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广西东兰县的详细资料
： 东兰县地处桂西北，云贵高原，红中游；东傍金城江区，西界凤山县，南傍大化马县，北邻南丹、天峨县，离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08公里，距河池市金城江镇130公里。
东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森林、生物、矿产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东兰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素有“四乡”之美称。
东兰县-概述 广西东兰县武篆魁星楼东兰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素有“四乡”之美称。
一是广西的“将军之乡”——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在这里创办了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火距。
二是“铜鼓之乡”——据资料提供，全世界仅有2400多面铜鼓，而东兰县就有612面，收藏量堪称“世界之最”，学术界称东兰为“铜鼓之乡”。
三是“板栗之乡”——东兰县种植板栗历史悠久，现已有21万亩板栗，产品畅销全国十三个省(市)，是中国重要的板栗生产基地之一。
四是“三乌鸡之乡”——东兰三乌鸡因羽、肉、骨呈黑色而得名，经科学测试，鲜肉中含有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该县于2001年8月被授予“中国三乌鸡之乡”。
东兰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夏长冬短，雨量充沛。
土壤属亚热带阔叶林红壤地带，成土母岩有浅灰色砂岩、粉砂岩夹岩、钙质页岩、石灰岩等。
林业资源，全县林业用地面积117953.3公顷。
全县有大小河溪250条，年均径流量总量为17.28亿立方米(不包括红水河)，水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47万千瓦(不包含红水河)，可供于发电用1.18万千瓦。
东兰县境内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煤、褐铁矿、铜、铝土矿、辰砂、锑、水晶、黄铁矿、磷、大理石、石灰岩、方解石、粘石、铁钻岩、沙金。
全县已建立有轻工、建材、棉纺、食品、饲料、酿造、电力、制药、印刷、果品加工等门类的地方工业、中西成药、泡沫玻璃、聚胺脂、水泥、人造板、墨米酒和墨米速食品等。
名优特产品：墨米、香粳米、三乌鸡、红七柚、腊月橙、八角、板栗、三华李、酸梅、火麻等。
东兰县-历史文化 东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怀文化，壮族的“三月三”歌节和“青蛙节”，布努瑶的“祝著节”等，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而且也集中反映了东兰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
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中的奇珍异宝，民间收藏的传世铜鼓达613面之多，占世界传世铜鼓总量的三分之一强，东兰被誉为“世界铜鼓之乡”。
东兰县-行政区划 东兰县东兰县辖5个镇、8个乡、1个民族乡：东兰镇、隘洞镇、长乐镇、三石镇、武篆镇、泗孟乡、兰木乡、长江乡、巴畴乡、金谷乡、三弄瑶族乡、大同乡、花香乡、切学乡。
2003年东兰县行政区划一览（5个镇、8个乡、1个民族乡）： 100 东兰镇 辖：城东、城西2个社区；新烟、巴拉、伦界、达文、委荣、同拉、那亨、水洞、田洞、百豪、板逢、乐里、弄华、仁义、五联、江洞、拉岜17个村。
101 隘洞镇 辖：板老、六通、纳就、纳怀、纳盘、纳乐、纳克、板康、同乐、拉社、拉板、香河、龙平、华龙、板开、旱洞、纳坤、林往、建开、坡拉、百建21个村。
102 长乐镇 辖：长乐、定安、板登、英发、楼华、华亨、纳标、永模、纳雄、更乐10个村。
103 三石镇 辖：公平、弄英、纳腊、巴造、巴王、纳合、美逢、泗爷、仁合、四合、板文、长峒、弄美13个村。
104 武篆镇 辖：中和、上圩、林乐、拉乐、巴学、那烈、东里、鸾坡、红里、纳论、江平、色故、坤王、弄竹、锐开15个村。
200 泗孟乡 辖： 钦能、屯长、生满、坡里、弄平、弄目6个村。
201 兰木乡 辖：定桃、纳核、同仕、仁里、王里、弄台、弄占、弄辉、央佑、弄中、可隆11个村。
202 长江乡 辖：板隆、板林、巴挽、文旺、集祥、周赖、三堂、板甲、兰阳、纳洪10个村。
203 巴畴乡 辖： 巴畴、板加、安桃、坡白、纳浪、巴英、六隆、板丁8个村。
204 金谷乡 辖：金谷、接浪、接桂、板路、牙能、纳立、隆通、隆明8个村。
205 三弄瑶族乡 辖：双苏、板兰、三合、全洞、深洞5个村。
206 大同乡 辖：和龙、民和、天然、平勇、信河、板坡、弄彦7个村。
207 花香乡 辖：花香、大乐、坡索、英兰、草坪、干来、乐廷、坡峨、和平、永安、弄兰11个村。
208 切学乡 辖： 切学、英西、切亨、板烈、纳塘5个村。
东兰县-地理 东兰 气候 东兰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夏长冬短，雨量充沛。
地理位置 东兰县位于广西西北部，云贵高原南端，东傍金城江区，南临都安、巴马两县，西接凤山县，北连南丹、天峨两县离自治区首府南宁市308公里，距河池市金城江镇130公里。
土壤 属亚热带阔叶林红壤地带，成土母岩有浅灰色砂岩、粉砂岩夹岩、钙质页岩、石灰岩等。
东兰县-资源 矿产 东兰县境内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煤、褐铁矿、铜、铝土矿、辰砂、锑、水晶、黄铁矿、磷、大理石、石灰岩、方解石、粘石、铁钻岩、沙金矿产等。
林业资源 全县林业用地面积117953.3公顷。
电气 全县有大小河溪250条，年均径流量总量为17.28亿立方米(不包括红水河)，水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47万千瓦(不包含红水河)，可供于发电用1.18万千瓦。
药用植物 主要药用植物有金银花、淮山、黄精、首乌、鸡血藤、山豆根、百合、水槟榔等。
此外，还有具有特异功能的药物资源。
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当地盛产的猫豆、喜树籽、岩黄连为主要原料，生产的左旋多巴、喜树碱、岩黄连注射液等名贵药品，供不应求，畅销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东兰县-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东兰县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已建立了板栗、没茶、油桐、八角、桑蚕等一批支柱产业，其中板栗已发展到近20万亩，三乌鸡饲养量已达50多万羽。
2001年被命名为“中国板栗之乡”和“中国三乌鸡之乡”。
工业初具规模，已建立了制药、轻工、纺织、建材、食品、林化等支柱产业，泡沫玻璃、左旋多巴、岩黄连等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
板栗产业 东兰是“中国板栗之乡”。
东兰油栗果实均匀，色泽光亮，果肉细腻、糯香，适口性好，在区内外享有盛誉。
板栗上市季节，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商贾云集东兰收购，价格稳中有升，市场前景看好。
为推动全县板栗开发，提高板栗生产科技含量，东兰县坚持利用基地做示范，依托基地抓培训，通过培训引导农民大开发。
做到县有示范村基地，乡镇有示范片，村屯有重点户。
该基地是县扶贫部门于1998年底在隘洞镇创办，占地面积800亩，种植东兰油栗15000多株。
基地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经营，从石山地区和库区吸收13个贫困农户进场开发，利益共享。
项目设计目标为第四年挂果，第六年进入盛产期，盛产期亩产320公斤，年总产量25.6万公斤，年总收入128万元。
2002年，大部分栗树都开花结果，开始产生经济效益。
几年来在该基地进行农民技术培训39期，培养技术人员516人，农民12560人次；同时向全县提供优质接穗260多万芽。
成为东兰县板栗种植、推广、管理、培训的重要基地。
由于科技先行、示范带动，四年来东兰板栗开发一年上一个台阶，面积由1999年的8.9万亩扩大到现在的21.5万亩，其中挂果9万亩，年产量400万公斤。
板栗产业初步形成，为全县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夯实了基础。
东兰县-科教文卫 东兰县卫生工作概况 东兰县共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19所，其中县直5所，中心卫生院2所，普通卫生院12所；共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61人，其中副高级职称6人，中级职称147人，初级职称305人。
共设病床338张，其中县直医疗卫生单位200张，乡镇卫生院138张。
全县有卫生用房52385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30613平方米，主要医疗设备有救护车5辆，防疫专用车2辆，200毫安以上X光机12台，B型超声波诊断仪24台，心电图机25台，生化检验设备25套，CT机1台，纤维胃镜1台，体外震波碎石机1台。
全县有个体医疗机构51家，村卫生室83个。
个体医务人员68人，乡村医生（含接生员）253人。
长期以来，东兰县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规章和技术标准。
从实际出发，制订全县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认真组织实施。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制定疾病防治规划，提出防治方案，做好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防治工作。
加强环境、劳动、饮水、食品、学校、放射性防护等卫生的管理，制定卫生标准，组织卫生监测，实施卫生监督。
研究制定城乡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和业务管理办法，做好干部保健工作，组织卫生技术干部职称考试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卫生队伍，提高其业务水平。
认真贯彻实施党的中医政策，继承和发扬祖国医疗遗产，积极发展中医（民族医）药事业，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
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制定与实施全县卫生干部进修教育发展规划。
负责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的管理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医疗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规划、计划，组织开展医疗卫生科学技术的研究，引进新技术，组织科研成果的鉴定和推广使用，提高东兰县的医疗卫生技术水平。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倾力扶助下，经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东兰县的卫生事业蒸蒸日上，医疗、预防、保健工作取得长足发展，人民身体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为全县脱贫致富奔小康提供了坚强的健康保障。
东兰县-交通 东兰县2004年，实施东巴凤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后，境内将开通二级路，实现了乡乡通四级油路、村村通四级砂石路、村村通广播电视的目标，基本解决了群众的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看电视难等问题，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日益完善。
全县的水路也比较发达，红水河东兰段现有航运机动船130艘，1000多个吨位，北上可达贵州，南下可达大化。
邮电通讯事业迅速发展，全县城乡开通程控电话、无线寻呼、移动电话，完成了地下光缆铺设任务。
整个城区商业、旅游、宾馆、文化、教育、科研、卫生等基础设施配套，功能日趋完善。
东兰县-旅游 自然景观景点 良风洞风景区 位于东兰县城马鞍山脚，景区由良风洞，石云洞、天然石门、石壁崖刻、百年古榕、马鞍山营盘等多处极佳景点构成。
良风洞 位于马鞍山脚的古榕树下，洞口宽约10米，洞深20多米；洞内有许多曲折小洞可穿通马鞍山后，洞内有清泉常流，三伏盛夏，洞里凉风习习，故名良风洞。
1934年间，陆川萧道龙曾于洞边石壁镌刻良风洞三字，该洞历来为东兰山城百姓盛夏纳凉爽消遣去处。
石云洞（又称小月宫） 位于马鞍山腰，山脚至洞口修有石阶60多级；洞深20多米，宽10多米；洞顶乳石垂吊，形状千姿百态，有如天上云朵，有如春笋倒立，栩栩如生。
洞内尚有天然神台，卧态石龙等，每到春秋季节，洞内雾气升腾，景致独好。
抗日战争时期，该洞曾是抗日军队秘密通信指挥电台设置地。
1978年曾是电影拔哥的故事拍摄景点之一。
天然石门 位于良风洞与石云洞之间的三角地，门高1.8米，天然雕凿，可供人穿入，门项端古人曾镌刻石门二字。
石壁崖刻 位于良风洞景区内之石壁上，多处有古代文人墨客刻下霸陵西照、万家生佛、霸陵小桥流水人家等赞美东兰山城景色诗句。
百年古榕 位于育风洞口之半山腰上，古榕盘根错节，枝叶繁茂，郁郁葱葱，树荫覆盖数米，景色迷人。
马鞍山营盘 位于马鞍山顶，石砌墙垣，为清顺治时绿营兵营地之一。
自山腰修有石梯要通营盘岭。
登至山顶营秀，可饱览东兰山城全景。
坡豪湖泊群 坡豪湖泊群 红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
