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十字军东征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是什么啊
军东征的起因过程和结别如下：一、起因根据基督教传说勒斯耶稣诞生与升天的地方，他的坟墓就在被视为圣地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古代曾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是希伯来王国的都城，自然也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
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真主使者穆罕默德曾于622年7月17日在耶路撒冷乘天马升天，于是那一天被伊斯兰教历定为登霄节，耶路撒冷也成了穆斯林的圣城。
近东地区虽在7世纪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内，但阿拉伯人对异教徒则比较宽容，拜占廷和西欧的朝圣者照样可以自由地进入圣地。
11世纪中叶，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及其西征使近东局势复杂化。
他们控制着几乎整个小亚地区，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若干独立的总督区，如罗姆、摩苏尔、大马士革、阿勒颇、安条克、特里波里等。
11世纪9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发生内讧，一些伊斯兰清真寺被破坏，但从海路来的朝圣者只要缴纳为数不多的税后仍可去耶路撒冷。
然而教皇和教廷却编造出穆斯林侮辱西方朝圣者的消息，煽动宗教对立情绪。
同时，庞大的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
1091年，一支突厥人准备进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帝国危在旦夕。
走投无路的皇帝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不得不向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求援。
拜占廷帝国的困境，终于成为西欧封建主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罗马教皇在位）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号召组织十字军。
在会议结束时，他向人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煽动性演说。
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拿起武器，到东方去，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
他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
与会者群情激奋，乌尔班的演说不时为“阿们
”“阿们
”（希伯来语，意思是唯愿如此）的呼声所打断。
宗教感情的冲动，物质利益的诱惑，使西欧许多阶层的人，尽管其目的各异，都投身于该次征服战争之中。
二、过程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年—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是唯一一次胜利的东征，参加的约有10万人。
骑士十字军兵分4路，1097年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进城后杀了7000人，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
十字军横征暴敛，促使人民不断起义，政权动荡不定。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1149年）十字军东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
1144年，穆斯林开始反击，塞尔柱人摩苏尔总督赞吉（Zengi）攻打伊德萨伯国。
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失败，伊德萨伯国灭亡。
期间因赞吉遇刺，便由其子努尔丁继承其位，积极统合穆斯林世界的力量，为日后的萨拉丁反收复耶路撒冷作准备。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率领下进行的。
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
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
由于十字军内部矛盾重重，此次远征也没有达到目的。
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继续东征。
腓力二世占领了阿克拉（阿克）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留下了一些士兵。
理查一世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又卖给了原耶路撒冷国王。
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萨拉丁签订和约。
据此和约，从提尔（今苏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当时赞吉已传位给儿子努雷丁，努雷丁的勇将撒拉丁（Salahuddin）在1171年攻克了埃及，1187年于哈丁会战大败十字军后又攻占了耶路撒冷。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
目的本是要攻占穆斯林所控制的埃及，作日后行动的基地。
十字军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现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并利用拜占庭国内的纠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城三天。
大战过后，威尼斯占去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
而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分别是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年—1221年）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
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
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
