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援助我们的物资,包装箱上专门汉语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这些经典语句我们祖先
日本从唐朝起，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学习和传承都做得非常到位。
这种精神是需要我们学习的。
请你分别给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上海五地区开往湖北运送援助物资的运输车写标语
中国地理区域划分： 1、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 2、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 3、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江西）； 4、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5、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 6、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7、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 8、台港澳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华北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 华中地区：中国中部地区的简称。
包括：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
华东地区：中国东部地区的简称。
“华东六省一市”包括：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台湾省）和上海市。
华南地区：中国南部地区的简称。
华南三省（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义上的华南地区还包括福建省中南部，台湾、香港、澳门。
西南地区：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中国西南部的广大腹地，地理上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大部。
西南四省（区）一市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
西北地区：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西北内陆的一个区域，地理上包括黄土高原西部，渭河平原，河西走廊青藏高原北部内蒙古高原西部，柴达木盆地，和新疆大部的广大区域。
通常简称“西北”。
西北五省区包括：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各省捐款排名
1、广东：援助总数：捐款34.12亿元＋救灾物资折款3.8亿元 2、浙江：援助总数： 捐款21.3443亿元＋救灾物资价值3.9亿元 3、北京：援助总数：捐款捐款15.203亿元＋捐物折款2.483亿元＋逾6000袋血液＋医疗队 4、江苏：援助总数：捐赠款物合计14.7亿元 5、上海：援助总数：捐款约11.43亿元＋救灾物资54744.5吨＋救援队＋救护车 6、福建：援助总数：捐款 逾11.15亿元＋ 救灾物资＋抗震救灾队7、辽宁：援助总数：捐款8.37亿元＋物折款0.53亿元＋医疗 队 8、安徽：援助总数： 捐款近7.65亿元＋救灾物资折价4479万元 9、山东：援助总数：捐赠款物合计逾7.8亿元 河北：援助总数：捐赠款物逾5.8亿＋医疗救助队 天津：援助总数：捐款4.54亿元＋救灾物资折价逾8272万元＋救援队 海南：援助总数： 捐款逾1.8亿元＋救灾物资折价2172.3万元 山西：援助总数：捐赠款物累计4.5266亿元 广西：援助总数：捐款捐物折价3．38亿元 贵州：援助总数：捐款逾亿元＋物资折款1829.06万元＋挖掘机（截至19日） 吉林：援助总数：捐款逾1.8亿元＋物资折价6618.3万元 重庆：援助总数：捐赠款物逾1.96亿元＋15座战备钢桥＋运输队＋医疗队＋救援队 湖南：援助总数：捐款4.74亿元＋救灾物资＋救援队＋“机械湘军” 江西：援助总数： 捐款逾2.2亿元＋救灾物资折价3878.471万元＋救援队＋医疗队 河南：援助总数：捐款逾4.16亿元，物资折款6878.44万元＋救援队 湖北：援助总数：捐款逾3亿元＋救援队＋6批70多节车皮救灾物资 云南：援助总数：捐款5.87亿元＋捐物折款逾4800万元 黑龙江：援助总数：捐款逾1.23亿元 ＋物资折款7327万元 新疆：援助总数： 捐款近1.37亿元＋捐物折款近1310万元 西藏：援助总数： 捐款2376万元＋价值1200多万元救灾物品 宁夏：援助总数：捐赠款物8651万元＋救援队 内蒙古：援助总数： 捐款逾4.66亿元＋捐物折款逾1亿元 青海：援助总数：捐款1120万元＋ 价值2300万元的救灾物资＋医疗队 陕西：援助总数：捐款逾68.9万元 香港：援助总数：逾12亿元 澳门：援助总数：捐款3.5亿元＋救灾物资12吨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又称“第一次大革命”。
是1924年至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随后，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运动。
所有这些，都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8个军约10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
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七军主力同第八军会合后，在7月11日胜利进入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9月6日、7日第八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10月10日，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
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四军、第七军先后转入江西，于11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中旬进占福州。
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革命势力的猛烈发展，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1927年3月，帝国主义命令它们在下关的军舰对南京市内的北伐军和市民开炮轰击，制造了中国军民死伤2000余人的南京惨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右翼勾结起来，加紧反革命阴谋活动。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叛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6月10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
19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随即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
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政变）。
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征文.荣与辱话题
光荣与耻辱 作者：余杰 在这白山黑水之间，在通化这座东北边陲小城的一个小山坡上，有一处荒芜的坟墓。
在夕阳的余晖中，这座坟墓愈发显得凄凉与孤独。
这个坟墓的主人王凤阁将军，曾经是一名凶悍的土匪首领，后来却成为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半个多世纪以后，已经没有多少乡亲和同胞记得王凤阁可歌可泣的故事了。
在这片沃土上，他仅仅是无数默默出生、默默死去的抗日烈士中的一名。
