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急需关于考古的硬科幻，要写考古论文，大家帮帮忙~
我推荐几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恩正先生的几部作品《雪山魔笛》、《古峡迷雾》、《西游新记》、《在时间的铅幕后面》、《珊瑚岛上的死光》、《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为便于你了解，我作为一个晚辈徒孙，简要介绍下童先生的生平： 童恩正（1935-1997）男，汉族，湖南宁乡人。
考古学家、科幻作家。
考古专业。
先后在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大学、美国匹茨堡大学任职教授。
四川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60年开始科幻小说及科普创作。
其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评议为中国科幻小说重文学流派代表作。
获奖多次，并曾在1980年代初期被拍摄成电影，是我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编辑本段]生平 1935年8月27日，历史学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正在湖南宁乡出生。
童恩正出生以后，第一件留在记忆里面的事情便是逃难。
他坐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筐里坐着姐姐，被人挑着，跟在母亲后面，辗转流亡于湖南西部的安化、溆浦、沅陵、辰溪一带。
那清澈见底的沅江，两岸经常隐现在烟雨中的青山，那古老的苗民的奇风异俗，那夜半旷野里在火把照耀下的举行的巫术仪式，一切都叫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感到好奇和迷惘。
抗日战争结束了，童恩正一家回到了经过一场大火已经化为一片废墟的长沙。
父亲在湖南大学教书，而童恩正则进入成智小学学习。
1947年，童恩正考进了长沙雅礼中学，编入46班。
在雅礼中学读书的那段日子里，童恩正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孩子。
他曾经装鬼去吓人，爬到他的小伙伴杨传德的肩上，头上顶一块白被单，夜晚出现在校园里，把同学们吓得嗷嗷直叫。
他喜欢打弹弓，雅礼中学隔壁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的官邸。
当省主席张灯结彩，大宴宾客之时，童恩正和他的伙伴们，一阵弹雨，把窗户打得稀烂，使官邸中大大骚乱了一阵。
虽然童恩正在雅礼中学读初中时有许多越轨行为，但他也有许多杰出的表现。
他想自力更生，工业救国，和小伙伴们一起办了一家“唯是顶好”公司。
维斯丁豪公司，是美国出名的大公司，童恩正取了这个公司的谐音，“唯是顶好”--唯有我的东西是顶好的
每到晚上，小伙伴们蒙着被子，听童恩正讲故事。
这些故事，都是他的即兴创作，没头没尾，“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可是，这些故事却常常能迷得小伙伴们神魂颠倒。
讲到精彩处，童恩正便要卖关子，轧住了话头，逼得小伙伴们苦苦哀求。
这种没有稿费，没有版权的口头文学，使童恩正锻炼了口才，培养了创作能力，这也许是他狩猎文学的开始吧。
1956年，童恩正父亲调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工作，全家迁往成都，童恩正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
1957年，童恩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时，便开始发表文学著作和科普著作。
1957年，他在《红领巾》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的第一个老师》。
1959年，他写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并于1960年发表在《少年文艺》第三期上。
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着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到四川忠县渰井沟去考察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然后，他又和另外两个对考古感到兴趣的川大历史系同学自愿放弃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参加另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
这里的景色壮观而惊人：“浩荡的长江在这里被两岸耸立的大山束缚成一条狭窄的激流，红色的山岩从江边垂直矗立，高高地耸入云霄，日光只有在中午才能射进这阴暗的峡谷。
江水汹涌着冲击在狰狞的礁石上，激起了翻滚的波浪，卷起了巨大的旋涡。
瀑布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在空山中发出可怕的轰鸣。
险峻的高山下，奔腾的江水在这里以它的粗犷、它的雄伟震慑着人，激动着人。
” 更为震慑人、激动人的时间是夜晚。
当晚上八、九点钟，一轮圆月在阴森的峡谷黑黝黝的大山后面缓缓升起，照亮了咆哮的大江时，童恩正感到了古峡的庄严、肃穆，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敬畏。
就是这种对大自然神秘、恐怖气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对考古学、对冒险生活的热爱，使他回到成都以后，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写出了《古峡迷雾》。
