起舞，万水歌唱。
或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军魂的叶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是军魂的枝干，“兵民是胜利之本”是军魂的根脉，但不是那军魂的茫茫林海，因为战无不胜的思想是关于全部中国的学问，是历史中国、当代中国、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学问。
或许，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从一个侧面的记述更富通俗性：“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