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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尖兵的八字部队口号

时间:2016-05-31 19:59

关于的通信兵战斗口号 要霸气点的

建息化连队,打赢信战争

瞄准信息化,主动有作为兵铸壮举,通信扬军威

使命砺强兵,连通你我当先锋

学习当标兵,训练砺精兵,通信当尖兵。

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尚光荣

永葆先进本色,争当通信先锋

用只是武装头脑,用责任保障通信。

争创先进连队,争当通信尖兵。

死士是什么

一般是指从小蓄养并灌输以效忠护主为信念的军人,少部分拥有思想但也只知道效忠,他们大多为豪门宫廷王侯所蓄养,有一致性不能见光的任务,或作为手中的王牌护身符。

求50字左右红军长征中的小故事~

过草地,一年仅18岁红军战士,为抢救陷入泥沼的文件箱,被沼泽吞噬。

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白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党费。

红军长征的故事(要短)

40多年前,由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劫夫作词作曲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几乎唱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首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让人在当时那个时期一唱起来就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浑身上下鼓满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前进力量的歌曲,流传至今,业已成为跨世纪的经典音乐作品。

那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

周恩来总理生前为何那么欣赏和喜爱这首与他当年的沈阳之行有关的歌曲呢

  对于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过程,多年来,劫夫的夫人张洛和其女儿李青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忆,沈阳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霍长和撰写的《红色音乐家——劫夫》一书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如今,已经完全可以确定,《我们走在大路上》酝酿和创作于1962年春天和夏天,发表于1963年春天。

  本名李云龙,1913年11月17日(农历癸丑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吉林省农安县城的劫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与歌曲创作结下不解之缘的。

1937年5月,他带着一把小提琴到达延安,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延安人民剧社,继而转到新成立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专门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同时试笔抗日歌曲创作。

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劫夫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战场逐渐进入抗日歌曲创作的高产期,先后谱写出《我们的铁骑兵》、《歌唱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狼牙山五壮士》、《忘不了》等传世之作。

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到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出任冲锋剧社副社长。

1945年11月,他随部队挺进东北,担任由冲锋剧社改建的热河军区胜利剧社副社长;转年开春,加盟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转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在其祖籍之地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和音乐创作活动。

1948年秋天,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的劫夫,转到前身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任音工团副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的基础上负责一手创办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并将其发展成全国有名的沈阳音乐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劫夫在全力以赴地从事音乐院校领导工作的同时,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俗歌曲,成为国内少有的高产作曲家,并在1964年4月就在沈阳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文革”风暴来临,他遭受冲击,幸而得到来自中央上层的“保护”,未被“打倒”。

后来,因种种原因,他在林彪事件中受到牵扯,长期受到“隔离审查”。

1976年12月17日,刚刚年满63周岁的劫夫,被猝然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留下了一曲异常凄婉的长长悲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旋律。

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创作构思酝酿于1962年的春天,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共和国刚刚告别艰辛、苦痛的三年困难时期,即将进入“知天命”年轮的劫夫在那时酝酿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正是那个时代最强音的能动反映,是中国人民矢志战胜天灾人祸,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心曲与战歌,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作为作曲家和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心情也是相当压抑的。

1957年春天,他在“整风”、“鸣放”时对全省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和建议,后来险些被划为“右派”。

1959年冬天,在“大跃进”时表现并不怎么后进的劫夫,在“反右倾”斗争中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定为“犯有右倾主义错误”。

当时,他被迫作出“检查”,产生了不如去做“一个普通百姓”的念头。

而心情的压抑和情绪的低落,也影响了歌曲创作,他在那两年创作的音乐作品寥寥无几,屈指可数。

  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和一个人民的作曲家,劫夫的心情开始好转,情绪重新高涨,是在1962年春天。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被称作“七千人大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全面总结,确立了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工作方针。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后,全国各地对在那几年搞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1959年冬天搞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不恰当甚至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一批干部普遍进行了甄别平反,劫夫的“犯有右倾主义错误”问题也在1962年春天得到了及时甄别。

看到共和国历经几年的艰险与磨难,在那个新春开始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复苏,劫夫的心情是异常激动的。

