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 百年校庆口号及或标题(50分)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
一吧四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
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
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
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
一吧9四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
“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
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一吧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
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一9三一年9月一吧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
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
” 在强权和实力主导国际舞台的状态下，中国在反侵略时只有自己表现出意志和力量，才有可能争得尊严，否则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人手中。
从李鸿章甲午之战“以夷制夷”的失败，到南京政府乞求国联干预落空，都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侵华野心并不因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而有所收敛，反而益发膨胀起来。
一9三二年，日本为侵略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燃起了广大民众与爱国人士的反抗烈焰。
一9三5年，日本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激起了“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救亡热潮。
一9三漆年，日本又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畔的枪炮声，彻底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睡狮”。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中华大地到处燃起了抗日烽火。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回顾百年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以近代百年的屈辱史换来的，是被列强一“棒”一“棒”打出来的。
尽管民族意识的觉醒艰难曲折，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而逐步深化。
历史的曙光，常常在最黑暗时闪现。
民族心理学认为，当一个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其民众心理就会发生中国剧的变化。
民族情感的唤起、民族态度的变革，就是这种民族心理变化的体现。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深重的灾难，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催化剂。
只有到了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觉醒最终得到集体呈现并引发质的飞跃，演绎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场景。
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所写的：“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
从前只是一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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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中断了，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鸦片和廉价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来实现他们独霸中国的目的。
这样，中国便一步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此，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首先，1840年6月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军烧杀抢掠，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
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威胁下，迫使清政府分别和他们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了侵略权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
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还派了两支人马分头北伐和西征。
后来，湘军疯狂反扑，太平军连连失利。
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征军大败湘军，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大平天国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内部战争。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
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而失败了。
太平天国坚持战斗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
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接下来，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
10月下旬，英法两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者]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
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1883年底，法军攻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
清军齐心杀敌，击溃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辉煌胜利，迫使法国内阁倒台。
但是，清政府急忙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定条约，同意在中越边界开辟通商，中国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等条件。
从此，法国的侵略势力伸向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同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了。
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孙中山的倡议下，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一些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在革命的领导下，革命军英勇奋斗，所向披靡，迅速占领武昌城。
革命党人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社会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这是我国社会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
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为以后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人民觉醒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示威游行。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
7月15日，汪精卫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落网”的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国民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国民党右派发动叛变，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
在国民革命的后期领导人洪秀全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反抗。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
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
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
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