王凤阁与马占山、杨靖宇、李兆麟等烈士一样，是这片土地的优秀儿女。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凤阁在临江县红土崖一带组织民众，打出了「民众抗日自卫队」的大旗，并被乡亲们推选为司令。
一九三二年四月，王凤阁出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
通化陷落后，他坚持抗日达六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凤阁在大罗圈沟「一四三四」高地与日军决战，弹尽粮绝，重伤被俘。
同年四月十五日，王凤阁及其妻、子三人同时被日寇杀害于玉皇山下柳条沟门。
当地人传说，当时日军当著王凤阁的面屠杀了他的儿子和妻子，企图威逼他投降。
然而，王凤阁一家三口至死都大骂日寇。
在一场伟大的民族战争的感召下，一个昔日的土匪也升华为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之后，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吨位为一百九十万吨，是中国的二十至三十倍。
日本作战飞机有两千七百架，而中国仅有六百架。
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在战争之初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三倍；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至九倍。
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让欧美列强也不敢轻视，而中国只有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和数十个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经济结构、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
谁都知道，一个尚未脱离中世纪的国度与一支如狼似虎的现代化军队开战意味著甚么。
日本政客把中国形容为一条大甲吉鱼，为了吃到生鱼片，必须速战速决。
然而，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大本营所想像的那样，只能坚持三个月便全面崩溃。
然而，日本的算盘打错了。
日军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沿海最富庶的地区，但中国并没有崩溃。
国民政府虽然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却依然顽强地组织著各种方式的抵抗。
日本越是向中国战场加派军队，越是发觉这是一个无底洞。
负责宣传工作的日本军官阿部多利吉，这样形容日军在的处境：「双脚陷进无边的沼泽中没有地方可扶靠，欲拔出右脚，左脚又深深地陷进去。
再想将左脚拔出时，右脚又再深地陷下去，已经完全无法逃脱了。
这就是日本目前的现状，是解决支那事变的实际情况。
」日军所到之处没有欢迎和支持，阿部多利吉不得不承认：「在内地可以看到，没有日军的地区生机勃勃，而有日军的地方却死气沉沉。
」 狂妄的日军开始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悲愤和怒吼。
这愤怒恰如那喷发的火山、如暴风、如雷霆、如怒涛、如激流。
日本军阀们这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在伟大的抗日卫国战争中，无数的英雄和勇士站了出来，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著民族的生存和尊严。
仅仅是中央军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毕业的两万五千名年轻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四个月，阵亡的比例高度百分之四十。
今天，我们既不能忘却敌人的罪恶，也不能忘却自己的英雄。
在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前辈中，有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英雄。
他的名字叫杨云峰，今年九十五岁，抗战时期他是国民政府二十九军的一名普通士兵。
现在，杨云峰家住河南省舞阳县北辛渡大墙后乡。
老人早就丧失劳动能力了，膝下无子，也没有老伴，过著艰难的生活，甚至四处讨饭。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进占热河，三月进犯长城喜峰口。
激烈的战斗展开了，守将何基沣旅长下命令说：「用大刀
夜袭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 在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以惨烈的伤亡换来了赫赫战果：歼灭日寇六千余人，击毙少佐以上军官五十三人，缴获坦克十一辆、装甲车六辆、大炮十一门、机枪三十六架。
杨云峰是幸存者之一，他浑身是伤，子弹从左脸颊穿进，使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被大炮震聋。
一九四零年，杨云峰参加了宜昌战役。
一九四五年，当部队驻扎河南开封时，他向长官申请回家。
他只带了一把二十九军的大刀回去，盘缠没到家就花完了。
作为二十九军的一名老兵，杨老汉年年都要积攒盘缠来卢沟桥看看，不是为了感怀，而是为了生存。
他把当年的战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份。
六十多年前，二十九军官兵有十万人，卫戍北平，威风凛凛，声震八方。
卢沟桥事变之后直至抗战胜利，二十九军官兵一直在抗日战争烽火的最前线与日军血战，是抗战中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部队之一。
如今，二十九军官兵只剩下不到两个排的人，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加拿大等地。
老兵杨云峰，就是其中的一员。
九十五岁的老汉要饭，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羞耻，而只能表明命运的坎坷。
人们之所以躲避他、厌恶他，因为他是一个穷人、一个老人。
如果他是一名将军，人们对他立即就会另眼相看。
与杨云峰的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老兵的生活情况。
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每月由政府发给十几万日圆的退休金，另外还有天皇发给的五万元的「恩给」。
他们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生活在一种得到尊重和关怀的社会氛围中。
如果一个民族记不得那些曾经为她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儿女，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杨云峰老人的遗忘，是另一种形式的犯罪。
我们亏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我们背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补天裂。
」在战争中，谁是勇士，谁是懦夫，无须言语争论。
十五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有一百多名将军光荣捐躯，共产党军队则有二十余位将领献出了生命。
一九三八年四月，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前夕的各部长官会议上要求高级将领「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渝。
」这也成为许多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们的人生信条。
在前线牺牲的将军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死后被追授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一共有九位，他们分别是：佟麟阁上将、赵登禹上将、郝梦龄上将、王铭章上将、冯安邦上将、唐淮源上将、饶国华上将、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