上海少儿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年轻大学生的作品。
作品一发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古峡迷雾》的出版，几乎改变了童恩正的命运，使他走上专业文学工作者的道路。
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
那一年，著名电影演员冯喆由上海调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
他看到《古峡迷雾》以后，便到四川大学去找童恩正。
著名演员来找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使童恩正感动至深。
交谈中，冯喆称赞童恩正有想象力，会编情节，而这两点正是一个编剧必备的品质。
他建议童恩正去当编剧。
以后，冯喆将童恩正介绍给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朱丹南。
朱丹南很欣赏这位青年作者，童恩正大学毕业后，便将他要来峨影厂担任编剧工作。
他到峨影厂工作以后，开始改编《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
改编还未完成，四川大学将他又要回学校，担任冯汉骥教授的科研助手。
从此，他开始在考古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里纵横驰骋，过起了身兼两个工作领域的“两栖人”的生活。
《古峡迷雾》的出现，在中国的科幻小说史上，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虽然中国科幻小说早自清末即有源流，民国时期亦有后继。
然而真正成为气候，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
当时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科技建设人才，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培养科技人才，又需从少年儿童抓起，于是一种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应运而生。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科幻一开始就植根于“科普”和“儿童文学”的园地里。
因此在50－60年代早期的科幻作品，大多不离这个主旋律。
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儿童科幻故事，或图解的科学知识。
这样安排出于特殊的时代情况，固然无可厚非。
但是毕竟远离文学正道，不理解科幻小说的本质，说到底是小说，而不仅是科学。
不能仅仅作为宣讲科学知识的一种故事载体，单纯等同于“科普”的代名词。
《古峡迷雾》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文情并茂，在主题构想、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意境描绘等诸方面都展现了小说和科学幻想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这篇小说的问世，犹如石破惊天，予人以震动和清醒剂的感觉，为中国科幻小说揭开一个新篇章。
在文化大革命中，童恩正被迫搁笔十年，遭遇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
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性离开了这个世界，冯喆被残酷折磨，受凌辱，受毒打，终于用他的一死，维护了一个艺术家的尊严。
他小时候的密友，同他共同创办“唯是顶好”公司的李明智，1967年在大连工作时，也因受到迫害，义不受辱，蹈海身亡…… 在十年浩劫中，童恩正因为写作《古峡迷雾》受到批判。
批判的理由十分荒唐。
善于联想的工宣队员，居然说《古峡迷雾》中的秦军就是人民解放军，巴国王子则是蒋经国。
理由是充分的：蒋介石是从重庆逃到台湾的，而巴国王子也是从重庆逃到黄金洞的。
结论：《古峡迷雾》是为蒋介石招魂的。
于是，《古峡迷雾》中的人物受到追查。
在追查过程中，人们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主人公之一，助教陈议；是三十年代国民党福建省主席。
外调人员到了童恩正的故乡湖南长沙，看童恩正一家和国民党将领间有何联系。
可笑的是，陈议当福建省主席时，童恩正尚未出生，何况，福建同湖南有千里之遥，这种联系实在无法建立。
工宣队员更为重大的发现是，《古峡迷雾》中的主人公杨传德教授，竟然实有其人，是童恩正小时候的朋友。
其实童恩正是故意借用他的名字来开玩笑。
杨传德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到原于能研究所工作。
这下子证据确凿：童恩正串通杨传德，泄露国家原于机密
童恩正和杨传德受了一场惊吓。
然而，他们还是感激工宣队的，如果没有这些人，他们这一对失去音讯多年的患难之交也许是一辈子也不会重新建立联系的。
在这样的气氛下，童恩正自然无法继续写作，直到“四人帮”垮台。
从1977年起，同他完全断绝了关系的文艺界，迅速地又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的要重印他过去的作品，有的约他写点新作品。
1963年曾经同他一起改编电影文学剧本《古峡迷雾》的沈寂，刚刚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恢复工作，立即来信鼓励他继续从事电影文学创作。
1978年5月，他去上海出席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又会见了他所敬佩的高士其与郑文光、叶永烈、肖建亨、刘后一、周国兴、张锋等科学作家。