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
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
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一直以来，我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
虽然，在近代，我们的祖国忍受了太多的蹂躏、承受了太多的折磨，我们的国民被列强所歧视、侮辱，但，我依然深爱着他们。
这种爱，包含着辉煌、包含着屈辱；包含着惜弱、包含着图强。
这种爱，没有什么原因，却有千万个理由。
这种爱，已经深深的植根于我的心中。
这种爱，给了我无形的强大动力，使我们每个有良知、有责任的华夏儿女，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为了洗却积压于胸的愤怒，为了我们的子孙不再有我们的尴尬，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都应努力的奉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没有一个繁荣的民族，作为个人，不论怎样，都逃不掉先辈的遭遇。
在中国人的心中，被刺伤最深的，是我们的学生、近邻、狂妄自大而又狭隘的日本国。
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的兽行，已经深印我们脑海；他们对我们国民的敌视，更使我们愤慨。
我相信，倘若现在谁要是能把日本给消灭了，那他将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遗憾的是，我们不能那样做。
我们不能左右狭隘民族的狭隘观念，我们也不能忘却被称作“支那猪”的黑色的烙印。
我们无法报复，更不能侵略。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记住那段可耻的岁月，努力的发展我们的祖国，使他不再积贫积弱，不再任人宰割。
经历了屈辱，便知道了灾难的沉重。
现在，我们的祖国走出了阴霾，我们的人民，正在把伤口轻轻的掩埋；我们日益的强大，但绝不狭隘，我们尽力的丢掉过去，但绝不忘记历史；我们的民族，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但绝不去奴役；我们的人民，有着博大的胸怀，但也绝不会一味的容忍。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紧紧的团结；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将发奋的努力；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不再沉默；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都更加深爱我们的祖国。
为了那屈辱的岁月，我们的民族将在悲愤中爆发
中国近代史的启示
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外交关系上的发展： 加入WTO 恢复联合国席位 求同存异方针的提出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 综合国力 民族凝聚力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军事战争上：七次战役基本全胜。
对越、对苏、对印、对美等。
军事科技上：核弹爆炸、火箭卫星上天、神6上天、龙芯的开发研制等等。
其余科技上：很多华裔获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水平领先世界，但基础科技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政治地位上：联合国五大常委之一，随着国力的壮大，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也越来越高。
经济上：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渐渐地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还没有最终完成）。
社会文化上:虽然教育体制不对，但比建国前水平高了不知多少倍，各种文艺水平越办越高，渐渐地在国际上站稳脚跟。
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世博会也在中国举办。
影视文化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吧，国内影视制作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啊，10年前哪儿有这么多丰富的电视节目可看呢
艺术水平也在提高。
民间艺术也在保护。
体育上：中国的成就太辉煌了，已经连续几届人类奥运会名列前三甲了，中国的优势项目称霸全人类。
最近的刘翔、姚明还有冰上项目更是牛比，在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力。
逐渐举办世界级别各大体育赛事：奥运会、F1、亚洲会等等非常多。
疆土上：收复香港、澳门。
民族自信心上：随着国力的壮大，人民也越来越富裕，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讲究。
但最近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有抬头现象，不理智的愤青也对社会产生一定民族情绪的影响。
这都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不利。
我们现在还不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
时机未到。
政治体制上：总的来说也在进步。
总的说来，就这些方面，但政治体制上还是很不完善，腐败现象严重。
执政党也在努力地做到民主。
相信国力的的增强，我们中国未来会更好。
一、生物技术——生物科学 (1) 1965年，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破译牛胰岛素基因后，成功地人工合成了该胰岛素。
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蒂斯利尤斯对此评价说：“比核能力更有说服力的是胰岛素。
因为，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不能从书本上学习制造胰岛素……” (2) 1998年4月15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又成功地运用基因方法重组人胰素。
(3) 1984年3月9日，我国青年学者旭日干与日本学者合作，培育出世界上第一胎“试管山羊”，1989年，“试管绵羊”被成功培育。
(4) 被世界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于1973年在世界上首称育成籼型杂交水稻。
直到90年代，杂交水稻的影响还在继续。
——基因工程 (5) 从1980年开始，由上海医学遗传研究所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进行乳汁中含有人凝血因子IX的转基因羊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使我国的转基因羊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6) 一种生长耗料低、肉质好、抗病力强的转基因猪，已由湖北省农科院畜牧所培育成功，其基因导入总效率2.1％，比国外高出一倍多，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7) 在基因药物方面，1988年，我国研制成功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1992年又研制成功治疗甲肝和丙肝有特殊疗效的合成人工干扰素等一批基因工程药物，其中一些药物已进入市场。
二、农业技术 (8) 早在1956年，广东省的农民育种专家就培育出中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矮秆籼良种。
此后，随着一系列矮秆品种的育成和推广，1965年，我国南方稻区基本上实现籼稻矮秆化，每亩产量由200—2 50公斤提高到300—350公斤。
(9) 90年代，我国农业科技人员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分离克隆出光敏核不育基因，进一步研制出只采用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
在全国大面积的试种中，表现出高产、优质和多抗等特性，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11250公斤。
(10) 1995年11月，和山东大学生物系联合培育成功世界上第一株抗大麦矮病毒的转基因小麦品种。
(11) 1997年7月，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年和他的科研合作者经过多年攻关，成功地将抗除草剂基因转入水稻，并应用于杂交水稻。
(12) 1997年10月，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郭三堆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个双价抗虫棉。
(13) 1998年9月，浙江农业大学核农所教授高明尉等带领课题组利用农杆菌介导法，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转基因抗螟虫品系克螟稻。
此外，我国在激光育种、辐射诱变育种、太空育种等先进技术领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三、工业技术 (14) 1956年7月，沈阳飞机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15) 1957年7月，昆明机床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电应坐标镗床。
(16) 1957年10月，鞍钢第二初轧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150毫米初轧机。
(17) 1958年6月，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国产高级轿车。
(18) 1961年4月，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成功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四、通信技术 ——大型计算机 (19) 1983年12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研制出被命名为 “银河”的大型计算机系统。
