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军训后自己的一封信
军六天里，我无时地观察你，我觉得你成长了。
尤其是从一个连被子都叠不好的懒小子，成长成一个把被子叠成“豆腐块”的男子汉，我为你感到非常的骄傲，但你也不能因此而变的自大，因为这样你不会进步，反而还因此而后退。
这六天里你变得如此的坚强，坚强的我都快不认得了。
你看到有的同学被太阳给“暗算”了，可你却依然坚持地站着，可能是看你如此的可爱就放过你了，俗话说：“耳朵大有福
”你应该深深的体会到了。
在练习正步的时候，你表现的是多么坚强，好像再大的困难都会被你一一击破，你做得这么好，当然少不了教官的严格的指导。
来军训就是吃苦，吃苦，吃苦就是把苦吃掉，剩下的就是甜了，如果吃不了，那个苦依然给你留着，不会有人帮你吃掉，只能自食其力。
还记得教官说的那句话吗：“你们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再也没有六一儿童节了，现在只有五一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了，父母不会永远的陪在你们身边，你们应该学会自己独立了
”你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依靠父母，我相信你绝对不想当“啃老族”，那就记住我的话：人生有很多条路，你走这条，我走那条，绝对不可能是死胡同，只要你大胆的向这条路走，绝对会有收获的
”如果按照我的要求做，我一定会保证你的生活会丰富多彩，如果你不会去做，我敢保证你一无所有。
回到学校，你一脸的疲惫，可你却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你是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
老师让你带队去食堂，可你又没当过体委，心里有一种恐惧在你心里，可是你用军人铁的意志把它压了下去。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今天，为了班集体都把嗓子喊哑了，为什么还让我带队
我知道了，老师是给我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一定不会让老师失望
”我是到你喊口号时想喊大声，让其他班看看我们班的威武，可是你怎么就喊不大呢
无论你在哪里，一定要自立，不能老是靠父母，父母总有一天会离开你们的，不可能一直帮你，学会自立吧
冯国璋和冯巩是什么关系
极少有人知道，80年前曾任过中华民国代总统的璋，是相声演巩的曾祖父。
冯巩，1957年生国璋，1919年逝世，一生一死之间，相隔了40年。
当年的冯家，曾着实地辉煌过。
但到冯巩这一代，所能享受的，只是天津民主道58号的一套老宅了。
这座冯国璋曾居住过的私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奥帝国的纪念性建筑。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在天津割据了一块块租界地，其中就有“德租界”。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7月，冯国璋代替辞去总统之职的黎元洪，就任了民国代总统职务之后，正式宣布中国对德奥两国的作战，在派兵去欧洲的同时，也收回了德奥两国在中国领土的租界和特权。
天津的德租界被撤销了，身为代总统的冯国璋，为表示自己对德宣战的决心，在德租界内买下一块地皮，兴建了一座私宅。
现在，这座不太起眼的欧式小楼，已被有关部门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命名“冯国璋故居”。
数十年后，这座小楼传到冯国璋的孙子冯海岗手中。
冯海岗家排行第五的小儿子冯巩，童年时代就在这座小楼里长大。
那时，这座小楼充满笑语欢声，冯巩最小，嘴甜，父母和兄姐们都非常溺爱他。
冯巩无忧无虑，是这座小楼里的“皇帝”。
冯巩九岁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彻底地扭转了他的人生。
在一片“打倒反动军阀孝子贤孙
”的口号声中，冯家被抄、被砸，冯家人被挂上大牌子游街。
冯家被撵出了那座小楼，被赶到大昌兴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住进一间仅有12平方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小屋。
冯巩在这座大院里，度过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
那时，冯家的日子过得很苦。
冯巩的父亲工资停发，被遣送原籍劳动改造。
全家八口人的花销，全靠冯巩母亲79．50元的工资。
就是这点钱，每月要给冯巩的父亲寄20元，要扣除房租15元，还要接济远在内蒙古和甘肃下乡的三个儿女，以及瘫痪的七叔。
为省钱，冯巩到菜市场上捡过菜帮儿，到工厂的废土堆上捡过煤核儿。
但是，冯巩却过得挺快活，因为这里少有歧视，却有着可供冯巩充分发挥的自由和天地。
将军胡同好词好句有哪些
将军胡同读后感史雷的中篇小说《将军胡同》意蕴深远，回味悠长。
作品由一曲喜庆的皮影戏《二度梅》开场，虽然热闹却令人担忧，结尾以一段凄惨的《祭塔》与开头相呼应，继而又转为激昂的《阳平关》，图将军的死催人泪下，却让人看到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希望。
小说里，作者以从容不迫的语言娓娓道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意趣，写出了国家危亡之际，以图将军为主的“平民英雄”的灵魂觉醒和精神成长故事。
可以说，《将军胡同》是一曲慷慨的悲歌，对侵略战争的控诉、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的思索尽在其中。
《将军胡同》的叙事风格朴实庄重，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每一章的内容既可独立成篇，串联起来又是一个背景完整、人物形象丰满的故事。
作者将主人公图将军塑造得有血有肉。
图将军祖上三辈都战功赫赫，然而图将军却并不是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出场的。
他开始只是一个纨绔子弟，在王朝没落的年代里，守着花鸟虫鱼等玩物、靠着典当家产度日，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我”的姥爷充满善意和包容的举动唤醒了图将军耿直、善良、好胜的天性，让他过上了靠拉车自食其力的生活。
图将军与“我”的父母、舅舅等革命者不同，他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目标，所有的举动都出于天性中质朴而强烈的爱憎观念。
他有一股来自民间的“侠气”，看不惯侵略、压榨与欺凌。
蟋蟀“铁弹子”、“老黄忠”、獾狗“铁苍狼”等，既是图将军调教出来的得意宠物，也是他的朋友，或者说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动物虽然没有保家卫国的意识，但它们有忠诚、刚烈的气性，正是“铁弹子”和“铁苍狼”的牺牲促成了图将军的成长，让他变得不一样了。
他或许并不明白“我”舅舅等革命者的宏图大志，但他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革命者的生存，把祖国的命运交付给这些他信任的人。
他死得悲壮，既不拖累任何人，又完成了自己舍身取义的使命。