其中，职务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有两人，即：张自忠上将，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Ο年在湖北南瓜店牺牲；李家钰上将，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河南秦家坡牺牲。
在这些英雄中，李家钰是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位。
李家钰，川军将领，曾任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四川省边防军总司令等要职。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家钰立即致电中央请缨抗战，并将其所部编入第二十二集团军，率部赴山西前线。
一九三八年，日伪军万人向东阳关、长治城进攻。
李家钰指挥四十七军凭藉山地工事，顽强抵抗，激战三昼夜，将日军击退。
一九三九年，因战功晋升为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四十七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发起豫中战役，李家钰奉命率第三十六集团军主力参战，担任战区后卫总指挥，阻挡日军西进。
五月二十一日，集团军总部在陕西秦家坡高地遭日军伏击，李家钰身中数弹，当即殉国，终年五十二岁。
此役，多位中国将星在此陨落，是抗战期间中国将领牺牲最多的战役之一。
经过浴血奋战，李家钰的子弟兵们夺回将军的遗体，并将其运回老家成都。
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
除了这群将星闪烁的将军之外，更多为国捐躯的是普通士兵。
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昨天还是一个字都不认识、一次枪都没摸过的农家子弟。
他们憨厚、朴实、沉默而坚韧，就像他们脚下那片坚实的土地。
正是为了土地和亲人，那一双双习惯拿锄头的手拿起了枪。
他们缺少衣食和弹药，缺少医疗和组织，但从不缺少勇气和信心。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奇功的动人事迹，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一九四二年，日军进犯湖南常德。
在常德保卫战中，三位师长壮烈牺牲，国民国民军第五十七师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伤亡，一万五千名将士中，生还者仅三百人。
面对强大的日军，中国士兵在残酷的战斗中以他们特有的幽默温良的性格和谦虚诚实的态度给西方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忍受了任何国家的士兵都无法忍受的艰苦生活，在疾病、饥饿、寒冷以及敌人先进的武器面前屹立不倒。
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
然后，中国军队从沿海撤退，他们转向消耗战略，从而使得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的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在亚洲大陆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四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军。
」在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又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中国与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罗斯福曾经设想过一个可怕的结局：「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
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
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幸运的是，中国没有崩溃，这一悲剧也没有发生。
否则，人类的历史也许因此而改写。
抗战军兴的时候，前线司令官们看到了穿著各种不同制服的军队，也看到了士兵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准备，将他们的武器装备放在一起就像是举办一场大型的、过时的武器的博览会，这些武器的历史横亘了半个多世纪。
在淞沪会战中，云集了中国最精锐的军队。
张治中上将手下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配备有德国的先进武器，他可以指挥坦克手们攻击被赶到海边的日本士兵。
而在台儿庄战场上，来自四川的王铭章师长属下的川军士兵，却穿著草鞋，他们连坦克是甚么样子都没有见过。
与之相似，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战士的基本装备是小米加步枪。
在遭受了日本旷日持久的凌辱、欺压和侵略之后，中国人终于决定用鲜血和勇气与日军拚命。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已经在预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国土的沦陷已经在预料之中，大批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已经在预料之中。
但是，中国人民还是会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个士兵。
中国空军与日本空军的力量悬殊最大，但中国的空军战士依然在蓝天上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保家卫国的瑰丽乐章。
高志航是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空军将领，他曾经留学法国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在法国空军二十三团见习。
归国后，先后担任东北航空处飞鹰队队长、中央空军四大队大队长队等重要职务。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军袭击我军事基地。
高志航奉命起飞，与日机展开激烈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高志航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英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被追授为空军少将。
一九三九年，国民政府将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击落日本飞机的那天定为「空军节」。
在举足轻重的缅甸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这样评价与他并肩作战的中国青年：「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
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 连以严厉和苛刻著称的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也罕有地将他的微笑送给了这些中国青年。
史迪威高度赞扬这些吃苦耐劳的中国士兵说：「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们一起作战而感到光荣。
」 中国的农民不仅充当战士，而且是永远不知道疲劳的民工。
在中国战场上同日军搏斗多年的美国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感叹说：「那些瘦削而有力气的中国民工们是第十四航空队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不论日军攻占了多少机场，美军仍旧能够继续活动。
中国人几乎随处都能够迅速地建筑飞机场。
日军毁了一个飞机场，就有两个飞机场产生。
」 这样的民族是无法用武力征服的，这样的人民是无法用恐怖压垮的。
