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求建国六十年六十句口号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有关战争的成语和名言
阎锡山的晋绥军最巅峰时统领北方五省 两个特别市 兵力达到30--40万解放前已经基本损失殆尽 只剩下太原一座孤城 守军计王靖国部 孙楚部共计10万人 希望对你有帮助晋绥军，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属于国民革命军，晋是山西，绥是绥远，阎锡山控制这两个地方，所以叫晋绥军。
其干部多是山西人。
其中又分为五台、定襄派系（阎锡山），崞县派系（徐永昌），晋南派系（傅作义）等三个小派系。
蒋介石为分化各派反蒋力量，拉拢阎锡山，于1929年10月28日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充分利用蒋授予的职权．扩充军队。
至1930年中原大战前，阎锡山的部队发展到10多个军，其情况如下： (一)步兵 第一军 军长孙楚，辖孟祥吉、陶振武、马延守3个师； 第二军 军长杨效欧，辖周思城、徐岱毓、李乐滨3个师； 第三军 军长王靖国．辖田树梅、杜堃、田绣章3个师； 第四军 军长李生达，辖霍原璧、段树华、陈长捷3个师； 第五军 军长李服膺，辖朵珍、李俊功、贾学明3个师； 第六军 军长杨耀芳、辖方克猷、赵廷英、温玉如3个师； 第七军 军长关福安，辖郭宗汾、鲁英麟、刘添贵3个师； 第八军 军长张会诏，辖杜春沂、周原健、于镇河3个师； 第九军 军长冯鹏翥，辖楚溪春、高鸿文、黄光华3个师； 第十军 军长傅作义，辖苗玉田、叶启杰、白濡青3个师； 第一保安纵队 司令丰玉玺，辖李廷秀、王辅、刘召棠3个旅； 第二保安纵队 司令杨澄源，辖刘光斗、李嘉林、梁鉴堂3个旅； 第三保安纵队 司令周士廉，辖王弼、刘逢吉、马良3个旅； 第四保安纵队 司令秦绍观，辖刘濯清、樊赓灿、黄士桐3个旅。
上述4个保安纵队，中原大战开始后，均改为军的建制。
(二)骑兵 司令赵承绶，辖孙长胜、彭毓斌、吕汝骥、郭凤山4个骑兵师。
(三)炮兵 司令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翥7个炮兵旅（各旅长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稍有调整）。
1930年3月15日，反蒋联军高级将领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阎以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傅作义为副总指挥，调集20多万大军，分兵6路，投入中原战场。
阎在鲁北晏城设行营，亲自指挥。
7月下旬，蒋介石再次调整作战部署，决定调集主力于兖州以北发起会战，情势陡转。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东北军入关，反蒋联军损失惨重。
10月，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由天津逃住大连。
张学良将晋军编为4个军，依东北军番号排列为：第四军，军长商震；第五军，军长徐永昌；第六军，军长杨爱源；第七军，军长傅作义。
1931年6月晋军依中央军番号重新排列：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第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
后来又编了1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1个骑兵队，以赵承绶为司令，1个炮兵队，以周玳为司令，另外还编了3个独立旅。
天地会各分堂堂主的名字及其名将的名字谁知道
天地 延平郡王郑成部下东近南回大陆的反清复明组织。
天地会洪门，拜万云龙为始祖。
万云龙即指郑成功，“汉”人丧失国“土”即为“洪”。
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真名陈永华，下辖十堂，包括前五房五堂，后五房五堂。
前五房莲花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太堂、宏化堂。
后五房青木堂、赤火堂、西金堂、玄水堂、黄土堂。
各堂负责人曰“香主”。
天地会活动范围遍及南方各省，北至山东、直隶一带，西至山西、四川一带。
陈近南死于通吃岛后，天地会势力大减，陷入群龙无首之中。
（见金庸《鹿鼎记》） 前五房中，长房莲花堂该管福建，二房洪顺堂该管广东，三房房家后堂该管广西，四房参太堂该管湖南、湖北，五房宏化堂该管浙江。
后五房中，长房青木堂该管江苏，二房赤火堂该管贵州，三房西金堂该管四川，四房玄水堂该管云南，五房黄土堂该管中州河南。
天地会是清朝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民间秘密结社，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红线会、哥老会等。
相传创立于1674年（康熙十三年），从福建、台湾沿海地区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
会员成份有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曾有林爽文起义。
鸦片战争后，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黄德美、黄位、林俊、刘丽川、朱洪英、胡有禄、朱九涛等先后在各地起义。
到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年，该会各派中有的曾参加过早期工人斗争、反洋教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领导，参加过各次起义。