劫后重逢，他同作家们都很兴奋，相约共同为繁荣中国的科学文艺创作作出贡献。
童恩正重新拿起笔来，以比过去更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投入了创作。
他在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改写了《古峡迷雾》和《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在沈寂的协助下，将它们改编成了电影剧本。
他还写了《雪山魔笛》、《追踪恐龙的人》、《宇航员的归来》、《晖晖的小伙伴》等科学幻想小说。
童恩正在1963年写的科幻小说《珊湖岛上的死光》，在1978年发表后轰动全国，获得全国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且立即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受到正统文学和广大社会鼓掌欢迎，热情伸开双臂拥抱接纳。
就是这篇作品，同时被资深科幻小说评论家评议为中国科幻小说重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后来，这篇小说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广播剧，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虽然，童恩正对自己的这篇小说评价并不很高。
他认为，这篇作品受到社会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十年浩劫后文艺界是一片空白，他的这部饶有趣味的作品正好适应了人民大众对填补精神空白的需要，正如一个人在饿极时吃一碗茶泡饭也香一样。
但是，他却从中受到很大鼓舞，决心要拿出较高水平的作品来报答热爱他的人民。
一位非常器重童恩正的老领导严肃地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你能写小说、电影。
我们也不是不支持你写这些，你能为人民做出越多的贡献我们越高兴。
只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国家培养你，是希望你成为学术界的带头人，而不是……”史学界的一些老师和朋友的意见也与这位老领导一致。
其实，童恩正认为，做学问与创作科普作品不仅不矛盾，还可以互相促进，一加一大于二。
不少史学界的朋友都认为童恩正是一个怪人。
他常常从出其不意的方向杀出来，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写出见解独特的论文。
而这，正是得之于他为写科学文艺作品而经常看科学资料的缘故。
十年浩劫中，童恩正看了一份资料，介绍一位美国教授利用电子计算机缀合甲骨碎片的试验。
童恩正灵机一动，觉得对方用的方法还可以改进。
这项试验的道理是这样的：要辩认甲骨文，首先要尽可能地缀合破碎的甲骨。
这是由于甲骨文是刻在乌龟的腹甲上的。
乌龟的腹甲由丸块骨板组成，这九块骨板是由胶质连接的。
龟埋在地下，天长日久久，胶质破坏，骨板破裂，发掘出来会成为一堆乱麻般的无法辩认的碎片。
以前，考古学家们往往依靠经验和记忆力，艰难地拼合着破裂的龟甲。
假设用从拼凑甲骨文中摸索到的一些规律来编制程序，将这制成软件，输入电子计算机，缀合的速度就将快得多。
于是童恩正邀约了两位搞计算机的朋友一起编制了缀合龟甲的程序，输入电子计算机，初步结果是成功的：电子计算机缀合龟甲的成功率在40％上下，超过了那位美国教授。
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大洋彼岸那位教授的注意。
于是，他发出邀请，要童恩正迅速访美，切磋学问。
这就是后来在1980年终于成行的童恩正访美的由来。
对于生理学的关注也使童恩正有了新的发现。
童恩正在他的著名的考古学论文《试论早期钢鼓》一文中，除用考古学，地理学，土壤学的知识论证了早期铜鼓起源于我国云南东部高原的一支属于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否定了铜鼓起源于越南的学说以外，还对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铜鼓的神秘功能作出了科学的解释。
由于铜鼓有节奏的声音具备某些神秘的刺激作用，致使流行铜鼓地区的人民对之产生了崇拜心理，铜鼓成为权威的象征，在祭祀，战阵中使用，用于震慑和号召群众。
这并非迷信，因为人类学家发现，某一频率的有节奏的鼓声能引起参加祭典的人反常的感觉和行动，如自我陶醉，出现幻觉，身体的反常扭动甚至痉挛等。
而为什么这种鼓声能引起反常感觉和行动，人类学家并未回答。
童恩正注意到了生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生理学的实骏证明，有节奏的声音能刺激大脑皮层的感觉中枢和运动中枢。
人类基本脑波的平均频率为每秒八至十三周，所以，鼓声的频率为每秒7～9拍时，人们就会明显地表现出反常的动作。
因此，鼓声神秘的刺激作用是由于鼓声的频率与人脑波的平均频率一致引起的。
涉猎其他科学知识，长期在社会中观察和写作，帮助一考古学家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在童恩正的学术活动中的例子并非一件、两件。
同样，一个考古学家丰富的实践活动帮助一个科学作家，这在童恩正的两栖生活中也不鲜见。
二十多年来，童恩正像他小时候崇拜过的徐霞客一样，走遍了祖国大部分地区。
长江南北，大河上下，都曾留下过他寻幽访古的足迹。
他曾经两次越过我国西南最雄伟的横断山脉地区，经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而直达雅鲁藏布江。
那皑皑的雪峰、深陷的峡谷，充满了大自然的魅力。
祖国山河的壮丽，历史的辉煌，使他深深地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感到自豪。
