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对朝心理战
对朝心理战，顾名思义，就是韩国对朝鲜进行的心理战。
按照朝韩军方2004年6月达成的协议，朝韩双方从当年8月15日起停止在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所有宣传活动，包括高音喇叭广播、广告宣传牌等。
心理战即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原则，以人类的心理为战场，有计划地采用各种手段，对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施加影响，在无形中打击敌人的心志，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和利益。
通过宣传等方式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军民斗志或消除敌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的对抗活动。
它通常分为政治心理战、经济心理战、外交心理战和文化心理战等。
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很大一部分讲的是心理战，海湾战争以及今年美英联军攻打的伊拉克战争均成功地使用了心理战。
心理战告诉我们，一个军队的心理被击垮了，那么这个军队肯定会吃败仗。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如果我们被自己固有的心理劣势打倒了，我们的人生也一定会是失败的人生。
美国对朝鲜进行心理战，手段可谓多种多样。
其中最得力的还是得到美国国会资助的“亚洲电台”。
自1997年起，“亚洲电台”开始用朝鲜语进行广播，每周广播7天，每天4小时。
该电台负责人胡恩表示，朝鲜的收音机大多固定频率，只能收听官方电台广播。
在朝鲜，收听外国电台是违法的，但民众还是能够收听到国外的广播。
为使美国的声音更多地进入朝鲜，美国议员要求国会拨款购买收音机及气球，并送至朝鲜境内。
美韩军队还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朝鲜进行心理战，比如说在非军事区内每天用大广播报时间，这主要是考虑到朝鲜人民军战士多数没有戴手表，另外还立了一块天气预告的大牌子，让朝鲜人民军战士能了解到信息，天长日久，朝鲜人民军战士对美国及韩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就能“真正地信赖”。
针对美国的心理战，朝鲜进行积极反制。
朝鲜劳动党加大了对金正日“主体思想”的宣传力度，称“主体思想”是指引朝鲜人民前进的唯一正确思想。
对于美韩方面的气球心理战，朝鲜方面则予以强烈谴责。
一名曾在朝鲜人民军中负责没收韩国宣传品的叛逃者说，朝鲜政府告诉民众说，“美帝”空投来的东西有毒：“朝鲜人民很害怕去碰它，因为他们被告知谁要碰的话，手就会烂掉。
” 朝鲜中央通讯社当天援引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司令官的话报道说，最近，韩国方面在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的330宪兵哨所悬挂了反朝口号，并且正在架设高音喇叭，以重新开始对朝心理战。
这位司令官说，韩国的这些行动明显破坏了朝韩过去达成的协议，是“严重的军事挑衅”，也是把朝韩关系“引向严重状态的重大事件”。
这位司令官“受委任”向韩国方面发出警告，要求韩方立即拆除反朝口号，严惩肇事者，同时表示，如果韩方架设高音喇叭进行心理战，朝鲜军方将“进行瞄准射击，加以击毁”。
按照朝韩军方2004年6月达成的协议，朝韩双方从当年8月15日起停止在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所有宣传活动，包括高音喇叭广播、广告宣传牌等。
韩国国防部长官金泰荣24日在就“天安”号事件举行的记者会上说，韩国将从当天起恢复“对朝心理战”。
对朝心理战是什么
心理战即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原则，以人类的心理为战场，有计划地采用各种手段，对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施加影响，在无形中打击敌人的心志，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和利益。
通过宣传等方式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军民斗志或消除敌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的对抗活动。
韩国对朝鲜采用的方式楼上已经说了。
心理学专业术语有哪些
心理战是以人的心理为目标，以信息为武器，对人的认知、情感、意志和个性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的作战样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心理战是作战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心理战虽然不能替代兵力兵器的打击，但它与战略、战役、战术行动和兵力兵器紧密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有时心理因素甚至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当然，军事实力是心理战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心战”必须以“兵战”为基础，“兵战”的实力越强，“心战”的效果就越好。
\ 心理战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心理战理论和战略观念的更新，心理战已经从单纯的战术活动发展到反映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战略。
西方国家已经把心理战纳入国家战略，不仅为其军事斗争服务，而且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展心理战，表现形式为思想战、政治战、外交战、文化战、经济战、情报战等。
\ 在和平时期，心理战主要表现为国家战略心理战，其作用主要是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全民心理防线；通过外交和宣传活动，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心理攻势，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展示己方实力和使用实力的决心，对潜在敌人进行威慑，延缓或遏止战争。
\ 在战争时期，各国除了实施国家战略心理战外，侧重实施军事战略心理战和战役战术心理战。
其主要作用是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能够凝聚己方的战斗力量，坚定必胜信念；能使敌人内心降服，真正战胜敌人。