此后这类秘密团体往往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日趋没落。
定都在河南的朝代有哪些
山西 晋东南——文明初始 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摇篮。
被誉为“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人们常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主要是指华夏文明的起源在山西，历史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断，先进思想流传几千年而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而不散，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结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的艺术 精华，是先祖赐给后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在此，我们把《文明初始晋东南》用文字的形式定格在这里，想赋予那饱经沧桑的历史以凝重和感染力，使今人有所启迪。
——编者 “五千年历史”从炎帝开始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这是山西人的自豪，也是山西近年来文化宣传最为响亮的口号。
但是为什么说“五千年历史看山西”，却很少有人作过认真思考。
更多的人理解为“五千年”是从尧舜算起的。
但是，如果依据古史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列年表，夏禹的时代在公元前2070年左右，上加尧舜两代，距今也不过4100—4200年左右，何来“五千年”之数
我认为“五千年”，是从炎、黄开始算起的。
据《春秋命历序》说：“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
”黄帝“治百有五年”，颛顼“治七十四年”，帝喾“治七十九年”，尧“治九十八年”。
关于这些数字，《今本竹书纪年》、《稽古录》、《皇王大纪》、《资治通鉴外纪》等各书所言有些出入，但无大碍。
据此年代推算，炎帝距今，正好五千余年。
农业是文明之母，没有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的发生。
在历史传说中，炎帝是农业的发明者。
但据考古发掘，早在七八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并非在炎帝时代才有农业的。
根据传说，细作综合分析，炎帝当是对农业文明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的人。
他的贡献主要有：改进生产工具，作耒耜，进行农业技术革命；立历日，正节气，使民知寒暑之变；口尝百草，发明医学技术；发明集市，使民知贸易；削桐为琴，发明音乐；作明堂，兴祭祀，建立制度；发明《连山易》。
这七项贡献，无论哪一项，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有巨大意义的。
因而我们可以将此认作是文明的“曙光初起”。
众所周知，没有文字之前，历史是靠口传的。
“十口相传”为“古”，这就是古人对于“古史”的理解。
口传“历史”，是神圣的，严肃的，有专人掌管，不得任意修改。
因而传说中的夏商世袭，与我们现在地下的出土发现，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尽管其中也有失实之处，但在没有地下发掘证实之前，我们还只能依据传说资料来阐述历史。
因而关于炎帝的传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炎 帝发祥于太岳、太行之野 关于炎帝的传说，学者们最熟悉的一条材料是《国语·晋语》的一段记载：“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因陕西岐山附近有姜水，所以人们自然而然的把炎帝的起源定位在了陕西境内。
如《水经·渭水注》就根据《帝王世纪》说，岐水向东流经过的姜氏城，就是炎帝姜姓的发源地。
现在还有人称陕西宝鸡为“炎帝之乡”。
但《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大岳之后也。
”在先秦，山称太岳的唯有山西的霍太山。
《禹贡》：“壶口雷首，至于太岳。
”伪孔传曰：“太岳，上党西。
”《史记·夏本纪索隐》注“太岳”曰：“即霍太山也。
” 我们知道，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左传》是要远高于《帝王世纪》的。
而且《国语》所说的“姜水”是否就是陕西之姜水，也还值得推敲。
在《山海经·北次三经》以“太行之山”为“之首”的群山中，有陆山，“?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
”这与同在一经中、发源于“发鸠之山”的漳水的流向是完全相同的。
《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看来上古时代在太行、太岳之间亦有水曰姜水。
所谓炎帝以姜水成，应该是指的晋东南的?水，而不在陕西。
据《山海经》说，位置在长子的发鸠山，就是炎帝的小女儿在的地方。
说明这里是炎帝族活动的区域。
《管子·轻重戊》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刚，九州之民，乃知谷食。
”淇山即在今晋城市的陵川东南，淇水发源地。