从“多余人”到“平民英雄”，图将军的每一步转变都有情节的铺垫，显得毫不突兀，真实可信。
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的儿童小说，《将军胡同》没有空洞的口号和说教，也没有过分拔高任何一个人物，甚至不写战火硝烟。
在作者沉郁平静的叙述中，读者仿佛亲临那个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看到侵略战争给人民生命和精神带来的巨大破坏，体会到普通百姓们在面对家国存亡时表现出的凛然气概。
除了图将军，小说还塑造出一系列形象鲜明的人物，例如作为开明商人的姥爷，他虽然并不太理解子女们的革命行动，却不干涉、不阻止，给他们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在涉及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是一个可敬可亲的长者形象。
整部作品虽然悲壮，却仍充满希望，究其原因，在于对几个孩子形象的塑造上。
图将军的精神在觉醒，叙述者“我”也在一起成长，作为所有事件的见证者，“我”已经成长为一名勇敢、正义、有担当的少年：秀儿唱着她的皮影戏，传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小海子生在汉奸家庭，却有自己明确的是非观念，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当图将军溘然逝去，一群孩子却岿然立起，他们正是整个民族与国家崭新的希望。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充满了京味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时时出现“冷月”、“飞雪”等意象，让作品带上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其他儿童抗日题材的作品区分开来。
唱戏、斗蛐蛐、猎獾、看猴戏、养金鱼……若不是战争的破坏，这些传统文化活动何尝不是逸趣盎然?史雷在小说中花了许多笔墨写到他对文化的思考。
秀儿爹演得一手好皮影，却因为战争只能去干苦力，他的悲惨死去是战争破坏传统文化的一种隐喻。
另外，作者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把日本人都描述成凶狠贪婪的坏人，老横泽和美香就是热爱中华文化的日本友人。
然而也是因为战争，老横泽误死于抗日人士之手。
“我”和图将军并没有因为老横泽和美香是日本人而憎恶他们，美香也没有因为父亲之死而怨恨中国。
这种宽容而有大智慧的态度，更凸现出人性之美并无国界、种族之分，而贪婪的侵略恶念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大敌。
中国有什么地名被改了
自1949来，中国已有过4次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潮，取消了一批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
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
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
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
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
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
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
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
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
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
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
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
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
北京不是个案。
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
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
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
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
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
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
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
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
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
史铁生的母亲简介
史铁生男）（1951—）北京人。
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人胡同小学。
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中初中。
1969年去陕西延安插队。
1972年因双腿瘫痪返回北京医疗。
1974年到北京北新桥地区街道工厂工作。
病后致力于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1981年病情加重，遂回家养病。
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
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另外散文《我与地坛》等作品也获得了很大影响。
史铁生 - 作品评论 他的作品一类是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和反思，另一类是对残疾人命运的描摩，作品呈现平淡质朴而意蕴深沉的“散文化”倾向。
1985年以来，开始思考人的命运，略带哲理玄思，揭示人与生俱来的局限是能力与愿望之间的永恒距离，生命的目的就是不断跨越困境的过程。
后形式上也有所变化，吸取了现代主义的因素。
史铁生 - 史铁生语录 ·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 ·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而破碎成片断。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 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
