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喊口号打倒日本的，如果你能在日本街上用日语喊出来，都敬你。
各种小举动都没停过，只是因为我天朝的统治者为了转移民众对朝廷的矛盾故意鼓吹抗日剧，来煽动民族的仇恨，仔细想想让我们的生活医疗、就业、教育、住房得不到保障的是谁
是日本人吗
执法者打人，草菅人命，让百姓状告无门的是日本人么
所以连你自己都保卫不了，每天喊打倒小日本其实是很可笑的。
另外为什么一味的喊打倒小日本呢
八国联军当年也烧杀抢掠，坚硬妇女，火烧圆明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什么不反呢
满清时期，汉人一个个都被称作为狗奴才为什么不反呢
因为对日本我们胜利了，这么多年受的屈辱和压迫没处发泄，好不容易赢了这么一次（其实抗美援朝并没有胜利，只是老美和小朝签订了停火），所以可不是要拿出来挂在嘴边。
所以说归根结蒂是满清改变了汉人的基因，把有志之士爱国志士都砍了，留下了一群任人宰割的狗奴才，所以我天朝人民的基因里面就形成了一种奴性。
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喊“打倒美帝”的口号时，千万要记着同时喊“苏联\\\/俄罗斯老大哥与我们凝结成牢固的友谊”相对应的，在喊“打倒苏修”的同时，千万要记着同时喊“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若果你喊“打倒美帝”的同时，又喊”打倒苏修“，那后果就是萨达姆的下场。
现在你想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时，你能喊得起来”俄罗斯是我们最牢固的朋友“吗
就算你能喊得出来，普大帝承认吗
现在我再问一遍。
你还敢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吗
打倒二奶!光喊口号不行，如果你的男人是负心汉，那就整垮他，至少要让他难受
如果女人犯贱
大奶在哄老公方面永远不是二奶小三的对手。
只能知道有二奶后对老公更好，对孩子对他父母更好，他知道后玩腻了就会回心的。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谁,打倒孔家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超越金日成，我们知道大革命前夕中国就有“打倒列强”的口号，所以应该是金日成学中国人的
再往前，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有“打倒xxx”之类的口号了，可见提问者说的有道理，清末就有这个口号了
这类激进口号，似乎是像出自《警世钟》、《革命军》这类著作，然细看两作，没有找到。
再往前就是梁启超作品有此激情，奈何作品厚重，一时看不完。
超越康梁，会不会是义和团时期的口号遗留，或者更是太平天国的遗产
如果能在明清文献中找到这两个字，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什么叫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一书中说，从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
“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的罪证。
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
如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
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