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远征大将军和护国大元帅的区别
大元帅，严格意义上，是职务而非军衔，相当于现代的“陆军司令”、“军队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等职位。
表示对“将帅之长”的称呼，指战时统军征战的官职名称。
常以皇子或亲王担任，副职常以有威望的大臣担任。
例如金军之中，大元帅高于元帅、低于作为全军总司令的都元帅，指前敌总指挥的意思。
大将军，是中国古代各朝经常设置的武官职名，其实际职权变化很大，但多为高级军事指挥甚至最高军事统帅。
唐朝官制，上将军从二品，大将军才正三品。
就是说，大将军和大元帅在一些朝代，并不是最大的统军职务。
至于前面加尊号，就要看在那个朝代了。
而在南北朝以后，元帅都是比将军大的。
中国古代有几次远征高丽
分别是谁
隋炀帝 公元612年，三十万人的队伍，大败而归；公元613年，第二次远征，结果国内发生叛乱，隋炀帝遂退兵回国平定叛乱，这次还没分出胜负；在613年，在平壤附近，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丽军队，高丽王高元大惧遣使投降，隋炀帝遂班师回朝，大胜而归。
唐太宗 公元644 年，太宗派水路 500 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自己亲率六军于前线督战。
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直顶住了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而未能突破。
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寒冬，太宗急忙下令撤军。
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647 年，太宗再度攻打高丽仍没取得什么进展， 648 年，太宗决定于次年再以更大规模的兵力支攻灭高丽，但 649 年，他在病逝前取消了这次远征。
660 年，高丽主战派泉盖苏文死，其儿子之间互相争斗，为唐朝提供了良机，唐军于 668 年攻下平壤，唐将李世 将高丽王及 20 万俘虏带回唐朝，最后把高丽王祭献于唐太宗墓前。
唐灭高丽，在那里分置九都督府， 42 州、 100 县，而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镇守平壤。
后来由于高丽旧部反抗，另一个原因则是吐蕃给唐朝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唐朝又将安东都护府内迁至新城 675 年（高宗上元二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
软弱的高宗之所以在炀帝，太宗都失败之后攻灭高丽。
原因之一是高丽内乱，其次是开辟了第二战线，先占了百济。
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中国古代的时候都叫什么
（包括外国对中国的称呼）
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是：世界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古代西方对于中国的称名“支那（China）”是从何而来的
它与西方接触中国的历史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因为历史并不是过去，在一定意义上正如西方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而国家名称则是其历史符号，它所指与能指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直接相关。
直到近年，关于“支那”一次的争论仍然狠激烈，当有人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人时，海内外华人都对于它是不是有贬低中国人的含义十分官关注，这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
因此辨明这一名称的来源时十分重要的。
笔者认为，以往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根据零星片断的史料，没有古代语言史上的相关资料证明，没有能从西方与中国交往历史过程来考虑，特别史脱离开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其中相当重要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进程――所以研究中往往吉光片羽、不成系统。
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没有考虑道虽然同样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与丝绸贸易的关系不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时代不同，所以对中国有不同的称名。
也就是说，在中西称名的历史演变中，要同时考虑历史接触与语言系统等不同因素产生的影响。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欧洲重要语言系统中，斯拉夫语系与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名是完全不同的。
俄国人称中国人为Китай“契丹”（Khitan）。
这是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其担任混在一起。
中国人与契丹人在同属于黄色人中。
契丹人较早与罗斯人发生交往，据记载，契丹是10世纪之初行其余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先居住在鞑靼地方，然后占据了中国北方土地，公元1125年，北女真人所灭。
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罗斯人建立起自己的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等记载，这一时期是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
