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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文 原载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27日 刘西瑞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回来的信。
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提出了一些足以启发思想的问题，特把它介绍给读者。
这次寿张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
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
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
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
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
至于亩产一、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这里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气魄大。
他们的庄稼真长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压塌地。
虽然下面提出的万斤指标，今年不一定完全实现，但万斤社、万斤乡一定出现，可能不止一个。
全县亩产三、四千斤则是有把握的。
粮食单位产量从百斤到千斤，是个质变，从千斤到万斤，是更大的质变；这样高产量，从措施来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种、密等几条，但是具体执行这些措施中就有许多新东西值得研究。
比如水和肥吧，他们的干法是大水大肥，让作物吃饱喝足，不给什么限制，不怕作物闹“胃脖。
看来，农作物的肚子大得很。
这里的单季玉米、谷子丰产亩，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达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万斤，化肥,,主要是上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数地达到五百斤，是否已经吃饱喝足还难说，但决不过分。
过去不少人认为一亩早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烧死庄稼，损害土壤，这种看法，很显然是有片面性的。
这里干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够的水和一定的有机质肥料相配合，一亩地,,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没危险，并且完全必要。
同时，水随肥涨，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关键。
足水、足肥还必须和深翻相配合，这一点在寿张特别突出，也是他们能够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展开万斤运动的决定环节。
根据寿张的经验，要搞万斤粮，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
土质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这样作，土质很好不要改良、单是松土的土地也要这样作。
他们的丰产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们认为不超过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就可以放手密植。
这一点在谷子的种植上表现得特别清楚。
过去种谷子一步三安苗，一丛丛的，每亩只留苗三万多株。
现在他们的谷子种得象麦子似的密，基本不间留，一般在十万株左右，丰产田二十万株到二十六万株，而穗子决不比过去小，很明显，没有深耕和足够的水和肥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础上放手密植,,当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们的“田间管理如绣花”，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
万斤运动能否普遍推广而不局限于小块土地试验，在水利已基本解决的条件下，看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肥料；二是劳力。
他们解决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产到每亩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80,,。
而土肥主要是靠劳力换来的，所以中心还是劳力问题。
到底一万斤粮食要多少劳动日
到底一个全劳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
我们粗粗算了几笔账，很难答复，原因是弹性大得很。
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亩产多少有关系，比如许多社原来计划亩产双千斤，每亩需用三十个工,,单算田间和积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设。
以前亩产二、三百斤时，一亩十五个工左右,,，现在指标增到万斤，使用原来的工具，每亩地也不过六、七十个工。
就是说，产量增四倍，用的劳力不过增一倍；单产愈高，用的劳动量愈相对的少。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方面，还决定干劲的大小和工具的优劣。
据对几个社的了解，亩产指标万斤粮,,一季玉米和谷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万斤，管理如绣花。
一亩地需用的劳动工，以正常的劳动强度，使用原来的工具,,铁轮车加木轮手推车、畜力水车,,计算，至少要七十个工；如果对工具加以改良，实现滚珠化，有五十个工就够了；如果鼓足干劲加上夜战，工具改革的彻底些，还用不了三十个工呢
说来说去，是不怕指标高、措施大，就怕没干劲和不改良工具。
寿张每人平均二点六亩地，每个劳力平均六亩地，单算劳力帐，要大搞万斤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实际上他们是办到了。
他们的钢铁姑娘或钢铁姐妹，住到田间，专管高额丰产田，每人平均还需要管二亩地呢
他们今年的计划实现了，平均每人就能生产六、七万斤粮食。
看来，只要干劲鼓得足足的，加上积极改良工具，普遍搞万斤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不是办不到的事。
关于工具改革，从这里看，当前主要是运输和深耕的问题，现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强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解决深耕工具还是个大问题。
对运输问题，我们也算了一笔账：亩产万斤粮，如果需用七十四个劳动日的话，其中翻整土地和浇水各占6．6,,，田间管理占10．8,,，收获入仓占12,,，而运肥、施肥就要占64,,，后两项费工大主要是运输用工多。
解决了运输问题，劳动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20,,—30,,，实现了滚珠化将解决很大问题。
不过目前铁轮大车对道路破坏得很厉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运输工具大为减色。
现在高唐县有的社用旧胶皮和破鞋底代替铁皮改装大车，既减轻车的重量，又保护了道路，还腾出很多的铁,,一辆铁轮车的铁皮约百余斤,,，一举三得，值得重视。
我们想，如果全华北能在短期彻底消灭了铁轮大车，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减省劳力，对改变整个农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寿张一个大功绩，是要摘掉大豆和谷子的低产帽子。
根据他们的经验，在同样条件下，谷子要比玉米产量高，主要原因是谷子和稻谷一样，更便于密植。
从现有条件看，一亩谷子密植到四、五十万株，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三万斤。
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风、不见阳光，就要影响生长。
现在每亩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万多斤，而作到这样，还很不容易。
谷子产量既高，还有便于保管和收割较早、有利于及时种小麦等好处。
对玉米和谷子的身价，应该重新评评。
他们的大豆产量也很高。
估计亩产二千斤的很普遍，万斤卫星也可能出现。
多种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决肥料不足的一个好出路。
这里过去种植谷子、大豆很不少，近两年来因扩大玉米和地瓜，被挤掉不少。
这里的地瓜和小麦矛盾也不小，地瓜种植面积占耕地45,,，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要占90,,，80,,的地瓜茬要种麦子，小麦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晒干，这两项重活挤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顾此失彼。
从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种植，是个必须及早注意的问题。
目前下面对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劲头是很大的，但对收获后如何保管，普遍没有准备。
我们问乡社干部和群众时，最初他们都是“粮食多了还怕没办法
”“那由国家买吧
”经过算细账才大吃一惊，才觉得粮食多了也有问题。
特别在寿张，光红薯一项大约每人平均要收四、五万斤，该县大部地区是滞洪区，房子很小，以往的一点点粮食还都是放在院子里囤起来，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亏不可。
这一点，我们已向县委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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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口号是什么
义和团口号其一：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口号其二：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晴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阻住天。
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兵法易，劝学拳，要灭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破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
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
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
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
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
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
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
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
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
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
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
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
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
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
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
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
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
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
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
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
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
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
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
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
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
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
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
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
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
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
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
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