·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 ”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
·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 - 个人作品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务虚笔记》、《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等 史铁生 - 名家的评价 ·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日止息的起伏， 时也在这个人内心的起伏中解读了宁静。
――蒋子丹 ·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
――许纪霖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 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贾平凹 史铁生 - 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史铁生说，我们找个通风的地方聊天吧，在房间里我会喘不过气来——这是他的身体现状。
清晨的广州，还有着蒙蒙的雾气，南方的潮湿，让这个久居北京的人，难以适应。
我推着轮椅，走在酒店一楼的回廊里，不远处阳光打在细碎的青草上，凉风轻拂。
这个几乎与我父亲同龄的北方男人，脸上始终带着微笑，缓缓前行的那一刻，我的心中涌起久违的感动——他如此乐观。
他说他喜欢霍金——另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他用作品照亮了宇宙。
而史铁生，照亮的是人类的心灵。
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录音质量，他将录音机拿在了手里，我竟忽略了这点。
我们的交谈始终很愉快，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流逝，他叹了口气，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
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对死如此从容。
“我不想居住在一个有名的地方，我要让我住的地方变得有名”——我联想到了史铁生和地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2002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
这个奖在你心中的分量如何
史铁生：这样的文学奖是头一次办，以前像这么隆重的奖好像还没有。
我了解到这个奖的宗旨是“公正、独立和创造”，“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
它的出现，我在答谢词中也写了，我觉得应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改革说到底是一句话，就是建立公正、透明的规则。
所以我认为，这个奖要是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应该可以成为各种评选制度的典范。
记者：以前的文学奖都是文坛内部的圈子化的东西，作为传播媒体的南方都市报来创办文学奖，是否能够跳出圈子，代表某种民间立场
史铁生：对。
因为过去的评奖，一般是在作协这样一个机制内进行的。
现在一个是企业赞助参与颁奖典礼，另一个是媒体自己斥资来设立奖项，参与评选的人比较广泛。
这可能也是他们追求公正、独立和创造的一种方式。
记者：多年来，你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但是你获得的文学奖却很少，你怎么看这件事
史铁生：也有，也有过。
我的东西是不是读者面不是很大
好像是这样：喜欢读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干脆不看。
记者：但是你的《我与地坛》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史铁生：有时候可能是碰上一个机遇。
正好那年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奖。
记者：我记得有人这么评价：“《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它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 史铁生：那是韩少功说的。
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
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笑）。
记者：现在地坛怎么样
史铁生：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
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
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
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
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
思想不妨先锋一点，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记者：我对你的一句话很感兴趣，“大家都生活在生活中，这样的真实如果够了，那还要文学干嘛
”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我和地坛》和《病隙碎笔》影响却是最大的，反而虚构的小说却没得到这样的关注。
大家从你的散文随笔中看到你的生活和思考，也认同这种真实，这与你的话好像有冲突
史铁生：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
就算是写实的，也有生活里不被发现的东西。
我就觉得真实应该算文学一个很好的品质，但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
如果仅仅是真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
其实文学更多的是梦想。
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
我还有一个长篇叫《务虚笔记》，其中也写到，其实一个人的很实的生活是很少的。
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东西。
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你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种写作。
记者：也就是说你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真实是两方面的。
史铁生：真实这个词要是仔细追究起来，应该是一个被公认的真实。
不被公认我们怎么能说它是真实的