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他又有机会十分自然地与群众接触，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参加”生活。
他曾经多次蹲在火塘旁边，与藏族同胞喝青稞酒，与羌族同胞喝咂酒，与彝族同胞喝包谷酒，听他们吟唱开天辟地的神话、古老的传说、旧社会骇人听闻的苦难，“四人帮”时代新的压迫和生活的艰辛。
这时，童恩正感到他们内心的喜怒哀乐，体会到他们朴质真诚的感情。
这一切，构成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泉源。
两栖，对于童恩正来说，每一栖对另一栖来说，都不是负号，而是正号。
二十多年来，童恩正发表了三十多篇考古学论文，其中有四篇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一等奖。
童恩正还写了一本地方史：《古代的巴蜀》。
这部书成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四部国川大学教职员的著作之一。
同时，童恩正在科学文艺的创作中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由于他的成就，他成了中国科学文艺的代表作家之一，被人誉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四大金刚”之一，担任过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和成都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1991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童恩正赴美讲学，后移居美国。
在美国期间，他担任了多所大学的教授，成为美国知名教授之一，并在学术上卓有建树，著述颇丰。
这期间，童恩正曾多次返国，关心祖国的科学研究和科普创作。
每次回国，他都要同四川科普作家群欢聚一堂，谈笑风生，令参加聚会者没齿不忘。
他在生时最后一次返国，与其弟恩文及笔者聚首2日，相谈甚欢。
他谈到自己正在全力创作侦探类科幻小说，并为此购买了各种武器以亲身体验枪战。
谁知，这竟成永诀。
这年4月，童恩正患肝病在美国住院治疗，因换肝手术失败猝然离世。
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区别究竟在哪里
看的书多点，这个问题慢慢的也就想明白了。
路易斯.宾福德说新考古学有三个目标：复原历史、复原人类生活、复原文明化进程。
他认为第三个目标是新考古学研究的重点。
窃以为这三个目标也是传统考古学者所要努力做到的。
但传统考古学多采用比较民族学归纳法、历史文献佐证法及经验推断法，而新考古学采用做出科学假设尔而后进行科学验证的方法，二者相较，新考古学在客观的物质遗存与主观的精神世界间搭建了一条更科学、更标准、更理性的道路。
这是其一。
\\r其二，新考古学深受系统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影响，将考古遗存看作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变量，说白了要对其进行动态研究而非静止研究，这也影响了田野操作方法。
有别于传统考古学的就遗存论遗存的倾向。
\\r那么是不是就说新考古学优越于传统考古学，可取而代之呢
窃以为在中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心，不能讲新考古学的那套东西直接套用。
\\r一，不管是新考古学还是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都要从实实在在的考古材料出发，“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半分材料说半分话”（有十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出现西方新考古学大行其道之时抛弃考古材料的做法。
\\r二，中国的历史文献及其丰富，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影响。
新考古学的发轫地美国认为历史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去探讨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对当今社会毫无意义，这与中国重史的传统背道而驰，所以在美国，新考古学可与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割裂，中国则不行。
\\r其实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要向“大学科”的方向发展，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的学科理论，有了自己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改变历史学的工具学科这一定位，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凡是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的东西都可以融入考古学的研究。
关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随感 在本世纪初期，欧美考古学主要的工作也集中在发现新材料、建立年代学和推溯文化及文化成分的起源、发展等所谓的“文化史”工作上；虽然美苏两国政治立场的对立，但到了三四十年代，与欧洲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不同，美洲考古学由于其与人类学的密切联系，这一背景致使其不断受到人类学理论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主义和斯图尔特文化生态观，加之一些学者也表现对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暴露的问题表示担忧，逐步提倡考古研究不但要描述“物”而且要理解“人”，对人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入揭露。