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士兵们，矢志不渝地捍卫著一个并不关心他们的祖国。
战争没有改变有钱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
在云雾缭绕的陪都重庆，官僚和奸商们继续著昔日他们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
这些特权阶级在舞厅和饭店里一掷千金，却不肯捐献一分钱用在那些以生命保卫他们财产的军人的装备和医疗上。
那些拥有特权的人还趁机大发「国难财」。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发现了庞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国援助中国的军用物资居然在黑市上流通。
谁有权力将这些物资转移和买卖呢
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这种可耻的现象也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战争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号称「曲线救国、和平抗战」的汉奸。
英雄让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汉奸却让我们感到耻辱和羞愧。
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以华制华」的大战略。
一九三七年，日本内阁会议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权应当「网罗在全中国有信誉的人才」，「要有足以号召全国的主义和纲领」等。
日军先后在沦陷区扶植了五个较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冀东殷汝耕政权、伪华北王克敏政权、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
日本先后印刷发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览》、《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职员表》等文件资料，详细记录和介绍了汉奸政权的班底，从主席、副主席、部长、司长到处长各级汉奸官衔济济一堂，堪称「汉奸家谱」。
伪满政权自溥仪以下五十余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原奉系官僚和满清贵族；伪华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级官员，主要为北洋政府的旧军阀和旧官僚；汪伪政府自汪精卫以下四十多名高级官员，有一半脱胎于国民党内部。
中国的「汉奸文化」蔚为大观，成为一个值得后人研究和深思的现象。
军队应当是一个国家的钢铁长城，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然而，在战场上，中国的高级将领率领部队投敌的事件却层出不穷。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叛变将领有：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李守信、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第一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宇、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游击总指挥、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太行山游击总司令庞炳勋…… 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
抗战中投敌和出任伪职的高级将领多达千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在占领区的「治安肃正」运动中大量使用伪军，伪军数量飞速增长。
在沦陷区，主要的伪军部队有：华北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治安军」；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国军」和张岚峰的「豫皖剿共军」；华北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绥靖军」；苏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协军」。
在华中和华南地区，也编有「皇协军」和「和平救国军」等，后来还成立了「广东和平建国军」。
汪伪政府成立之后，组建了一支规模最大的伪军——「和平建国军」。
一九四二年，其正规军数量达三个方面军、三个集团军等共六十七个师、二十个旅以上，总数达六十二万人。
伪军的指挥权由日本设置的最高军事顾问部掌握，在军事训练、军官教育、武器准备和器材技术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军人之外，在文职官员和学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为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
汪精卫，在同盟会中是孙中山赏识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战初期则是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时是与哥哥鲁迅齐名的启蒙先驱，在二十年代是中国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学者。
然而，这汪精卫和周作人这两位备受尊敬的、可以称之为「伟人」的人物，却都晚节不保、堕落为遗臭万年的汉奸。
还有出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今天人们只关注他与张爱玲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却淡忘了其背叛国家民族的丑恶行径。
汉奸中还有像伪满洲国的溥仪和伪蒙古政权的德王这样的旧时代的「孤臣孽子」。
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的势力，恢复其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溥仪想表达的无非是这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早期党员到国民党大员，到日本人傀儡政权的首脑，最后成为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的「天字第一号汉奸」，陈公博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卫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陈公博就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
陈公博曾对左右吐露内心的想法：「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对重庆方面表示态度。
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
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 在法庭上，陈公博宣读了一份长达三万多字的自白书《八年的回忆》，为自己追随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进行辩护。
对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些前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当然有权力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是认识上的失误，是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悲观，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