他觉得,战争年代的良好作风和革命斗志又回来了。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被党培养多年的文艺战士和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音乐家,理应把党和人民的这种起死回生、回天再造的精神写出来,唱出去。

在春日载阳、东风解冻,一扫肃杀郁塞之象的百卉昭苏的那个春天,正在为诗词继续倾心谱曲的劫夫,觉得心中袭满了慷慨悲壮的美感。

在那些日子里,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像战争年代那样,为祖国和人民谱出一曲斗志昂扬的进行曲,写出一首鼓舞人们继续奋勇前进的战歌的强烈欲望。

自此,表达这一战歌主题的词语开始在他的脑迹盘旋,唱出这一进行曲的基本旋律油然在他胸中涌动。

  把异常复杂的情感用比较明快的歌曲表达出来,并不容易。

劫夫这首讴歌新的时代气韵的歌曲创作,并没有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一些歌曲那样顺口而出,一气呵成。

此外,是否应当写出这样的歌曲拿出去发表,他依然有些拿不太准。

春去夏来,劫夫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在下榻的北京饭店向曾经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的老战友、时任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部长的安波谈了自己的创作念头与想法,以及初步形成的“坯子”。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作出风靡一时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的著名音乐家安波,听到劫夫的话很受感染,心情也很振奋,当即鼓励劫夫,说他这个创作路子是对的,歌曲还是得反映时代本质的东西。

这在思想和精神上,坚定了劫夫把这首尚在胚胎中的歌曲创作出来的信心和勇气。

事有凑巧。

就在劫夫向安波“亮底”之际,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决定为正在沈阳主持召开工业调整会议的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织两场文艺演出,电召安波火速返回沈阳准备。

劫夫随同安波赶回沈阳几天后,在演出现场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被周恩来请到住处,进行了夤夜长谈。

应当说,是与周恩来的那次夤夜长谈,使得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创作得到脱胎而出。

  据有关人员回忆,1962年春末夏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了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与国务院一些部、委主要领导人一同来到沈阳,从5月29日起主持召开有东北局和东北三省主要领导同志参加的工业调整会议,先后在沈阳停留有18天。

会后,周恩来等人又去吉林、黑龙江等地视察了工业生产情况。

  两场文艺演出是在工业调整会议即将结束时举行的。

同年6月14日晚上,周恩来在观看了辽宁省文艺工作者以音乐会为主要形式的歌舞晚会之后,余兴未尽,把陪同他观看演出的安波,还有安波在晚会现场介绍与他见面的劫夫邀请到了北陵休养所。

在简单地吃点夜宵之际,周恩来与他俩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倾心交谈。

在交谈时,肩负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重任的周恩来的感情分外激动。

他向两位音乐家讲述了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并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等问题。

当时,他异常激动地说,你们要相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有力量率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继续前进,对此大家要充满信心。

这次谈话,持续到下半夜两三点钟。

由于已到凌晨,安波和劫夫听完周恩来的谈话后,就便住在了北陵休养所。

劫夫当时听了共和国总理的谈话,心情相当激动,到了临时安排的房间,依然睡意全无,一再向同样激动难眠的安波表示,周总理的谈话,对他教育和启发很大,他一定要以周总理的谈话精神为宗旨,唱出中国人民高抬起头,挺着胸膛,鼓足勇气,振奋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艰难困苦的勇气和精神,并决定把周总理说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等原话用到歌词里,直接把周总理倡导的不屈精神和钢铁意志传达出去,表现出来。

据说,就在两人彻夜未眠之际,劫夫定下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基本歌题和主调。

  种种情况表明,意外得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夤夜长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一蹴而就,水到渠成。

《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反而成了劫夫分外心重、精雕细琢的音乐作品。

那一年,劫夫一面反复琢磨《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词曲,一面从正在谱曲的诗词中汲取营养,并在那年冬天顺利地谱出木青作词的《哈瓦那的孩子》等配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歌曲。

据林成敦在1983年第2期《音乐生活》发表的谈劫夫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诞生与特色的《唱而不衰 析而见长》一文回忆,《我们走在大路上》初稿的歌名和第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在宽广的大路上》,句子长些,作为歌名也不简练、醒目,谱成的曲子也有点拗口,不利于音乐表现。

