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学习小组组名、组训、组规、组徽、口号、组歌怎么写
星星之火以燎原 毛 一九三零年一月五日 对于时局的估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
他们虽 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
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 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 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们似乎认为 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 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 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 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 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 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 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四，就会明白相应于 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 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 事)。
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 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 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 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 地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 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 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
这种估量，多半是从 主观主义出发。
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 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
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 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 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 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 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
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 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 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
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
这里 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 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 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 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
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 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 “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 的形容词。
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
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 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 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
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 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 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
中央二月来信就 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
特别是我们在红军 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 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
所以有这种抓住 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 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
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 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 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 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 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 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 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 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 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 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 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 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 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 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就知道反帝 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 成烈火。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 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
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 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
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 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 会迅速消灭。
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
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
群众对国 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
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 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 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
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 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 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 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 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
所以，抛弃城市 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 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
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 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 动群众。
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 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
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 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 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只有在好 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 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
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 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
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 的效力。
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这是一般的 原则。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
也是有的。
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 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
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 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
大要说来是：‘分兵以 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 浪式的推进政策。
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
’‘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
’ 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
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 这种战术。
”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
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 新境内的分兵。
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住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 兵。
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 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 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
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 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
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 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
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 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
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 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
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 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
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 仍然存在的。
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
当时指出的理 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
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 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 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
第一，三省敌 人军力最弱。
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
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 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 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
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
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 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
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 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 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具的红军 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
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 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
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 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
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 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
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
那个建 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 性。
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
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 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 哪一省都弱。
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
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 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 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 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 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但我所说的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 一种空的东西。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 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
孙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