长乐镇南面5公里的坡豪村，岩滩电站建成后，由于水位上涨，原低洼地带变成片片湖区，在果园与农田间形成大小湖泊十余处，大者数千亩，小的百余亩，相挨相连，高山、河流、湖泊、果园、农田和村落交相辉映，天造地设；身临其竟，心旷神怡，是休闲度假的理想胜地。
江平田园风光 出拉甲山谷，便是江平村，这里田园似景，青山起伏，曲水莹莹，翠竹掩隐的村落中，房舍俨然，炊烟缭绕，东平河在田园中蜿蜒欲醉的乡村田园风光画卷，是游人登山、野炊、山村话桑麻、田园风光写生、摄影创作的好去处。
红水河风光 红水河从东兰境内外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
河道蜿延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恋叠嶂；皇帝岩、忘忧谷、虎蹲鹰、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崖、自然天成，栩栩如生，千姿百态，景色十分迷人；长乐至坡豪段十余公里，由于岩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红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υ字形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红水河第一弯。
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红河盖阳朔的美称。
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星罗棋布；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蕴藏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使您领略到壮家瑶民优美感人的蚂拐歌圩、舂榔棍舞、铜鼓舞、猴鼓舞等民俗风情。
拉甲山景区 位于东兰武篆镇西面5公里处。
是沿东平河延绵几公里长的山系，这里群峰雄秀奇幽，山险洞奇，有号称粤西第一洞天的列宁岩，有形象活脱的天门山、月亮山、小象山、观音山、骆驼山、内廊湖等，并有许多美妙的传说；东平河是一条伏流河，由东里三潭汇流而成，绕拉甲山脚而过，时而蜿蜒平静，时而潜入山中，欢快地向南奔流，最后汇入寿乡盘阳河。
文物古迹 益寿桥 益寿桥，位于东兰县县城马鞍山南麓，跨九曲河，为三拱结构石桥。
长38.7米，高8.5米，宽4.6米；两端为石级，桥面两旁以石条作栏，系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东兰州土司韦应龙为其母金氏六十寿辰募款所建，故名益寿桥。
据考证该桥是广西境内建筑年代较早的两座石桥之一（另一座在贵港市）。
旧州古隧道 位于武篆镇上圩村旧州屯到拉旧山地下，为明洪武年间韦氏土司开凿。
隧道工程极大，长约2里，宽4.5尺，或2.3尺不等，设灯盏于其上，燃灯以便行走。
其分歧隧道有四、五处，建筑大都相同。
转折之所，皆设门阖辟。
初入其中，往往迷途。
旧州古隧道 位于武篆镇上圩村旧州屯到拉旧山地下，为明洪武年间韦氏土司开凿。
隧道工程极大，长约2里，宽4.5尺，或2.3尺不等，设灯盏于其上，燃灯以便行走。
其分歧隧道有四、五处，建筑大都相同。
转折之所，皆设门阖辟。
初入其中，往往迷途。
银海洲 位于武篆镇那烈村，距县城36公里，是座海拔747.3米，顶宽3万平方米的在土山。
明代东兰州土司韦虎臣曾设跑马道、演武厅于此。
现陈迹尚存。
1922年重阳节韦拔群召集东兰、凤山、百色等地进步青年百余人在此举行同盟，提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现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里三潭 位于距东兰县城35公里的武篆镇韦拔群烈士故居东里村，由仁潭、后皇潭和小龙潭组成。
仁潭座落在一片田畴中间偏东方位，潭面约5000--6000平方米，夏秋水浊，冬春水清。
相传五百多年前，地陷洼成潭。
皇潭靠西面山麓，宽阔约3000多平方米，潭水从大山溶洞喷涌而出，浪高波急，景色非凡，常为游人兴叹。
小龙潭居于村北，它半露半隐，水色湛蓝，晶莹如镜，鱼虾颇多，村民常划筏入内钓鱼作乐。
1924年4月，韦拔群从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后，即在潭里挑灯办公，编写和印制农讲所各种学习资料和革命传单，当时人们称之为秘密印刷所，是东兰县重点文保护单位。
民族风情 节日欢庆 蚂拐节 又叫“蛙波节”，也叫“蚂拐歌会”。
是红水河畔壮民族的重要节日，犹以东兰县长江、金谷、隘洞、东兰等乡镇为盛。
蚂拐是壮族先民崇厦的雨神，传说古时一个牙游的妇人，家住雷乱塘边，因嫌蚂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蚂拐，侥幸活下来的蚂拐上告状，帝即令干旱三年，以惩罚人间。
壮民始祖布洛陀为丞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蚂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
节日从正月初一始至正月底或二月初，长达一个月左右。
东兰县内红水河畔沿袭下来的蚂拐歌圩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是巴畴乡的巴英村，节庆为时整一个月，活动的原生态性保存完整，风情独特，吸引力强，每年活动除本县歌手外，还有附近的天峨、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万人以上。
海外学者也慕名而来，一九九一年以来，先后有日本立教大学、日本大阪大学、法国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和印度支那半人类研究中心、泰国番诺拉玛有限公司、太平洋国际交流有限公司等民族历史文化考察团，还有台湾学者刘客养先生也慕名而至。
三弄布努瑶铜鼓舞 铜鼓舞流行于东兰县大同、三石等乡的壮族地区。
多在节日、婚丧及其它祭祀活动中表演，该舞起源于宋代，内容为喜庆丰收，舞蹈语汇不多，支作精练，以铜鼓和皮鼓伴奏，舞者动作古朴粗犷，鼓声浑夺取雄壮，鼓点变化多端，舞蹈气势磅礴，气氛热烈，既有浓郁的生浩气息，又有强烈火的民族风格。
曾多次在县、市、自治区舞台表演，获得有关部门的奖赏。
并已入编《中国民舞集成广西》和《广西百科全书》等书籍。
祝著节 又称努节，是布努瑶族一年一度拜祭先祖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举行，是布努瑶族拜祭其始祖密洛陀的重要活动，过节这天，瑶族人家杀猪宰羊，摆设盛宴男女老少身着民族盛装。
祭祀仪式后，带上糯米粽粑、彩蛋等食品，纷纷赶到开阔的山腰或山口聚餐饮宴、敲打铜鼓、唱歌跳舞、射弩、捉迷藏、斗鸟 、斗牛、赛马等，特别是男女青年日夜对歌。
一般活动一天一夜方散，东兰以三弄瑶族乡为最盛行。
春榔舞 又叫“木棒舞”，流行于红水河畔东兰县的壮族乡村，壮话音为“特榔”，是壮族人民非常喜欢的一种只打不跳的自娱性民音文艺活动。
该舞始于宋代，是由壮族先民练武演变而成。
春榔表现一种欢乐情绪，有时还以铜鼓、牛皮鼓伴奏，响声在群山中回荡，十几里外都可以听到。
新加坡多次到县、地区演出获得有关部门的奖赏，并已入《中国民舞集成、广西》丛书，1989年9月被中国新闻社电影声像部拍成电影向国内外发行。
1992年11月还被中国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邀请到桂林为首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演出，历时一个多月，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洲客的好评。
猴鼓舞 为东兰三弄瑶乡民间舞蹈。
在节日和婚丧场期间表演。
红色革命 境内的列宁岩、魁星楼、革命烈士陵园、东兰革命纪念馆等处革命纪念地被列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列宁岩 列宁岩（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原名北帝岩，内设北帝庙得名。
位于武篆镇南4公里的论硬山腰上。
洞高45米，宽64米，深137米。
1922年3月，韦拔群在此组织革命同盟会，1925年9月，韦拔群、陈伯民等在洞内开办了广西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右江各县农民运动骨干276人。
农讲所宣传马列，培训农运骨干，功绩卓著，影响深远。
1930年2月，经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提议，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讨论通过，北帝岩改名“列宁岩”。
1963年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8年，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为列宁岩亲笔题字：“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镌刻在洞口上方。
魁星楼（红七军前委旧址），位于武篆镇内，清光绪32年（1907年）武篆民众筹款兴建，是座木石结构的四层六角塔，楼底宽7米，高17.5米。
1923年6-7月，韦拔群组织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时，曾设作战指挥部于此。
1926年至1927年间，是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武篆区农民协会办公所在地。
1930年春夏，中国工 魁星楼 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设于此楼，红七军政委、军长张云逸等曾在此楼办公。
1932年8月27日，国民党廖磊部队对东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把魁星楼尖顶拆平。
解放后修复，1963年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魁星楼 （红七军前委旧址） 位于武篆镇内，清光绪32年（1907年）武篆民众筹款兴建，是座木石结构的四层六角塔，楼底宽7米，高17.5米。
1923年6-7月，韦拔群组织农民武装攻打东兰县城时，曾设作战指挥部于此。
1926年至1927年间，是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和武篆区农民协会办公所在地。
1930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设于此楼，红七军政委、军长张云逸等曾在此楼办公。
1932年8月27日，国民党廖磊部队对东兰进行第二次“围剿”时，把魁星楼尖顶拆平。
解放后修复，1963年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兰烈士陵园 原名“革命烈士公园”，位于东兰县城西更闹坡上，1957年修建，陵园占地总面积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650平方米，园内有韦拔群、陈洪涛、黄大权等三位烈士石雕像、农军英雄群雕塑像、革命文物陈列馆、革命烈士纪念塔、韦拔群烈士墓、革命烈士纪念碑等重要建筑物。
陈列馆内展出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文物、照片、文献、史料等共600余件。
1963年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10月15日，国务院把东兰“革命烈士陵园”列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韦拔群烈士故居 位于武篆镇东里村东里屯特牙山腰上，分前后两幢泥砖瓦房，总面积250平方米。
前屋为一幢内立四排屋架分成五个开间，屋顶设有了望台，屋内置韦拔群半身塑像一尊，四壁有韦拔群烈士生前革命活动简介，这里是当年韦拔群接待革命同志来往开会、研究工作和住宿的地方。
1930年，、韦拔群等在此领导试办“共耕社”，开设农民政治夜校，推动了右江地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
距拔群故居约100米，为韦拔群祖父母、父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等烈士的墓地，其家属共有1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81年拔群故居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兰县-特产 盛产水稻、玉米、黄豆、板栗、油茶、八角、油桐、三乌鸡、黑山羊、黑香猪等，尤其是板栗、三乌鸡、墨米、香粳、红七柚以其独特的风味，在全国乃至海内外久负盛名。
板栗、三乌鸡，古时曾是皇宫的贡品。
墨米 壮话叫“候墨”。
因其谷壳、米粒内外均为紫黑色而得名。
此米成产于广西东兰县，故又称“东兰墨米”。
东兰墨米是东兰县高寒山区野生墨谷经农家长期选育而成的一属珍稀稻种，已有400多年的种植史，为粮中之珍品，所含氨基酸达18种之多，而其中的8种又是人体所不可缺少的，尤以苏氨酸、赖氨酸含量最高，粗蛋白、粗脂肪、硫胺素、核黄素及矿物营养元素均高于其它稻种。
此外，墨米还含有脂肪、钙、磷、铁等多种营养万分，具有滋阴补脾、健暧肝、明目活血之菌效。
除可作产妇和病弱者、老人的滋补食外，还可治疗一般性的铁打损伤、风湿病等，故又称“药米”。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古籍药典详有记载：“墨米有滋阴补肾，健脾温肝，益气补血，生津润胃，活筋壮骨，利便止泻，抗衰保颜等功效”。
长期食用，有健体及延年益寿之功，因而古代宫廷把墨米列为首选贡米。
该米酿成的墨米酒，浓郁纯香，口感至极，是绝佳的贵宾宴酒。
东兰墨米属感光、中迟熟糯稻，全生育期135—138天，株高120—125厘米，叶宽厚长，分蘖中等谷粒紫色，米墨色，结实率65%左右，具有耐荫、耐寒、耐瘠等特性，极适宜在高寒山区田洞栽培，单种一般亩产350公斤，与杂交稻混种一般亩产100公斤。
经多年的生产栽培验证，该品种米质性状与产量比较稳定，是理想的优质稻种，目前种植规模为5000亩左右。
板栗 板栗 板栗甘甜芳香，含淀粉51～60％，蛋白质5．7-10．7％，脂肪2-7．4％，糖、淀粉、粗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A、B，、B：、C及钙、磷、钾等矿物质，可供人体吸收和利用的养分高达98％。