而中国与黑海地区的斯拉夫人的交往从古代起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阻碍，以后斯拉夫人东迁，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与亚欧草原上，与中国直接交往相对更少。
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作是契丹民族。
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民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而没有采用“支那”的读音。
也就是说，由于历史原因，斯拉夫民族在中国与西方民族的丝绸贸易中距离较远，而没有以丝绸之国来称呼中国。
称中国为China的古代民族则是印度人与欧洲人，所以“支那”（China）包括“印度支那”一类称呼实际上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
但是，这两个语系在19事迹之后北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
无论是古代印度还是希腊，都处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因此考察中国称名这一问题宜从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这一总体思维来研究。
作为一种有影响的大国的历史称名不是某个个别国家民族所能决定的，它只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
这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出发点。
目前关于中国“支那”读音的称名中，有一下主要的看法。
其一，中国秦朝说。
认为中国称名China来自“秦”的发音，这是一种流行广、拥护者多的说法。
发过学着鲍狄埃（M·Pauthier）等人提出此种见解。
他认为支那称名起于梵语，而梵语中支那是因为中国古代秦朝而得名，所以称中国为“秦”（Sin、Chin），而China后的a是葡萄牙人加上的。
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发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支持，伯希和认为： 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用Sinoe来指中国，用“塞里斯”来（此处可能烧了一个“指”字――笔者注）丝（serm这是用以指“丝”的一个中文词的古代形式），用Tobgatch（桃花石）拓跋氏；另一方面是中国用“拂林”来指罗马，用“犁干”来指亚历山大城（Alexandrie），用“安都”来指安条克（Antioche），用“汜复”来指比凯『Bambyke*，不是幼发拉底河上的赫埃罗波利斯（Hieropolis*）』，用“罐潜”来指花刺子模（Klwarism*）。
（【法】伯希和等著，耿升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伯希和的发表于1912年） 按伯希和的看法，西方的中国称名中，中国与“塞里斯”是分开的。
中国从“秦”的音译，而“塞里斯”指丝绸。
由于伯希和是西方声名显赫的汉学家，所以在他之后，“支那”之名起于秦，以成为相当有影响的一种学说。
中国著名的中外交通史家张星良先生也支持这种看法，这一说法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影响甚大。
对于这种观点也有不赞同者，如德国学者赫曼·雅各比（Herman·Jacobi）的反驳就十分有力，他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早在公元前300年，也就是印度丹陀罗笈多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考铁利亚（Kautiliya）曾经写过一本，其中就使用了“支那”一词，记载了支那的丝绸贩运道印度的历史。
而秦朝始建于公园前2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印度已经使用了“支那”来称呼中国（考铁利亚，即考塔里亚，亦称考提利亚、者那迦，丹陀罗笈多·毛里亚的宰相。
曾著一书，此书现在被考证为公元前2～3事迹所著。
雅各比的论点发表于其论文《从考铁利亚论著中所见的文化及语言学资料》，载第44期，1911年）。
第二种看法是“支那”为越南“日南”音译。
“日南”（Jih－nan）使越南的一个郡，在汉唐时期是通向中国的海上交通重镇，所属来中国的船只都在此处停留。
德国学着利克托分（Von Richthofen）提出这种说法，并且得到了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的赞同。
法国学着拉克伯尔（Lacouperie）对这种说法提出反驳，认为这种说法有不少漏洞。
其一，汉代日南郡并不像利克托分所说是在越南东京，而是南部。
其二，汉代日难的读音不是Jih－nan，其读音是nit－nam，在广东读音中是yat－nam，这就与日难的读音完全不同，所以不可能是日南。
第三种其实是一种古老说法，由古代希腊人提出，即支那之名可能来源于“赛里斯”国，而“赛里斯”国则与丝绸有关。
但这种说法语焉不详，本身缺乏明晰论证，在伯希和之后就逐渐被人抛弃。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我们不一一详述。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称名“支那”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赛里斯”，但是其形成“支那”一词，却另有一种语言传播的原因。
由于中国与希腊之间没有直接商贸关系，经过梵语、叙利亚语、东伊朗语等古代语言的转译，形成了中国称名的不同读音。
这一称名起源于中国的“丝”，语辞的意义就是“丝国”。
比较文明学与世界文化交流史的新发现可以支持我们的看法。