当时,劫夫在家里试唱时,有人提出,能否把句子再简练些。

后来,劫夫经过多次修改,去掉了“宽广的”这一形容词,才把歌题和第一句词都精练成“我们走在大路上”,使歌名显得异常明了、响亮,起句的旋律也可颇有气势和勃勃生机地喷口而出了。

时至1963年春天,劫夫在赶写一些歌颂雷锋的歌曲前后,《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创作终于瓜熟蒂落,脱颖而出。

经过反复修改和凝练,他加上了强调主题和气势的副歌,自己反复吟唱,并多方征求修改意见,在感到可以比较圆满地交卷以后,才将其拿给省内有关报刊,并把成稿带到北京,交给了《歌曲》杂志。

著名音乐家吕骥等对之略加斟酌、改动,主要是把“走在我们的前头”改为“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使之在《歌曲》杂志迅速发表出来。

上口易记的二段体结构的分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问世以后,迅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由衷喜爱,很快就唱遍了祖国大地。

《我们走在大路上》,理所当然地成了那几年人们久唱不衰、脍炙人口的群众歌曲

谁帮我写论文啊

题目是: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1、王燕娜,女,汉族,27岁,共青团员,新疆大学法学院学生。

2007年3月,维吾尔族少年毛兰江被查出患有急性肾衰,生命危在旦夕,须立即做换肾手术,而他家中所有直系亲属都不符合换肾标准。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07年9月17日,王燕娜瞒住家人,辞去临时工作,主动提出无偿捐献肾脏的请求,希望能挽救毛兰江的生命。

医院两次拒绝了王燕娜的请求,最终王燕娜的父亲站出来支持她。

2008年3月27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两人成功地进行了肾移植手术,这次手术也成为新疆医学史上第一例不同民族之间无偿捐肾手术。

王燕娜用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谱写了民族团结的感人篇章。

2008年,王燕娜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共青团员”、“民族团结模范”、“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

2、薛海峰,男,锡伯族,29岁,中共党员,自治区体育局体训二大队运动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射箭队在以薛海峰等人组成的男子射箭团体比赛中获得了奥运会第三名,使中国射箭男子团体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薛海峰也为新疆运动员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在进队6年多的专业训练中,薛海峰共参加了国内外各类射箭比赛50多场次,获得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2枚的优异成绩。

2004年薛海峰获得“国际运动健将”称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薛海峰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3、陈廷华,男,汉族,1959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生前任伊宁市农林局副局长。

2006年4月病逝。

1989年,为治理葡萄霜霉病害,陈廷华在伊宁市园艺场开展葡萄霉菌病的防治研究试验。

他顶着酷暑一人承担起400亩地拌药和喷施的重任。

葡萄得到及时救治,而他却由于长时间与大量农药直接接触,造成农药中毒,留下了终身肝病的隐患。

1993年,陈廷华帮助农民在伊犁河谷首次建起了高效节能温室,100多户贫困农民成了温室种植能手。

担任伊宁市农林局副局长的第一年,他撰写了38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在他的建议下,伊宁市先后引进了高产青贮玉米、甜菜和大豆,使亩产量翻了一番。

陈廷华曾先后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科技工作者”,获得多项科技成果进步奖。

4、胡曼,女,汉族,1968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生前任塔城公路总段党委副书记、总段长。

2008年3月因公殉职。

作为全疆公路系统唯一的女总段长,胡曼在多年的基层工作中对公路养护机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突破性改革。

一是突破“平均主义”分配机制,打破档案工资,实行全员工资全额浮动,积极推行计件付酬办法。

二是突破固定不变的道班管理模式,用“将点兵、兵择将”的方式重新组合站内人员,积极改革内部人事用工制度。

塔城公路总段的改革成绩和养护工作正成为全疆公路系统的典范。

2008年,胡曼获得“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称号;2009年被自治区党委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5、毛里夏力甫·哈帕,男,哈萨克族,55岁,中共党员,原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医生。

