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五四运动的坚实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文化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
他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
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
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
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
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
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一次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开始的。
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并参与编辑工作。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
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
该杂志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
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
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
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
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在此之前,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杨度发表了《君宪救国论》等文章,散布中国宜于实行君主制,没有君主便要“灭亡”的谬论。
《新青年》针对这种情况,发表了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青春》等主要论文,揭露了君主专制的危害。
《新青年》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
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迅、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公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新青年》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大量篇幅发表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文章。
1918年11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论文,热烈欢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
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吸引了许多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集合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为迎接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作好了思想准备。
这次运动的主要缺点是其领导人没有把运动普及到群众中去,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口号外,没有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具体办法。
同时他们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
但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在思想界形成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列主义的运动,《新青年》也逐渐变成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
什么事件是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五四运动既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1] 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史一般将其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注意这里的“封建”一词是泛化的封建观),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1919~ 1925 中国历史背景
北方:军据,直系、奉系系混战不休南方:帝国主义势力买办互相倾轧护法运动失后,孙中山深感国民政府无兵无力,开始借鉴1918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文化界,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开始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新文化
历史上的第一,第二,第三国际是什么
第一国际 First International 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
即国际工人协会。
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
K.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和实际上的领袖。
它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
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
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国际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各国工人中去,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使各国工人逐渐摆脱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作好了准备。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 。
在巴黎公社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国际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它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一种桎梏,必须让国际这种组织形式退到后台去,而过渡到新的组织形式。
国际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
第二国际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年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其名称起自20世纪初,是相对于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而言。
第二国际前期活动中,由于对改良主义派批判不力,以致这种思潮日益滋长,进而发展为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修正主义派。
在第二国际内部,因对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分歧而形成3派:右派,即修正主义派,以E.伯恩施坦为代表;左派,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以V.I.列宁、R.卢森堡和K.李卜克内西为代表;中派,即对修正主义采取调和折衷态度的中间派,以K.考茨基为代表。
修正主义派在第二国际几个主要政党领导机构中日益占居上风。
第二国际使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拉美和东亚。
在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政府“保卫祖国”,促使各交战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之下,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纷纷表态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这标志着第二国际瓦解。
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停止活动。
战后,1919年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已经完全蜕变为主张改良主义并与革命的第三国际相对抗的组织 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 即“共产国际”。
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破产,列宁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建立共产国际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为第三国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19年3月2日于莫斯科召开有30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组织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第三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总部设在莫斯科。
凡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以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原有组织形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于1943年6月正式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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