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人民英雄纪念碑资料
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
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
上层座呈方形。
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
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
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赓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了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
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
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
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北京市容。
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
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了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
（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
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
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书写了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
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
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
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
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
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
9月28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
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
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
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
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始末
1967香港暴动 反英抗暴的香港六七暴动 手持毛语录，胸带像章的左派分子在中环示威与警察对峙六七暴动，亦称六七左派工会暴动，当时参与者称之为反英抗暴，发生在1967年香港。
香港亲共的左派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感召下，展开对抗英国殖民政府的暴动。
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
结果51人直接在暴动中丧失性命，另外超过800人受伤。
前奏 1966年中，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展开。
各地红卫兵四出，国务院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亦被夺权。
12月，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
一件警民冲突事件，引发澳门左派到澳督府示威，要求警方道歉下台。
澳葡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导致十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
1967年1月初，澳门左派发动罢市，中国更断绝澳门食水供应。
葡萄牙政府最后屈服，接受左派的要求，并一度提出即时交还澳门。
香港的左派到澳门祝贺，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
经过1967年5月，位于九龙新蒲岗的新浦岗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
5月6日包围厂房的劳方与镇压的警察冲突，21名工人被警方逮捕，多名工人受伤，工会代表前往警署亦被扣押。
翌日，工人与其他支持者上街集会示威。
示威者仿照中国大陆文革的做法，手持毛语录，高喊共产党口号。
警方施放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示威者，拘捕127人。
当晚政府宣布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九龙宵禁。
之后北京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5月15日，北京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
部分群众更于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
香港左派报章报导北京支持的消息，由左派学校学生在街头向路人派发；中国银行亦在中环总行的屋顶装上扬声器，进行革命宣传。
写有同胞勿近的炸弹。
黄皮狗指华籍警察，白皮猪指外籍警察。
5月16日，香港的亲中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由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
斗委会随即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
之后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
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
5月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
22日，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
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察及仍然行驶的公共交通。
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警棍等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令警察疲于奔命。
7 月8日，约百名大陆民兵在沙头角与香港的警察枪战，五名香港警察殉职。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言论。
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
之后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粤语，是一种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 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了炸弹的制作工场。