2006年,毛里夏力甫·哈帕医生从阿尔达乡卫生院光荣退休,但是他为农牧民群众驱除病痛的行动没有停歇。

2006年6月,72岁高龄的努素甫老人患结肠癌,辗转多家医院未见好转,毛里夏力甫·哈帕驱车80多公里定期为老人治疗;2007年,热马赞老人血压高达280,全身浮肿,已经走不动路了,毛里夏力甫·哈帕以哈医传统的扎针疗法为他驱除了病痛……30多年来,经他诊治的各族患者数以万计,他为各族患者减免医疗费用20余万元。

他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专家学者三十年贡献人物荣誉奖等称号。

6、王小英,女,汉族,35岁,博乐市达勒特镇乌兰托哈东村农民。

1999年王小英的婆婆因患脑膜瘤导致双目失明、神志不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王小英既要给婆婆喂饭、洗衣、梳头、端屎端尿,又要照顾两个孩子。

2002年春,婆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王小英东挪西借,凑了5万元钱,带着婆婆到乌市看病,老人上下车不方便,她就背着老人到医院,一照顾就是40多天。

2005年,82岁的公公因脑中风瘫痪了,下不了床,她放下儿媳的羞涩,为公公擦洗身子,端屎接尿。

2007年8月,婆婆去世时抓着王小英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在场的亲戚朋友无不感动得泪流满面。

7、杨建强,男,汉族,35岁,中共党员,新疆石油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压力容器厂总工程师。

他在工作中注重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科技创新的成才之路。

在阿—独管道工程阿拉山口首站五万立方米双浮盘储罐施工过程中,他在国内首次采用大罐倒装法进行施工,解决了庞大罐体的提升安全性以及在大风天气实施倒装施工等技术难题,工效比正装施工法提高15%,主体焊接一次合格率达98%以上。

多年来,他潜心钻研,进行了多项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杨建强先后荣获自治区青年岗位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先后获得6项国家专利、1项发明;2008年荣获 “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2009年荣获新疆第四届青年科技奖。

8、沙塔尔·忙士尔,男,维吾尔族,52岁,中共党员,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八家地村党支部书记。

沙塔尔·忙士尔患糖尿病已有15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在患病期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村里的大事小事上。

在他任村党支部书记的6年时间里,共争取项目资金60多万元,完成标准干砌渠15公里,高标准现浇防渗渠2公里,维修村蓄水库两个,平整土地1500亩。

2008年他被昌吉州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他所在的村先后荣获“州级文明村”、“州级党建示范点”、“州级敬老模范村”等称号。

9、马合沙提·扎依甫,男,哈萨克族,45岁,中共党员,巴里坤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他在法官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经他审结的案件结案率达90%,执行率达90%以上。

近两年,他主审各类民事案件429件,涉案标的259万元,从未出现一件错案。

他办案注重社会效果,特别是2008年他主审的各类民事案件219件牞其中208件以调解或撤诉处理,执行率达90%以上,居全院审判员的前列。

他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多次被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等。

10、吾买尔·吾拉音,男,维吾尔族,47岁,鄯善县吐峪沟乡泽日普村农民。

几年前,当地政府提出大力发施农业,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发展温室大棚。

可农民们由于不熟悉这一新兴产业,积极性一直不高。

2005年,吾买尔·吾拉音率先和别人合伙建起了五亩连栋大棚,种植了西瓜和棉花。

他不断从电视、报刊上了解、学习大棚作物种植的新技术,当年就净挣了一万多元钱。

他主动到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家里宣传大棚种植的好处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动员他们发展设施农业。

村民们逐步认识到了大棚种植的好处,积极性也被他算的一笔笔经济账调动了起来。

11、陈伯寿,男,汉族,73岁,中共党员,巴州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在41年的工作中,陈伯寿收藏了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党史资料,被人们誉为“红色收藏家”。

退休后,陈伯寿没有在家里安享晚年,从1996年开始,他将自己收集的图片资料做成宣传板向社会展出。

10多年来,他先后投入10多万元收集党史资料,他的小展板从最初的十几块发展到1000多块,向社会展出400多场次,接受教育的群众达40多万人次。

陈伯寿曾分别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2008年荣获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12、托乎提·艾力尼亚孜,男,维吾尔族,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生前任拜城县布隆乡亚斯热木库鲁齐村党支部书记。