以十粒计算，热量为204卡路里，脂肪含量则少于1克，是有壳类果实中脂肪含量最低的。
普遍用于食品加工，烹调宴席和副食。
板栗生食、炒食皆宜，糖炒板栗、拌烧子鸡，喷香味美，可磨粉，亦可制成多种菜肴、糕点、罐头食品等。
板栗易贮藏保鲜，可延长市场供应时间。
板栗多产于山坡地，国外称之为“健康食品”，属于健胃补肾、延年益寿的上等果品。
板栗全身是宝，可以加工制做栗干、栗粉、栗酱、栗浆、糕点、罐头等食品，栗子羹则是老幼皆宜，营养丰富的糖果。
板栗树材质坚硬，纹理通直，防腐耐湿，是制造军工、车船、家具等良好材料；枝叶、树皮、刺苞富含单宁，可提取烤胶；花是很好的蜜源。
板栗各部分均可入药，板栗能健脾益气、消除湿热，果壳治反胃称做收敛剂，树皮煎汤洗丹毒，根可治偏肾气等症。
栗树坚果栗子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被广泛应用作为食品。
在南欧中世纪时是居住在森林中居民食物中的主要碳水化合物来源。
栗木非常坚固耐久，不容易被腐蚀，颜色发黑，有美丽的花纹，是非常好的装饰和家具用材。
但由于栗树生长缓慢，大尺寸的栗木非常昂贵。
栗树皮可以提炼单宁酸和栲胶，是皮革工业的重要原料。
树叶可以饲养柞蚕。
东兰三乌鸡 东兰三乌鸡是广西东兰县农村传统养殖的地方优良家禽品种之一，因其毛、骨、肉三者皆黑而得名，公鸡睾丸也呈黑色。
东兰三乌鸡体型中小型，成年公鸡体重1.3～2.5公斤,成年母鸡1.1～2.0公斤,母鸡150～180日龄开产，年产蛋120～150枚，平均蛋重48克。
东兰三乌鸡，其肉质细嫩，肉味鲜浓，美味可口，营养价值高，含有18种人体必须氨基酸，氨基酸总量母鸡达18.52%，公鸡达20.53%；此外，还含有丰富的钙、锌、铁等微量元素和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B1、B1、B12、维生素C和E族。
东兰三乌鸡年产100多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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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豪斯在实践中探索,确立了现代设计的基本观点和教育方向:①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②设计必须遵循客观、自然的法则。
其教育体系、设计理论与设计风格在实践中逐渐成熟、完善。
包豪斯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由艺术和技术构成。
其早期的教学体制可称为“工厂学徒制”,学生的身份是“学徒工”,担任艺术形式课程的教师称“形式导师”,担任技术、手工艺制作课程的教师称“工作室师傅”,每一门课都由这两种教师共同担负,学校还设立了木工、陶瓷、编织和印刷工作室,供学生实习,使其兼具艺术和技术能力。
包豪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设计教育中平面构成、立体构成与色彩构成的基础教育体系,并以科学、严谨的理论为依据。
1923年8-9月间,包豪斯举办了名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大型展览会。
师生的作品吸引了欧洲著名的艺术家与设计师,从而进行了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宣传了包豪斯计思想,并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推向高潮。
当时,格罗佩乌斯作了题为“论综合艺术”的演讲并发送其著作《包豪斯的设想与组织》。
其后,他在教学上又作了较大改革,把数学、物理、化学作为必修课,使教学体系向着更加理性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更加适应大工业生产的需要。
由于右翼政治势力的迫害,1925年3月,包豪斯迁至德骚市,开始其发展的第二阶段。
1926年,其校名又加上“设计学院”的附名,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性质。
教学不再由形式导师和工作室师傅共同进行,而是聘请技术熟练的工匠协助教授工作。
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摇篮,其所提倡和实践的功能化、理性化和单纯、简洁、以几何造型为主的工业化设计风格,被视为现代主义设计的经典风格,对20世纪的设计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包豪斯的教育启示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传承了德国包豪斯的设计教育的理论体系，从德国包豪斯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对今天的设计教育有启发性意义的东西。
这就是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的现代设计教育模式。
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教学为研究和实践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实践为教学和研究提供验证，同时也为现代设计教育提供可能的经济支持。
这种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自包豪斯开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西方国家的现代设计教育所采纳。
近些年，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提倡素质教育，开始认识到这种教育体系对于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面对我们今天的学生群体，实行三位一体的模式，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更能培养出社会和市场上急需的合格人才。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但可以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而且可以具有相当深厚的理论素养，还可以掌握比较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他们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
在今天的社会发展及经济市场条件下，需要的不是书呆子型的学生，而是具有较强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的学校教育并没有达到社会或者市场需求的标准，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理应由学校完成的教育，但事实上是由大量的中小企业代替学校完成了。
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中小企业叫苦不迭，认为自己成了大企业的员工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
但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又使这些中小企业无可奈何。
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而且在持续升温，折射出现在我们学校教育体制的严重缺陷。
我们今天已经步入信息时代，大量高新技术的出现，也可以使我们直接采取高新技术进行实践教学活动。
今天，我们在教育改革中，以适应时代需要为方向，逐步建立起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这既符合信息时代对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又充分体现了包豪斯艺术设计教育原理。
包豪斯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院，为工业时代的设计教育开创了新纪元。
包豪斯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19--1925年)魏玛时期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任校长，提出“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的崇高理想，肩负起训练二十世纪设计家和建筑师的神圣使命。
他广招贤能，聘任艺术家与手工匠师授课，形成艺术教育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新型教育制度。
第二阶段(1925-1932年)迪索时期包豪斯在德国迪索重建，并进行课程改革，实行了设计与制作教学一体化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优异成果。
这个时期是其高峰时期。
1928年格罗皮乌斯辞去包豪斯校长职务，由建筑系主任汉内斯·迈耶(HannesMeyer，1889-1954)继任。
这位共产党员建筑师将包豪斯的艺术激进扩大到政治激进，从而使包豪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最后迈耶本人也不得不于1930年辞职离任，由米斯·凡·德洛(Mies Van de Rohe,1886-1969)继任。
接任的米斯面对来自纳粹势力的压力，竭尽全力维持着学校的运转，终于在1932年10月纳粹党占据迪索后，被迫关闭包豪斯。
第三阶段(1932-1933年)柏林时期米斯·凡·德洛将学校迁至柏林的一座废弃的办公楼中试图重整旗鼓，由于包豪斯精神为德国纳粹所不容，面对刚刚于1933年正式上台的纳粹政府，米斯终于回天无力，于该年8月宣布包豪斯永久关闭。
1933年11月包豪斯被封闭，不得不结束其14年的发展历程。
柏林时期仅有6个月的时间。
包豪斯新校舍1925年4月1日，新的包豪斯学院在小型工业城市迪索市开学。
格罗皮乌斯认为，新的学校本身的建筑、规划，就是一篇无声的“宣言”，所以他亲自以包豪斯的原则设计了迪索新校舍，这座被誉为现代建筑里程碑的建筑完全按照包豪斯的设计理念进行设计。
不同的使用功能如教室、实习车间、学生宿舍等被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风车形的平面。
各个不同的部分在外型上也各自不同，高低错落。
整个形体简洁明快，没有任何装饰。
面对主要街道的实习车间为大面积装有机械开窗装置的玻璃幕墙，深灰色山墙，上书”Bauhaus”七个竖排字母。
其余部分则全部为白色粉墙加黑色钢框窗。
建筑内部布置着布劳耶尔(MarcelBreuer)设计的钢管皮面家具。
钢筋混凝土建筑，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立方体造型，表面白色，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依靠简朴的体块空间组成表面起伏和凹凸，富有节奏感。
由于其简洁，这些建筑也创造了当时建筑的最低造价，20美分\\\/平方英尺。
与传统建筑的对比：传统的建筑观念是先考虑外观，然后把不同功能的要求塞进外壳中，“先外后内”。
格罗皮乌斯则是“先内后外”，先确定各部分功能所决定的空间，由这些空间组成合理的总体外观，功能决定外形。
传统建筑中采用对称法则，而现代设计中采取灵活、不规则的平面布局，多方向、多体量、多轴线、多通道的手法造成了错落有致、纵横交错、变化丰富、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新建筑采用框架结构，使墙体脱离承重的位置，从而扩大了窗户的面积，使窗户成为组成外观形态的重要部分。
窗户的玻璃和几何秩序是新建筑最显著的特色。
包豪斯教学：包豪斯的创始人格罗皮乌斯针对工业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大工业生产“技术与艺术相对峙”的状况，提出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的口号，这一理论逐渐成为包豪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包豪斯教育注重对学生综合创造能力与设计素质的培养。
包豪斯以前的设计学校，偏重于艺术技能的传授，如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前身的设计学校，设有形态、色彩和装饰三类课程，培养出的大多数是艺术家而极少数是艺术型的设计师。
包豪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设计师的要求，建立了“艺术与技术新联合”的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开创类似三大构成的基础课、工艺技术课、专业设计课、理论课及与建筑有关的工程课等现代设计教育课程，培养出大批既有美术技能、又有科技应用知识技能的现代设计师。
包豪斯的整个教学改革是对主宰学院的古典传统进行冲击，提出“工厂学徒制”。
整个教学历时三年半，最初半年是预科，学习“基本造型”、“材料研究”、“工厂原理与实习”三门课，然后根据学生的特长，分别进入后三年的“学徒制”教育。
合格者发给“技工毕业证书”。
然后再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实习），成绩优异者进入“研究部”，研究部毕业方可获得包豪斯文凭。
学校里不以“老师”“学生”互相称呼，而是互称“师傅”、“技工”和“学徒”。
所做的东西既合乎功能又能表现作者的思想--这是包豪斯对学生作品的要求。
其教学强调直接经验。
包豪斯的主要课程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中。
包豪斯课程实用指导材料研究工作方法正式指导观察课：自然与材料的研究绘画课：几何研究、结构练习、制图、模型制作构成课：体积、色彩的研究与设计每一门课程最初由一位造型教师与一位技术教师共同教授，传授美术与设计，又传授技艺与方法。