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
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
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
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
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
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
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
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
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
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
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
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
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1228年—1229年）第六次十字军远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
十字军很快便攻取了达米埃塔，但却陷入被瘟疫折磨的境况。
熬过瘟疫后，十字军进攻开罗。
十字军被由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马穆路克）打败。
结果，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杀，路易九世被俘。
1250年，当时的苏丹被其马穆路克军官推翻，故法国以大笔赎金赎回路易九世。
但直到1254年，路易九世和与他的士兵才能被释放回国。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领导，进军突尼斯。
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路上发生传染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
路易九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三世马上下令撤退。
此次十字军东征以撤退收场。
第九次十字军东征（1271年—1272年）第九次十字军东征由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领导，赶到北非救援路易九世，但已经无力回天。
他在阿卡签定了停战协议，于1272年返回英格兰继承王位。
此后，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
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被埃及马木留克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王国灭亡。
至此，十字军东征时代基本完结。
三、结果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教廷在“拯救圣地”的名义下，号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去夺回被伊斯兰教控制的耶路撒冷，并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
这场远征最终失败。
是谁统领十字军东征
求十字军八次东征的详细历史资料。
背景：伊斯兰教占领基督圣城耶路撒冷，天主教圣城落入他人之手，引起教廷不满目的：起初只是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后来爆发成为欧洲君主大规模入侵伊斯兰国家的战争1095年11月26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芒召开会议，号召所有人拿起武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并且说参加远征的人可以赦免罪孽，战死疆场的人可以升入天堂，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并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同时还建立了三个附属小国：埃德萨伯国、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
1144年，塞尔柱帝国攻占埃德萨。
耶路撒冷国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国国王康拉德三世求援，开始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1149年），结果遭到惨败。
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攻占耶路撒冷，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英国狮心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发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1192年），却遭到萨拉丁和东罗马帝国的联合抵抗，无功而返，腓特烈一世也在途中坠水而死。
120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年-1204年）。
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后来改变了军事计划，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洗劫达一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1261年）。
1212年，教会在法国和德意志组织儿童十字军东征。
1218年发起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8年-1221年），以埃及为进攻目标。
1219年攻占达米埃塔，1221年由于尼罗河水泛滥被迫撤退。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年-1229年）仍然以埃及为进攻目标。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为耶路撒冷第二王国取得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通往地中海的走廊。
1244年，花拉子模在埃及支持下重新占领耶路撒冷。