所以我在《病隙碎笔》里也强调，“写作需要真诚。
”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它一定正确，它很可能是一种探索。
你的梦想，你很难说它真实，但你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
你再不着边际的梦想，也可以是很真诚的。
可是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
如果说仅仅是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记者：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史铁生：梦想
每个人可能会有他具体的梦想。
但是说到文学的梦想，我想还是终极的问题：你活着到底为了什么
你总归要为你的生活找到一个你认可的根据，你认可的目的。
不能说已经实现了的东西是你的目的，肯定你的愿望有很多是远远没有实现的，这都可以叫梦想。
它跟做梦还不一样。
当某一天你在干什么的时候，脑子会走神，会想起你的某种愿望，这都可以是梦想。
这种愿望怎么实现，怎么不能实现，遇到什么困阻，这可能都是写作形成的。
其实作家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看得更多，试图看得更仔细。
有很多人是没有发表作品，但跟他聊起来，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美妙的，只是没写而已。
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应该把它写好。
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你为什么开始呢
因为你有很多想法。
这些想法还没有被文字捕捉到，还没有形成文章，还不能表达。
它只是在你的意识里，甚至在潜意识里。
用我的话说，就是用文字把这些东西“捉拿归案”。
你为什么有时候写着觉得不对
有什么不对
因为你的文字和你心里的东西不对。
你觉得写得最得意的时候，对了
跟你心里头的对了，不是跟别的东西对了，是跟你心里的愿望对了。
记者：那你现在每天写作的时候，有这种“对了”的喜悦吗
史铁生：太有了
没有的时候，你写了很多段都不对，不是它，所以你就把它扔了。
终于对了的时候，你觉得太好了
今天有收获。
你也许会说你脑子里已经有了，为什么还非要写出来
实际上脑子里是个朦胧的东西，当你用文字把它“捉拿归案”的时候，不仅是“捉拿”给读者看，也是捉拿了给自己看。
自己也会很欣喜，很惊奇，我终于找到它了
记者：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是什么让你保持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史铁生：中国人都爱笑，咱们刚才也一直都在笑。
乐观要看怎么理解，不是说笑就是乐观。
记者：你理解的乐观应该是怎样
史铁生：我常说这样的话：“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
”那么写作也是那样。
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
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
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嘛要痛苦地活着呢
不过，傻乐可不成啊
傻乐不算是乐观。
所以“悲观”“乐观”这样的概念放到文学上，应该有重新的定义。
人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最近跟一些朋友谈起你，他们一方面是关心你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二是想知道你的身体怎么样
史铁生：所以我说这个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
因为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了了。
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
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
昨天我坐飞机到广州，因为贫血，缺氧，晚上都觉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说到一楼的花园来进行采访，空气好一点。
很累，特别容易疲劳。
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
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
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在上飞机前一天我还去透析了一次。
这样，一星期三天就没有了。
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
《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者：这个书名就把你的写作状态概括出来了。
史铁生：对，这个书名自然而然地就呈现了。
确实是病隙碎笔，所以形式上也就一、二、三这么往下写。
记者：你的《病隙碎笔》出来之后，在哲学界、思想界引起了震动。
史铁生：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一般人看哲学书看得少。
我说那点零碎，人家大师全说过，我不过是把有的地方改得更容易懂一点。
记者：我看你的《病隙碎笔》，其实给我震撼最大的反而不是一些讨论生命本体这一类的问题，而是你在书中谈到的“残疾情结”。
你非常坦然并正视自己的残疾，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史铁生：OK，这个太好了
你注意到这个，我特别高兴和欣慰。
好多人没注意到，但我很希望别人注意到这个。
其实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人，左右得一塌糊涂。
中国人几十年来反复犯一些错误，就是太情绪化，缺乏理性思考。
我跟残联的接触很多，参加他们会议的时候，发现里面就有一种情绪：“我们残疾人……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困难，因此我们残疾人比你们健全人要优秀。
”一下子就把两者划开了，但这其实完全不合逻辑。
记者：就是说，他把残疾当成一种特权
史铁生：对，当成一种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
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那你说健全人有没有类似的心理
也会有的。
记者：当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铁生：我想是这样。
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
按照宗教的观点，就是“原罪”的问题。
人生来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