为贯彻包豪斯的教学体系，学院内设置了供各门课程实习所用的相关工厂，既是课堂，也是车间：编织工厂：主要以金属材料和纤维材料的编织设计为主陶瓷工厂：以距离魏玛20公里的唐堡陶瓷工厂为实习工厂木工工厂：该工厂产品追求严谨的几何结构金工工厂：1925年迁往迪索后成立纺织工厂：1925年迁往迪索后成立师资包豪斯的教师中，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教授纺织品设计的保罗·克利(PaulKlee)以及费宁格是公认的20世纪绘画大师。
构成派成员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使包豪斯的教学由手工艺转向工业设计。
此外画家约翰·伊顿，建筑家米斯·凡·德洛、汉内斯·迈耶、家具设计师马赛尔·布鲁尔，灯具设计师威廉·瓦根菲尔德都是包豪斯的骨干。
基本课程：康定斯基的课程：1）自然的分析与研究；2）分析绘图保罗·克利的课程：1）自然现象的分析；2）造型、空间、运动和透视的研究约翰·伊顿的课程：1）自然物体练习；2）不同材料的质感练习；3）古代名画分析莫霍利·纳吉的课程：1）悬体练习；2）体积空间练习；3）不同材料结合的平衡练习4）结构练习；5）质感练习；6）铁丝、木材结合的练习；7）构成及绘画艾伯斯的课程：1）结合练习；2）纸造型练习；3）纸切割造型练习；4）铁板造型练习；5）铁丝造型练习；6）错视（illusion)练习；7）玻璃造型练习其他基本课程：色彩基础、绘画、雕塑、图案、摄影等工艺基础课程：木工、家具、陶瓷、钣金工、着色玻璃、编织、壁纸、印刷等。
其它专门设计课程：展览、舞台、建筑、印刷设计等。
建筑研究班特别选修工程课及各类专题研究这些课程基本涵盖了现代设计教育所包含的造型基础、设计基础、技能基础等三方面知识。
此课程体系为现代设计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
1927年，包豪斯建筑系正式成立，由杰出的瑞士建筑家汉内斯·迈耶(HannesMeyer，1889-1954)主持，开设：结构、静力学、制图、建筑学、城市及区域规划等。
他们为迪索市设计的工人住宅小区和为柏林附近的柏诺工会学校所做的规划和设计，获得很高评价。
鉴于上述包豪斯的师资，使包豪斯将现代美术诸流派发展的基本原理也纳入了包豪斯造型教育的轨道；而且还使当时各种造型思潮得以聚集，并进一步形成体系，最后终于促成视觉语言的产生。
正如时人所评论的，“包豪斯的工作，使人理解了隐藏在现代绘画后面的新观点。
包豪斯的研究基于一种对新空间的探索。
这种探索最早始于综合立体主义，20世纪初期，俄国的至上主义、荷兰风格派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是包豪斯将这种地方性的视觉语言整理提高成具有国际视觉语言特性的包豪斯造型理论。
包豪斯的理论性著作--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的《根据材料进行建筑》、《动态的视觉》等系列著作。
莫霍利·纳吉的理论在芝加哥包豪斯得以施展，并由此构筑了20世纪的造型教材基础。
包豪斯之所以能将视觉语言体系化，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其周围的有形有色地生活环境所包围，并不断地受到这些形和色的刺激而唤起各种感觉和心情。
这些从人的心底里涌现出来的感情，必须求得某种表现。
因此，视觉语言是世界上每个人所共有的根本体验。
这是一种更远大、更重要的生活设计概念。
包豪斯的原则艺术与技术相统一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设计必须遵循自然和客观的原则来进行包豪斯思想包豪斯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可以从包豪斯宣言中得到体现。
“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标。
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
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生存着，只有通过自觉，并和所有工艺技师共同奋斗，才能得以自救。
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幢建筑是各种美感共同组合的实体。
只有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灌注入建筑的精神，以免迷失流落为‘沙龙艺术’……建筑家、雕刻家和画家们，我们都应该转向应用艺术……艺术不是一种专门职业。
艺术家和工艺技师之间在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艺术家只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工艺技师。
在灵感出现并超出个人意志的珍贵片刻，上苍的恩赐使他的作品变成为艺术的花朵。
然而，工艺技术的熟练对于每一个艺术家采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真正创造想象力的根源即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设计家组织。
在这个组织里面，绝对没有那种足以使工艺技师与艺术家之间树立起自大障壁的职业阶级观念。
同时，让我们创造出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结合成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干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相之矗立在云霄高处，变成为一种新信念的鲜明标志。
”宣言由36岁的格罗佩斯执笔，扉页上是表现主义版画家费宁格所作的星光照耀下的大教堂，宣言中可见到威廉·莫里斯和凡·德·维尔德的思想影响。
包豪斯对建筑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想领域发生了大动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德法两国成了当时激进建筑思潮最活跃的地方。
德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三人是主张全面改革建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1919年格罗皮乌斯创立新型的设计学校“包豪斯“，在20年代成为建筑和工艺美术的改革中心。
1923年勒·柯布西耶发表《走向新建筑》提出激进的改革建筑设计的主张和理论。
1927年在米斯主持下，于德国斯图加特市举办展示新型住宅设计的建筑展览会。
1928年各国新派建筑师成立“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的组织。
到20年代末，经过许多人的积极探索，一种旨在符合工业化社会建筑需要与条件的建筑理论渐渐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本身包括多种流派，各家的侧重点并不一致，创作各有特色。
但从20年代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等人发表的言论和作品中可见以下一些基本的特征：一、强调建筑随时代发展变化，现代建筑应同工业时代相适应二、强调建筑师应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与经济问题三、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新结构，促进建筑技术革新四、主张坚决摆脱历史上建筑样式的束缚，放手创造新建筑五、发展建筑美学，创造新的建筑风格现代主义建筑思潮（Modernism）是20世纪诸多建筑思潮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建筑思潮。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在50～60年代达到高潮。
“国际风格“的出现为现代主义提供了理论借口，他们“开拓机器生产时代的新的创造潜能，怀有对机器的热忱“。
强调功能决定形式、不讲民族特色、个性特征，力求纯粹、反对装饰，这种国际语言逐渐推向理性、标准化使现代主义最终走向了极端。
之后根源于现代主义建筑原则相反的论点和创作主张不断兴起。
相继出现诸如：单纯反对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复古的新古典主义；甚至新新古典主义；充分坦露结构，显示多种机电设备的本来形状的高技术派；和理性、情感的结合、抽象和历史的结合的理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反构成主义等等建筑思潮。
建筑上的革命也推动了工业设计的发展。
设计产品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产品形态的发展也是无止境的，因此审美设计没有极致和终点。
正如包豪斯的旗手格罗皮乌斯在《全面建筑观》中所指出的： “历史表明，美的观念随着思想和技术的进步而改变，谁要是以为自己发现了‘永恒的美’，他就一定会陷于模仿和停滞不前。
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
产品设计迫切要求人们正确认识产品的形式与审美的关系，用“美”的尺度，设计制造富有形式美感的现代“艺术品”--产品设计。
“包豪斯“ 本世纪20年代初，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依凭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既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又改变了人们内心的思想观念，包豪斯强调“艺术与技术的统一“，继承了莫里斯“人性化“的一面，而更提倡创造精神。
“包豪斯所开始的新的视觉语言，乃是以建立一个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视觉表现的新的文化统一体，实现文化的再结合为目标“。
“这种态度是建立在把人作为尺度的整体观念上的，艺术家应该是完整的人的典型，要恢复艺术家在生产世界中的原位，与科学家、事业家一道制导自然，使我们的生存环境具有美的形式与意义。
艺术家凭他对生活进行有机安排的创造，必定会有利和促进生活之美的显现。
包豪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包豪斯被迫解散后，包豪斯的设计家们纷纷流亡法国、瑞士、英国，而大部分去了美国。
欧洲建筑和工业设计的中心转到了美国。
如格罗皮乌斯在英国居留三年后又于1937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此后，布鲁耶投奔格罗皮乌斯并在美国执行建筑业务，米斯·凡·德洛暂居德国，1937年赴美国任教于伊利诺工业技术学院(1llionis lnstitueeof Technology)，希尔伯西摩和彼得汉斯等也前往该校任教。
克利前往瑞士，康丁斯基前往巴黎。
巴耶在纽约任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指导。
1937年包豪斯的教师莫霍利·纳吉(Mo-holyNagy)在芝加哥筹建了“新包豪斯”，继续弘扬德国时期的包豪斯精神。
后来更名为“芝加哥设计学院（1nstituteof Design Chicago)。
以后又与伊利诺工学院合并，成为美国最著名的设计学院。
从此，欧洲设计运动便在美国蓬勃开展，形成高潮。
包豪斯的建校历史虽仅14年3个月，毕业学生不过520余人，但它却奠定了机械设计文化和现代工业设计教育的坚实基础。
包豪斯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未来社会的建设者。
他们既能认清二十世纪工业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又能充分运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去创造一个具有人类高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新环境。
正如格罗皮乌斯所说：“设计师的第一责任是他的业主。
”又如纳吉所说：“设计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一样，事实上，包豪斯在调和“人”与“人为环境”的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的科学成就。
包豪斯的产生是现代工业与艺术走向结合的必然结果，它是现代建筑史、工业设计史和艺术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
包豪斯的主要成就和影响分析如下：1.包豪斯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伍教育观念，进而提出“集体创作”的新教育理想。
2.包豪斯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
3.包豪斯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
4.包豪斯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为现代设计教育立下良好的规范。
5.包豪斯发展了现代的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
包豪斯的设计在今天的生活中已随处可见，但当时却被人们指斥为野蛮和傲慢，是对古典文明的叛逆。
尽管现在人们已用“包豪斯风格”来表示对包豪斯的尊敬，但格罗皮乌斯本人是坚决反对这种提法的，他指出包豪斯的宗旨在于反对把风格变成僵死的教条。
包豪斯对中国设计教育影响包豪斯对中国设计的影响最早是对工艺美术的影响。
当然新中国最早的设计教育就是工艺美术教育，比如现任东南大学艺术学系博导的张道一教授，最早就是从事图案教学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的。
在1991年版田自秉著《工艺美术概论》一书中，同样可以清楚的看到包豪斯思想影响的痕迹，尽管当时的理解、认识与现在不完全一样。
“我们还以外国近代的工艺思潮为例，作为说明。
对这种物质作用和精神作用的双重属性的认识，表现为对“感性”和“理性”的认识的偏颇。
19世纪，英国工艺家莫里斯倡导工艺运动。
由于当时正值产业革命，机器大生产制造的生活用品代替了古老的传统手工生产。