对于更加下层的人士而言，选择当汉奸可以立刻换取权势和金钱。
东北的石人血泪山，得名于那段血泪交织的历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这里建立了「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石人采炭所」，对石人矿区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被折磨致死的矿工的尸体被日寇扔在山上。
从此，这座美丽的大山变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泪山。
在日本人开设的这家煤矿中，刘棠龄、杨秀坤、史秀臣三个汉奸，在日本人的指挥下积极参与了对同胞的奴役和虐待。
他们的塑像被安置在这里，就像西湖边上秦桧等人的塑像一样，将受到世世代代民众的唾弃。
据说，其中一名汉奸的后人后来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买走塑像，却遭到当地老百姓的断然拒绝。
金钱改写不了历史，金钱也掩盖不了耻辱。
与文武官员不同，普通老百姓选择当汉奸，则多是出于生计、金钱、利益诸多方面的考虑。
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画了北京人在沦丧时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耻的汉奸形象。
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也没有坚定而恒久的信仰，导致了中国人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
因此，当甲午海战在北方炮声隆隆的时候，中国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将领们却认为，这是日本与北方人、与李鸿章的舰队交战，跟我们没有甚么关系；当几名日本士兵将几千南京军民押送往屠杀之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挺身反抗，其实当时那几个日本兵心里充满了恐惧，反抗未尝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没有人敢去把握这种机会。
日本陆军随军记者赤星为光在一篇报导中写道：「支那人好像倾城美女，既取悦于清晨来的源家客人，也讨好傍晚来的平家客人。
他们既然欢迎日本军也欢迎国民党军。
他们就是这样的国民，根据生活意识而发挥了这种奇妙的民族性。
」 日本在上海的侨民领袖桥本五郎次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曾经作为江北方面的组织班长去海门执行任务，当地民众看到我，都连连称我『东洋先生，东洋先生』。
向我们鞠躬表示欢迎。
我们巡视海门城时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太阳旗来欢迎我们，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王侯。
然而到了夜里，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阳旗不知何时又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了。
经调查了解到，因为一到夜里附近就有游击队进来活动。
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换成了太阳旗。
那些支那人彷佛甚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种得意洋洋且若无其事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 鲁迅在概括中国历史的时候说过，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
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没有坐稳奴隶的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国独裁政权的统治，为甚么就不能忍受异国占领军的统治呢
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是几千年专制制度所结出的恶果，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今天，回顾这段充满了光荣、也浸透了耻辱的抗战史的时候，我们应当直面民族的奴性与劣根性，也应当呼唤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战争是一个民族自我淘汰的过程。
没有一个民族喜欢战争，但每个民族遭遇战争的时候，都会把它作为对自我的考验和挑战。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有的民族无法应对残酷的战争，在异族入侵的压力下灭亡了；有的民族则在战争的血与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凤凰涅盘一样获得了重生。
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属于后者。
比起抗日战争的光芒万丈来，民国以来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内战，不是显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
」这种荣誉是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得到的，这种荣誉是数百万计的抗日将士用生命换来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中华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挣脱了一百年的锁链，赢得了抗日战争辉煌的胜利，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光荣和耻辱 2002-06-26证券时报pppp韩国队终于在其全国齐声助威之下跻身于世界杯四强之列，无论其与德国队比赛的战果如何，它已经都创造了历史——在世界杯的四强中，终于有了属于亚洲队伍的旗帜
正如当韩国队战胜西班牙队之后在球场上打出的大幅标语一样——“这是亚洲的光荣”。
pppp作为一名亚洲人，笔者当然也渴望这种光荣，渴望亚洲足球的成长与壮大；因为它可以向世人证明：黄种人在激烈的竞技中也丝毫不逊色于白种人、红种人以及黑人
pppp然而，当光荣被笼罩在耻辱的阴影之中的时候，光荣就不再是光荣。
正如被许许多多的媒体所指出了的、也正如被许许多多的球迷所感觉到了的那样，在韩国队跻身四强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巧合，尤其是韩国队的对手，无论是意大利队也好，西班牙队也好，他们的关键进球都“恰巧地”被判了无效。
如果说，要靠着“上帝之哨”的错判才能获得的晋级，要靠球技、球运之外的手段才能获得的胜利，要靠牺牲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获得光荣，其实那所谓的“光荣”就是耻辱。
pppp世界杯中的这种光荣与耻辱的“对立统一”的事例，在股市中、在上市公司中也并不少见。
特别突出的表现是在银广夏、蓝田股份等知名企业中。
早几年的“高速成长”，的确也让在其中赚了钱或者没在其中赚钱的投资者们都感到了光荣，为有这样高速成长的上市公司而光荣，为股市有这样的篮筹股而光荣；然而，当这种 “高速成长”完全依赖于做假帐这一事实被晾在阳光下之后，投资者们无一例外地有了误吃苍蝇的感觉。
应该说，股市中种种以牺牲“三公原则”所带来的“光荣”，其耻辱更甚于球场上靠错判所带来的胜利，因为在球场上，除了错判之外，毕竟还要有自身的拼搏和努力才能获得胜利，而这种自身的拼搏和努力，的确也值得人们的尊重和敬佩。
但股市中靠做假帐做出来的“高速成长”，则除了耻辱之外还是耻辱。
pppp俱往矣。
笔者在此重提旧事，并非主张算旧帐，毕竟，向前看，无论对股市、对上市公司、还是对广大的投资者都有好处。