《路史》卷十三《禅通纪》说黄帝封炎帝之后于潞，即今长治市的黎城、潞城之间。
黄帝为什么要分炎帝之后于这里吗
这正说明这里本来就是炎帝的老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岳山的周围与太行、太岳之间的长治、晋城一带，不仅分布着与炎帝族有关的村落地名，同时还有大量有关炎帝活动的传说。
如高平市羊头山上分布着神农城、神农泉、神农得嘉谷处、炎帝庙。
立于长治市黎城县的隋代《宝泰寺碑记》就称此地为“炎帝获嘉禾之地”，唐天授二年所立的《高平县羊头山清化寺碑》亦言：“此山炎帝之所居也。
”古以羊头山所产黍子以定律历，无疑也是因为此地为炎帝得嘉谷之所。
我们将这些传说与古史记载相互印证，不难发现晋东南地区关于炎帝的神话与传说，乃是有历史根据的。
程瑶田的《释虫小记·螟蛉蜾?异闻记》和傅斯年的《周颂说》都提出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
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zf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
因而我们对于晋东南炎帝的神话传说，绝不可等闲视之。
晋东南最具备炎帝尝百草、得嘉禾的条件 晋东南地区是一个长条的盆地，呈北高南低型，周围高山最高处达海拔2500米以上，盆地边壁是丘陵，一般在1000米至500米间，盆底部分从海拔950米到300米不等。
有3条主要河流纵横于其间，西部沁水，北部浊漳水，中部丹水。
这三条水，皆见于《山海经·北次三经》与《水经注》中。
晋城古又名泽州，阳城古又名?泽，太岳有地名安泽，从这许多“泽”字，可以测知古代这里应当是有不少湖泽的。
《元和郡县志》卷十九“阳城县”下引：“墨子曰：舜渔于?泽。
”说明这里水资源比较丰富，利于渔耕。
作为“文明之母”的农业，其发生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有良好的植物生长并可供农耕的环境。
而晋东南地区的生态格局，无疑成了人类早期最理想的家园。
这里有山陵，有丘阜，有平原，有湖泽，有森林，有草地，有水域，可猎、可采、可耕、可牧、可渔。
仅晋东南山地，就有种子植物125科，512属，1090种。
其中油脂植物147种，淀粉植物98种，果类植物136种，密源植物136种，药用植物426种，野菜植物68种。
据20世纪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的研究成果，新石器时代的北方气候要比现在温暖湿润，于此推断，那个时代晋东南的植物种类比现在会更多。
晋东南是华夏文明最佳的“孵化场” 文明的发生、培育，必须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
中国近代地理学与气候学的奠基者竺可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一篇题为《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在文化酝酿时期，若有邻近野蛮民族侵入，则一线希望即被熄灭。
所以世界古代文化的摇篮统在和邻国隔绝的地方。
”而上党盆地，则像一个“鸟巢”。
其地，东边太行山，作为中国陆地地形第二阶梯的东部边缘，南北纵贯于河北与山西间，成为一道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的天然屏障。
上党西边是太岳山，太岳山脉北端在榆社、左权一带与太行相连，向南与中条山相接。
上党南是中条山，东西横亘数百里，东与太行主脉相接。
在三条山脉交汇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型盆地。
可以说这是华夏文明最理想的“孵化场”。
外围大山像城墙，将这里保护起来，一方面使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免除了游牧民族及其他狩猎集团的侵扰。
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这里的先民准备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使他们获得了安定发展的物质条件。
1984年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武乡县石门乡征集到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
武乡位于晋东南的北部、漳河上游的浊漳河流域，而磁山则在此下的漳河流域，二者相距不过100余公里。
这说明在太行山东的磁山文化人群从事农耕的同时，在太行山西也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群在生养、蕃息，他们正在作着文明诞生前的准备工作。
晋东南的黍稷生产是文明产生的基石 文明的启动，是靠食物做支撑的。
衣食足而后知礼仪，礼仪就是文明存在的说明。
因而上古人类主要食物是什么、什么地方最宜于生产此种食物，这对文明的发生至为重要。
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证明，上古三代华北地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黍、稷，即黄米与小米。
故在《诗经》中，黍稷频繁地出现。
如：《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小雅·出车》：“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在《尚书》与甲骨文中也见有黍稷的记载。
因而最宜黍稷生产的地方，就应该是文明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