莫里斯认为机器产品的粗糙简略，不及手工产品具有艺术性。
因而提倡恢复手工艺生产，并亲自设计和制作家具、挂毯、壁纸，装潢等。
这种工艺思想，没有注意工艺美术和时代结合，和新的生产条件相适应，以满足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新的需要，侧重于艺术性，而忽视生产性，脱离了时代的步伐，违背了历史规律。
因而，只具有感性的认识，显示其偏颇性。
和莫里斯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初的包豪斯工艺思想体系。
包豪斯(Bauhaus)是1919年在德国建立的综合造型学校。
早期设在魏玛，1925年遭受纳粹的迫害而迁到德绍，1932年关闭，之后，该校的主要成员纷纷流亡美国，1938年在美国芝加哥创立了美国包豪斯。
包豪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建筑家格罗皮乌斯，主张艺术与工业结合。
认为在工业十分发达的时代，应当利用科学成果，在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合乎功能的新的工艺美。
机器产品虽然单调枯燥，但是机器只是工具，我们应当解决机器生产与艺术表现的矛盾，，使设计、生产、经济得到有机的统一。
包豪斯的工艺思想，重视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现代结构的应用，并由现代工业直接创造美学价值，这对工艺美术创造，适应时代发展，结合生活需要，工艺美术新领域的开拓，工艺思维的启迪，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包豪斯工艺思想强调工艺美是体现功能和运用结构的必然结果，并认为传统是阻碍机器产品设计的因素，因而认为功能就是美，并忽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种理性的观念，同样也显示其偏颇性。
所以，后来又产生与之相对立的重视人性的亲近感和强调个性的多样化的新的工艺思潮。
”田自秉当时所说的工艺美术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设计或艺术设计，而包豪斯的影响也一直影响至今，当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过分固守这一过时已久的理念，对当代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已经是一种障碍，无法逾越则无法创新发展。
格罗彼乌斯和包豪斯的理想“把人作为尺度““平衡的全面发展“在其教育体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特别是作为包豪斯的基础课程的创造者约翰·伊顿教授以东方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科学进步相结合，以克服所谓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危机，他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个性，把学生分为倾向精神表现的、倾向理性结构的、倾向真实再现的三种类型而予以不同的指导，伊顿的这种体系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与东方的“以意为之“的表现体系非常吻合。
我国设计专业名称设置也与70多年前的包豪斯类似。
以上海东华大学设计专业本科分类为例：艺术设计学院：工业造型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 电脑艺术设计 装饰艺术设计服装学院：服装艺术设计 服装设计工程 服装表演艺术本科课程：以工业造型专业的课程结构为例，其他专业课程设置大体相近。
洋务运动的所有历史背景资料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喜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编辑本段]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编辑本段]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编辑本段]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
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
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
10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
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11月，奕䜣联合慈禧，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
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奕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
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
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
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他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
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
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
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
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
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
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
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
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
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
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
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
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
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
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
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
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
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
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
字季高，湖南湘阴人。
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
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
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
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
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
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
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
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
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
次年因病退职死。
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像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
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
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
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
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
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
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
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
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编辑本段]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
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
“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
“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
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
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
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
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
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
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
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
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
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
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
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
1873年1月成立。
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
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
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
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
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
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
战后迁回上海。
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
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
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
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
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
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
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
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
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
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
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
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
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
学生最多时达120人。
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