但北美文化人类学不同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它是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全部纳入其文化系统，摩尔根、怀特等人把文化看作三层结构的蛋糕“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观念”，斯图尔特又将生态环境列为文化的基础，文化系统形成四大子系统。
由此北美考古更加重视环境研究，聚落考古更多地与环境研究相伴随。
1948年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泰勒系统地批判了物质文化史编年的缺陷，认为其缺乏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洞察，提倡一种“缀合的研究方式”即把遗存功能“缀合”起来，在物质文化基础上加强人类行为内容的探索，复原古代文化。
但其始终未能提供一种具体的方法，指导这种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
而把聚落形态当作一个方法论，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则始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河谷研究计划”。
参加了该项目的美国学者威利，1953年在其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中提出“聚落”一词，将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种方法论，对个人实践进行了总结，在美国考古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宣告了美国考古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以聚落为研究单位的尝试，给自柴尔德系统定义考古学文化始，以物质文化“区分文化群和各种民族、寻找它们的差异，活动地区和活动行为[1]”却始终无法深入到人类社会单位的传统研究方法指明了方向，也最终导致西方考古学中关于“文化”定义的人类学回归。
1962年，刘易斯·宾福德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成为“新考古学”的宣言。
这里所谓的“新考古学”，宣扬行为与物质遗存的直接联系，特别是文化的生态性和过程性，这又似乎与“聚落”这种研究方式形成某种先天的一致性。
“新考古学”的支持者，由于多为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遂在他们研究中的文化一般是“多元结构”即生态、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观念，特别是转向以聚落为研究单位后，更新添了几分其文化观的合理性。
包括柴尔德也对其最初界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不断更新[2]，逐步将考古学中的文化定位于经济、社会和意识三方面。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同时也认为考古遗址直接或间接地保存了人类文化及社会所有方面的资料，物质的和无形的资料都可以完全被记录下来，其载体就是物质遗存，可见以物质遗存为范畴的传统考古学文化在其“新考古学”之文化的研究中仍是最根本的材料。
英美新考古学口号的提出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考古学在向文化过程与社会进程探索上的步伐，但正如张忠培先生所（中国文物报具体那哪一期不记得了）指出，对于广义的社会文化从来就是考古学的目标。
只是中国多数考古学者主张将考古学文化限定于可见物质文化遗存上，以此来讨论社会文化，这也扎实了考古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特色性学科的根基。
但我们也清楚的看到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组织考古材料的研究手法，仍然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深入到人类社会群体的集体形态时，仍然力不从心，面对此问题，研究者要么转换视角，寻求更为切实的研究单位，或在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将考古学文化这一单位进行细化，深入到社会群体，由此，聚落这一研究单位为研究者所逐步重视。
于是，聚落考古成为传统考古学与所谓新考古学的最佳契合点。
[1]焦天龙：《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考古应如何走向公众
在考古走向公众的口号中，真正有公众参与并发挥作用的活动，则属凤毛麟角.对于公众考古学的探讨应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对公众考古学的形式与方法需要更科学地论证，才能建立起科学化和大众化相和谐的考古学。
求霸气考古队名儿
铁军师 口号：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轻伤不下火线，小病不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