而山西的晋东南地区，则以盛产小米闻名全国。
其所谓“沁州黄”、“泽州香”，皆为旧时宫廷贡品。
高平羊头山所产黍子，则更是载之史册。
如《隋书·律历志上》即载以其定律之事。
明《乐律全书》卷十说：“旧说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
”这说明，在晋东南一带自古就适宜黍稷生长。
晋东南英雄神话是文明初始的佐证 翻检中国文献，不难发现，凡是著名的神话，如炎帝尝百草、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女娲补天、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夸父追日、尧舜禅让、成汤祷雨等，几乎都与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作一研究，便可以发现，晋东南及其周边神话，明显地带有英雄传奇色彩。
这些英雄传奇神话，有共同的特点：一、它们歌颂的是带领群体抗拒灾难的英雄，也就是说，这些神话英雄都具有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的性质，体现着较大的生活共同体的形成；二、所抗拒的主要是水灾与旱灾，这正是农耕社会最恐惧的两大灾难，体现着这些群体的农耕生活性质。
文明虽说是群体的创造，而作为人类进步的巨大成果，必然要有英雄的介入。
因为文明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形成为标志的。
作为文明载体的“国家”，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都必然是以统领众庶的“君”的存在为前提的。
《白虎通》说：“君，群也，群卜之所归心。
”这所谓的“君”其实就是原始人心目中的英雄，是领导野蛮群体走向文明的圣王。
因而作为在华夏文明史上有特殊意义的晋东南地区，成为上古英雄神话与传说丛生的地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以说，晋东南英雄神话乃是文明初始的曙光。
文明初曙于太行旭日升起于晋南 “孵化”需要封闭与安定，而发展则需要开放。
晋东南虽适宜于文明孵化，而狭小的土地却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的发展。
而在晋东南盆地这一巨大的“文明之巢”周围，则有适宜“文明之鸟”结巢而生的丰茂之林。
走出晋东南盆缘大山，向西不到100公里，便是尧都平阳，是广阔的临汾盆地：向西南不到100公里，便是舜所都之蒲坂与禹所都之安邑，是平坦的运城盆地；向南不到100公里，便是夏后氏所都之阳城与周之东都洛阳；向东不到100公里，便是殷人之都城安阳。
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由西向南向东画一个半圆，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皆围绕晋东南地区而旋转，并相去不过百余公里，这只能说明晋东南作为“文明之巢”对于先民情感牵系的意义。
“文明之鸟”从晋东南飞出，将文明之光带向四野，而文明最先结巢之所，就是山西的晋南。
因为晋南临汾、运城两大盆地，不仅与晋东南相接壤，而且土地平旷，气候与晋东南也相近，是推广黍稷生产技术最好的地方。
当然向外发展，也会遇到阻力，如作为炎帝后裔的蚩尤族（在苗族几个不同系统的传说中，都说蚩尤是在黄河北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首领），在向外发展中，就与从事游牧生活的黄帝氏族（《史记》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说明这是一个游牧集团）发生了冲突，结果落败，大批南逃，只有一小部分留在黄河流域。
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文明，它对于落后民族是可以不断熏染、同化的。
落后民族大肆破坏的同时，也在学习先进民族的技术，改造着自己的生活与生产方式，这样也就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
文明最早在晋南地方生根，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完成的。
晋南有比晋东南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与它种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文化交流促成了文明的迅速发展，因而代表华夏文明之光的尧、舜、禹便在这里兴起。
因此我们说，华夏文明的曙光破晓于晋东南，而代表文明光芒四射的旭日，则是在晋南大地上升起的。
当年山西的一支部队为什么取名为晋绥军
晋是山西，绥是绥远，阎锡山控制这两个地方，所以叫晋绥军。
晋绥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属于国民革命军，晋绥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
它包括山西省同蒲铁路以西的大部。
原绥远省黄河以东及平绥铁路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枢纽和唯一通道。
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有个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它位地处晋西高原，吕梁山西麓、蔚汾河北岸，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