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及结果、性质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结果：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
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性质： 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自救运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
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
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
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
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
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
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
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
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
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
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
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
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
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
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
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
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
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
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
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
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
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
“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
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人物 中心 爱新觉罗·奕? 地方 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 轮船招商局 (江南制造总局) 左宗棠：福州船政局 曾国藩：安庆内机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张之洞：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 …… 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建轮船招商局、安庆内机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建新式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是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护清统治的自强运动 失败标志：1895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战败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点 （1）从性质来看：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从目的来看：洋务派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维新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
（3）从主张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前者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者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4）从活动方面来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维新派掀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
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
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
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
“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
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
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
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
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
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
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
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
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
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
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
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
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
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
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
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
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
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
的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
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
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
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
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
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
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
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
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
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
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
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
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
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
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
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
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
直到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
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
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
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
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
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
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
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
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
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
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
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和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
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
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
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
“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
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
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
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
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
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
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
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
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
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
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
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
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
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
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
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
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
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
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
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
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
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
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
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
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邮票上有哪些名人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编号J58，获得了1980年最佳雕刻奖。
徐光启，上海人，明代科学家。
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兼文渊阁大学士。
科学研究范围广泛，跟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专业知识，以农学和天文学最突出。
他是最早把欧洲数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译著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
历法方面主持编译《崇祯历书》，奠定了近300年历法基础。
军事学方面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选练百字括》、《选练条格》等。
平生用力最勤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
著有《屯盐疏》、《种竹图说》、《宜垦令》、《农政全书》等，以《农政全书》影响最大。
李冰，是战国水利家，领导百姓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
今天的都江堰成为旅游胜地，每当春和景明、秋高气爽的时节，游人如织，无不惊叹李冰的神思构想和中华民族古代科技的先进伟绩。
贾思勰，东魏农学家，我国古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
他的专著《齐民要术》是中国北魏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
近代以来，世界上已有多种译本出版，并有不少研究此书的著作。
黄道婆，又称黄婆，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革新家。
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
”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
1957年4月，上海市为纪念这位古代技术革新家，为她重新修整了墓园，并在墓前树起石碑，碑上记载了她的业绩。
郑和，1371年生于明朝。
本姓马，小名三宝，云南昆明人。
1382年因为家乡发生战乱，被掳进明军阉割，后进入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一名侍卫。
当时印度洋沿岸国家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又担任内宫大太监，因此，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
郑和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从江苏太仓出发，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远渡重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致力于中华民族同各国人民进行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郑和下西洋，比其他国家的航海家都早了近百年，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船队超过二百艘，其宝船的载送量达到一千多吨，船队总人数达二万多人。
经国务院批准，自2005年起，每年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同时也作为“世界海事日”在我国的实施日期。
交通部部长张春贤在24日举行的庆祝设立中国“航海日”座谈会上说，设立“航海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航海事业的高度重视，凸现了航海及海洋事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必将推动我国航海及海洋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选定郑和下西洋纪念日作为中国“航海日”，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航海日”是由政府主导、全民参加的全国性的法定活动日，2005年首届“航海日”的主题是“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
徐霞客（1586－1641）原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
1586年1月5日，徐霞客出生于江苏江阴一个地主家庭。
他自幼饱读家中藏书，尤其爱看地理、方志、历史、游记一类的书籍。
他发现古代地理书籍对各地的自然地理景观介绍很少，而且大多为讹传附会之辞。
为了寻求科学真实的地理知识，徐霞客萌发了遍游祖国山河的愿望，亲自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就这样，在三十多年中，徐霞客几乎年年外出，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16个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地理学研究事业。
根据徐霞客的日记，后人季会明等整理成一部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对中国地理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精确记载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地貌， 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初步论述。
另外，徐霞客还辨明了长江和南北盘江的水源， 有重要著作《江源考》和《盘江考》，对中国水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屈原,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本世纪中，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
哥白尼，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
他以惊人的天才和勇气揭开了宇宙的秘密，奠定了近代天文学的基础。
哥白尼以毕生的精力去进行天文研究，创立了《天体运行论》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
他的理论的提出给人类的宇宙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拉伯雷，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
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莱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
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
马蒂，古巴政治活动家、诗人、作家。
他写的大量政论、书信、日记、报道、散文和文学评论，文笔优美、质朴而坦率。
他在文学上的影响遍及拉丁美洲和西班牙。
作为沟通后期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一组图案均采用了我国著名人物画画家蒋兆和创作的原画。
蒋兆和的人物画采用传统中国人物画的表现方法，以线为主要手段，同时巧妙地把中国山水画的手法引入人物画中，在此基础上又吸取了西画素描的技法以及对体面、空间、光线的处理，进而丰富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使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神情的表现，更为生动准确，表现出画家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衡是中国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文学家。
他改进了浑天仪（即现代的天球仪），利用齿轮系统把浑象与计时漏壶联系起来，能在室内观测到恒星的位置。
他还设计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地震仪。
张衡也是杰出的文学家，所作《四愁诗》、《二京赋》等诗赋均为世所称道。
祖冲之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父祖皆谙熟天文、算学。
祖冲之少传家业，青年时代入华林省，从事学术研究。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最重要的成就是计算机圆周率。
他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
这个结果领先于西方国家约一千年，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才得到了更精确的圆周率。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创制了《大明历》，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提高了历法的准确性。
他还采用了391年有144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沿袭很久的19年7闰的传统方法。
僧一行是中国唐朝著名天文学家、高僧。
21岁出家为僧，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一行博览经史，尤精天文历法。
与梁令瓒同制黄道游仪，用以重新测定150余颗恒星的位置，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恒星位置变动的现象。
还组织了全国十二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并根据南宫说等人的测量，算出地球子午线上一度的长度为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
李时珍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医学与药物学家。
22岁开始行医，他发现当时有关本草的著述缺乏系统，并且有许多谬误之处，便决心进行整理。
李时珍通过实物考察和深入民间采访，并参考历代医药文献800余种，经过了27年的努力完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被称为“东方医学巨典”。
还著有《五脏图论》、《奇经八脉考》和《濒湖脉学》。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一组）纪念邮票及小型张在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评为最佳邮票。
“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的第二组，全套8枚，全部采用四位古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和反映他们科学实践活动的图画作为图案，古朴典雅，令人起敬，让人自豪。
蔡伦，东汉桂阳人。
他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
造纸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
少时因病学医， 对医学有较深研究，并博涉经史百家学术，兼通佛典。
曾总结唐以前临床经验和医学理论，收集方药、针灸等内容，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书首列妇女、幼儿疾病，并倡立脏病、腑病分类，具有新的系统性，在医学上有较大贡献。
沈括，浙江钱塘人。
他博学多才，在天文、地学、数理、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等方面都有精湛的研究，西方人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一生著作颇多，共计35种以上，其中晚年为后人留下的一部26卷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资料库。
像活字印刷、磁针装置四法、水法炼钢等重要成果，就是由这本书记录留传下来的。
郭守敬，顺德邢台人。
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八大科学家一。
为了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以备制定新的历法，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设计制造了一整套天文仪器，共13年，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有3件：高表及其辅助仪器，简仪和仰仪他还是一位水利专家。
其中第一枚“蔡伦像”的生年难以考证，故在邮票上写为“蔡伦（公元
— 一二一）汉”，而邮票设计家却在设计邮票图稿上写成了“蔡伦（公元前
— 一二一）汉”，这个错误直到印刷打样时才被发现。
印刷工人只好在印版上将“前”字一个一个改掉。
因一时疏忽，有一个“前”字漏改，从而使每个邮局全张第16号票位形成错体。