法王路易九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年-1254年），进攻埃及惨败，路易九世被俘。
1250年以大笔赎金赎回。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还是由法王路易九世领导，进攻突尼斯。
路上发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军队撤退。
此后，教皇或国王都号召不起东征，十字军在东方的领土逐渐落入穆斯林手中。
1291年，最后一个据点阿克（位于现在的巴勒斯坦北部）陷落，耶路撒冷王国灭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回事
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
红十字历史 19世纪中期，欧洲商业经济日益繁荣的各国，为了争夺市场，不断以兵戎相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各国的陆军医疗部门无力单独解决战地伤病兵员的救护和治疗问题。
因此，一场血战之后，往往陈尸遍野，呻吟呼号，悲惨万状，不忍卒暗。
有个名叫让.亨利.杜南(1828-19lO)的瑞士人，1859年6月25日在前往晋见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途中，抵达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
此时拿破仑皇帝正率法军和撤丁军为一方与奥地利陆军为另一方，为争夺伦巴第地区相继在马根塔和索尔弗利诺两地血战。
索尔弗利诺之战，双方资亡四万多人，大批伤兵被遗弃在战场上，烈日蒸晒，无人救护，状况十分凄惨。
杜南目睹这一情景，出于对人的同情和怜悯，当即号召该地居民，同他一道组织起来，不分国籍的抢救和看护被遗弃的伤兵，前后达八天之久。
杜南回到日内瓦后，向公众讲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战地的经历。
人们鼓励他写书激励世人的良知。
事隔三年之后，杜南于1862年11月在日内瓦发表他的名著《索尔弗利诺回忆》一书。
杜南在书中追述了他在索尔弗利诺的所见所闻和救护伤兵的故事。
在书的结尾中他建议；(1)在各国成立伤兵救护组织；(2)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组织权益的国际公约。
他积极向德、奥诸国的统治者进行游说，他的倡议获得了欧洲各国上层社会的热烈支持。
于是，1863年2月9日，杜南和杜福尔将军、莫瓦尼埃律师、阿皮亚和莫诺瓦两医生等一道，在日内瓦公共福利会辖下组成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即人们常说的五入委员会；它的首任主席由杜福尔将军担任，社南是该国际委员会的秘书，红十字会就这样诞生了。
到1880年，五人委员会正式易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在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的倡议和敦促下，1863年10月26日到2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6个国家的36名代表参加的一次名叫预备会议的国际会议。
会议通过十项决议和三项建议，特别主张： (1)在每个国家成立救护委员会，以便在战时协助'陆军’医疗队进行工作； (2)平时开展训练男护士的工作； (3)救护车、陆军医院和医护人员中立化； (4)采用统一的识别标志，即白底红十字旗帜和臂章。
五人委员会特别是杜南坚持不懈地工作，说服欧洲各国派代表到日内瓦研究制定一项保护伤兵和伤兵救护团体权益的国际公约。
由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法国政府出面，于1864年8月8日到22日之间在日内瓦召开了有12位全权代表参加的外交会议。
会议几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五人委员会提出的公约草案，于8月22日正式签定《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即第一次日内瓦公约。
公约仅有十条条文，概括地将1863年预备会议通过的决议用国际公约的形式从法律上肯定了下来，也为关于战争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树立了一个规范性的模式。
国际红十字运动和其在武装冲突中的特殊作用，从此正式得到国际公约的承认。
随后,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欧、亚、美三洲的主要国家相继成立了43个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也于1904年5月29日在上海诞生。
到1987年4月已有145个国家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正式加入了这个国际红十字运动。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类别和使用 现行的1949年8月12日四项日内瓦公约，正式承认三种战地救护识别标志，即红十字、红新月、红狮与太阳。
1982年，红狮与太阳标准被取消。
武装部队医疗部门，在战地服务过程中，使用这类标志标明所属的医疗器材、人员、车辆、船只、飞行器、房舍等，都受到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不得随意受攻击。
现将有关情况分述如下： 一、红十字标志的由来和类别 红十字作为救护团体(即红十字会)识别标志，始于1863年10月，采用“白底红十字的臂章体为伤兵救护团体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
随后的日内瓦公约更以具体化，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系掉转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瑞士表示敬意，因为瑞士的日内瓦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
由此可见，红十字标志与宗教迷信没有任何联系。
红十字标志通常是由五个大小相等的红色正方形拼合成。
国际红十字的规章，对红十字标志本身的大小、比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只说明两条红色长方条成垂直相交，中心至各端的长短相等就行了。
我们常见的红十字标志，因人地而异，规格不尽统一，原因就在于此。
当然，最好还是前述五个正方形投合的方式制作，比较合乎大家都赞同的标准。
1876年，正在同沙俄交战的土耳其政府通知瑞士联邦委会说，“红十字标志冒犯了该国土兵的宗教信仰，”该国陆军已采用红新月标志代替红十字标志标明他们所使用的救护车。
土耳其的体法，随后为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占优势的国家历仿效，它们也相继采用了红新月标志。