从此，我国踏进了世界研制巨型机的行列。
(20) 1993年10月，“曙光一号”大型并行计算机研制成功。
——微电子技术 (21) 自1965年研究开发成功第一块单片集成电路以来，建立了几个集成电路重点科研和生产基地。
现在每年可生产2.5亿块电路，增长幅度达45％。
“九五”末期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的水平为1—1.5微米，研究水平为0.8微米，并在0.5—0.6微米工艺技术预研取得成果。
——智能机器人 (22) 目前，我国已研制成功的智能机器人主要有：核工业移动作业机器人；壁面爬行机器人；室外恶劣环境下工作的移动机器人；水下1000米和6000米无缆机器人…… ——激光技术 (23) 经过10余年的研究，我国在X光、氧碘化学激光、自由电子激光、高功率固体钛玻璃激光和准分子激光方面的研究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三大高能物理研究装置 (24) 80年代，我国陆续建设了三大高能物理研究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合肥同步辐射装置。
——新材料技术 (25) 继美国、德国等少数国家后，我国科学家研制出了微合金钢。
(26) 我国现已能够拉制出直径为300毫米、重量达81公斤的大直径硅单晶。
实际信息写入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7) 能源、陶瓷、超导等材料方面的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四、两弹一星及航天技术 ——两弹一星 (28)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这是我国著名的“两弹”。
而在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唱着飞出地球，进入了太空。
自此，“两弹一星”被写入新中国科技史册。
(29) 1960年，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
——长征系列火箭 (30) 6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研制大型运载火箭技术。
1980年5 月，向太平洋海域发射大型运载火箭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31) 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使用一枚大型火箭将3颗不同用途的卫星送入地球轨道，成功地实现了一箭多星的壮举。
(32) 根据航天运载的需要，我国研制成功了“长征一号”、“ 长征二号”、“长征三号”、“长征四号”等4种“长征”系列火箭。
目前，我国的长征火箭家族已发展为有9种型号的火箭系列，使国外认识到中国航天的运载能力和水平，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具有坚实的基础。
——人造地球卫星 (33) 1970年4月24日，我国进行了首次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地将第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972年3月3日，我国又发射了第二颗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1975年11月1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
五、能源技术 ——核能的和平利用 (34) 1966年10月，中国首次发射导弹核武器实验成功。
(35) 1971年8月，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36) 1958年6月，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
位于浙江省的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
它采用世界上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压水堆型，并采用经过实践检验的安全设计标准。
1984年动工，1991年12月建成并首次并网发电。
迄今，我国已拥有秦山和广东大亚湾两座核电站，国家拟在近期再建设4个核电项目。
(37) 此外，我国还在研制的其他几种核反应堆：1、核能设计研究院已研制成功5兆瓦核供热反应堆；2、60万千瓦的先进压水堆核电站AC600，目前正在研制；3、10兆瓦高温气冷堆实验堆开发研制，目前正在核能设计研究院进行；4、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核电站预计在2020年左右投入商业运行；5 、聚变反应堆核电站的厂家自1958年起，现已列入“863计划”。
——其他新能源 (38) 磁流体发电自60年代开始研究，80年代已经建立了3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基地，目前此项目已列入“863计划”，计划在本世纪末建成一座2兆瓦燃煤磁流体发电一蒸汽联合循环实验装置。
(39) 太阳能发电的研制始于1958年，目前全国约有38个单位和大学从事光伏的研究和与发展工作。
自1976年开始地面用太阳电池商品化生产以来，现在已共有12条地面用太阳电池的生产线或工厂。
(40) 风力发电在三北北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及岛屿发展迅速，19 86年山东荣成市引进3台发电机组，组成我国第一个风力电站，1991 年与德国共同完成了浙江嵊泗风力发电站的建设，并网发电均运行良好。
(41) 生物质能源是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因地制宜，多能互补，合理利用，讲求效益”的政策，大力发展的农村能源，目前已取得明显的效果。
(42) 地热能方面，我国西藏地区已建成利用地热发电的羊八井地热电站，发电容量为2.7万千瓦。
(43) 我国在东南沿海地区建有数座实验性潮汐能电站，装机容量为40—640千瓦。
六、科学考察 ——青藏科学考察 (44) 从60年代开始，我国对青藏高原地区的科学考察活动一直没有间断。
60—70年代地区的两次科学考察与70年代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对西藏自治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出版了46部共56册著作。
自1973年以来，几代中国科学家先后8次赴大峡谷进行科学考察，对大峡谷形成历史、资源环境及其与人类和自然资源之相互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远洋和极地科学考察 (45) 1970年，“向阳红5号”船首次进行太平洋特定洋区的综合调查，获得海洋重力、磁力、水深、地质、水文等多学科珍贵资料。
1980年5月，“向阳红5号”船再赴太平洋执行任务，为探索“厄尔尼诺”现象，为我国海洋事业、国防建设和国际海洋合作做出了贡献。
(46) 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极地考察。
1984年12月30日，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登上乔治岛，建立中国南极长城站，1985年2月20 日落成。
1989年9月26日，中国南极中山站在南极大陆落成。
(47) 1999年6月，我国首次赴北极考察。
——古生物化石考察 (48) 1984—1995年，我国科学家在云南澄江发现大批动物群化石，揭示了生物进化的突发性，向传统的“渐进论”为代表的达尔文进化理论提出了挑战，被国际科学界称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
(49) 1997年，我国科学家在贵州瓮安考察前寒武纪含磷地层，发现大量微型多细胞动物及礤胚胎化石，将动物起源时间向前推进50 00万年，再次取得早期动物研究的重大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 (50)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相结合解决三代纪年问题的大型项目。
工程设置9个课题、40个专题、170名学者经过联合考察，在文献学、天文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就将成为迈向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新的起点。
上述各方面的科技成果回顾，难免挂一漏万。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50年只是短短一瞬，而中国科技50年却在寻求国富民强的过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科技走过了50年，它还将创造更加辉煌的50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人们站起来了。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68年我国自行设计的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顺利的返回地面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了中国的10年动乱。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1981年葛洲坝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构想1983年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诞生1984年建国后首次参加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取得了优异的成就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建成1986年实施“863”计划1988年中国核潜艇发射水下火箭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1994年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世界瞩目的三峡大坝横断长江，缚住苍龙。