詹天佑，广东南海县人，是我国近代科学与工程技术史上的先驱，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美学生留学美国。
17岁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在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取得了学士学位。
回国后，于1888年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1905年他主持的京张铁路的建成，震惊中外，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
为发展我国早期铁路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他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不畏强暴，威武不屈，提出“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的口号，代表了炎黄子孙百折不找、永不屈服的高尚的民族气节，永为后世楷模。
京张铁路提前2年完成，这是中国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工程费用比预算节约了28万两银子。
京张铁路也使詹天佑名声大震，在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长城北侧，还特别为他树立塑像以示纪念。
1987年11月詹天佑纪念馆建成开放。
鲁迅(1881—1936)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为纪念鲁迅，我国邮电部曾先后于1951年、1962年、1966年、1976年和1981年发行五套共十一枚邮票。
1962年2月26日发行的“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邮票，全套1枚，以鲁迅头部塑像作为图案。
中国近代史纲要怎么复习呀，要考试了，什么都不会
认真复习吧，1先找出重要的知识，祝你考试成功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
是自考公共课程的重要部分。
一下搜集到的资料希望对考生有所帮助。
2011年10月自考中国近代史模拟题最新推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模拟题及答案※模拟题及答案汇总 近现代史纲要课后习题答案※近现代史纲要复习模拟试题 简答题 1、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危机的表现
清朝乾隆后期也出现前朝的“周期律”，开始由盛而衰。
其表现有五个方面，期中三个方面是前所有的，如，政治上，中央集权强化，官制废弛，官僚整体性腐败腐化。
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地租高利贷加重，无地少地农民增加，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军事上，军力衰败，军备废弛。
八旗军、绿营兵腐化无战斗力。
思想文化上，带着满族异族统治的味道，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万马齐喑。
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状态。
清朝的危机其实与前面各个封建王朝一样，出现了改朝换代的迹象，但历史已经没有给中国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的机会。
大的世界参照系已经变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到 来，将改变中国命运。
2、为什么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逐步形成并加深地演变为为半殖民地办封建状态。
首先，半殖民地化了。
这是从政治主权角度看。
主权受侵犯，领土完整遭破坏，成了有其名无其实的国家。
其次，半封建化了。
这是从经济基础和经济解构角度看。
（1）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农业经济成为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部分。
（2）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城乡资本主义成产关系出现并有所发展。
3、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有哪些
（1）资本帝国主义掌控中国经济和政治命脉，决定并支配中国。
（2）中国封建势力已经与侵略者勾结一体，是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3）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地主土地所有制仍存。
（4）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产生并有一定发展，但始终软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
（5）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内部不统一。
这与资本—帝国主义争斗和间接控制、与中国地方性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地方割据、中国地域广大等有关。
（6）中国人民政治权力和生活极端贫困化。
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
（1）分作上层和中下层。
（2）两种特点和双重性格。
一方面受帝、封压迫，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帝反封的革命或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因力量薄弱，与帝、封有千丝万缕联系，斗争中缺乏彻底性。
（3）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
5、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及其特点是什么
来源上的特点：诞生在外国在华企业中，比中国资产阶级年龄和资格更老，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更大。
中国工人阶级的自身特点：①受帝、封、资三重压迫，革命性更强。
②人数虽少，却相对集中（地域上集中在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城市、行业上主要集中在纺织、采矿、铁路、航运等行业），易于组织并形成革命的力量；③大多来自破产农民，与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
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
6、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屡遭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840-1919年的反外来侵略斗争均告失败，原因是： （1）社会制度的腐败。
这是根本原因。
清政府统治在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制度未变，更腐败。
后还与侵略者勾结起来，把广大中国人民视为最主要的敌人。
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和爱国官兵的抵抗常常因此导致失败。
（2）经济技术落后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有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工业革命后经济技术和军事装备飞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小，工业技术落后，必然被动挨打。
经济技术落后必然影响的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等方面远不如人。
论述题 1、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殖民扩张对中国的威胁
（1）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工业革命的发生。
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美国、法国等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
高效率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原来的低效率的手工工场生产。
（2）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必然联系。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原料和产品市场，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方式把一些国家变为其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
中国成为其扩张对象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战争不可避免。
2、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及其关系
对比封建社会的一对矛盾，近代中国社会增加了一对。
表达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前一对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这两对矛盾的运动贯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决定着中国社会发展变化。
两对矛盾的关系：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如有时民族矛盾是主要解决的对象。
如历次反侵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
有时呈现出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辛亥革命。
有时二者勾结一道，如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两大历史任务。
（2）两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3）二者的关系： 区别：主体、内容不一样。
前者要改变民族受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要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统治秩序，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 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地位和状态，是要充分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解决生产力问题。
联系：完成第一大任务是为第二大任务完成创造条件。
一方面，前者是前提条件，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废除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改变买办和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开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国家繁荣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中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
鸦片战争前大夫和一般中国人的观念：上朝天国。
鸦片战争后开始逐步变动，产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其表现和过程是： （1）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维新思想产生：林则徐：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编辑《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外国侵略。
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西放的先河。
洋务运动中有马建忠、王韬、郑观应等的早期维新思想，主张变革封建专制制度。
（2）救亡图存与振兴中华的口号喊出：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
严复《救亡决论》喊出了“救亡”口号，康有为亦要求中国人发愤自救。
孙中山兴中会成立时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
（3）近代以来志士仁人，就是在怀着强烈危机感和民族意识下，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大旗下，探索挽救中华民族的道路的。
中国各个阶级的历史活剧就此上演
20篇初中（语文、历史听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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