为什么红十字标志冒犯了土耳其士兵的宗教信仰呢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简略地回顾一小段世界史。
在11世纪至13世纪之间，西欧信奉基督教，各国的王公、贵族、传教士企图从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和基督圣地，曾多次纠集教徒，前仆后继，进行十字军东征(最著名的有8次之多)，当时他仍所使用的旗帜就是以耶酥基督受刑的十字架作为标志。
十字军东征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自此以后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即视十字架为禁物，忌讳使用。
这种思想情绪，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在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上来了。
可是，象黎巴嫩、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样一些伊斯兰教影响较强的国家，却没有采用红新月标志，仍沿用多数国家所使用的红十字标志。
红新月标志，有向左和向右弯曲两种形式，国际红十字一般采用向右弯曲的红新月。
至于标志的大小规格，跟红十字标志一样，迄今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可以遵循。
伊朗从1923年起采用红狮与太阳作为该国红十字组织的标志。
但伊朗革命后，于1980年7月4日正式通告国际红十字会，放弃使用红狮与太阳标志，改用红新月标志。
因此，到1980年7月，1949年四项日内瓦公约所承认的三种红十字标志，实际上只存在红十字与红新月两种了。
在报刊文章里，有时我们还见到“红十字组织使用三种不同标志”的说法，显然由于信息闭塞，已与事实不符了。
目前，在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标联合会协会的144个成员中，使用红十字标志的有119个，使用红新月标志的有24个，余下前苏联是同时使用两种标志的唯一红十字组织。
二、红十字标志的使用 按照1949年8月12日第一项日内瓦公约第44条的规定，红十字标志(红新月标志同样适用)具有保护和说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前者指使用标志的人员、器材、车辆、机构等，是受到公约有关条款的保护；后者只是说明或表明使用标志的人员或某种东西，只是与红十字会有关系，或从属于红十字会，并不受公约的保护。
红十字标志的使用，首先是军事当局的权限，特别是武装部队医疗部门的权限。
据此，红十字标志的使用，一般应由有关军事当局授权，不得使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
在战时，这种受权特别给予从事救护伤病员的军队医疗队，即它的人员在战地救护过程中可以佩戴红十字臂章；它的救护车、医院船、医疗飞机、医院等可以悬挂红十字旗帜；它的医疗器材可以贴上红十字标志；等等。
交战双方应按公约给予保护，不得有违。
但是，这些人员、器材、设施、机构等，一旦不再为战地伤病员服务，就不再受公约的保护；医院、救护车等如用于掩护或运送作战部队，那就构成违犯公约的行为了。
日内瓦公约参加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严格的国内立法，明确规定了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方法。
一般讲来，红十字会无权使用保护性质的标志，但在和平时期它可以根据国内立法的规定，使用红十字标志，当然这种使用不含有任何保护意义。
国际红十字规定，各国红十字会会员、青少年会员、红十字会训练的急救员、卫生员等，均可佩戴红十字证章、肩章、领章、胸章、帽徽、别针等，最好在这类证章等的红十字标志周围镶饰些花纹，或铸刻上佩戴人员类别字样。
标忠尤应尽量小些，不宜过大。
红十字会全部占用的房舍，也可涂有红十字标志，或悬挂红十字旗帜；一部分占用的，只在占用部分的办公室悬挂红十字标志；如属红十字会所有而未占用的房舍，只能悬挂不带标志的会牌。
其他如救护车、急救站等，如系红十字会所有并由红十字会在使用，也可涂上有或悬挂红十字标志。
红十字会的出版物，或募捐时出售的物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
向灾民免费散发的救济品，也可印上红十字标志。
运往国外的救济物资，贴上红十字标志，还可以得到减免运输费的优惠待遇，特别是紧急救济物资还能优先抢运。
非红十字组织使用标志，事先须得到有关当局和红十字会的同意，不得自行其是。
关于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是在1096年到1291年发生的六次宗教性军事行动的总称，是由西欧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
由于罗马天主教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中，十字军东征大多数是针对伊斯兰教国家的，主要的目的是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东征期间，教会授予每一个战士十字架，组成的军队称为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一般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暴行。
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这种接触，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历史背景 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教廷在“拯救圣地”的名义下，号召基督教徒 十字军东征图 和天主教徒去夺回被伊斯兰教控制的耶路撒冷，并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
地中海及其沿岸，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先进的科学、经济与文化，因而它也是人类争夺最激烈，战争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早在公元7世纪，塞尔柱突厥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就占领了耶路撒冷. 11世纪末，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崛起，已有的财富已不能满足封建主贪婪的欲望，他们渴望向外攫取土地和财富，扩充政治、经济势力；另外，当时的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许多不是长子的贵族骑士不能继承遗产，成为“光蛋骑士”，他们往往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除了骑士外，西欧的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独占该地区的贸易，因而也积极参与了十字军。
