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知道日本侵略中国时候的口号和标语吗
“共荣” 建立“日、满”“大东亚共荣圈” 侵华是为救中众 慈爱的日本来日华合作的 奋战救中国 “日中亲善”亲日是中国民众的需要“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大东亚圣战必胜”
日本援助中国标语事件对我们学习语文有什么启发
连外国人把中国文化都运用得这么准确、生动，国人如果学不好国粹，有愧于祖先啊
日本支援中国物资上的标语除了:表现两国深厚友谊还有什么启发
还有启发，就是在大灾难的面前。
一切都以人为本，所有人都会齐心协力共抗灾难。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
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
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
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
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
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
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
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
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
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
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
的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
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
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
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
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
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
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
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
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
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
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
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
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
直到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
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
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
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
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
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
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
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和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
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
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
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
“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
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
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
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
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
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
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
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
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
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
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
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
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
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
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
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
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日军侵华史
日军侵华的历史很长,不应只从1931年,甚至是1937年算起 因为太长,1939年以后的历史参照楼上的回答 小日本1894年开始侵略中国 1894年（甲午年） 8月1日日本对中国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这次战争是由于日本用武力侵占朝鲜，并于7月偷袭中国海陆军而引起的。
据日本中冢明教授1994年7月22日披露，他发现的历史资料证明，甲午战争完全是经日军周密策划后发动的侵略战争。
这部历史资料记载，日军拘禁朝鲜国王后，强迫他请求日军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朝鲜半岛，然后日军以此为借口，“向清国开战”。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中国清朝北洋舰队在黄海交战，中国海军在海战中受挫。
10月26日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相继攻占大连、旅顺、营口，牛庄等地。
11月22日清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向日本提出媾和。
1895年 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4月17日中国战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日本下关签订了。
条约共11款，主要内容：（1）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2）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对日通商口岸；（5）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投资设立工厂；（6）日本享有单方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等特权。
在这项条约上签字的清朝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本政府代表为伊藤博文。
5月4日日本因俄、德、法等国的干涉，决定“放弃”辽东半岛。
11月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了。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赎回”辽东半岛，日本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
1896年 3月－5月日本在沙市、厦门、苏州、杭州、重庆等地相继设立领事馆。
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
1897年 3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
5月13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杭州租界协议书。
6月30日日本在辽宁牛庄设立领事馆。
1898年 4月22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朝政府，强迫清朝政府声明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24日，清朝政府复照日本政府，声明中国不割让福建予他国。
7月16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1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沙市日本租界协议书。
8月2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
1899年 4月28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福州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0月2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厦门日本租界协议书及其附件。
1900年 6月15日日本内阁决定向中国派遣25000名官兵，作为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的八国联军的主力。