兹简单说明如下： 1、从时代来说，中国丝绸远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就传到印度，随后道中东与希腊罗马，随之出现产地中国称名，这是世界贸易史上的必然过程。
这在秦建国之前，而且与越南日南无关。
日南只是罗马人来华所经过的港口，必然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中国，才有罗马皇帝遣使来华之举。
而且，日难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成为中国丝绸这样举世闻名产品的产地代表，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常识了。
简单说，就是西方先知“支那”而不会因日南而知中国，更不会把日南附会为中国。
2、最直接的证据是印度经典与文学中中国的梵文称名Cina，梵文经典（Mahabharata）中已经提到了Cina（Mahabharata，Sabhaparvan，9，26，ed.by P.Edgerton.Poona,1943~1944）。
的成书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上文所提到的考铁利亚的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世纪，都远在秦国或者秦朝之前，而且，这一称名不会是从西方传入印度的，因为中同时提到，与中国人相关的阿另一古代民族是基拉塔斯（Kiratas），这一民族应当是最早与印度产生交往的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民族。
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把基拉塔斯人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来判断，古代印度人最早是直接通过东方路线来接触中国的。
他们把中国人看成与基拉塔斯人一样的东方人。
”（）Asthana，Shashi，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India’s Contact with other Countries－From Earlisest Times to 300 BC,P.154. Delhi B. R.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78）估计这个民族是古代居住在中国西藏或是云南的少数民族，他们最早于印度发生交往。
3、希腊文献中早已出现“赛里斯”（Seres），意为“中国人”。
据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亨利克泰夏斯（Ctesias）等的记载，这种称名就是起于“丝（Ser）”（参见前文所引的米勒【Muller*】版本，1884年巴黎迪多书店版本，转引自【法】戈岱司编，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
也有可能如公园2世纪的罗马人包撒尼雅斯（Pausanias）的中所说，就是“他们国内生存的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Ser*）”。
我们可以肯定，希腊文中是以Seres来称中国的，其起于蚕与丝的本意。
与此相异的是，关于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了Thinai，《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中又写道： 经过这一地区之后，就已经到达了最北部地区，大海流到一个可能属于赛里斯国的地区，这一地区有一座很大的内陆城市叫做泰尼（Thinai）。
那里的棉花、丝线和被称为Serikon（意为丝国的）纺织品被商队陆行经大夏运至婆卢羯车（Barygaza），或通过恒河而运至利穆利。
（《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本书作者佚名，据说是埃及之希腊人，大约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记述红海、波斯湾与印度半岛的航行。
参见法布里西尤斯版本，1883年莱比锡出版） 这本书中出现了“支那国”（Thinai），这是较早出现的与希腊人的“赛里斯”Seres稍有差异的中国称名。
我们注意到，这一名称是与丝绸运往印度的记录有关的。
起于希腊罗马人的中国称名中，基本以Seres为本，并且衍生出各种称名，如见于多种著作中中国丝绸Serikon，公元2世纪罗马人阿克伦（Acron）的《颂歌》中所说的“赛里斯人织物”（Sericum），见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Ptolemee）《地理志》中Sinai。
4、我们比较一下集中古代文字中的关于中国的称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联系。
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东方古代文字当推梵文。
梵文中“支那”为Cina（考铁利《论政治》即“Arthasastra”，并且说明中国丝绸贩运到印度），“支那”在梵语中也是Chinas（参见《玛奴法典》Laws of Manu）。
这样我们可以断定，梵语中的Cina与Chinas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都是起于丝绸的中国称名。
汉语中的“支那”其实是对梵文的音译，《大唐西域记》卷五所说“摩呵支那”，《宋史》卷四九十《天竺国传》中所载“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系来自梵文，Mahachinasthana是从古梵文所变化出来的。
东方文字中，闪族语系是另一个最重要的古代语系，腓尼基语就是闪族语系，它以后影响到古代希腊的语言。
在希伯来文中，《圣经旧约》的《以赛亚篇》中也有提到中国：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来自赛那姆（Sininm）。
这里的Sininm就是中国，明显即“支那”，其读音与希腊文中的“赛里斯”的第一个音节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说，闪族语是介于梵语与希腊拉丁文之间的一种中国称名，其第一个音节“赛”同于希腊，而第二个音节“那”则通榆梵文，这说明它可能是从梵文向希腊文的过渡。