目前正值上市公司中期报告即将出台之际，联系到看世界杯球赛的感慨，写下这段文字，无非是表达一种心愿：愿上市公司将来的公开信息披露都是无愧于“三公原则”的阳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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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淮海战役的一个段子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指挥中华民国国军五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消灭及改编，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9月24日济南失守后，国军总部以为华东野战军需要长时间休整，未能料到华东野战军 中央军委关于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指示(3张)在济南战役损失不大，能迅速南下进攻徐州，结果大意轻敌。
粟裕为迷惑国军，特意在山东开了十几台大功率电台，不停向外发出指令，国军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主力依然在山东。
使徐州剿匪总司令部部署调整、兵力调动也趋缓慢。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万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进行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
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开始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军不知情下扑向徐州。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刘峙作战无能，故在战斗前，国军布阵极为不利，与解放军作战处于被动及被分割攻击。
国军尚未按“徐蚌会战计划”南移，1948年11月5日，刘峙见国军各兵团均已报告在正面发现解放军主力有扑向徐州之势，便遵从蒋介石之意，将徐州周边部队向徐州收缩靠拢，然后再图向淮河一线撤退。
命令黄百韬第7兵团、李弥第13兵团退回徐州东郊，经蒙城向蚌埠调动的孙元良第16兵团经宿县北上退回徐州，邱清泉第2兵团退回徐州西郊，死守徐州。
1948年11月6日，国军调动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12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东援，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70万人。
华东野战军按计划于1948年11月6日夜间发起淮海战役，各部队向预定目标开进，发现国军正在收缩，当即转入追击。
黄百韬第7兵团因奉令等海州第9绥靖区的第44军西撤，推迟至7日西开。
华东野战军借这此延误，追上正在渡大运河的第7兵团，负责殿后之第7兵团第63军、第100军83师被迅速歼灭。
黄百韬见势不妙黄百韬，希望李弥第13兵团协助撤退。
李弥拿出刘峙命令，执意按计划回撤，拒绝援助。
1948年11月8日，防守运河一线之第3绥靖区四分之三以上之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举行贾汪起义。
之后，解放军迅速通过第三绥靖区防区。
10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山东兵团主力，歼灭第7兵团西撤之先头师，切断第7兵团退路。
第7兵团渡过大运河后，走到碾庄时，第64军军长刘镇湘建议，依靠第13兵团在碾庄留下的军事工事，与解放军大战一场。
同时，国防部发来电，称可交战，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这样第7兵团就在碾庄犹豫了一天，最后决定迎战解放军。
结果解放军行军速度超出预料，在一日之内，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就攻占碾庄与徐州之间曹八集等各据点要道，11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
此时徐州南方战况，由于宿县之孙元良第16兵团北撤徐州，而协防宿县之刘汝明第4绥靖区也向南撤。
由于刘峙指挥慌乱，蒋介石决1948年定11月10日把杜聿明调回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同时命令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由徐州向东攻击，为黄百韬第7兵团解围。
在蚌埠，以第9绥靖区改组建第6兵团，以第4绥靖区改组建第8兵团，两兵团将协同沿津浦铁路两侧向宿县推进。
至此，徐州、蚌埠战场国军兵力增加到80万人。
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攻占空虚的宿县，切断了徐州守军向蚌埠之退路。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统筹华东、中原区事宜。
蒋介石下令黄维第12兵团及蚌埠之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向北推进，重占宿县。
自11月13日起，徐州国军以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协同攻击全力解第7兵团之围。
开始粟裕令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纵队组成阻援兵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阻击徐州国军东援；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第2、第13兵团增援，在潘塘附近发生激战。
在22日第2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于离碾庄12公里处大许家一线，无法突破。
19日，华东野战军全力加快对第7兵团的围歼作战，至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将第7兵团10万人全部歼灭，第7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阵亡。
第二阶段国军第7兵团被歼灭后，由蚌埠进军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担心被解放军攻歼灭黄维兵团于浍河、淝河之间的战斗击而拖延北进，造成从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增援向宿县进军的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位置突出、孤立，在解放军的阻击下，这3个兵团无法靠拢徐州打通徐州—蚌埠间联系，战场形势对国军极其不利。
第12兵团由蒙城出发渡过涡河，1948年1948年11月21日，第12兵团到达南坪集并渡过浍河，发现解放军有合围之势，于23日夜转向东南方向的固镇转移，企图向李延年第6兵团靠拢。
中原野战军集中兵力合围黄维第12兵团，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国军第12兵团包围在于宿县西南之双堆集。
11月27日，黄维指挥第12兵团乘合围尚不严密以4个师兵力为先头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围，其中第85军第110师师长、中共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部阵前倒戈，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军心动摇，士气一蹶不振，只得就地固守待援。
此时，国军已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由于第7兵团被消灭，徐州东线已完全暴露；徐州往蚌埠之退路，亦因宿县被中原野战军占领而切断。
而黄维第12兵团也被解放军合围，有被全歼之危险。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不得不下令徐州驻军第2、第13、第16三个兵团放弃徐州向江南撤退，徐州剿匪总司令官刘峙离开徐州调到蚌埠指挥第6兵团、第8兵团再次北援，由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30万徐州守军，于1948年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