8月14日由日本等组成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8月24日日舰“和泉号”的陆战队在厦门登陆。
28日，又从台湾派两个步兵连侵占厦门。
1901年 4月3日日本在南京设立领事馆。
9月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等11国在北京签订，同意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到天津、山海关沿线的12个地区，赔款白银4．5亿万两，日本从中分得3479．31万两。
9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重庆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3年 1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
4月2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签订扩大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
1904年 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
10日，日俄战争爆发。
12日，清朝政府宣布对日俄战争保持中立。
俄国战败，1905年9月5日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根据和约规定，俄国将辽东半岛的租惜权和“南满”铁路（长春至旅顺）的干线、支线及其沿线属地上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
1905年 4月4日日本在长沙设立领事馆。
10月17日日本在辽阳设立关东总督府。
12月22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
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同意根据日俄朴茨茅斯和约将俄国在辽东半岛的租借地转让给日本，并在中国东三省增加开放城市和港口，安东和奉天之间军用铁路由日本经营，禁止修建与“满铁”平行的线路。
1906年 5月－11月日本先后在安东、奉天、广东新民设立领事馆。
11月26日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公司”（简称“满铁”）。
12月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日本归还营口的协议。
营口是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占领的。
1907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扩大汉口日本租界协议书。
3月－11月日本先后在哈尔滨、吉林、南京、汕头、长春设立领事馆。
4月15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新奉（新民－奉天）和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协议。
据此，清朝政府将以高价收买日本所营新奉铁路，并向日本借款修建吉长铁路。
5月30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设立大连海关协定。
协定规定，由日本人任税务司长；从海路运进大连的货物，不征进口税；经旅大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要征收进口税。
6月28日清朝政府通知日本，同意根据1905年中日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开放风凰城、辽阳、宁古塔、珲春、三姓、海拉尔、爱辉等7个城市。
1908年 3月13日日本就日本私运军火船第二“辰丸”号在澳门海面被清舰扣留一事，向清朝政府递交备忘录。
3月15日，清朝政府决定致歉和赔偿损失。
这一事件激起广东等各地人民的不满，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年之久。
9月10日日本在辽阳、铁岭设立领事馆。
1909年 9月4日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有关间岛问题协议，规定开放吉林省的龙井等地。
同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有关东三省5个问题的协定，承认日本政府在抚顺、烟台两地的采煤权；安春铁路沿线及“南满”铁路干线的矿务，由中日两国合办；承认大石桥至营口铁路为“南满”铁路支线等。
11月4日日本在吉林省龙井设立间岛总领事馆。
1910年 2月9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两国邮政关系协议。
清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在中国设邮局的合法性。
3月24日杭州发生与日本商人冲突事件，有7家日本商店被毁。
6月8日，清朝政府赔款白银1万两。
4月4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有关架设鸭绿江铁桥协议。
1911-1919年 1911年 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指令日本驻清公使通知清朝政府，日本将供应付伐辛亥革命所需武器弹药。
11月25日日本天皇批准出兵干涉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 1月中国革命政府向三井物产会社借款30万日元，购买武器。
1913年 10月5日中日双方就修建“满蒙铁路”问题交换公文。
10月6日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1914年 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把中国山东省的胶州租借地无条件转让给日本。
8月17日日本铁道守备队在郑家屯附近与中国警察发生冲突，日本向该地进驻一个连的军队。
9月2日－11月7日日军先后占领了山东的龙口、潍县、青岛等地，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全线。
1915年 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会见袁世凯，针对中国政府要求日军撤出山东的照会，提出了秘密条款，共有5号，分为21条，即“二十一”条。
其5号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2）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延长为99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的特权；（3）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4）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察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和潮州之间有修筑铁路权等。
5月25日袁世凯除对第5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及第4号用命令宣布外，与日本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
7月14日日本在九江、济南设立领事馆。
8月6日中日就重新设立青岛中国海关问题签订协议。
1916年 8月13日日军非法进驻郑家屯，与奉天28师发生冲突，即郑家屯事件。
1917年 2月－3月日本在赤峰、通化设立领事馆。
11月2日日、美双方就中国问题交换公文（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尊重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11月9日，中国通知日、美两国，中国不受其协定的约束。
1918年 1月日本“满铁”开始管理吉林-长春铁路。
5月16日日本政府与段祺瑞政府签订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要求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共同向苏联后贝加尔州及黑龙州出兵，并给日军提供方便。
6月－8月日本在郑家屯、成都设立领事馆。
8月8日日驻华公使向北京段祺瑞政府提议共同向满洲里方面出兵，北京政府表示同意。
1919年 1月27日凡尔赛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
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 口号，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9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向北京政府的徐世昌提供财政支援。
9月29日日本在湖北宜昌设立领事馆。
1921－1928年 1921年 5月13日日内阁会议决定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军。
5月17日日内阁决定支援张作霖，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
11月12日－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等9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
会议共签订了7个条约和协定，主要的条约有：（1）共同镇压远东人民，首先是镇压中国人民，为此美、英、法、日签订；（2）争夺海上霸权，按一定比例规定海军力量的美、英、日、法、意；（3）根据美国的《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共同掠夺中国的《九国公约》等。
会议期间，中日签订了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协定，规定胶济铁路由中国借款赎回，胶济租借地及附近地区归还中国；开放胶州租借地为万国商埠。
1922年 1月－12月日本在芜溯、张家口、满洲里设立领事馆，在青岛设总领事馆。
1923年 1月日本和中国商定给胶济铁路证券贷款4000万日元。
3月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向日本外相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日本拒绝。
中国各地相继示威游行，要求收回旅大。
6月日本水兵在长沙枪杀示威的码头工人，造成惨案。