还有就是农民，他们受到了封建主越来越重的剥削和压迫，再加上连年的灾荒，所以他们梦想寻找摆脱饥饿和封建枷锁的出路，所以才逐渐被教会所蒙蔽，被骗往东方；欧洲教会最高统治者罗马天主教会，企图建立起自己的“世界教会”，确立教皇的无限权威。
这些原因促使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地中海东岸国家。
当中近东地区混乱不堪、君士坦丁堡皇帝阿历克修斯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求援，以拯救东方帝国和基督教的时候，不知此举正中了罗马教皇的下怀。
早已垂涎东方富庶的西欧教俗两界，由天主教会发起，以驱逐塞尔柱突厥人、收复圣地为目标，以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地(耶路撒冷)为口号，开始了十字军东侵。
1096—1270年，西欧封建主对近东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西欧商业资本的增长，以及城市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经济分化，并推动统治阶级去掠夺经济发达的近东国家。
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会在解放巴勒斯坦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口号下发起的。
耶路撒冷和其他拜占庭领土一起是在十一世纪末叶被穆斯林(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
十字军参战者服装均饰以红十字为标志，散称“十字军”。
编辑本段战役过程 九次东征 公元1095年11月，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勒芒宗教大会上说∶“在东方，穆斯林占领了我们基督教教徒 乌尔班二世 的‘圣城’(耶路撒冷)，现在我代表上帝向你们下令、恳求和号召你们，迅速行动起来，把那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
”教皇还蛊惑人们∶“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它的物产丰富无比，就像另一座天堂。
在上帝的引导下，勇敢地踏上征途吧
”十字军东侵前后进行了9次。
克莱蒙的号召 “勇敢非常的骑士们啊，你们的父辈曾经所向无敌，你们不应该有丝毫退化，而应牢记祖先的英勇；如果你们感到被子女，父母，妻子的爱所束缚，就请回忆天主在其福音中所言：‘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要让任何对你的财产和家庭事务的牵挂羁绊住你们，因为你们居住的土地被限制在海洋和高山之内，令你们众多的人口拥挤不堪，……因此请消除你们中间的一切怨恨，让战争平息，让你们尖锐的对立缓和。
踏上前往圣墓之路吧，将这国度从可憎民族的手中夺取过来，并使它服从于你们的力量。
” ——乌尔班二世的讲道 9087号法语手抄本，《远征海外的指导意见》第1455页，法国国家图书馆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1096—1099年)，是唯一一次胜利的东征.参加的约有10万人。
骑士十字军兵分4路，1097年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进城后杀了7000人,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
十字军横征暴敛，促使人民不断起义，政权动荡不定。
第二次十字军远征 (1147—1149年)，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
塞尔柱突厥人于1144年占领爱德沙，是这次远征的起因。
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溃。
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 (1189—1192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率领下进行的。
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
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
由于十字军内部矛盾重重，此次远征也没有达到目的。
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继续东征.腓力占领了阿克拉(阿克)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留下了一些士兵.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又卖给了原耶路撒冷国王.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萨拉丁签订和约。
据此和约，从提尔(今苏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1204年）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
目的本是要攻占穆斯林所控制的埃及，作日后 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行动的基地。
十字军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现克罗地亚的扎达尔)。
并利用拜占庭国内的纠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城三天。
大战过后，威尼斯占去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
而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分别是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儿童十字军 ,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下，三万名儿童组成了一支十字军（Children's Crusade，也称童子军），历史称之为儿童十字军。
儿童十字军在法国马赛启程渡海，准备完成大人们未竟的事业。
最终，这些孩子不是在风暴中葬身大海，就是被船主给贩卖到埃及。
在德国，儿童也是受骗参军。
大部份儿童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途中，其他则流浪乞讨。
最不幸的几千个儿童被拐卖。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7年—1221年）。
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
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