华东野战军发现国军撤走即以7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拦截。
同时，由于南线李延年兵团缩回蚌埠，华东野战军又从南线另抽调3个纵队加入北线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攻。
杜聿明部途中接到蒋介石命令向东南出击，解救黄维第12兵团，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孙元良第16兵团不得不转攻东南，最终12月4日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
12月6日，第16兵团因协调错误，自行突围，大部被歼灭。
中原野战军对黄维第12兵团采取大量土工作业的近迫攻坚战法，对第12兵团合围圈不断缩小防区缩小，至12月初，第12兵团粮弹不足陷入困境，只能靠有限的空运补给。
此外，华东野战军又抽调5个纵队加特种兵纵队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加入对第12兵团的围攻。
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因回家奔丧最初没有随军，第12兵团被围后乘飞机进入双堆集包围圈。
1948年12月6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第12兵团全线发起攻击，1948年12月12日发起总攻，至15日第12兵团残部各自突围被歼灭，消灭了国军12万人，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胡琏搭乘战一团战二营代营长甘义三之座车，单独突围逃出（这部战车为战车二营突围指挥车，仅此车有突围路线地图及资料），但坦克被解放军击中亦受重伤，嗣即在上海接受手术。
第三阶段由于已消灭了国军34个师，邱清泉第2兵团、李弥第13兵团之22个师被包围，为配合平津战役对淮海战役前线关于淮海战役结束的电报傅作义集团之分割包围避免其迅速决策经海路南逃，解放军对合围的杜聿明部暂缓攻击，进行了20天休整，向杜聿明发动政战宣传与劝降，消耗其心理，为最后围歼杜聿明部做最后准备，虽然杜聿明拒绝投降，但瓦解了国军官兵士气。
合围圈中的国军粮弹两缺，虽有空投补给，但远不够用。
1948年12月19日被围的国军曾谋划空军掩护下突围，亦无力执行。
平津战役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分割与包围之后，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消灭第13兵团大部，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
1月10日战斗结束。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阵亡，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
李延年第6、刘汝明第8兵团随后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撤往江南，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北大片土地。
5战役结果编辑战果统计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缴获国民党装备(5张)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
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
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
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
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
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
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
敌我损失比为4.06：1。
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
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
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其中华野歼敌约44万，约占淮海战役歼敌总数的80%；华野伤亡约9.1万，约占淮海战役解放军总伤亡人数的67%。
后勤保障一场巨大的战役，除了指挥得当，三军用命，还有一个关键要素是后勤保障。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方面并没有现代化手段保障战役后勤，但把人力保障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刘陈邓粟谭组支援淮海战役的民工成的总前委在战役组织指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担负主要后勤保障工作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后勤部在组织后勤工作方面的成绩也不容抹杀。
这里面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和华野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前委委员、豫皖苏财经办事处主任（后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是后勤工作的主要指挥者。
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
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59式100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
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中原人民支援弹药、物品的架子车队比例高达1：9。
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
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
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
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很多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学影视作品都强调了人民战争和民工支前的极端重要性，包括电影《淮海战役》、《车轮滚滚》，小说《百合花》等。
战役检讨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同国民党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解放军在兵力、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的密切配合，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
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八十年代，美国西点军校专门派出考察团来到淮海战场旧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这一结果的评价是“不可思议”。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各兵团互不配合，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人心。
对于这一战役，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认为此次战役，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