现在三峡工程已经顺利实现蓄水、通航、发电的奋斗目标，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日益显现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顺利回归祖国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了我国的对外开放，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使之国际化。
2003年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安然着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
并于2005年10发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
铁路进藏：西藏铁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实现了世界屋脊一小段西藏历史一大步2004年第28届奥运会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实现了小康水平，中国GDP：13年跨越10个万亿元台阶，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 1、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于是网络上就出现了“河蟹”……2、房地产带动GDP，我们居然奇迹般的超过日本，显而易见，房价增高了3、GDP值不断增长，大有超过美帝的，于是物价又增高了4、法治不断健全，李刚们表示非常欣慰5、吴邦国表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社会已经健全，这让长眠于地下的赫鲁晓夫笑了6、一切与中国不相符的都用一个词来表示——“中国国情”7、城管战斗值超过解放军，P民表示们不是塔利班”8、中国就要拥有航母，外交部表示“南海共同开发，钓鱼岛暂且搁置”9、高铁提速，时速全球第一，中国保险公司丰收的日子来了10、美国航母开到哪，中国海军就开到航母的反方向地区11、中国拆迁队越战越勇，革命老兵照样拿下，并提出“拆迁面前人人平等”12、建党九十周年，只生，不谈民主13、太多太多了，你要记住党天天都在歌颂党，天天都是党的生日，天天都有党的壮举
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事迹
中国近代(公元1840-1949年)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
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
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
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
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
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
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
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
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
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
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
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
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欣为首（曾国藩、张之洞等）。
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
创办首个(陆续多批）近代企业 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
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北京学生们喊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的口号涌上街头，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
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21年7月23日，、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49年，第一届中国人民政协会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编辑本段]给我们的启示 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着，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中断了，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鸦片和廉价的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逐步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来实现他们独霸中国的目的。
这样，中国便一步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此，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首先，1840年6月英国以武力侵略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英国侵略军烧杀抢掠，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霸道。
1842年8月，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次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南京条约》的附件。
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法两国以武力威胁下，迫使清政府分别和他们签定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扩大了侵略权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同时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的斗争；中国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耗费大量军费，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
此后,洪秀全领导的规模巨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定都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还派了两支人马分头北伐和西征。
后来，湘军疯狂反扑，太平军连连失利。
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征军大败湘军，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大平天国军事上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内部战争。
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
7月，湘军冲入天京城内，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而失败了。
太平天国坚持战斗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
它建立了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接下来，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俄、美、英、法四国先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了《天津条约》。
10月下旬，英法两国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者]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1861年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洋务运动。
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对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1883年底，法军攻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
清军齐心杀敌，击溃法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越军民抗法战争的辉煌胜利，迫使法国内阁倒台。
但是，清政府急忙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定条约，同意在中越边界开辟通商，中国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等条件。
从此，法国的侵略势力伸向中国西南地区。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同日本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了。
19世纪末，爆发了义和团运动。
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德、日、意、奥等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增加了新的沉重负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孙中山的倡议下，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一些成员，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在革命的领导下，革命军英勇奋斗，所向披靡，迅速占领武昌城。