1925年 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成为“五（三竖一横）”运动的导火线。
1926年 3月12日日本4艘驱逐舰驶入大沽口，配合直、奉军阀天津，反对以冯玉祥为首的临时政府。
1927年 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
4月6日日本币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
4月11日，日、美、英、法、意5国驻武汉领事反诬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4月22日日首相田中义一发表施政演说，叫嚷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能置之不理”，并指示日公使，对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予以“道义声援”。
5月28日日政府发表出兵山东的声明。
从旅顺调遣陆军约2000人到青岛。
上海等地掀起反对日本侵占山东、抵制日货运动，9月，日本被迫从山东撤军。
6月27日－7月7日日本政府在东京举行东方会议。
会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于7月 25日呈送日皇一个秘密奏折说：“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洲及蒙古。
吾人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当吾人得以统治中国全部资源之后，吾人将更能进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岛及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8月15日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关东军司令官和日本驻华外交官在大连开会。
决定以300万日元贷款的条件，唆使张作霖取缔排日运动。
10月13日－11月8日蒋介石访问日本。
11月5日，与田中义一首相会谈，蒋要求日本协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
12月13日日、英派遣军舰掩护广东的李福林反动军队，镇压广州起义。
1928年 4月19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并向第六师团发布动员会。
2日，发表向山东再次出兵的声明。
5月3日日军向济南发动进攻，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同年10月，中日就此惨案举行谈判，1929年3月29日达成协议：由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解决，南京政府负责保护在华日本人之生命财产安全；协定换文两个月后，日军撤出山东。
5月18日日本分别通知北平和南京当局，重申“如战争波及满洲时，为了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
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抗议。
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被迫从北京乘火车撤回东北的途中，经过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弹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12月29日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决定东三省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示由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日本表示抗议。
1929-1933年 1929年 6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南京国民政府。
1930年 5月6日中日关税协定正式签订。
根据协定，日本仍享有优惠国待遇；中国国民政府获得关税自主权，但又规定对110种进口的日货暂不加税。
1931年 2月日本在郑州设立领事馆。
7月初日本制造万宝山惨案。
日军在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强迫朝鲜侨民挖掘良田引水修坝，枪杀和逮捕当地农民。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郊外柳条湖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军队干的，悍然对附近的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得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
19日，日军侵占沈阳。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更加得手，迅速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至1932年1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 1月28日日本军队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又称上海事变）。
28日夜间，日军向上海闸北发动进攻。
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开始了淞沪抗战。
日军遭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4度更换司令。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淞沪抗战遭到破坏。
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
3月24日，在美、英、法、意等国的干预下，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在上海开始停战谈判。
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又称）。
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安亭、昆山、苏州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可进驻“若干”军队。
3月9日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
溥仪为“执政”，年号“大同”。
10日，溥仪致函关东军司令，“委托”日军维持国防和治安、管理铁路，并聘请日本顾问。
3月13日蒋介石就伪“满洲国”的成立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为日方一手包办。
政府虽痛恨溥仪等等为傀儡，但如讨伐，即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讨伐令”，继续执行其不抵抗政策。
3月16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宣称：伪“满洲国”的“一切政令”，须经过驻地的日本军部及特务机关许可，方能实行。
1933年 3月日本和伪满政府签订“委任经营合同”，将伪满所有铁路及铁路所属全部财产，交给“满铁”。
3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
东北军曾在长城一带抗击日军，后因蒋介石镇压抗日运动，使日军长驱进犯滦平地区，直逼平津。
5月31日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
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今通县）、香河、宝抵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力非武装区，这样，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于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7月－10月中国国民政府和日本密谋联合“围剿”滦东抗日武装力量，进攻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10月8日－24日日本为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承认“满洲国”，派代表与中方代表在北平、南京、东京多次会谈。
国民政府答应与伪满通车、通邮，并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12月11日4艘日舰开入福建马江，协同蒋介石军队占领厦门，镇压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的抗日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
1934－1936年 1934年 3月1日伪满政府和日本政府就伪满实行帝政交换公文。
同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在长春称帝，年号“康德”。
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以对记者谈话方式发表对华政策的“非正式明”，说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地位”，不容许其他国家对华采取共同行动；维持“东亚和平秩序“为日本单独的权力，无须他国干涉；如果中国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日本唯有加以排斥，如果各国暗助中国抗击日本，日本亦不得不反对。
10月21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调整日华关系，“实现日、满、华三国互助合作”，使中国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
1935年 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国会发表演讲，说要与中国“亲善”。
日驻华使节据此 于29日、30日先后会见汪精卫、蒋介石。
2月22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认为广田“有诚意”，表示要“制裁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其后，汪精卫也表示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间纠纷，并派王宠惠赴日会谈。
2月27日，蒋、汪联名训令严禁反日活动。
