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是谁,打倒孔家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什么
海纳百川，需要千百条江河的努力汇流，山入云宵，需要千百粒微尘的努力聚集，
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和精神是什么
面对东西方的差异,我们应该平等对待.不仅要识形态、思维方式来分也可以突破，应用管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联想Q10“问题驱动式”管理方法中就有关于规避文化差异冲突的表述。
文化对个人的影响过程是：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结果。
很多刚刚国际化的企业，在企业文化变革中往往只关注价值观的共识或差异，而忽视了在行为变化之前应该先努力减少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联想Q10的提出，为管理者提供了转变思维的有效工具。
目前，联想正在推行4P（企业利益至上；想清楚再承诺；承诺就要做到；每一年，每一天在进步）新文化变革，Q10由此成为很好的桥梁，将价值观与具体业务问题的解决衔接起来。
例如，针对如何做到“想清楚”，Q10提供了统一的思维方法和工具，有效避免了价值观停留在口号的困境，促进了文化的落地。
Q10管理工具培养思维逻辑相似性，规避了文化差异冲突。
用在企业管理上，如果双方都拥有相似的思考逻辑，便是规避文化差异冲突的有效方法。
这种规避文化差异冲突的特征，不仅仅适合本国内南北及地域的差异，更使得正在拓展全球业务的公司有机会弱化团队间受到的不同国家、地域的文化差异影响，促进国际团队间的沟通和融合。
东西方价值观差异
有这样一道问题，在一个公司里，一个和你相同资历、相同能力的人得到了升迁，你会有什么反映
A.和我没什么关系，不去管他。
B.努力工作，争取赶上他。
C.想尽办法，把他拉下来。
我用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有中国人也有欧美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回答截然不同，大多数西方人的答案是第一种，少数是第二种，几乎没有第三种；中国人的回答基本上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几乎没有第三种。
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我们就能看出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哪种价值观比较好，但是我从很多事情上感到了这种差异。
在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加入了一个社区的学习班，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
有一次，我们组织去sand bank野餐，按照规定是要自带午餐的，但不少同学都指望能就地解决。
在路上，领队问我们是否要在小镇上停一下买点东西吃，由于车程的延误且自备了午餐，不少人都希望直接向海滩进发，但没有带午餐的同学却希望能先停一停。
于是，领队问：“谁希望在小镇停一下
”又是小猫两三只举了手，我也没有带午餐，所以非常希望能在小镇停一下，但看这个趋势，大多数人希望直接进发，所以就害羞地没有举手。
正按着中国“少数服从多数”的惯常思维准备饿肚子的时候，领队却说：“既然有人希望停下来，那么我们就听一会儿吧，不过只停半小时。
”突然意识到一种西方文化的差异，那就是“在不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少数服从多数”。
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这一观点似乎在这里是深入人心的，将在国会大厦看到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to allow the majority to conduct business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the minority to be heard”(保障大多数人安宁有序地生活，也要听到了少数人的声音)，这句话被刻在ottwa国会大厦的墙上，提醒一个speaker的责任（speaker类似白宫的发言人）。
其实东西方价值观的是全方面的不同，西方的自然价值观念是由古希腊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念、基督教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念发展来的，而中国的价值观是由道家的、以及儒家的自然价值观发展来的。
在西方价值观中二元对置乃是关键，它是一种“双重二元对置”：首先是造物者与造物的二元对置，诸如本体实在与现象的对置、神与万物的对置之类，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对置；然后是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置。
这是整个希腊思想、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构架。
中国价值观中一元存在是关键，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认为有一个大的标准存在，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礼；在这个标准下有一个互相转化的二元对置，如儒家的王道和霸道的理解，阴阳鱼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这里既没有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置，更没有造物与造物主的二元对置。
在儒家观念中，人性也是自然，并永远是自然。
人不仅是自然之子，而且还应该是自然的孝子。
这个思想，在张载的《西铭》里有很透彻的表达：“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而中处……”什么叫做自然的孝子
所谓孝，《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述者，循也，循父母之道也。
这就是说，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父母未竟的事业；同理，自然的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自然未竟的事业。
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干父之蛊”、“干母之蛊”。
转自： 陨石站 48f 所以东方的价值观也好，西方的价值观也好，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西方价值体系注重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伊斯兰文明却潜心体悟人和神的关系，中华文化则更热衷于琢磨人和人的关系，各自的价值观便也相应表现了这种差异。
西方关于自然的价值观念，都跟这个神学价值观念的传统密切相关。
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关于自然的价值观念，就是与此相关的。
启蒙的或现代性的自然价值观念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人作为“主体”而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自然因此（对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这被概括于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征服自然”的口号中。
根据上文可知，这种二元对置其实早已蕴涵于基督教神学传统、甚至于更早的古希腊传统之中了。
一方面，在这种二元对置中，自然的价值取决于人：自然之有价值，在于能满足人的需要，即能被人认识、改造、征服、利用。
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二元对置：造物与造物主的二元对置。
自然物是上帝的造物，人也如此，这里，人的价值跟自然一样是取决于上帝的。
上帝才是老板，握有所有权；而人只是经理，只有经营权。
因此，上帝乃是一切价值的根本基础。
可是我们忽然想起了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尼采自己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而是“颠覆”一切价值了，因为既然上帝是一切价值的唯一的终极根据，那么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一切价值从根本上的彻底崩溃。
这不仅对于自然，而且对于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即便我们曾经具有价值，但是上帝之死却使我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价值。
这并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家的耸人听闻，在很大程度上实在也是西方普通人的现实状况。
然而，事情仿佛不还不至于这么糟糕。
上帝死了，人还活着。
上述最终层次的二元对置（造物与造物者）被解构掉之后，第二层次的二元对置（自然与人）依然存在着，因此关于价值，我们仍然有话可说，即我们仍然可以说：自然之有价值，乃在于满足人的需要。
而东方的价值体系中，是以孔老两家的现世承担又有智巧的入世型态为理想落实的基调，但在庄子的世界观中则是不以人间的社会建制为理想落实的标的，因为他的理想的世界是由一个像神仙般的人物在与造物者游的境界中所彰显的，佛教的世界观则是一个无尽缘起的广大宇宙海，生命的真相是一个无尽轮回中的历程，所以佛教的价值观更不落实在人间社会的理想建制上，如果有任何在人间社会建制中的行谊，那就都是因著一己的修行功课而随缘而来的活动，佛教的最终理想是所有众生的同证清境共入佛道，只要众生体此，则一切染秽化为清净，人间世界的社会建制是无关紧要的，宇宙浩瀚，世界无穷，要担心的只是生命的净秽情染而已，人间世界可以作为去染求净的道场，但是它作为众生的学习道场就恐怕有永远的不净，事实上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人世间也就是一连串正义与邪恶之争的场所，因此实践理想的活动可以无穷，但是现实的不完美也可以无穷.此时儒者的强悍道德生命可以作为挺立生命的中心主轴，道家老子的冷静智慧可以作为处世应对的积极智巧，但是对於人间的黑暗与命运的遭逢则应以佛教的世界观作为理解的依据，虽然有些时候不妨有庄子的潇洒，更多的时候则必须有承担自己与世人业力习染的气魄，如此才可不对天命质疑，不对道德失望，希望无穷乐观进取，理解而不天真，明白而不哀怨，这样来作为一个面对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或许才能带领时代复兴民族. (石头 编辑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