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将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十字军。
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
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开拔。
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
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
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
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
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
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
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
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
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
9月，穆斯林收复达米埃塔。
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 (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第七次十字军远征(1248—1254年)和第八次十字军远征(1270年)，是法国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先后对埃及和突尼斯进行的两次远征，但两次远征均遭失败。
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48年—1254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
十字军很快便攻取了达米埃塔，但却陷入被瘟疫折磨的境况。
熬过瘟疫后，十字军进攻开罗。
十字军被由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马穆路克）打败。
结果，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杀，路易九世被俘。
1250年，当时的苏丹被其马穆路克军官推翻，故法国以大笔赎金赎回路易九世。
但直到1254年，路易九世和与他的士兵才能被释放回国。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70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领导，进军突尼斯。
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路上发生传染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
路易九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三世马上下令撤退。
此次十字军东征以撤退收场。
第九次十字军东征 （1271年—1272年），由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领导，赶到北非救援路易九世，但已经无力回天。
他在阿卡签定了停战协议，于1272年返回英格兰继承王位。
至此，十字军东征时代基本完结了。
十字军东侵的原因 十字军东侵是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意大利城市对近东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借口反对异教徒，打着圣战的旗号，对东部地中海各国进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侵略战争。
罗马教廷称这场战争是宗教战争，即是基督教反对穆斯林、十字架反对弯月的战争。
弯月指新月，是伊斯兰教的象征。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征。
每个参加出征的人，包括骑士、农民、小手工业者在内，胸前和臂上都佩有“十”字标记，故称“十字军”。
骑士是中世纪西欧各国的职业军人，是封建贵族中的低级阶层，但在中世纪，封建贵族也笼统地被称为骑士。
骑士在各国割据战争盛行时期，十分活跃。
城市兴起后，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十分羡慕城市商品和东方的奢侈品，需求是日益增加，但手里的钱却越来越不够用。
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西欧出现许多无世袭封号、无财产和土地的骑士。
他们四处游荡，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因此，大批骑士渴望奔向东方去劫掠财物和夺取土地。
西欧的城市，尤其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廷人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垄断地中海贸易。
所以积极支持十字军向东扩张。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为他们为赎买自由不得不向领主交纳大量货币。
封建主之间的混战破坏了农业生产，并经常向农民征发徭役。
加之荒年又连年不断，11世纪法国有26个荒年，1087—1095年西欧连续有七年大饥荒。
①从现实世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广大农民，很容易轻信教会关于圣战的号召，他们真的以为到东方去冒险可以发财和改善自己的处境。
近东地区的形势，十分有利于十字军的东侵。
根据基督教传说，巴勒斯坦是耶稣诞生与升天的地方，他的坟墓就在被视为圣地的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在古代曾是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是希伯来王国的都城，自然也被犹太教徒视为圣地。
按照伊斯兰教的说法，真主使者穆罕默德曾于622年7月17日在耶路撒冷乘天马升天，于是那一天被伊斯兰教历定为登霄节，耶路撒冷也成了穆斯林的圣城。
近东地区虽在7世纪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内，但阿拉伯人对异教徒则比较宽容，拜占廷和西欧的朝圣者照样可以自由地进入圣地。
11世纪中叶，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兴起及其西征使近东局势复杂化。
他们控制着几乎整个小亚地区，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若干独立的总督区，如罗姆、摩苏尔、大马士革、阿勒颇、安条克、特里波里等。