其他中东与中亚的古代语言恰与希伯来文、印度文相呼应，如中国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用叙利亚文写下了中国的名称：支那斯坦Zhinastan。
这一称名基本同于希腊拉丁文中的读音。
栗特文（Sogdia）是中东的一种重要文字，英国斯坦因所整理的栗特文书中，据发过葛底奥特（M·Robert Gauthiot）的研究，中国记为Cynstn（的参见《通报》，1913，第428页），这也可以证明，中国丝绸在西运中，曾经通过印度与西域，众所周知，古代西域是众多宗教汇聚地区，来自印度的佛教、伊朗的拜火教等都曾在西域流行，并且传入中国。
这就是汉代以后的丝绸之路三条要到。
所以栗特文的记录也是一个证明。
这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中国丝绸古代通向希腊最早是通过西域、印度和中东，最后才到达雅典与罗马，因此，中国的称名也随着这些古代民族的语言而传播。
所以最早的中文称名可能来自梵文与希伯来文，这两种文字中都以“丝”的发音来称呼中国，即梵文中的Cina与希伯来文中的Sininm，这两种重要语言的称名翻译到希腊文与拉丁文，形成“赛里斯”Seres之名。
这种称名的形成除了语言的音译外，相当重要的是丝绸贸易本身所形成的影响，名与实相得益彰，这就是“支那”一词指中国的来源。
这一过程的音转关系与对音关系如下： 古希腊文 Seres梵文 Cina 希伯来文 Sininm叙利亚文 Zhinastan 梵文中的C是不可能成为Ch的，而与希腊文中的S实同一读音，所以希腊文中的读音与梵文中相同，印欧语系中的读音基本是“丝”的读音。
而叙利亚自古以来由于地处中国、波斯和欧洲的中介地位，文字很可能受到波斯文的影响。
古代波斯人用伊朗语，伊朗语中没有送气浊辅音，发生S－Zh的音转。
这就是“秦”Zhin或是Chin的读音的来源，后人附会为秦的名。
这样，支那一词的来源就基本清除了，顺便说到，《圣经·旧说》的《以赛亚书》属于后先知书，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先知们所发表的时事政论，从年代来看，也都早于中国秦朝的建立，甚至早于秦国的存在。
这也是西方中国古代称名支那不可能为“秦”的音译的重要证据，前人多忽略了这一点，笔者认为尤其重要，有必要特别指出。
综上所述，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支那”本义为丝，说明中国丝绸之路是有世纪意义的。
近年来关于中国丝绸之路的研究表明，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丝绸可能已经远行希腊与印度，因此，这条以后日益发达的丝绸运输道路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日久弥深。
证实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才可能索解中国称名的历史。
另外要说明的是，这个词从本义来说，是没有贬义的。
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受到一些人的曲解，“支那”被认为含有贬低与歧视的色彩，要恢复本义，必须经过这种正名。
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人的义务，无须赘言。
参考资料：
古代距离最远的航海远征是哪次
他说的是古代，不是近代。
古代最有名气的几次航海：一次是腓尼基人的环非洲航行，发起人是埃及尼科法老。
腓尼基人从非洲东岸触发，环绕非洲一周，在地中海入口登岸回到了地中海。
证实了地球南半球和北半球是冬夏颠倒的。
距今大约有2500年了。
另外两次大约是传说，一个是印第安人穿越太平洋到达，时间大约是我们的唐宋时候。
还有一个是埃及人草船横渡大西洋，这个估计没什么可能，但是也有人说印第安人的金字塔是埃及带来的科技。
有，最有名的海上大战就是迦太基和罗马人的争霸地中海战争，罗马人的乌鸦战舰很厉害。
但是有，就是西方的，罗马人的就是西皮阿将军。
最凑巧的是，发生最后决战的战役坎尼决战和的居然发生在同一年，不知道是不是英雄的宿命…………
古代军队远征为何要带一些女人
成吉思汗 他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强盛的蒙古汗国。
当他所统领的疆土是亚历山大大帝领土的4倍、罗马帝国面积的2倍时，他仍指挥大军兵临欧洲城下，并遗命子孙继承其志。
蒙古铁蹄至此入侵了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蒙古帝国的版图从而又扩大了一倍，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广阔的帝国。
汉尼拔，几乎毁灭罗马 世界上有不止一个叫做汉尼拔的人，但诞生并崛起于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碰撞中的汉尼拔却是唯一永恒的传奇。
公元前8世纪左右，腓尼基城邦推罗（今黎巴嫩境内）的腓尼基人，横渡地中海，移民他乡，他们从当地人手中买下一块土地，建立了迦太基城（今突尼斯境内)，藉以作为贩卖奴隶及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秉承了腓尼基民族的航海精神和富有的迦太基人，开始向非洲内陆扩展，亦向西地中海进发，逐渐称霸西地中海，并与控制着东地中海的希腊针锋相对，纷争不断。
公元前4世纪初，希腊在经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元气大伤，逐渐撤出西西里岛（今属意大利），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罗马。
追寻世界尽头的征服者 亚历山大 公元4世纪，孕育了现代民主的希腊中心--雅典，正处于权利斗争的波诡云谲中。
2300年前的这座城市，好像众星簇捧中的明月，四周林立着众多城邦，其中，最富庶、最具文化氛围的发达之城当属马其顿城邦。
马其顿城邦的国王腓力二世创建了古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军队，在他的统治下，整个希腊，除斯巴达城邦之外，已被全部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