记者：所以你说，“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 史铁生：对。
你用什么证明神的存在
当你觉得自己是残缺的，而有一个不残缺的比照着的时候，神就存在了。
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 记者：在你的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忏悔、末日审判的思考，并引用了不少圣经故事，你是否觉得，宗教信仰不可或缺
史铁生：宗教有很多，对宗教的看法也有很多，对神的看法每个人都不尽相同。
我不说宗教，我说信仰。
我觉得人是应该有一个信仰的。
信仰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我是残疾的，但有一个完美的境界存在，那么这就成为我的信仰了。
所以讲信仰是一条路。
我不喜欢那种功利的信仰，比如信到一定程度我就能如何如何了。
我认为信仰和梦想差不多，没那么多实际的好处，它只是给你一种心灵的好处。
记者：说到神的问题，你有个朋友这样评价，“史铁生证明了神性，却不想证明神。
”你的解释是，证明神比证明神性重要。
因为没有信仰固然可怕，但假冒的神更为可怕。
怎么理解你的这句话
史铁生：信仰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做成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我觉得“神到底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在中国文化里面，不说是缺失，也是一个很弱的部分。
这么多年来，人们好像没有认真探讨过这个问题，一说神好像就是迷信。
所以我觉得证明神不重要，咱们先要看看神是什么样的，神在哪儿。
记者：那你觉得你的神是什么样的
在哪儿
史铁生：我的神就是一种境界，在你想使自己达到这个境界的路上。
所以有人说到达“天堂”，我说天堂就在这条路上，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
记者：彼岸是只能去跋涉，但不能抵达的
史铁生：对，不能到达。
如果可以到达，就没有过程了，人也没有原罪了，人就成了神了。
于是乎，神就被造出来了。
只要有一个人到达了完美境界，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了，你什么都不用去想了。
所以人是永远不能成神的，因为神是对人的一种引领，你怎么能成神呢
所以任何宣称人就是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可疑了，就是心里想着干别的事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人喜欢造神，是不是和这种信仰的缺失有关
史铁生：有关系。
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神是什么，好像从来没谈到过。
记者：我注意到有人对你的评价，“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论死是矫情的。
”我从中看到一种危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神化”了，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史铁生：很讽刺，很讽刺。
我说的是不要干这事，他们就把我推向这事。
这是太讽刺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应该不会，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记者：你觉得有没有办法解决中国这种信仰问题
中国人需不需要自己的一个神
需要一部自己的《圣经》
史铁生：这要慢慢来。
我觉得谈论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你看西方几千年来的信仰发展，哥白尼和他的同党也不都被迫害了吗
也有很糟糕的时期。
它为什么能最后走出一条路，至少有一个分支是好的呢
我觉得是因为几千年没有断过，没有断了思考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尤其在二战之后，有些人产生了疑问：奥斯维辛之后，还有没有神
这神对人间的事情还关注不关注
这引导他们进行了很多深入的思考。
而我们的信仰，咱们就说佛教断了大概上千年，就不再讨论了。
记者：你经常说你在贡献自己的迷途。
你的“迷途”指的是什么
是不是也跟信仰有关
史铁生：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
那时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
如果活得很快乐，你活着是有明显的道理，可你这样的还要活着，到底为什么
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
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
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就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而不去死，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
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
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不知死，安知生 记者：通过写作，你体会到的还是荒诞吗
史铁生：人生还是有许多荒诞的地方，这不宜深说。
一深说，你会觉得我是个非常悲观的人。
记者：那你在地坛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百无聊赖
史铁生：没有，那时候一鼓干劲，没有看到荒唐。
那时候好像目标很短浅，因此很坚定。
所以你看那些科学家也是，一个小科学家非常乐观，而大科学家，像爱因斯坦这种人，就难免有悲观情绪了。
因为他看到了无限。
当然，我这可不是自比。
记者：你的乐观和悲观好像一直是互相交织的，正如《病隙碎笔》封底的那句话：“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的灾难前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 史铁生：可能我们都没遇到过真正的灾难。
困难不算灾难。
记者：那在你看来，什么是灾难
史铁生：你先设想一下你忍受不了的东西。
比如我在透析中心见过一个大学生，是独生子女。
他肾坏了，又没有公费医疗，你说这个母亲怎么办啊
这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连人的生存平等权都尚未解决。
记者：那么顺便问一句，你的透析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不做了
史铁生：做到死就不做了。
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能换肾，只能靠透析。
记者：贾平凹说，“病是小死，死是大病。
”你认同他这个说法吗
史铁生：病是小死，死是大病（笑）。
这应该说对，应该是这样。
也许有人一生不病，但是没有人不死的。