2008年10月因公殉职。

从1998年开始,托乎提·艾力尼亚孜拿出1000多元钱,发动村民挖引水渠道,用5年时间将纯净的自来水引到每户村民家中。

为促进农民增收,他帮助农民改良品种,带领群众种植制种玉米,在戈壁荒滩上种树。

2006年村里第一次种上了酱番茄、制种玉米等作物,两年内,这个原本欠债2.8万元的村子就有了6.5万元的盈余,人均纯收入增加了千元以上。

2009年他被自治区党委追授为 “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村党支部书记”。

13、章华生,女,汉族,52岁,中共党员,阿克苏市红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自1985年以来,章华生先后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6万多元钱资助贫困户。

她常年照顾红桥辖区16名维吾尔族孤寡老人,个人出资为孤寡老人安装了15部电话,方便老人们有事找她;先后为辖区12户贫困户小额贷款担保23万元,组织辖区下岗失业人员挂牌成立了“红桥街道下岗人员建筑队”,帮助近200人实现了就业。

章华生每年有160多天在社区入户走访,她的工作笔记上记下了居民群众的困难和希望解决的事情几千件。

2008年章华生被授予自治区 “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荣誉称号。

14、司马义·阿不都热合曼,男,维吾尔族,39岁,中共党员,阿克陶县公安局巴仁乡派出所所长。

他从警17年来,参与破获的各类大案要案达数百起,多次被克州公安局评为破案能手。

1992年,他及时发现可疑情况并迅速提供信息,成功捣毁危安组织;1996年,他带领民警设卡堵截,将犯罪分子藏匿的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一举查获。

他熟知巴仁乡90%以上的人口,对重点人员达到100%的熟知,被人称为“活电脑”。

他先后7次荣立个人三等功;2008年荣获“自治区奥运安保先进个人”、“自治区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奖”、“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等。

15、阿斯姆姑丽·阿卜杜克里木,女,维吾尔族,21岁,共青团员,疏附县乌帕尔乡2村2组农民,现为天津兰奇手套厂工人。

2006年6月,阿斯姆姑丽高中毕业,主动报名参加县里组织的外出务工,成为天津兰奇手套厂的一名女工。

刚到天津时,为了克服语言、生活、技术关,阿斯姆姑丽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学习操作技术,很快就从同来的260多名维吾尔族姐妹中脱颖而出,还为一起来的姐妹做起了义务辅导员。

在她的介绍和影响下,家乡有1000多人到内地务工。

2007年阿斯姆姑丽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获得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2008年被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评为 “全国优秀农民工”。

16、马合木提·克日木,男,维吾尔族,70岁,中共党员,墨玉县普恰克其乡退休教师。

1995年8月退休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关心和教育培养青少年事业上。

他拿出自己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余元钱,四处筹集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有关的资料5000余份,收集各类教育图画、实物,分别在该乡吐格曼艾日克小学、吾依克勒小学、巴扎小学和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创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园地,同时他自愿担负起了所在乡7所中小学校的校外政治教育辅导员工作。

他先后被评为和田地区 “十佳以德育人好家长”、“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等。

17、艾克拜尔·依明,男,维吾尔族,51岁,中共党员,乌鲁木齐市邮政速递局投递员。

艾克拜尔是一名从事法院专递的投递员。

从法院专递业务开办至今,他妥善投送法院专递两万余件,妥投率达95%以上。

他热爱邮政工作,始终以“诚信”为本,牢记“安全、迅速、快捷、方便”的八字方针,视用户为亲人。

由于法院专递的特殊性,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他加班加点,经常利用夜间和清晨将法院专递送到用户手中,许多用户因此在法律诉讼中保全了自己的利益,真诚的服务受到了用户的高度赞扬。

他多次获得“自治区劳动模范”、“邮政行业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18、汪瑞,女,汉族,43岁,中共党员,新疆军区阿里军分区狮泉河医疗站外科护士长、分区心理咨询室主任。