7月至8月，警方以武力还击，攻入各左派据点。
8月4日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百货所在的侨冠大厦。
警方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
根据紧急法令，警方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言论的左派报社；同时大举逮捕左派人士，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政治部的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逮解出境。
六十年代反英抗暴是香港历史很重要一幕，虽然群众后来采用了过激暴力手法，引致无辜人士死亡，可是抗暴运动开始是正义的运动。
对悲剧的发生，港英应负起最大的责任，香港左派领导人也要负起部分责任，人民大众的行动却理应肯定。
可能一般大陆人民对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认识不多，香港殖民地奴化教育也使不少香港年轻一代错误理解此事，过分正面评价港英的暴力镇压和统治。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状况 大陆解放后，大批上海民族资本家和大陆人士移居香港，香港人口急速膨胀，从不到五十万变成差不多两百万。
香港原来只是英国在华不平等贸易中转站和本地渔业港口，新增的人口对房屋和就业的压力十分大。
虽然来到香港的民族资本很快就开始投资活动，而且联合国对我国的禁运很大程度帮助了香港的转口贸易，但是还远远无法消化大量的劳动力，而港英政府也没有针对性的房屋政策。
所以香港在五、六十基本上是人浮於事，大量新移民在港九地区搭无数的木屋来居住，这些木屋区都是卫生环境恶劣，而且十几人挤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水电也不一定有供应。
除了生活艰难以外，港英政府在五、六十年代统治上还是老式殖民地思维。
华人在政府里只能做基层工作，也没有任何发言权。
民意只能透过港英委任的少数太平绅士反映，法律和政府档都只有英文本，一般人民是既不理解，也无法争取任何权利的，执法高层都是英国人或其它英国殖民地招来的白人，大部分有很重的歧视华人心态，对待华人自然是不闻不问。
除了种族隔离式统治手法外，港英还沿用以华制华模式，连结华人黑社会力量来维持基本社会安定，造成了政府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甚至英国委派的总督都牵连在内，上下无有不贪之官，员警、消防、水电以至医务人员无不定期有组织的收受贿赂。
据说总督戴麟趾David C.C Trench离开香港时，光是随身的财物已有几千万港币之多。
六十年代初期，随著香港经济的起飞，社会财富开始高速增长，但是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也严重起来了。
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老板阶级，特别是享有某些特权的香港英资财团。
经济的发展变化，通货膨胀，虽然香港工资也有所增加，但是对於广大的劳工群众来说，生活负担日趋加重，一家数口，单凭两夫妇的工资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
更严重的是，有一部份工人沦为失业者，流浪街头，生活得不到保障。
港英当局只顾掠夺钱财运回老家，不十分注重民生。
为了改善生活，要求增加工资，香港的工人不断发生罢工。
根据统计，从六零年到七零年，香港的罢工事件有一九三件。
港英压迫左派爱国人士和一般工人大众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后期，港英当局从不间断地镇压香港的爱国同胞，发生了一连串涉及中英之间外交纷争的事件。
港英当局纵容台湾当局在香港对新中国、香港左派机构的著名破坏活动有： 〈一〉一九五零年四月，台湾当局在香港启德机场制造的爆炸事件，炸毁了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七架飞机，阻止「两航」飞机归还新中国。
〈二〉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震惊中外的印度航空公司「喀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
〈三〉一九五六年一月卅一日，台湾国民党的八六型战斗机在闽粤上空被中国空军追击，逃到香港，在启德机场降落。
港英当局不顾中国的反对和交涉，放走该战斗机。
为台湾当局以香港作为对中国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场所，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类似的事件发生三次。
〈四〉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港英当局放纵下，台湾特务及在港黑社会人物在九龙及荃湾蓄意滋事，策动暴乱，袭击左派学校、商店、工会，抢劫财物，毁坏屋宇，殴打无辜，这场暴乱共达三天之久，造成死伤三百余人的严重流血事件。
港英当局亲自动手镇压香港爱国同胞的主要事件有： 〈一〉强制取消、关闭香港华人制造业联会等一百四十二个华人团体。
〈二〉递解香港爱国学校香岛中学校长卢动出境。
〈三〉一九五零年一月，港英当局镇压电车工人罢工，发生了「罗素街事件」，工会被封闭，工会主席刘法及十多名职工被递解出境。
〈四〉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政府对香港电影工作者司马文森、齐闻韶、马国亮、刘琼、阳华、白沉、沈寂、狄梵、舒适、蒋锐等十人，先非法逮捕，后强押出境，宣布『永远驱逐出境』。
〈五〉一九五二年香港教育署修订教育法例，有几条对学校进行「政治宣传」加以限制的条文，这些条文是港英政府「专政」的工具，用来镇压、扼杀亲中左派的学校。
〈六〉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港英政府不准广东的「粤穗慰问团」慰问东头村大火灾民的代表入境，制造了「三．一」事件，员警开枪打死一名工人，多人受伤，百多人被捕，十八人，被判有罪，十二人被递解出境。
紧接著事件发生后，港英当局以「载煽动性文字」罪名控告《大公报》所有督印人费彝民等人，并判《大公报》停刊六个月。
〈七〉递解爱国警务人员曾昭科出境。
〈八〉一九五八年五月十日，港英当局禁止香港新侨中学悬挂中国国旗和唱国歌。
〈九〉一九五八年八月递解香港培侨中学校长杜伯奎离开香港。
〈十〉一九五八年八月廿六日港英当局出动员警强行封闭中华中学，殴打师生和记者。
除了以上的事件，港英当局处处以防止「政治宣传」为理由，禁止中国大陆反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电影在香港放映，一套有关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的书《红旗飘飘》也不准阅读，诸如此类的书籍，更不能公开贩卖。
凡是提到「共产党和毛主席」，或出现的镜头的电影都要删剪。
当年，歌星演唱电影歌曲《洪湖水浪打浪》时，「共产党的恩情」的唱词也要改为「爹娘的恩情」。
大型史诗记录片《东方红》可以在菲大学校放映，然而港英却不准在香港上影。
中国政府对港英当局的这些恶意行动，并没有什麼灵丹妙药，只是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抗议、再抗议、或提出「最、最最严重的抗议」。
亲中左派处於处处「挨打」的被动状态，香港的广大爱国同胞对港英当局的做法，早已不满，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大业，只好「忍气吞声」然而他们心中的反英情绪随时可以爆发，一旦爆发，是山洪爆发、是不可阻挡的洪流。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