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凭借各种票证购物。
你能写出几种当时购物的票证
好多种：粮票和布票，甚至后来还有电视票。
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
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充斥山城，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或许再没有哪个国家会比中国的票证多，回首当年滋味万般的票证情结，我们不应该忘记它们，因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蕴藏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丰厚内涵，浓缩了共和国那段坎坷历史，记载了这座城市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艰难轨迹。
追忆—— 物资匮乏的清贫日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里，人们想必不会忘记各大超市的琳琅满目，丰盛至极。
而时光倒流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票，给餐桌上添些油水。
50年代中期，随着粮票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关涉油肉布煤等百姓日常生活的各种票据也相继出现。
“那个时代，票比钱管用，没票寸步难行。
”52岁的陈前荣是原九龙坡区蔬菜公司职工，这是他最初对票证的强烈印象。
那时他还是个小毛孩，家中有父母兄妹五口，全家一个月凭票领100斤粮食，肉、油是每人每月半斤。
“那时正是娃儿长身体的时候，哪里够吃嘛
你看我现在恁个瘦，都是那个时候亏了身体的结果。
”他打趣说。
孩提时的陈前荣最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政府会增供粮食、肉油，如此不仅可以打牙祭，父母也会用存了整整一年的布票给他做套新衣裳，“这在当时是件很奢侈的事，因为小伙伴们大都穿着有补丁的衣服”。
虽说日子苦了点，还是有让他兴奋的事。
读书时他一直是班上尖子生，为此学校奖给了他一张工业票。
他兴奋地拉着妈妈去买皮鞋，谁知到了商店才发现根本就没有男式皮鞋，于是他委曲求全让妈妈买了双女式皮鞋，照样穿到学校去洋气了一番。
想起往事，他忍俊不禁。
粮票开始使用时，65岁的王新明正在读高中，一月有32斤粮，而父母是普通居民，每人只有25斤。
由于母亲在肉店工作，所以每月家里可以吃点油荤。
不过好景不长，1959年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那时他已是沙区一家油漆厂木工，每月有些收入，“但没有票还是买不到东西，有钱也不是万能哟”。
记得1960年有天下班后到馆子吃饭，他用二两粮票要了碗素面，谁知香喷喷的面条刚放上桌，一个小孩冲进馆子端起面碗就跑。
那时他听说街上有人抢饭，没想到还真遇到了，于是追进一条胡同把小孩挡住，孩子可怜兮兮望着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棉花票对他说：“叔叔，我们换嘛，这个给你。
”当时他哭笑不得，虽然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最后还是把面条让给了孩子。
都说当家才知柴米贵，75岁的李开贞婆婆也经历了物资匮乏年代的酸甜苦辣。
那时她和丈夫带着4个孩子挤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里，虽说丈夫是单位党委书记、市劳模，收入相对较高，但是当时的“九等十级”分粮制度规定干部的粮食定额更少，所以家里的吃饭问题就格外严峻了。
“娃儿多，又有老人要照顾，只有亏自己。
”李婆婆眼泪花花回忆。
有次母亲生病，她用一斤肉票买了猪蹄，准备炖汤给母亲补补，考虑到孩子，又在汤里加了海带。
晚饭时，她发现小儿子不停吐清口水，以为病了，再三追问，才知他看见家里炖了蹄花汤，却又不敢偷吃肉，只好吃了碗海带，哪知很久没沾油水的肚子不受，结果一直反胃。
李开贞松口气后，第二天赶紧又拿了半斤肉票给儿子买肉补身体。
回味—— 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 眼下20来岁的重庆年轻人，对于粮票之类的票证往往不知所云，但对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来说，这些票证却能勾起他们对于物质稀缺年代最深切的回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即使是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物质也非常匮乏：从1953年11月到第二年9月，重庆开始实行粮食、棉布计划供应。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
1956年11月6日，重庆宣布对食用植物油实行定量分配、凭票供应，农民每人每月定量为5两，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定量为7两，植物油零售价格每市斤0.48元。
10月2日，市票证爱好者联谊会会长韩孝基对记者感叹说：民以食为天，在票证年代里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
每逢佳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比如糯米只有到春节才作为年货凭证供应一次。
全国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使用粮票。
需要到异地出差，就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所以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分别有个外号叫‘满天飞和团团转’。
”作为上月票证收藏文化展示会的组织者，韩孝基表示：“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知新。
”据他考据，从1955年到1988年，由重庆市粮食局发行的各种市内通用粮票有100余枚，“重庆粮票精致大气，其印刷工艺于细微处也一丝不苟，作为主图的麦穗玉米红灯笼、枇杷山与大礼堂、红岩村和朝天门无不充满颂扬与希翼。
” 同样喜欢研究票证的收藏家余超伦告诉记者：“票证是历史长河中一朵灿烂之花，每一枚票证都是洞见历史的窗口。
”在他收藏的上万张票证中，相当部分是1967年到1974年的语录票，“语录票票面以‘革命圣地’、‘工农兵形象’、毛主席语录为装饰图案，原封不动的政治口号随处可见。
有些粮票写着‘打倒苏修’，无非是让老百姓吃饭时也不要忘记批判修正主义。
” 从70年代开始，余超伦收藏的重庆票证种类有数十种之多，常见的分为四类：关于吃喝的有细粮票、粗粮票、糕点票、豆腐票、奶粉票、盐票、肉票等；关于穿戴的有布票、棉花票等；关于日用百货的有肥皂票、火柴票、烟票、蜂窝煤票、煤气票等；专用票证则有用于高干、婴儿、产妇和病人按规定之外的特需票证和多在春节额外供应的节日票等。
票证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符号标志，它留给人们的是不堪回首的苦涩。
他说，“为了用足票证，人们想尽办法，商业购货券和肉票、布票要集中使用，3年困难时期甚至有人因为饥饿画粮票而获罪。
” 感慨—— 悲剧开始以喜剧收场 这样的画面经常发生在中兴路旧货市场：9月30日，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出现在市场楼外，手里提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沿着小路逡巡着，最后在一家摆放着各种票证的地摊前停下来，问老板收不收粮票，老板连连点头：“收，收
”中年人打开皮包，内层里整齐叠放着花花绿绿的票证，然后不紧不慢的说：“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黑格尔曾说在很多时候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
”市博物馆史学家庄燕和说，“新中国历史上这段票证故事，我们完全可以在它悲剧的真实之中，发现一种喜剧的审美效果。
”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
到1983年，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两种，1985年长达30多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取消。
1992年—1997年间，票证制度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代的结束预示着中国由计划经济的短缺时代走向市场经济的过剩时代。
1996年间，重庆曾在部分区域发行了最后一套印刷精美的地方粮票，但它几乎没人使用就被直接送进了收藏市场。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哪些社会大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开端。
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如奕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改变了夜郎自大的态度。
他们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
于是，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
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
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
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冲破了窒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风气，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洋务派先后创办了一系列的军用企业与民用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有了发展。
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政治体制的近代化未能也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又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近代化开始由经济领域逐渐向科技文化和人才教育领域渗透。
戊戌变法:十九世纪70年代，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
甲午战争以后，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顺应时代潮流，主张维新变法。