从事高原官兵心理咨询工作十几年来,汪瑞先后编写3万多字的讲稿,对官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她在部队巡回举办了“抑郁症防治讲座”,建立“高原官兵心理健康档案”,创办全军首家、海拔最高的“边防卫士心理咨询网”等。

多年来,汪瑞通过网络答复各种心理咨询问题1900多个,对官兵面对面心理疏导1300多人次,回复各类心理咨询信函351封、手机短信2000多条,接听咨询热线8000多个。

汪瑞2006年被南疆军区表彰为“昆仑卫士”;2008年被自治区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19、毕明里,男,汉族,27岁,中共党员,三级士官,69220部队防化营防化连班长。

2003年4月,他自行研制出某型淋浴车声光模拟操作面板,解决了因车辆少、夜训器材少影响训练的难题。

他结合日常训练摸索出的核化条件下战斗减员应急保障法、夜间洗消简易精确定点法,在部队中得到推广。

2008年毕明里奉命参加支援奥运会的任务,为高标准完成好开幕式的倒计时和击缶表演,他每天坚持训练14小时以上。

经过不懈努力,他因动作标准规范,从两千多名战士中脱颖而出,作为击缶表演方阵的“0001号”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表演。

他先后被新疆军区评为“昆仑卫士”;被四总部评为“士官优秀人才一等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1次;2008年被国务院表彰为 “支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20、吴兰玉,女,汉族,75岁,兵团建工师达丰社区居民。

1990年,吴兰玉27岁的儿子李培川不幸患上尿毒症。

为了给儿子治疗,吴兰玉倾尽所有,又借了5.5万元。

李培川终因多种脏器功能衰竭于1999年8月离开人世,丈夫李升然也不幸患肝癌去逝。

吴兰玉没有一蹶不振,她决定捡废品卖钱来偿还5.5万元借款。

邻居唐坤莲曾给吴兰玉借了1.2万元钱,她的女儿后来也患了重病。

吴兰玉知道后非常不安,每天奔波20多公里拼命干活。

两年后,当吴兰玉把1.2万元钱悉数还给唐坤莲时,唐坤莲惊讶极了。

此后,吴兰玉又用了7年时间,最终将剩余债务全部还清。

吴兰玉2008年入围中央电视台“2008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入选中央文明办、中国文明网联合举办的2008“中国好人榜”。

21、刘志军,男,满族,23岁,中共党员,一级士官,武警新疆总队第四支队特勤中队七班班长。

他凭着一股钻劲精益求精,悉心钻研,苦练巧练,根据可能担负的任务需要,认真研究探索排爆机器人在油、气、烟、火等复杂环境条件下的运用方法,进一步开发了其实用功能。

2007年1月至4月,刘志军所在的中队赴克州阿克陶县执行武装驻守任务,协同公安机关追捕一个暴力犯罪团伙。

其间,他带领全班在敌社情最复杂的乡镇担负设卡搜捕、武装巡逻、入户宣传等任务,先后抓获可疑对象6名。

2008年8月,刘志军奉命在疏勒县执行重点区域搜捕任务时身受重伤,他强忍疼痛,和战友并肩英勇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刘志军荣立一等功1次,受嘉奖4次;两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08年被总队表彰为“优秀专业人才”。

22、汪澜,男,汉族,26岁,中共党员,三级士官,乌鲁木齐市公安消防支队五中队代理副中队长。

在2008年“1·2”德汇火灾扑救过程中,汪澜带领战士从大楼窗口和平台救下2名被困群众。

2008年11月12日,乌鲁木齐市迎宾路3名工人在一油罐内粉刷防腐油漆时不慎中毒。

接到报警后,汪澜迅速带领官兵赶赴现场。

他冒着中毒的危险,义无反顾深入毒罐,咬着牙将3名中毒工友救出。

入伍以来,他先后参加了2004年“5·18”空难事故、2005年“5·13”红雁池电厂特大爆炸火灾、2006年“5·8”建筑机械厂仓库火灾、2006年“10·3”南山救助游人等各类灭火救援战斗1500多次,解救遇险遇难群众150多人。

汪澜2007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 “优秀消防卫士”、“训练尖兵”;2008年被评为 “中国消防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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