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
孙中山为何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
我认为，这是他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天下为公”的出典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礼记·礼运》中所描叙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就是所谓“大同”。
《礼运》篇托名孔子撰作，其实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学者所编纂。
它反映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
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源头便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篇。
但孙中“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孙中山所处那个时代的印记。
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孙中山眼中的“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
“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到了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更宽广。
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
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一个“共”字，涵盖面是那么大，“国家”、“政治”、“利益”都在它的笼罩之下。
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
在孙中山的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人民，享受平等幸福的是全体人民：“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国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
“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确实做到了古人说的“公天下”。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世人说，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没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孙中山描绘的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当时确实使很多人怦然心动，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实现“天下为公”的途径 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公天下”。
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
并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
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中华民族，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权，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
他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
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
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
在这种制度下，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
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但孙中山又说，要把“权”与“能”、“政权”与“治权”分开。
简单地说，就是有权的人，不要直接管事以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管。
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
”而且要把受人民委托管理政府的专门家看作是普通人，即使是民国的总统、总长，也要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人。
至于“政权”和“治权”分开的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解释的：“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这个政权，便是民权。
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孙中山设想得很好，真正实行起来未必简单。
人民把管理政府的大权交给“有能的专门家”以后，既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又要监督他们，防止其反仆为主，公仆变老爷，这事谈何容易。
他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辛亥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
“平均地权”即土地“单一税制”，具体办法就是让地主自报土地价格，以后国家按地主自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国家征用地主土地，也按地主自报地价收购。
土地因交通发达涨价的部分，当归国家。
孙中山说，“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
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但他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只适用于“宅地”，不适用于“耕地”；只适用于城市及近郊，不适用于广大农村。
孙中山晚年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
而且这种主张不很现实。
孙中山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想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防止其必然伴随的弊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
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
中国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
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
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
他把民生主义或称作社会主义，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或称作共产主义。
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
孙中山深知，为实现“天下为公”，必须跟以天下为私的人作斗争。
他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
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孙中山所说的搅乱民国的所谓“公仆”，指的是袁世凯、张作霖、曹锟、龙济光等人，这些官僚、军阀把军队当作私有，把政权当作私有，把国家当作私有。
所以他说：“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
”对于全国统一、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将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孙中山不会没有预料。
他曾设想，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
据他说，有了这样“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但是，“五权分立”到底能解决多大问题，实在是很难说的。
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
虽然直到他逝世，民国依然是一块假招牌，但他为实现“天下为公”而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是有益的。
今天的时代跟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题词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自然，“天下为公”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私人化和边缘化有什么区别
文学“边缘化”提出来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向何处去
在这里，我想集中谈谈对文学研究“私人化”倾向的看法。
“私人化”这一概念最早何时出现还不清楚，但下面这段话无疑是迄今为止对“私人化”最完整的定义：所谓“私人化”，是与“公众化”相对称的一种学术研究倾向，这种倾向把学术研究拘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行为的“独语”方式，而同以社会交往为特征的“公众话语”相对立。
“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以个人的需要作为衡度学术研究行为唯一标准或根本标准，把学术活动看作仅仅对个人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用的实践活动，而拒绝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信息交往，更屏弃在社会中衡度学术活动的价值。
“私人化”的学术研究倾向，不仅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且还进一步消解了一切意识形态，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视为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文化行为；不仅退避了政治，退避了社会，甚至进一步退避了个人的主体价值，而把学术研究行为本身“物化”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宇宙。
[10]按照这个定义，“私人化”的特征是拒绝与社会进行“公众话语”的对话、非意识形态化、强调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这段话主要是针对古典文学研究而讲的，但其观点却遭到了当代文学理论界的回应与批评。
例如童庆炳说：“学科化也是边缘化，边缘化才是常态。
今天的文学理论话语已不是全社会的中心话语，而是文学理论工作者的专门话语。
边缘化是学科学术本位的回归，它带来对学科独立品格的追求。
”[11]看来，“私人化”研究不仅仅存在于古典文学。
毫无疑问，关于21世纪的文学研究向何处去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聚焦在：文学研究是参与社会公众活动，还是保持相对独立
熟悉现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初，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研究文学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从“纯粹的文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这两种倾向。
后者，可能相当于所谓的“私人化”研究。
有意思的是，晚年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的梁启超，潜心古典文学研究，写出了《屈原研究》、《陶渊明》、《桃花扇注》、《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一系列论著。
今天看来，正是这些带有“私人化”研究特征的成果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早年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呼喊，已不能作为学术成果被继承。
赵敏俐、杨树增对此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是作为一种比较深层的学术研究来讲，学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应用也应该是比较深刻的，而不应该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政治运动的附庸，换句话说，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
沉潜下来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建设，更需要一种冷静的头脑。
晚年的梁启超固然属于保守派而不再是维新时代的战士，但是他对文学的研究正因此而显得深沉和成熟。
这也许是一种躲避现实的行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认识正在随着阅历的增加而显得更为深刻。
[12]在这方面，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人物是胡适。
胡适曾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然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并提倡“整理国故”，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他的《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等，充分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其学术影响至今尚存。
回顾一下学术史，不难发现，尽管20世纪前半期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但有价值、有份量的文学研究成果，总是不随风倒伏、不人云亦云的。
换言之，坚持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不介入社会公众活动，潜心学术，成了前辈学者的成功经验。
50年代以后又怎样呢
我想从钟敬文老先生的一次谈话说起。
钟老在1981年9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的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说：我们有些这方面的著作（指文学史著作，笔者注），没有把文学史写成文学史，而是把它写成了“文学评论”。
在这里，我联想到我们《文学评论》杂志的前身。
它在一九五七年创办时，原叫做《文学研究》。
一九五八年改为现在的名称，目的是为了加强战斗性。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战斗，没有战斗就没有生命。
“评论”也要“研究”，二者不是互相对立或不相干的，但“评论”不能完全包括“研究”，代替“研究”。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验，建国以后，或多或少写过一些批判文章，都叫做“评论”，其中不少只是为了赶任务而写的，按照预定的结论，匆匆忙忙地找些材料就落笔。
这样的文章，其实，就不能叫“科学研究”。
……总的说，我们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角度还太窄。
分析问题主要是从文艺学的角度出发，而且大都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来的那套理论。
从文艺学角度研究，当然是对的，是必要的，但文学现象是很复杂的，特别是古代文学，不是单纯的文艺学理论可以解决得了的。
古代文学是古代的人整个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形象的反映，它的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广。
我们单纯用“文学理论”、“文学原理”去研究，对有些问题，往往啃不动，或者停留在表面上。
譬如楚辞中《九歌》和《天问》的研究，就需要多种人文科学的知识去作攻坚的武器。
我近来在日本人所编辑的关于他们古典的研究的论文的目录分类，看到他们的研究，包括了历史学、国文学（文艺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及心理学等方面。
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是从多种不同学科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
……屈原的《天问》……你光从一般文艺学的理论去研究，第一个问题就使你不清楚：为什么屈原要在这儿发这么多问题
[13]钟老先生的这个发言已经过去了20年，应当说，中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已经有了部分的改观。
单纯套用苏联文学理论的现象已不多见，从跨学科、多学科的角度研究文学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在尝试汉学研究的国际化，等等。
然而，钟老提出的基本问题──“评论”和“研究”的区别──正与当前争论的文学研究是否应该介入社会活动有关。
从钟老提到的《文学研究》改刊名的问题，可看出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倾向的总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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