5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双方外交关系由公使级晋升为大使级。
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军参谋长酒井借口中国国民政府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队，向国民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掌握在华北的实际统治权，同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
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国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正式提出备忘录（日文为觉书），限3日答复。
7月6日何应钦在与日方秘密会谈后，复函梅津表示接受全部条件，通称《何梅协定》。
根据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
10月－12月日本制造“华北事变”。
10月22月，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
11月7日，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政府。
12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反而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会长，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1936年 1月21日日本广田弘毅外相发表对华三原则的演说，这三原则为：“日中提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
5月6日日本和伪冀察政委会秘密签订华北防共协定”。
协定规定。
中国军队不得进驻冀察两省，日军驻扎华北铁路沿线，日本派人担任伪军的政治和军事顾问。
5月12日在关东军的支持下，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内蒙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11月23日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起抗击侵犯绥远省东北区的日本侵略军，收复百灵届（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这一事件被称为“绥远事件”。
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努力调停下和平懈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7日，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政策。
同日，日本外相声称，南京国民政府“如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日本政府不能置之不理”。
1937－1938年 1937年 4月6日日本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决定“对华政策”和“华北问题指导方针”主要内容是使南京政府逐步放弃容共。
依赖欧美的政策，促其接近日本，特别是在华北主动协助实现“日、满、华合作”。
7月7日日军悍然炮攻宛平城和进攻城外的卢沟桥，挑起卢沟桥事变。
即“七?七”事变。
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影响下，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抗战。
从此，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成。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对日作战。
7月28日日军开始对华北发动全面进攻。
宋哲元等退出北平，日军侵占北平。
8月13日日本以8月9日日本官兵2人在上海虹桥军用机场被击毙一事为借口，出动大批海陆军和飞机进攻上海，是为“八?一三”事变。
上海守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下奋起抵抗。
这一事件还严重威胁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蒋介石的统治，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抗战。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严惩南京政府的声明。
日本海军首次出动飞机轰炸南京。
8月15日中国政府颁布对日抗战总动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9月5日日本海军发表封锁全中国沿岸宣言。
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与日军板垣师团4000余人作战，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俘战一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是为“平型关战役”。
这一胜利打击了日军的气焰。
11月11日日军攻占上海。
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被杀害者达三十万人之多。
1938年 1月16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
声明说，“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3月下旬日军第10师团向台几庄发动进攻。
4月3日，中国军队以40万优势兵力，包围进攻台几庄之敌，并击退由临沂增援之敌第5师团一部，至4月6日，取得了歼灭日军两万余人的胜利。
3月28日在日本扶植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为“行政院长”。
6月24日日本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方针”：集中国力直接解决“支那事变”，“在本年内实现战争目的”。
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东。
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
11月3日日本近卫文（上麻下吕）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
11月20日高崇武、梅思平同日本影佐大校在上海签订以反共卖国为内容的“日华协议记录”。
协议规定，日本政府将此“协议记录”发表后，汪精卫等人应立即同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声明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实现日华合作和执行反共政策，在适当时机建立新政府。
11月26日日军占领深圳。
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逃到河内。
20日，汪在河内发表声明向日本投降。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发表“近卫三原则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1939-1944年 1939年 2月10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5月31日汪精卫到达日本。
在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和陆军、海军、外务、大藏等大臣举行会谈，汪在会谈中表示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和无党派同志，设想在南京成立推行和平方针的国民政府”。
6月6日日本“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同时策动蒋介石投降，说蒋介石“亦可参加新政府”。
9月20日日本大本营命令设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
二战时期日军是如何攻占新加坡的
1941年下半年，德军转线进攻苏联，大英帝国所受的压力已逐渐减少，同时南下太平洋的意图日趋明显。
丘吉尔决定派遣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和护航舰只组成新太平洋舰队(Z舰队)奔赴远东。
12月4日，Z舰队达到新加坡。
Z舰队也就是防守新加坡的海军全部主力。
这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陆军部队共有约8.8万，由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马来军组成，帕西瓦尔中将负责指挥陆军。
空军有约150架老式飞机，如美国淘汰的F2水牛式战斗机。
日军的实际战略目标是盛产石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尼)，袭击珍珠港也只是战略支援任务。
为取得荷属东印度，必需要经过英属的马来半岛。
日军对马来半岛的进攻兵分两路：一是陆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进占印支南部的近卫师团，从陆上进入泰国，占领曼谷后，沿马来半岛南下；另一路是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第5和第18师团，分批从海上登陆。
新加坡的防御是针对海上进攻的，岸炮只有极少数可以作大角度旋转，所以对付后面的登陆毫无用处。
此时新加坡还有英、澳、印联军约8万人，粮食弹药虽较为充足，士兵士气低落，无制空、制海权。
整修一周后，马来虎山下奉文向狮城发出了致命的吼声。
42年2月8日晨，日军炮兵和航空兵对新加坡岛上的火炮阵地、机场等设施进行了猛烈轰炸。
随后，近卫师团在新加坡东北角的开阔地带佯装登陆，使守卫在东北部的英军主力第18师不能向其他处调动。
2月8日夜，日军主力第5和第18师团乘冲锋舟在长堤以西灌木和沼泽地登陆，守在这里的是疲惫不堪且疏于防范的澳大利亚军。
日军登陆后，着手建立并巩固登陆场，随后近卫师团也向西转移并在登陆场登陆。
日军3个精锐师团并肩向南推进。
至2月14日，日军先后占领了武吉知马高地、因保丁水库和加冷机场等要地，并对城区造成三面包围之势，同时加紧空袭。
2月15日，在日军登陆一周后，帕西瓦尔签定了无条件投降书，这座“东方第一坚城”落入日军之手。
帕西瓦尔用了9周的时间最终将大英帝国苦心经营的狮城交给了日本帝国，其中战略处於被动当然是主要原因，但防御战术的失误也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