革命党人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社会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这是我国社会的一大转变，一大进步
这次革命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为以后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人民觉醒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示威游行。
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表现了伟大的力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起了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推动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
7月15日，汪精卫为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落网”的口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失败了。
国民革命的失败，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联合支持国民党右派发动叛变，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
在国民革命的后期领导人陈独秀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有效地组织人民反抗。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历史不应该忘记，历史也不应该被忘却。
从幼时发蒙那天起，重复在我耳畔的，便是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德逻辑，而正视如钉在板上的历史，更多的却是与长年所习教义不甚一致的悲剧。
为了到哪都说不清白的毒品走私，竟明火执仗地打上人家，天下邪恶之最，可居第一；把图财害命的强盗拒之国门之外，应是最天经地义的正当之举，可结果总是邪恶者揣着占地索款的条约凯旋，正义者屈辱地舔怃着流血的创伤。
广大农民为获得生存的空间，衣食的饱暖，揭橥天下第一家，共享太平的义旗，也是顺呼天而应呼人之事；而为了少数人的骄奢淫逸，把万千生灵残杀在血泊之中，这与正义何其相悖，可是道德逻辑依旧没有显示灵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历史把无情的事实揭示给我们时，也把答案藏在了其中。
倘若，我们了解到在中英对持的剑拔之际，道光帝向大臣们提出的无知疑问；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自择配偶，大笑夷蛮之邦不懂婚姻大事需遵父母之命；讨英大军的主将向巫师讨教，用妇女便尿的马桶，破英军“妖术”（即新式枪炮），就会得到这样的启迪：命运操在愚昧腐朽统治者手中的民族，是连正义的战争也是打不嬴的。
同样当我们看到约束士卒分男营、女营，不得过夫妻生活的洪秀全，自己却妃子萦绕；北伐失败，西征未达预期目的，而劝诫他人不能凌夺斗杀的“上帝家族”成员们，却已经为争万岁的名分刀枪相向;天国后期的大政,掌握在洪秀全两个贪鄙嫉贤的长兄和一个女官总管手中,就会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超越自己的敌人,就别指望得到胜利之神的青睐,由农民领袖导航的战船,无法冲出封建的旋涡,到达解放的彼岸. 八十年代以来,很多青年人怀着兴国的责任感,穷诘这样一个问题,即雄踞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曾以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进程施予了极大影响,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使近百年的历史充满屈辱.当一个民族以文物礼仪隆盛的“天朝上国”自居,深闭固拒,夜郎自大,就会使往昔的荣耀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滞缓本民族继续迈进的步伐。
流动的历史,不等待任何一个民族,你耽于“十全武功”、“万国向化” 的旧日迷梦,人家却经历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和政治变革,当这个人类发展最新阶段赢得历史的恩宠时,一切蹒跚其后的民族,便面临被征服的命运. 但历史有时强加给一个民族的命题是不容选择的,要摆脱敌人的奴役,首先要国强.但是,国人认识这一点时,却走过了曲折的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中华民族总在惨遭劫难之后,才省悟奋起。
好在有成千上万的爱国者,为寻求救国真理前仆后继,执着地求索,他们或许过于轻率但却不乏清醒,他们或许还带着未开化的愚昧但却不缺少睿智,他们或许过于轻信但绝不怕牺牲,他们在困惑中奋斗,在徘徊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从而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种下了契机。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的奋斗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可以与这一时期相比较——困惑与希望的交织,污秽与崇高的辉映,黑暗与光明的搏击,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接班人,必须从现在起,以过人的努力,超常的毅力,去发奋汲取文化知识;以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去勇于参与社会实践;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理念,去探求人生的新境界,长大后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贡献。
[编辑本段]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 反侵略 是中华民族（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封建统治者等）和外来侵略者（包括帝国主义、部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的民族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社会”。
求民主 是中国人民（包括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的革命阶级）和封建主义或势力（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的阶级矛盾，这构成了中国近代的“半封建社会”。
反侵略和求民主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题。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通过斗争，将民族矛盾化为民族独立，将阶级矛盾化为人民当家做主。
由此形成了新中国。
[编辑本段]中国近代史综述 此时期是从1840年—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止。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为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但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任务性质。
在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有两个：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前者为最主要矛盾。
但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的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关系和起伏状态，两大主要矛盾规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要推翻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或者说，近代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彻底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近代化，改变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期综述 （1840—1919年） 此时期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的封建统治，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政治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革命，其中辛亥革命是比较完整意义的一次旧民主主义革命）。
此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止,共约80年间的历史。
据教材内容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关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且严谨的知识体系，既能体现出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及客观规律，又能涵容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