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的活动已经结束。
”\ 一般来说，心理战的作用可概括为三点：一、对敌对方具有“兵战”不可替代的思想、精神、心理上的“涣散剂”效应。
心理战可以借助各种攻心手段，渗透、分化、削弱敌心理对抗意识，乱其谋、泄其气、夺其志，使敌参战人员产生紧张、恐惧、惊慌、疑虑、厌战、疲惫、不知所措等不良心理反应，进而出现铤而走险或懒散怠战的行为，最终导致其内心降服、缴械、倒戈，以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二、对己方具有凝心、壮志、融情、盈气的“粘合剂”效应。
有战争就有破坏和伤亡，就会产生经济、生活方面的困难和矛盾，加重人们的不安全感和心理负担。
因此，应对敌方的心理攻击，仅靠一般的政治号召、思想教育、舆论宣传，不足以解决问题，还必须借助心理战的手段和功用。
心理战对己方军民在增强心理凝聚力、激励顽强意志、焕发民族情感、充盈战斗士气方面，具有强有力的粘合剂效应。
三、心战比“兵战”具有预先进入对抗的攻心无声的“渗透剂”效应。
战争的准备不仅包括军队数量、武器装备、物资储备、训练素质、战略、战术、策略等，而且也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准备。
比如，营造对抗意识和战争气氛，激发攻击情绪，树立自己的和平形象和赢得世界舆论等。
敌对双方这种在心理上的激烈搏斗，在许多时候是以隐蔽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的。
这就使心理战比“兵战”更早进入对抗状态，并贯穿战争始终。
誓师大会上用的口号
1争分夺秒，鏖战百日，走向成功，共创辉煌 2心若在，梦就在，只要做，就能行，冲刺百日，百日冲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小队名称及口号
希望小队：勇往直前走向明天智慧小队：拥有智慧拥有成功超越小队：超越梦想展现自我先锋小队：先锋先锋永远先锋希望小队
怎么样持续打心理战能赢?
所谓心理战，是指敌对双方运用心理学原理，通过宣传和其他活动，从精神上瓦解敌方国家及其军队的作战样式。
它通常分为政治心理战、经济心理战、外交心理战和文化心理战等。
宣传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以特殊的方式的继续，政治对战争的支配和制约是战争的基本规律，这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目的、规模和进程等方面。
首先，在世界向着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之中，世界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愿望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渗透和依存，从而构成强烈的利益互动关系，使战争决策受到极大的约束。
任何国家无论其军事实力怎样强大，都不能毫无节制、随心所欲地运用战争手段。
同时，仅仅依靠军事优势还不能使对手屈服，军事对抗最终还要回到政治解决的方式上来。
其次，在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当政治不得不把战争作为手段时，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攻城掠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征服对手，而主要是摧垮敌方的对抗意志，从而使战争规模相对缩小，战争样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再次，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为有限政治目的实现提供了低风险、高效能的手段，而战争耗费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又削弱了各国对战争的承受能力。
最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所有国家在对外政策和战争决策方面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民心向背对战争的制约力量显著增强。
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战争诸要素渗透，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战争的技术构成，使战争的能量大大增强。
高技术武器装备已成为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和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一是武器装备的质量水平越来越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二是精确制导武器成为战争的基本火力手段；三是电子战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四是指挥自动化系统成为战争的“神经中枢”。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努力增加国防实力，提高军队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一旦战争爆发，就可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步，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为了增强我军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物质基础，切实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必须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千方百计把武器装备搞上去。
21世纪初期，我国将面临的战争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确保国家利益和尊严不受侵犯与损害的战争。
这样的战争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意愿，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正义的战争。
战争历史证明，正义战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在战争指导上，必须高举反分裂、反侵略的正义战争的旗帜，坚持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充分发挥正义战争的优势，依靠这种优势赢得战争的胜利。
为此，要立足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全面筹划战争准备，做到备战、慎战与应战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