他们办学堂、设报馆、译西书，上书光绪帝，组织强学会，大力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闭塞心理和狭隘守旧的状态，否定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神圣地位，因而从根本上转变了以往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局面。
维新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给中国的未来以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救亡图存，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的破产。
从此，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兴起。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大大推动了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
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民主义。
它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1911年的武昌起义，得到全国响应。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为经济工业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工业化获得了长足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获得了重大突破。
革命派提出三民主义，对教育的内容和学制进行改革，提倡资产阶级的公民道德等，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也有了发展，但未能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北伐战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南昌起义等。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20世纪几十年代的口号
50年代1958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要文学现象有哪些
悲剧精神回归故事坠入庸常神秘主义感觉崇尚作坊情结流浪意识重说历史激情淡定诗人诗话语言至上终极追问专业的难度
（25分）口号是一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个时期，都留下过许多有着时代特色的口号。
阅读
20是一个全面变革期。
世界政局纷争，人类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因此，欧洲各国大都在世界大战中遭受巨大损失，并影响了它们教育的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划分为以英国、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西欧），以苏联、匈牙利等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德国则一分为二，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分属两个阵营。
这个时期，欧洲化学教育发展在两大阵营中显示出不同的特点。
其中，西欧主要以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为主要代表，东欧则以苏联为主要代表。
苏联化学教育在前一章已作了全面介绍，本章将以英、法、德等国的化学教育发展为主线，从整体上对20世纪欧洲化学教育发展进行全面阐述。
20世纪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但欧洲各国总体上仍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势头，特别是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由工业化社会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自科技与教育的极大投入。
本世纪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提出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使得20世纪的科学成就远远超过了曾经辉煌的19世纪，而电子计算机、核能、新材料、生物工程和航天等新技术的广泛利用导致了又一次新的技术革命的产生。
如果说19世纪初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转化与制约关系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则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互动一体化关系。
这种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使之出现了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和教育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教育化的大趋势，现代教育具有了一般社会生产力的职能和特征，其中化学教育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这在20世纪欧洲化学教育发展中充分显示出来。
从表8-1所列欧洲各国化学工业发展状况可略见一斑。
欧洲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还是在人口、文化、科技、历史、传统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总体上讲，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方面。
就那些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政治上奉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因而决定和制约教育运行机制的社会总机制本质上是共同的。
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在一个水平线上，具有共同的教育阶级倾向和价值观。
各国间通过 各种政治和经济组织进行彼此协调和借鉴。
那些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国家，政治制度、教育体制及价值取向等更具有一致性和协调性。
即便是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由于共同的地理位置和深层次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受教育科学客观规律的制约，在化学教育发展方面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点。
50年代以来，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和在和平环境中的激烈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既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又决定了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政治方向。
西欧国家既存在与东欧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也存在与日、美等国的竞争与合作，同时西欧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更加密切与直接。
多数西欧国家的经济在二战后经历了10年左右的“复兴”时期，60年代则进入所谓“黄金时代”的持续发展时期，而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西欧国家从此进入一个危机、滞胀的漫长阶段，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其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上升。
这种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一方面它对教育提出了从未有过的要求，提供了教育发展所需的资金，使教育经历了一个所谓的“扩展时期”；另一方面，它的危机、滞胀与困境又使教育至今处于“紧缩年代”。
新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使西方政治家们不仅对教育的经济意义而且对教育的政治意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即教育支出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
到1975年，多数西欧国家教育支出达到最高点，此后有所下降，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水平。
欧洲国家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教育支出情况。
70年代后期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教育经费削减，教师收入下降，教育质量不高，学龄人口大幅度波动等，使教育又跌到了危机的边缘。
70年代以来的高失业率向教育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究竟应当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和北欧国家都先后提出，学校教育要“回到基础”，开设统一的核心课程，防止过早、过窄的专业化教育，通才教育思想又占了上风。
继续教育与终身教育思想几乎无多大争议地被各国所接受，成为不少国家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思想。
1989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北京召开的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也再次肯定了这一思想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疑，这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具有指导作用。
教育民主化、教育机会均等一直是西方国家60年代以来喊得最响的口号，几乎被解释成是一切教育政策的出发点。
然而，30多年的教育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升入大学的比例同这一阶层人口相比仍然是很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