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19世纪40年代—60年代初） 此时期的历史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前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即中华民族的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后者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二者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
19世纪前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为扩大海外殖民地，以强占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等迫切要求中国的市场开放，用战争暴力作为达到它们目的的主要手段，而此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落期。
到鸦片战争前，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统治腐败、经济落后、对内极力压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扼杀新思想、新技术的发展，残酷地剥削人民，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尖锐，对外坚持天朝尊严和闭关政策，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灾难的到来。
虽说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是民族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但由于清王朝的腐败、落后及战争中的妥协投降政策，战争的结局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外来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取得了大量的主权，中国的门户被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开始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指丧失了部分而不是全部的主权；“半封建”是指既保存了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
其两者都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列强对既取得的侵华权益不能满足，力图全面扩大侵华，并趁清政府处于内战的窘境，以“修约”不成制造借口而发动，英法是主凶，美国是帮凶，俄是既追随英法又单独作案的凶犯。
中国又丧失了许多主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进一步加深。
由上可知，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主要呈现出半殖民地特征，到六十年代又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特征。
但鸦片战争并未解决中外矛盾，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虽由于时代，尤其是阶级的局限而最终失败，但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且承担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与一些领导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特点（社会性质决定），这是以前农民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总之此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在思想界开始出现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而清朝统治者在对待西方侵略的态度上，有对抗到暂时“和好”，在镇压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勾结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历史。
〈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 此时期的主要史实有民族危机加深、洋务运动、资本主义的产生、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戊戌变法及义和团运动等。
此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政治舞台及思想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社会运动态势看，既有沉沦，也有发展；在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显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在中外暂时“和好”的形势下，清建立了总理衙门，为解决内忧外患，掀起了洋务运动，但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破灭，以失败局面而告终。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19世纪中期的全世界胜利，英法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俄德日也走上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不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
鉴于此，列强为扩大海外市场及占更多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输出的场所，加紧对外侵略，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而它们之间既勾结又相互争夺。
随着中外“和好”局面的结束，以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中国边境地区的普遍危机，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也日益加深，先后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瓜分狂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标志,《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完全确立，清政府完全成了列强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
由于侵华的不断加剧，使清统治集团不得不调整统治政策，也扩大了自身的分裂和形成新的派别，但都改变不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经济的瓦解加快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艰难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同时产生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而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已经具备。
而软弱的资产阶级形成两个政治派别，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
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把救亡图存作为主要斗争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的变法（和平方式）来实现其救亡图存的斗争目标，而演出了一幕戊戌变法悲剧；以义和团运动通过“灭洋”（流血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使帝国主义改变侵华方针为“以华制华”，而后这两次救亡运动的失败都与清有极大的关系，从此以后，以推翻清政府为主要斗争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化时期（20世纪初—1919年五四运动前） 此时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上变动极大。
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汇于一流，集中地体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清统治集团及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一战”的爆发影响到欧洲列强侵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列强在华势力的变化，列强利用清政府及反动军阀为工具进行侵华，清统治集团完全俯首听命于列强。
慈禧太后为苟延残喘，既要取悦于列强，又要消弭于社会不满，一手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一手耍弄“新政”、“预备立宪”，进行调整，但结果适得其反，直接间接地削弱了统治，促进了革命，而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明显提高。
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及论战、团体及政党的建立、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践、理论的指导,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但其革命成果，因其阶级局限性，革命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对内独裁专制复辟、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投靠帝国主义，而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
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85、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