11世纪90年代，塞尔柱突厥人发生内讧，一些伊斯兰清真寺被破坏，但从海路来的朝圣者只要缴纳为数不多的税后仍可去耶路撒冷。
然而教皇和教廷却编造出穆斯林侮辱西方朝圣者的消息，煽动宗教对立情绪。
同时，庞大的拜占廷帝国日益衰落，龟缩在欧洲东南隅的狭小地区。
1091年，一支突厥人准备进攻拜占廷首都君士坦丁堡，帝国危在旦夕。
走投无路的皇帝阿历克塞一世（1081—1118年）不得不向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求援。
拜占廷帝国的困境，终于成为西欧封建主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罗马教廷是发动十字军东侵的祸首。
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在法国的克勒芒宗教大会上号召组织十字军。
在会议结束时，他向人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煽动性演说。
他历数基督教徒在东方的痛苦和突厥人的“暴行”，号召贪婪的领主、好战的骑士、冒险的商人和盲从的农民，拿起武器，到东方去，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主的坟墓。
他允诺说，凡是参加远征的人都可以赦免罪过，死后直接升入天堂。
与会者群情激奋，乌尔班的演说不时为“阿们
”“阿们
”（希伯来语，意思是唯愿如此）的呼声所打断。
宗教感情的冲动，物质利益的诱惑，使西欧许多阶层的人，尽管其目的各异，都狂热地投身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征服战争之中去了。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十字 《要塞:十字军东征》 军远征总体上说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参加者的社会成分繁杂不一，武器装备上极不统一。
身裹甲胄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
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
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
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
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
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勇猛果敢的攻击，把它们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恩格斯写道∶“……在十字军远征期间，当西方的‘重装’骑士将战场移到东方敌人的国土上时，便开始打败仗，在大多数场合都遭到覆灭。
” 十字军远征持续了将近200年，罗马教廷建立世界教会的企图不仅完全落空，而且由于其侵略暴行和本来的罪恶面目，使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后世史家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失败还更坏些。
”十字军所谓要夺回的圣地耶路撒冷，遭到空前的血洗。
单在一所寺院里，就有约1万名避难者惨遭屠戮。
十字军一个头目写给教皇的信里说，他骑马走过尸体狼藉的地方，血染马腿到膝。
寺院、宫殿和民间的金银财物被抢劫一空，许许多多的古代艺术珍品被毁。
这场屠杀以后，十字军到“圣墓”前去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又投入了新的烧杀 十字军东征 [1]虏掠。
《耶路撒冷史》记载说，十字军占领该城后，对穆斯林不分男女老幼实行了惨绝人寰的3天大屠杀。
“勇士们”为了掠取黄金，剖开死人的肚皮到肠胃里去找。
后来，因死人太多，干脆把死人堆架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里扒寻黄金。
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对该城烧杀抢掠一星期，将金银财宝、丝绸衣物和艺术珍品抢劫一空，使这座繁荣富庶的文明古城变成了尸山火海的废墟。
为了分赃方便，就把金属雕塑熔铸成块件。
法国编年史家维拉杜安写道∶“自世界创始以来，攻陷城市所获的战利品从未有如此之多。
”十字军这种强盗行径，充分暴露了其宗教的欺骗性和虚假性。
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东侵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内传到西欧的。
十字军东侵，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
如西方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尽 十字军东征 管十字军东征给东方和西欧各国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它们对欧洲文明却有着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它为欧洲基督教各王国的内战找到了一个出口。
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世界主义的道路，使欧洲人认识到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
老兵们看到了他们的乡村里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带回来的故事点燃了欧洲创造的火花。
从12世纪开始，即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回忆录和歌曲形式的文学诗歌兴盛起来。
在中世纪黑暗年代的沉寂之后，十字军史诗的发展和扩散被一些学者称为“12世纪的复兴”。
很多人干脆就没有回欧洲，尤其是那些在欧洲没有继承土地机会的不是长子的人。
留下来的人在圣地建立了军事、文化和商业前哨。
他们在第一次东征后建立起来的要塞，常常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移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阿拉伯世界众多图书馆的接触为欧洲封闭的学者们开辟了全新的世界，他们逐渐看到那些用阿拉伯语保存了若干个世纪的丰厚的古希腊典籍。
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伴随着暴力的互动。
从某种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在传播知识层面的积极作用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
十字军东征还将欧洲的旅行者和商人同一个发展中的世界融合了起来。