可是人对死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
孔子说，不知生，安知死
我是觉得，不知死，安知生
北京有句骂人的话，叫“你不知死
”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记者：你很少参加文坛的会议、活动，你对很多人热衷于媒体炒作、拉帮结派有什么看法
史铁生：我说一句话可能就会得罪你们做媒体的。
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性。
咱们就说电视，我觉得电视就是把文化档次往下压。
我觉得电视剧什么的是把大众的思想和艺术趣味往底线推，而不是往上边提。
记者：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需要。
史铁生：是一种需要。
但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应该让它逐渐往上走。
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它既不决定于最上，也不决定于最下，而电视剧水平恰恰可能是一个坐标。
就是说我们多数人的思想和欣赏口味最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水平。
对于观众的口味，我觉得不能一味顺应。
记者：可能这个水平是创作方面有问题，不是受众的问题。
上海、北京最近上演了音乐剧《猫》，据说都取得了很强烈的反响，所以说在影视创作或者说文学创作上是不是存在一种误区
史铁生：是这样，确实有些东西是属于少数人看的，有些是多数人看的。
但不存在高雅的东西就一定要亏本的定论。
现在这成了一种借口，说为了挽救一个企业，就消灭一个艺术，那也不成。
像那几年演的《克莱默夫妇》，它不算最先锋的，也不是很低俗的东西，但它在中国的卖座也很好。
我觉得不要用“卖座”就把这个问题全掩盖了。
“我们得活啊
”这话是没错。
崔健说那些假唱的，“你们总说为了糊口，你们糊口要多少钱呀
”所以写作这个东西要有一个限度，物质没限度的。
说到糊口，吃饱了也算糊口，天天吃鱼翅也算糊口。
记者：在他们的创作观念里面，就是中国的读者、观众比较傻。
老是觉得搞深沉一点，读者理解不了、观众看不懂。
这是不是对他们的一种低估
史铁生：我觉得是低估，肯定有低估。
实际上你想投其所好，说不定“投来”“投去”人家反而不爱看了。
人们想看一个东西，肯定想看高于自己，出乎自己意料的东西。
如果在大街上看见什么，你们电影里还给我演什么，那还有什么意思
性是爱的表达 记者：读者关心的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你在这么多年生病的状况下，本身在生活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又写了这么多东西。
对于你的生活也好，写作也好，你的妻子应该给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她本身也是翻译家，是否牺牲了自己的事业…… 史铁生：那是。
尤其我肾坏之后，其他的事情我都不管了，我可能每天做的事情就是透析、睡觉，有精力的时候写东西。
透析的时候最多只能看点报纸，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毫升的血都在体外。
对于那种比较艰深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动，看到一半就非常累了。
因为透析把你血里的营养也透走了，它没有善恶的选择，只有分子大小的选择。
透完析就特别累而且饿，然后就吃，等身体补起来了，毒素又够了，又得去透了。
记者：就是说，如果没有你太太，你这几年的写作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史铁生：肯定的。
至少透析以后我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记者：套句俗话就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史铁生：也有她的一半。
记者：你太太现在哪里工作
史铁生：华夏出版社。
记者：谈到家庭，你的作品有不少关于爱和性的精辟论断，你能不能用最简练的语言谈谈爱跟性的关系
史铁生：现在我正在写一个这方面的小说。
我本来在写一个短篇，写着写着成中篇了，再写着写着我看样子要成长篇了。
我觉得这两者一个是肉体的，一个是精神的，这是最简单的。
我还说过一句：“性是爱的表达，是一种仪式，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说滥了就没意思了。
” 记者：但现在好多人爱和性是分离的。
史铁生：对，有这种分离。
分离也是不要紧的，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记者：你也会宽容这种行为
史铁生：你不宽容也不成，它存在啊
▲史铁生故事 21岁时候双腿瘫痪。
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
1998年开始做透析。
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史铁生对命运独特的看法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
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
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
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
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史铁生似乎又‘信命‘。
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
‘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
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
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
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
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
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
‘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
没有无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史铁生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啻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
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
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
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