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人物的名字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两个字的
看了《三国演义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三国时绝大多数人单字名?的确是，翻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
《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
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
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
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
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
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
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
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
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
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
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
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
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
“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
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
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
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
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
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
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
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
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
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
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
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
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
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
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
《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
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
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
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
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
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
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
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
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
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
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
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
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
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
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
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大逃杀2》还是没看懂什么意思。
领导人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在谈论这部片子，我们必须接受一些能的假设，包一群平均年龄不超15岁的未成年人就能向全世界的成年人发出挑战，并且占据了一座小岛，几年都没有被剿灭；一群中学生，只是摸了几个小时的枪，就能像老兵一样自如地使用那些武器了；大批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居然被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打得屁滚尿流、溃不成军；两个小屁孩，一人一杆枪，就能在地面部队重重包围、空中打击地毯式轰炸中杀出一条血路，并能很快衣着光鲜地开着车与同样奇迹般生还的同伴会合……如果接受这些假设，那么下面的谈论还有些意义；如果不接受，那这部影片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
与第一部深挖人性的出发点不同，这一部的立意似乎更为高远，铆着劲儿往世界和平上靠。
还提到了阿富汗，拍了很多饱受战争之苦的孩子们纯真的笑脸。
意思是，成年人不负责任地把世界搞乱，让未成年人受苦，最后还得靠未成年人来收拾烂摊子。
想法是好的，但是着力点似乎有问题。
在第一部里仅作为背景设定出现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部里成了大力渲染的东西，导演似乎想从这里发力，但是让人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儿。
掌握权利的成年人怕成长起来的未成年人抢班夺权，自己则死无葬身之地；未成年人则看不惯成年人的保守和堕落，希望尽快进行权力交接，这种矛盾古已有之，并且一直在不停地循环着。
但是把这种矛盾放大到这种程度，还是令人瞠目，并且难以接受。
并且，既然这么强调两代人的矛盾，又该如何处理亲情呢
于是，在两代人水火不容的矛盾的大背景下，老师对女儿的爱和北野对死去父亲的愧疚就显得有点儿尴尬了。
本片还有强烈的反美倾向，对总理亲美、惧美的丑态的刻画，以及多处出现的显然是影射美国911的爆炸摩天楼画面，无不显示出这一心态。
再结合关于阿富汗的情节，可以看出本片所谓的反战其实就是反美。
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矛盾不过是个寓言，成年人就是美国，而未成年人就是日本。
归根结底，创作人员的意图还是想表达希望日本挣脱美国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人物设定也远不如第一部丰富而细腻。
主角不是沉着脸作苦大仇深状，就是瞪着眼睛乱喊一通、乱射一通，或者干脆打扮成本·拉登的样子朗诵些探索人生意义的句子。
配角们更是失败，除了一开始宁死不屈的慎太郎之外，没有一个让人留下稍微深刻一点的印象的，所以他们死的时候，音乐再煽情、主角再悲痛，观众也感觉很麻木。
这一部里的老师更是莫名其妙，一开始摆出一副便秘了几个月的表情，后来又不知所以地与BR2法决裂，穿上运动服去跟学生们叙旧，最后很壮烈也很无聊地牺牲了，总之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家伙，远不如第一部中北野武本色出演的寂寞中年人能打动人。
总之，这就是一部狗尾续貂之作——在找到更具变异的词之前只能先用这个了。
喜欢第一部的，实在不必看这第二部，或者说看了第二部，才知道第一部有多么优秀。
“抢班夺权 ”英文表达
看了《演义》之后，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三绝大多数人都是单?的确是这样开历史看看，整个的东汉、三国这300多年间的人名，几乎全是一个字，双字名是极少极少的。
《后汉书》、《三国志》中的人名，间或有两个字的，但这些人，有的是隐士，如庞德公、邓卢叙；有的是乳名，如刘盆子、郑小同；有的是以字行世，如黄承彦、苟巨伯。
知识分子、官员、显要是找不出双字名的。
这真是怪事。
问题出在王莽身上。
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
为了巩固统治，他捡起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大搞迷信，大搞复古，以此为核心，还推行了一系列所谓的“新政”，从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从货币到地名，无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
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
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
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
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
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
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
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
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
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
”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
“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
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
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
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
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
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
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
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
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
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
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
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
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
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
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
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
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
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
《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
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
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
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
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
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
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
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
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
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
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
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
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
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
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
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文化大革命的内容
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党中央在刘少奇、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
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
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
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
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
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主要内容是。
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
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
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
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
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
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
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十大前后，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
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在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
“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的“大批判”。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
影响是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
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
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
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
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
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
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
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
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
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
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
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
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
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
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正如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