对中东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欧洲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由此促进了欧洲羊毛和纺织业的发展。
十字军东征和中东拉丁王国的结束意味着获得亚洲贸易品的难度增加，但需求却并未因此而减少。
一些历史学家推测，15世纪中东对欧洲商人的关闭加快了航海探险的步伐，并最终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华盛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克巴·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
”它的影响深刻：对当时可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活力的穆斯林文明来说，东征及其造成的破坏打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穆斯林的信心；而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则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
数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前往圣地朝拜是一项最为普遍的活动。
虽然重要的宗教中心都在欧洲，但许多重要圣地却在巴勒斯坦。
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兴起，让前往耶路撒冷和其它中东地区的旅行危险性骤增。
土耳其人对非回教徒没什么好处，并且结束了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尚称和平的关系。
同时，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占领有价值的土地，给予拜占庭极大的压力。
1095年，为了响应来自拜占庭皇帝请求协助的要求，教皇乌朋号召了由基督教战士所组成的十字军，企图从回教徒手中重新夺回巴勒斯坦。
征募十字军一事激起欧洲骑士的热烈响应，一方面是出于本身激烈的信仰，一方面教皇也保证只要为圣战而死均可得到上天国的回报。
此外另一个诱因，是有机会在海外攫取土地与财富，获利比起与家乡亲族或和邻近地区争夺要强上许多。
到了1097年，一支含及朝圣者和教派信徒的三万大军由君士坦丁堡横越到小亚细亚。
尽管领袖之间一直争斗不休，而十字军与拜占庭支持者间的承诺也告破裂，这支东征的队伍依旧踉跄前进。
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人只受到程度不高的侵乱。
法兰克的重骑士和步兵并没有跟阿拉伯的轻骑兵和弓兵作战的经验，但骑士的耐力和体能让他们赢得一连串彻底胜利的战役。
安提阿于1098年因内部变节被占领，耶路撒冷则在1099年因驻军虚弱不足以抵挡攻击而沦陷。
基督教徒经常在胜利后不分年龄、信仰或性别对居民进行屠杀，名声因而大坏。
虽然许多十字军在战后返回家园，但也有若干强悍的战团留下来建立与欧洲相仿的封建王国。
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统治者，在人数上远远落后于他们试图要控制的回教徒人口，因而采取兴建城堡与雇请佣兵的方式掌控回教徒，不过，法兰克的文化和宗教却博得了该地区居民的好感。
十字军从他们安全的城堡基地出发，向入侵的阿拉伯人作出攻击和拦截。
百多年来敌我双方都是以典型的游击战作对抗。
法兰克的骑士虽然强大但移动速度慢，而阿拉伯人尽管无法抵挡这些重骑兵的冲击，却能以轻骑加以包围，使其部队失去作战能力，好在沙漠里设伏来捕捉他们。
虽然十字军建立的王国控制了沿岸地区，在补给和增援上不虞匮乏，但是定期的入侵和百姓的不满情绪，皆表明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失败。
由具备作战能力的基督教僧侣所组成的战斗团旨在为圣地而战。
圣殿骑士团和救伤团的骑士成员主要是法兰克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是日耳曼人。
虽然这些十字军凶猛而果决，但人数上却永远不足以维持地区的安稳。
部份的十字军王国曾经存在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学会谈判、妥协，并且挑拨不同的阿拉伯族群自相残杀。
然而一个伟大的阿拉伯领袖的出现，统一了各个回教的族群，这位领袖就是在1174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沙拉丁。
1187年，他在沙漠中大败十字军并再次占领耶路撒冷。
在另一个世纪里，由于仅仅取得一次罕有的短暂成功，欧洲人数度誓言重新控制圣地和耶路撒冷。
多达八次以上的十字军东征，在遭到反击败阵之前，大多仅能取得沿岸地区以及内陆上的些许进展。
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甚至没能抵达巴勒斯坦，反而在维尼斯总督的领导下洗掠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带来一次难以复元的无情打击。
最恶劣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发动于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几千名欧洲儿童远渡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却在那里被出卖作奴役。
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基督徒与回教徒之间新的敌意与封建体系的恶化，同时也暴露出新的文化。
此外，由于很多领主陆续破产并在死后遗留土地给国王，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农奴成为十字军后不再回来。
新的词汇随着东征后加入到欧洲的语言里面，例如cotton(绵)、muslin(平纹细布)、divan(沙发床)和bazaar(市场)。
欧洲人还带回许多新奇的纺织品、食物和香料。
这些新鲜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贸易活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国家(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发展。
这种需求尚促进了自十四世纪开始的大发现时代。
十字军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并增加了地方上的货币供应，大力提升经济的成长。
十字军东征，间接的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
欧洲人入侵东方后，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却仍在当地存在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欧洲人将他们带回后，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