他总共列举了十三条失误，主要有：对进退大计，迟疑不决，结果临时应战，而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会战，以致形成兵力、态势上的劣势；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结果处处顾虑，处处薄弱，以致分散了兵力；战区间协同不良，兵力转用欠灵活，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失去战机；杜聿明放弃徐州，本属冒险，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以迅速的行动击破共军，以致陷全军于危殆；各部队长个人之间，平时精神上有隔阂，战时不能有效协同，以致虽有大军，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民党统帅部战后检讨说：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难以支持战略。
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战斗力统合发挥及反情报等方面，均有重大错失。
共产党方面，1949年1月20日主将粟裕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有中央军委、毛主席、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各兵团、各兵种的协同作战，到会各同志机动灵活的指挥，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陈毅在1951年2月11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介绍淮海战役情况，概括说明决战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
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
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
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
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
在这些原因中，人民的支援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正如中野在《双堆集作战总结》中所说的，作战中的物资供应，是达到较圆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还是医疗救护等方面，都未感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是无法想象的。
陈毅对尤金特别强调，五百万支前民工，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
6军事意义编辑淮海战役的失利，军事上使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尤其是嫡系部队中的骨干，黄维的第12兵团和邱清泉的第2兵团全军覆没，其中还包括被称为“五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
（五大主力其他三支部队分别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歼的整编第74师、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被歼的新1军和新6军）从而也就失去了蒋介石赖以支持战争的中坚力量。
淮河以北完全被解放，淮南大部也为解放军所控制，江北只剩一个重要城市安庆在国军控制下，解放军已直逼长江，下一步攻击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的核心地区——江浙沪地区。
就全国战局而言，辽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最强大的战略集团徐州集团和东北集团已不复存在，华北集团也危在旦夕，尚存的华中、西安两集团，在解放军不断打击下，也受到很大削弱，而新组建的京沪杭汤恩伯集团，实力很弱，这三个集团已构不成主力集团。
黄河以北绝大部分已是解放区，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基本是解放区，国民党只得凭借长江天险占据江南半壁，但随着精锐主力的丧失，也已缺乏足够的兵力来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国民党政治上的危机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进一步加剧，派系间的权利争斗，趋于白热化。
白崇禧利用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的形势，于1948年12月25日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并随即得到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参议会的支持。
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
然而此时，要和要战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了。
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与中共进行战争，企图在外国势力支持下，经营华南。
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
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
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
故宫博物院文物也开始撤离南京迁往台湾。
在此之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
淮海战役的失利，迫使国民政府加紧从南京撤走重要文物。
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
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管。
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
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
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
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在这样局面下，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
经过精心策划和部署，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引退，将总统之职交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回到家乡浙江奉化溪口，在幕后遥控指挥。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
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共军主力决战。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
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
桂系一时间倍感扬眉吐气，甚至想大干一场。
淮海战役的意义就如在战役结束后的第四天，即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说：“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
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
现在情况很明显，只要解放军向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国民党统治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亡”。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奠定了基础。
